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安铜飞廉到洛阳石翼兽

林通雁

原载于《美术研究》2010年第3期

　　近年来关于中国有翼神兽的讨论渐多，主要问题可归纳以下三个方面：一、 石翼兽原型与域外格力芬（griffin）影响的问题；二、石翼兽多种称名所涉及的问题；三、东汉墓地石翼兽雕造的最初动机和契机问题。关于第一、三两个问题的讨论，从20世纪30年代对南朝陵墓石雕的调查与研究开始（代表论著有滕固《六朝陵墓石迹述略》、朱希祖《天禄辟邪考》；陈志良《南京丹阳六朝陵墓的石兽》；朱偰《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一直延续到现在。但对于第二个问题，在过去的讨论中却很少涉及。本文试以流传有绪的灵兽飞廉与洛阳石翼兽作为讨论重点，并对有翼神兽演变的线索及其称名问题展开梳理，同时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

图1 战国错银青铜翼兽

图2 斯基泰金饰件

　　外来与传统作风融合的有翼神兽，可举西汉后期的两例玉辟邪。例一为一对，出自陕西咸阳汉元帝渭陵附近。其一头饰双角（图3），体态硕壮，昂首挺胸，臀部抬起，四肢前屈作行进状，吻部方阔，腮毛紧收，颔下垂须，胸毛呈绺状，下端分开并向上曲卷，两肋紧贴两排三列羽片组成长翼，背部和臀部装饰卷毛纹，下垂的长尾呈弯曲状并收于臀部；其二头饰独角，四肢作蹬踞状，头部向右前方探伸，情态凶顽，头上角饰的端部呈花瓣状，两肋羽翼向上收卷，背部卷毛纹粗大。玉辟邪出土地点临近汉元帝渭陵的封土，同地伴出的还有玉仙人驭天马、玉熊、玉鹰、玉人头像、玉璧（残），以及“长生无极”、“长乐未央”瓦当等物。当地文博人员考证，这里应是渭陵礼制性建筑孝元庙或王皇后长寿宫的遗址（李宏涛、 王玉忠），那么包括玉辟邪在内的这批玉器当属于西汉皇室之物。渭陵玉辟邪带有域外格力芬的遗韵，但传统因素明显增强，风格化特征显著。例二为羽人驭辟邪（图4），今藏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可能也是西汉后期之作，辟邪造型更接近同代玉璧上的龙纹。

图3 渭陵玉辟邪

图4 西汉玉辟邪

属于传统作风的有翼神兽，以战国曾侯乙墓的青铜翼兽和西安市北郊汉墓的陶翼兽具有代表性。前者出土两件，用作磬虡，形象怪异，蛇首、鹤颈、龟身、鸟翅、兽足，完全是传统造型。刘敦愿认为它是一种以鸟为主体的、鸟兽合体的神话动物，并且例举战国器物上表现悬挂钟磬的笋虡图像作为资证。后者西汉前期的作品，在四个地点共出土12件（王刚、邓敬毅、高曼），分三种样式，陶制，皆作蹲踞姿式，背上有方形插孔（图5）。其中，有出土陶翼兽的三个地点同时伴出陶编钟和陶编磬，考古人员遂将其定为乐器支架的座子，即属于笋虡中虡的部分。《考工记·梓人为笋虡》中按照功能特性将装饰钟、鼓、磐支架的灵物分为“赢属”“羽属”“鳞属”三种，而西安出土的陶翼兽又为悬挂陶编钟和编磬所共用，故兼有“羽属”和“赢属”两种属性。又据《旧唐书·音乐二》记载：“乐悬，横曰簨，竖曰虡。饰簨以飞龙，饰趺以飞廉，钟虡以挚兽，磬虡以挚鸟，上列树羽，旁垂流苏，周制也。”出土实物与文献互证，可信这种装饰乐器支架的有翼神兽称名飞廉，其制度由来已久。

