摘要: 图像学视野下的汉画像石整体研究武利华（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图像是通过视觉媒介得以再现的。台湾图像学者陈怀恩说：“图像学研究既然以解释艺术品的意义为目的，那么，凡是历史上任何有意义的视觉或造型表现都可以是图像学研究的对象。”当我们引入了“图像学”的概念以后，图像（image）的意义被放大了，无需考虑其材料、媒质、尺寸和形状，只要它们具 ...

图像学视野下的汉画像石整体研究

武利华

（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

图像是通过视觉媒介得以再现的。台湾图像学者陈怀恩说：“图像学研究既然以解释艺术品的意义为目的，那么，凡是历史上任何有意义的视觉或造型表现都可以是图像学研究的对象。”当我们引入了“图像学”的概念以后，图像（image）的意义被放大了，无需考虑其材料、媒质、尺寸和形状，只要它们具备了对历史事件和历史本身的阐释，实现对历史的重构，各种视觉产品都是艺术研究者所面对的基本对象。英国艺术史学家柯律格（Craig Clunas）指出：“所有的物质文化都包含视觉成分，而任何一种的视觉文化都依赖物质性的存在。我认为物质与视觉文化是无法分离的。”图像学视野下的汉画像石研究，不仅包括了绘画形式（平面图形）和雕塑形式（立体图像）两种图像的视觉艺术，还包括了这些图像的视觉装置和周边的环境。任何一件艺术品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一定的文化环境相联系的。当我们研究这些作品时，只有把所要研究的对象放到它原初的生存环境中去，才能真正了解它、阐明它。汉画像石整体研究就是将这些艺术品放在“场域”里进行分析，通过“场景”的复原，实现其图像的功能和象征意义。

一

陵园的整体设计

公元58年，汉明帝颁布的“上陵礼”，明确了将“上墓”、祠堂祭祀的方法扩大并且搬到陵园内来进行，使得陵园的地面部分不断扩大，形成了以神道列兽、石阙、石碑、祠堂、坟丘为组合的陵园制度。汉代陵园是一个整体的设计，张衡的《冢赋》为我们勾勒出了陵园结构的整体形象：

载舆载步，地势是观。隆此平土，陟彼景山。一升一降，乃心斯安。尔乃隳巍山，平险陆，刊丛林，凿盘石，起峻垄，构大椁。高冈冠其南，平原承其北，列石限其坛，罗竹藩其域。系以修隧，洽以沟渎。曲折相连，迤靡相属。乃树灵木，灵木戎戎。繁霜峨峨，匪雕匪琢。周旋顾盼，亦各有行。乃相厥宇，乃立厥堂。直之以绳，正之以日。有觉其材，以构玄室。奕奕将将，崇栋广宇。在冬不凉，在夏不暑。祭祀是居，神明是处。修隧之际，亦有掖门。掖门之西，十一余半，下有直渠，上有平岸，舟车之道，交通旧馆。寒渊虑弘，存不忘亡。恢厥广坛，祭我兮子孙。宅兆之形，规矩之制，希而望之方以丽，践而行之巧以广。幽墓既美，鬼神既宁，降之以福，于以之平。如春之卉，如日之升。

张衡的《冢赋》依次铺叙了勘地理、择墓场、修墓道、树灵木、建庙宇、构玄室、享祭祀等。赋中描写的陵园环境和地面建筑，有罗竹作为藩篱的“行马”， 列石构筑的坛墠，陵园内有“灵木戎戎”的花木园林，有“崇栋广宇”的祠堂，陵园内设有沟池水景，有舟车相通，最后是描写被称作“玄室”的地宫，这里是“在冬不凉，在夏不暑”的神居。

由于陵园的地面建筑暴露在外，完整的陵园设施现已无存。北魏时期，东汉的陵园设施还有部分的保存，郦道元《水经注》记载的东汉陵园遗迹达20余处，我们可以根据《水经注》的记载看到当时的陵园布局。《水经注·洧水》记载了东汉时期弘农太守张伯雅墓的陵园建筑：