图6 卜千秋墓壁画中的有翼神兽（摹图）

图7 滕州石翼兽及“龙爵”题铭

　　飞廉又写作蜚廉，是一种流传有绪的有翼神兽，东汉以来的学者在注释前代文献时，对其属性、功能及形象特征，都有比较详细阐释。例如《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王逸注：“飞廉，风伯也。或曰：驾乘龙云，必假疾风之力，使奔属于后。”《九辩》：“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王逸注：“风伯次且，而扫尘也。”《远游》：“历太皓以右转兮，前飞廉以启路。”王逸注：“风伯先导以开路径。”

　　除王逸注释《楚辞》中的“飞廉”外，还有高诱、郭璞、应邵、晋灼等学者对汉代文献中“飞廉”的解说。例如《淮南子·俶真》：“若夫真人，则动溶于至虚，而游于灭亡之野，骑蜚廉而从敦圄，驰于方外，体乎宇内。”高诱注：“蜚廉，兽名，长毛，有翼。”《上林赋》：“椎飞廉，弄獬豸。”郭璞语：“飞廉，龙雀也，鸟身鹿头。”《史记·封禅书》：“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应邵云：“飞廉神禽，能致风气。”晋灼语：“（飞廉）身如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也。”

　　综合以上文献的描述以及东汉以来学者的阐释，飞廉先为风神，能致风气，给升天者启路，到后来又成为升仙者的乘骑，“驰于方外，体乎宇内”。它具有鸟兽合体的形象特征，但 各家的阐释并不相同：一、有长毛的翼兽（高诱语）；二、鸟身鹿头（郭璞语）；三、鸟头鹿身，有角，蛇尾，身上有豹斑（晋灼语）。笔者怀疑上述三家可能各自依凭了前代或同代艺术作品中不同的鸟兽合体的动物形象来对飞廉描述的，因而出现了一些差异。试用这三种形态的飞廉与东汉以前的神禽异兽作比对，只有飞廉的第一种形态与石翼兽吻合。关于飞廉的第二、三种形态，孙机进行过讨论，但他举证的皆为“鸟身鹿头”形象，并且都是东汉以后的作品。有研究者怀疑飞廉“是像草原鹰首鹿那样的动物”（李零），但这种怪兽形象在中原地区的文物中尚未发现，仅在边地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陕西神木纳林高兔匈奴墓出土的金饰件上有见，而且它们的形象特征与郭璞和晋灼的阐释相去甚远。

　　在对飞廉考释方面，孙作云早年用力最多，他在多篇论文中连续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飞廉即凤，古语“凤”与“风”一字，“风”字古音“孛缆”，飞廉是为“孛缆”之音转。“古人相信风的生由于凤之飞，所以在传说上又说它是风”。“它先是神禽，在汉代神仙思想弥漫一切时，又变成人们升仙骑乘的四脚兽”。飞廉是与求仙、升仙有关的神兽，等等。他还指证汉画中的一些有翼神兽图像为飞廉，又说在洛阳西郊孙旗屯发现的两件石翼兽“有角、有翼、身有羽纹、有爪，作腾跃之势，是典型的飞廉。准斯以求，则四川雅安高颐石阙前的石兽，也是飞廉”。

　　东汉高诱认为飞廉属兽类，而后来的应邵、晋灼则说飞廉是“神禽”。在古代禽是鸟兽总称，并不专指鸟类。从词汇构成上看。”飞廉”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合成词，它与“风”字古音“孛缆”音转似乎无关联。前字“飞”（蜚）表其能在天空中飞奔，而后字“廉”似与“麟”（来母部字）的古音相近，飞廉最初的含义很可能指一种有羽翼、像似麒麟的神兽。飞廉的异名“龙爵”亦为一个偏正结构的合成词，有形似龙、像鸟一样能飞的含义。麒麟是以鹿或马一类动物为依托建构出来的神兽，两汉时期已趋于定型，前文所说的飞廉第二、三种形态都与之有关。李零认为，麒麟也许是一种借助中国概念和中国词汇（麟）的外来译词（其读音与griffin相近，引入中国的年代要相对早一点。“最初是有翼神兽的泛称，当时鹰首和狮首的有翼神兽可能都包括在内”。那么，当时人们所说的飞廉很可能指像石翼兽那种形态的有翼神兽。

　　从词义上讲，天禄、辟邪首先是一个吉语，它作为有翼神兽的称名，却不及飞廉流传久远。据文献记载，南阳宗资墓、宝丰州辅墓石翼兽的膊上有“天禄、辟邪”刻字。其中，宗 资墓石翼兽的膊上刻字，最早见于《后汉书·灵帝纪》唐李贤的注释，后来王寀于大观三年公元年将刻字摹本收录于《汝帖》，始知字迹为篆隶合体，风格婉转俊逸。宗资是南阳安众人，主要活动在安帝时期（公元107年至125年），大约卒于桓帝延熹年间（公元158年至166年），墓前石翼兽及膊上刻字不会早于此时。关于宝丰州辅墓石翼兽，《水经注·滍水》有记载：“水南有汉中常侍、长乐太仆吉成侯州苞冢，冢前有碑，基（墓）西枕冈，城开四门，门有两石兽，坟倾墓毁，碑兽沦移。人有掘出一兽，犹全不破，甚高壮，头去地减一丈，作制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金石录》卷十五云：“汉州辅墓石兽膊字，其一辟邪，郦道元所见也。其一乃天禄字，差大，皆完好可喜。天禄近岁为村民所毁。”

　　称名天禄、辟邪的还有文献所记载西域出产的一种叫“桃拔”（符拔、扶拔）动物。《汉书·西域传》云，乌弋山离国（今阿富汗境内）“有桃拔、师子、犀牛”。三国孟康注：“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或为天鹿（禄），两角或为辟邪。”后来的研究者对有翼神兽作解释多以此为凭。但据法国汉学家沙畹考证，符拔一词译自古希腊文boubalis，即“叉角羚”。而李零认为《西域传》等文献中的“桃拔、师子”可以连读，而“桃拔”是“排拔”之误，实即乌弋山离的别名“排特”，“桃（排）拔师子”是说“桃（排）拔”出产的狮子。“桃”（排）拔狮子”乃天禄、辟邪的外来名称，天禄、辟邪乃“桃”（排）拔狮子”的中国名称，两者是一回事。但是，反映在当时艺术品上的情况并非如此，石狮题铭皆曰“师子”，如山东嘉祥武氏祠西阙题铭“孙宗作师子”、临淄石狮颈背处题铭“刘汉作师子”，未见石狮题铭“天禄”“辟邪”或“飞廉”、石翼兽题铭”师子”的例证。这说明当时人们把石狮和石翼兽看作是两种不同的灵物，尽管它们的造型没有太大的差别。

图8 洛阳孟津光武帝原陵石翼兽

　　洛阳作为东汉王朝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很可能成为大型石翼兽的策源地。史载永平年间汉明帝东迁前朝长安铜飞廉于洛阳平乐观，而山东滕州的石翼兽题铭“龙爵”（飞廉），苍山画像石又有的相关题记和图像，这就使我们有理由将它们与洛阳的石翼兽作联系性的探究。进而言之，洛阳石翼兽的兴起很可能受到来自长安铜飞廉的影响。

　　先说长安的铜飞廉。铜飞廉是长安飞廉观上的标志性雕塑作品，用以“招来仙神人之属”。《史记·封禅书》记载，在汉武帝数度到缑氏和东莱山视仙人迹未果后，方士公孙卿建言：“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如缑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馆，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茎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仙神人之属”。长安城一系列大型祠仙建筑及青铜雕塑的营造活动由此而展开。