茔域四周，垒石为垣，隅河相降，列于绥水之阴。庚门表二石阙，夹对石兽于阙下。冢前有石庙，列植三碑。碑云：德字伯雅，河南密人也。碑侧树两石人，有数石柱及诸石兽矣。旧引绥水南入茔域，而为池沼。沼在丑地，皆蟾诸吐水，石隍承溜。池之南又建石楼。石庙前又翼列诸兽。但物谢时沦，凋毁殆尽。夫富而非义，比之浮云，况复此乎。

考古发掘的密县打虎亭汉墓认定是张伯雅墓。打虎亭汉墓虽然地面陵园的遗迹已经全无，但一号墓墓道出土有石瓦陇、石栌斗、石柱、石兽残块（图1）；二号墓墓道出土有戏车、东王公、西王母等10余块祠堂石刻画像。证明张伯雅陵园中的石阙、石柱、石庙、石兽确实存在。安金槐认为“这些石刻构件可能是由于雕刻墓前各种石刻构件时，因雕刻损坏而作为废品就埋在两座墓的墓道填土中。”但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张伯雅墓上的建筑被损坏后，由陵墓的守陵人集中起来，填埋在被盗的墓道中。

图1 打虎亭一号墓出土陵园建筑石构件

1.石瓦陇 2、3、4、5、7.石栌斗

6.石兽 8.石柱残块 9.残兽足

陵园祠堂、石阙建筑被毁后埋在墓中的例子还有安阳西高穴村曹操墓。1998年，在曹操高陵墓中，发现的建筑石构件有瓦陇、石柱，打碎的画像石残块近万片。2016 年出版的《曹操高陵》考古报告收录了发掘出土的41块残石和追缴到的多块大型画像石。文献记载曹操高陵的墓园有神道石雕和祠堂，南朝萧梁人任昉在其《述异记》中云：“邺中铜驼乡魏武帝陵下，铜驼、石犬各二。” 《三国志·于禁传》；“欲遣使吴，先令北诣邺谒高陵。帝使豫于陵屋画关羽战克、庞德愤怒、禁降服之状。”曹操高陵的祠堂在营建好不久就毁坏了，曹丕黄初三年（222年）《毁高陵祭殿诏》云：“高陵上殿屋皆毁坏，车马还厩，及服藏府”。曹操高陵墓中的画像石就是陵园中被毁坏的墓阙和祠堂建筑构件石（图2）。

图2 曹操高陵出土的石刻瓦当

1987年发掘的汉魏洛阳城西东汉墓园遗址，是一处东汉晚期的大型墓园。墓园墙南北长约190、东西长约135米，园墙的四隅建有角楼。墓园分为东、西二区。西区修造墓园主人墓，坟丘平面呈圆形，直径48米。墓葬是一座规模较大砖券墓，由墓道、甬道、横前室、耳室、后室五部分组成。东区营建的是陵寝庙祠，由三进院落组成，殿堂、廊房、天井错落分布其间。主殿进深五间，面阔七间，殿基东西28、南北约31.5米。环绕殿堂有廊道，周边安装青石栏杆。殿前有类似南朝陵墓的神道石柱，出土神道石柱残块35件。汉魏洛阳城西墓园遗址规模恢宏，结构谨严，为我们研究汉代陵园的整体布局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山东嘉祥武氏墓地，是一处有明确纪年的墓阙、神道石兽、祠堂、墓碑、墓葬完整序列的东汉陵园。武氏家族墓地按照东汉时期流行的陵园制度，陵园西北向，墓阙高4.3米，双阙间距6.15米，这也是陵园神道的宽度，墓前石兽狮子位于石阙前面7米左右。石阙后耸立着四通墓碑，墓碑的后面是四座祠堂，祠堂的后面才是墓地。1981年发掘在武氏祠陵园内发掘两座汉墓，这两座墓葬均面向西北，和神道口的双阙及祠堂的方向完全一致，说明属于武氏家族的墓葬应为无疑。从武氏祠可以看出东汉时期陵园整体布局的一般规律，首先是神道，神道两侧设有大型石雕，这些石雕神兽是庇护墓主人的守护者。神道的端头是石阙，这是陵园的大门。阙是礼仪建筑，它矗立在神道的终端和陵园的起点，将现实的空间分为内外两个部分，这两个空间分别属于生者和死者，阙象征着“天门”，分割而又联系着死者和生者。武氏祠的建设从永嘉元年（145年）建阙开始，建和元年（147年）建狮子。到建宁元年（168年）建武荣祠为止，前后历经23年（图3）。

东汉的陵园往往是一个家族的葬地，墓主人的祠堂是按“左昭右穆”的顺序排列的，陵园的建设随着新的墓主人的不断进入而不断完善。有时候会因为茔地迫窄而改变陵园原有的设计。如《郎中马江碑》：“故茔迫笮，兆告斯士，先君之庚地，……东看祖祢，西眷旧庐。邳州燕子埠《缪纡墓志》：“君父关内侯，冢在□,〔比」南吉位造迫，故徙于兹。”

汉代的陵园设计，神道石雕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在过去的研究中，只重视平面绘画的画像石，忽略了作为立体雕塑的神道石雕。随着考古新的发现，东汉时期陵墓石雕组群的情况逐渐清晰起来。考古发现的东汉陵墓石雕主要类型有石象、石狮、天禄、辟邪、石羊、石虎、石马、石人等，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河北、四川、重庆，陕西、江苏、安徽等地，总数超过113件。神道石雕又称为“石象生”，即象征生命的意思。它们从一开始就被安置在供灵魂出入的神道两侧，护卫着墓主人的亡灵。延续生命是传统墓葬观念的核心内容，汉代人试图通过陵墓这一特殊的环境达到人与天的有效沟通。在整个陵墓布局效果的追求中，充满着对上天仙界的向往。

图3 武氏祠阙与石狮

通过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结合研究，大体勾勒出东汉陵园的基本轮廓。东汉时期高级官吏、地方大族陵园的规模很大，地面部分的陵园布局宏伟、繁复，往往是以神道前面的石柱作为开始，其后排列的有石狮、石牛、石马、石骆驼、石象、石羊、石虎、石人等。石兽排列完了，就是陵园地面建筑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墓阙。阙后排列的是墓碑，墓碑后是祠堂，祠堂的后面或一侧，是高大的墓冢。陵园茔域内外，华表、列兽、石阙、祠堂、墓碑、坟冢形成了立体的交融，各造型部类互相依赖，并与周围自然环境协调，最终构成完整的理想世界（图4）。

图4 汉代陵园复原示意图

二

汉代祠堂的整体设计

祠堂是汉代茔域中的最重要的建筑。汉代的祠堂分为土木建筑和石结构建筑两类。土木结构的祠堂主要流行于西汉时期，当时帝陵寝庙和高官显贵的祠堂一般都是土木结构的。石结构的祠堂，流行于东汉时期，由于画像石祠堂是石结构的，因此大量的祠堂建筑构件还都保存下来。

（一）

祠堂外观的研究

长期以来，人们关注的是祠堂的内部结构和祠堂内的画像，很少注意祠堂的外观以及祠堂与坟丘的关系。当对祠堂建筑进行整体研究时，不可避免的要注意到祠堂的外观。

郑岩在对山东画像石祠堂的观察时，发现祠堂的外观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祠堂与坟丘相互独立，祠堂的外壁有精细的加工和纹饰，人们可以围祠堂一周观看祠堂的情况，孝堂山祠堂、祝鲔祠堂、武氏祠中的武梁祠属于这种类型；第二种是祠堂与坟丘是一个建筑的整体，祠堂半掩埋在封土中，典型的例子有嘉祥宋山小祠堂、武氏祠的前石室、左石室。2000年的时候，台湾学者陈秀慧在对鲁南、苏北画像石祠堂的考察时，注意到一个细节，画像石祠堂的左、右两壁和祠堂顶盖石的后坡，都不做细致的加工，祠堂的前立面都有刻画的图像。原来画像石的祠堂有相当多的例子是一半是埋在坟丘的土中，另一半暴露在外面，形成可供观赏的建筑外立面。