　　飞廉观距上林苑某处门口不远，班固《西都赋》有句：“披飞廉，人苑门，遂绕丰镐，历上兰。”《三辅黄图》卷六云，飞廉观“高四十尺”，“武帝命以铸铜置观上，因以名”。铜飞廉在长安飞廉观上立置年之后，汉明帝将其与未央宫金马门前的铜马一并东迁于洛阳。《汉书·武帝纪》应邵注：“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长安迎取飞廉及铜马置上西门外，名平乐馆。”又据《后汉书·董卓列传》记载，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锤虡、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长安铜飞廉在洛阳平乐观立置128年之后毁于董卓之手。

　　汉明帝崇尚礼制，好治宫室，永平五年东迁长安铜飞廉及铜马，与他在洛阳城营建北宫有着密切的关系。北宫位于洛阳城北部，始建于永平三年（公元60年），永平八年（公元65年）竣工。北宫规模较南宫大得多，它的西宫门神虎门与洛阳城上西门东西相对，之间的距离仅数百米（刘叙杰），故建于上西门外的平乐馆可视为北宫外围的配套性建筑。平乐观应是平乐馆内的标志性建筑物，从长安迁来的铜飞廉立置其上。张衡《东京赋》中有描述：“其西则有平乐都场，示远之观。龙雀蟠蜿，天马半汉。瑰异橘诡，灿烂炳焕。奢未及侈，俭而不陋。规遵王度，动中得趣。”《文选》李善注：“龙雀，飞廉也。天马，铜马也。蟠蜿、半汉，皆形容也。”蟠蜿，盘伏屈曲貌，多用于形容体长的兽类、虫类，如“青龙蟠蜿”等 。张衡说铜飞廉作“蟠蜿”貌，并“动中得趣”，可见它汲取了龙的造型元素，并有疾奔的动势，与有翼神兽的形态一致。孙机根据长安城大型建筑物上安装铜凤的制度，提出铜飞廉“亦应用鸟形”的意见，但问题是鸟形飞廉难与“蟠蜿”状貌相合。

　　西汉时期长安的有翼神兽并不鲜见。除前举西安北郊汉墓的陶翼兽、元帝渭陵的玉辟邪之外，在当地出土的空心砖上亦见有翼神兽形象，造型多为传统艺术中龙和虎的形象元素。西汉空心砖轮边的对兽纹，一般为青龙和白虎，白虎两肋无翼，遍身饰条形斑纹，长尾有节结纹，但汉武帝茂陵出土的一件空心砖的轮边对兽纹，与左兽青龙而与对应的则是有翼神兽形象（图9）。它头饰独角，颈部有鬣毛，身上饰豹斑，两肋羽翼宽而短，长尾上举，尾端茸毛展开，四肢迈开作疾走状。在长安城南郊的礼制性建筑遗址出土一件空心砖，轮边的上边是无羽翼狮子、猛虎及云气纹，右边的有翼神兽头顶饰独角，吻部较长，颌下有垂须，屈颈挺胸，臀部向上抬起，长尾翘举，四肢迈开作疾走状（图10）。笔者推测长安飞廉观上铜飞廉，应与当地空心砖上的有翼神兽或渭陵玉辟邪的形象接近。汉武帝时期，随着对匈奴的战争取得胜利，通往西域的道路打通，中西亚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再次出现互动，从而造成长安有翼神兽的风格化态势，铜飞廉当然不会有例外。

图9 茂陵空心砖上的有翼神兽

图10 长安礼制建筑空心砖上的有翼神兽

　　孙作云认为：“汉武帝作飞廉馆，汉明帝迎取飞廉像，皆是为了求神仙。他们认为骑飞廉，或跟着飞廉飞，就可以成仙的。”长安飞廉观上的铜飞廉除应具备皇家气派的造型样式外，还有作为祠仙神物的功能属性。它在洛阳上西门外的平乐观上立置一百多年，必然会给迁移地的建筑装饰雕塑以重要和深刻的影响。洛阳的石翼兽不仅会在造型上取其样，还可能在题材和功用上受浸润，而开时代风气之先的这一杰作又非光武帝原陵石翼兽莫属。