青山泉白集汉墓祠堂是墓丘与祠堂连为一体保存最为完好的例子。白集祠堂建立在墓室的前面，与墓葬在一条中轴线上。从1965发掘的现场照片来看，祠堂的后壁紧靠着坟丘的封土，墓垣平面呈长方形，东西25米，南北30米，墓上封土残高约2米。发掘报告分析“此祠堂原来应是埋在土堆中。”1996年对白集汉墓进行修建时，发现坟丘的四周环以石垣，石垣由三层条石垒筑。祠堂的东、西两壁与坟丘的石垣连为一体（图5）。白集祠堂前面有一个10余平方米的石造祭坛，在周围的填土中出土有陶杯、陶案、陶盘、陶勺之类的陶器碎片，应是当时使用的祭器。祠堂之前建祭坛，是当时通行的做法，《礼记·祭法》：“设庙祧坛墠而祭之。”张衡《冢赋》云：“列石限其坛”，《武梁碑》碑文“前设坛墠，后建祠堂。”这个石造的祭坛是举行祭祀仪式的地方。通过对白集祠堂的复原研究，可以看出该祠堂与坟丘石垣在外观上形成一个建筑的整体。

图5 徐州青山泉白集汉墓墓垣

1956年发掘的安徽褚兰墓山孜一号画像石墓、二号画像石墓坟丘前都有石垣和祠堂。一号墓墓垣为矮墙，墙体由墙基、墙壁、墙顶叠砌，墙顶雕成瓦垄，檐头刻云纹圆瓦当，连檐刻水波纹，墙面为竖行凿齿纹，墙基为菱形纹。祠堂位于南垣墙的正中，祠门向南，两端与垣墙相接，成为一个整体，垣墙内壁为封土掩盖，外壁平直而整齐，墓垣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9.8、南北宽6.2米。

淮北市相山公园内的“奏鸣台阙”，是后人由汉代石刻瓦陇、条石构筑的石台。原来一直认为是一处汉阙遗址（图6）。2018年，淮北市文化局在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这是一处祠堂与墓垣结合的祠堂遗址。祠堂的形制为前室后龛，双开间，面积约10余平方米。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发现许多画像祠堂的残存构件、墓垣基石，墓垣顶盖石，墓垣的顶部为刻有瓦陇的条石。该祠堂的复原研究正在进行之中。

图6 淮北市相山公园“奏鸣台阙”遗址

山东临淄东汉“王阿命刻石”是一座东汉祠堂的微缩模型。郑岩对“王阿命”刻石的形制进行了专门探讨。该刻石呈前方后圆状，总长142厘米，高78厘米，由方台、圆包两部分组成。圆包的前端为一内凹的方龛，上面刻三条瓦垄。在这个立体模型中，我们清楚的看到坟丘前是一个被称作“坛”的祭祀平台，后面的圆包是坟丘与祠堂的组合，祠堂刻成了内凹的壁龛，小龛的正面刻祠主“王阿命”的画像，龛外右侧的有两行题记：“齐郎王汉特之男阿命四岁，光和六年三月廿四日物故，痛哉。”这件石刻模仿了封土和祠堂的形制，小龛和房檐象征祠堂，后部代表封土，表现出祠堂半掩于封土中的形态（图7）。这正是祠堂与封土原有配置关系的真实情景。

图7 临淄“王阿命”祠堂模型

与封土连为一体的祠堂并非完全埋在土中。祠堂的前半部分裸露在外边，祠堂的山墙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