　　1992年12月，洛阳孟津油坊村西出土一件石翼兽，高190厘米，长297厘米，重达2000多公斤，出土地点位于光武帝原陵以南约1000米处，“经文物部门考证，确认是光武帝陵前神道上的石辟邪”（张雁雁）。这件石翼兽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东汉石翼兽中体量最大、雕刻最为精美的作品，风格化特征突出，帝王气派完足，集中体现着最高统治集团的权力、意志，以及封建礼制和升仙思想，标志着中国古代大型石雕艺术水平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出土时它的下吻部及颌下垂须已残，收藏单位误将其修补成吐舌状。已发现的东汉石翼兽均不作吐舌状，作此状的石翼兽见于后来南朝时期的作品。从外貌形态上看，它的体态雄健，气势非凡，头部上举，长颈弯曲，挺胸抬臀，长尾呈抛物线落于托板上，腹部收紧并环列数道凸面线纹，四肢迈开且跨度很大，爪子特别宽大，两肋羽翼短而小。总之，它全然没有大型石雕在初期呈现出的那种质朴粗犷的作风，却与战国西汉以来铸铜及玉雕的造型手法和风格比较接近。参考东汉同类型作品，原陵石翼兽应为两件，对偶，已发现的这件头饰独角，胸部装饰纵向凸面线纹，未发现的那件应为双角，胸部的凸面线纹为横向。或许这些具有装饰感凸面线纹，原本是在铸造铜飞廉过程 中为表现其对偶特征和加强躯干坚固性而采用的一种艺术化处理方式，东汉的石雕工匠在“移植”它时，依式保留了这种做法。

　　现在确定的光武帝原陵（刘秀坟）位于洛阳西北邙山陵区北部。《东汉会要·礼七》记载，原陵“垣四出，司马门、寝殿、钟虡皆在同垣内”。原陵的这种新建制与当时汉明帝改革陵寝制度、推行上陵礼有着密切的关系。《后汉书·明帝纪》云：“永平元年（公元五八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龄原陵，如元会仪。”随着每年正月上陵礼的推行，八月在宗庙举行的饮酎礼也移到原陵来举行（东汉时每年元旦，公卿百官、四方来朝、各郡来到京师的上计吏和皇亲国戚，都要会集到朝廷举行朝贺皇帝的仪式，叫做“元会仪”。关於饮酎礼，丁孚《汉仪》云：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时酒。因令诸侯助祭贡金）。杨宽指出：“自东汉明帝推行规模很大、参加人数很多的上陵礼，陵寝的建筑就不能不扩大化了，首先要建设举行仪式的大殿，同时还要建筑悬挂大钟的钟虚（钟架）。”“把寝殿造成朝拜用的宫殿式样，就当然要在陵园大门之前，如同宫殿一样开筑便於群臣朝拜的大道了。”当时皇帝下葬时的葬仪都是在陵南的羡门道周围举行的（《后汉书·礼仪下》云：“大鸿胪设九宾，随立陵南羡门道东，北面；诸侯、王公、特进道西，北面东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直九宾东，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里，夹羡道东，西向如礼。容车幄坐羡道西，南向，车当坐，南向，中黄门尚衣奉衣就幄坐。车少前，太祝进醴献如礼。司徒跪曰‘大驾请舍’，太史令自车南，北面读哀策。”）。又据《水经注·阴沟水》记载：“（曹嵩冢）夹碑东西，列队两石马，高八尺五寸，石作粗拙，不匹光武隧道所表象马也。”上述材料表明，原陵应为坐北面南的朝向，陵园开筑有神道并列置石象、石马等作品，而在陵南1000米处发现的这件石翼兽，很可能是神道口列置之物。原陵石翼兽具有制度性和典范性的意义，东汉后期官僚贵族墓地的石翼兽应当都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