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 / 龚巨平

公元1633年，大明崇祯六年，五月。去世已五年、久未安厝的黔国公沐启元归葬祖茔，送丧队伍自南京沐王府出，浩浩荡荡向城南观音山（即今将军山）进发。走在队伍最前面的纸扎开路神君“方相”，形制硕大，号称“显呆子”，引得南都妇人女子争往聚宝门（即中华门）外观看，竟致接踵摩肩、车骑不通，同伴相失、遗簪坠履者不可胜计。

300余年后，1974年，七月。当地农民在将军山开荒种植，发现砖室墓一座。墓葬有并列二墓室，一室出土有数量众多的金银珠宝类遗物，精美异常，一室只有3件陶塑。发掘之时，附近殷巷公社的社员不顾炎夏酷热，争相往观，一睹墓中珍宝芳容。通过对出土墓志的研究，墓主正为黔国公沐启元。

沐氏家族概观

沐启元为明代开国功臣、朱元璋养子沐英的第十一世孙。沐英，字文英，安徽定远人。幼年父母双亡，被朱元璋收为义子，为创建大明王朝立下赫赫战功。洪武元年（1368），复沐姓。洪武十年（1377），封西平侯。洪武十四年（1381），从傅友德军攻取云南，后奉命留镇滇中。朱元璋曾当面夸奖他说 ：“使我高枕无南顾之忧者，沐英也。”洪武二十五年（1392）六月十七日，沐英病逝，享年48岁。同年十月八日，沐英灵柩至南京，明太祖亲制祭文遣官致祭，并追封为黔宁王，谥昭靖，命塑像祀于功臣庙，以王礼赐葬江城南观音山。

沐英之后，长子沐春承袭西平侯爵位，卒，无子，弟沐晟承袭，后因功封黔国公，卒后追封定远王。沐氏称“黔国公”，自沐晟始。沐晟传子沐斌，斌传子琮，琮无子，以沐氏三房从兄沐瓒（沐英第三子沐昂之孙）之孙崑承袭，兹后历绍勋、朝辅，朝辅子融、巩相继幼故，由弟朝弼继爵，传昌祚、睿，至启元，启元卒，传子天波，明亡后辗转抗清，最后死于缅甸。

沐氏家族自沐英开始，至明亡共传12 代，先后受封有二王、九国公、一侯、一伯、一驸马都尉、四都督。沐氏家族世代镇守云南近300年，与明代相始终，对巩固明廷西南边防，发展云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重大贡献。

从沐英赐葬南京城南观音山开始，沐氏历代子孙多葬于此。期间，亦有葬于云南呈贡者，盖因无子或子嗣年幼无力归葬祖茔所致。200余年间，在城南观音山形成一个庞大的、葬次有序的家族墓地。因沐氏以武功起家，一门俱公侯武将，以致明末以来，南京民间将观音山称为将军山。

沐启元其人

沐氏经沐英、沐晟两代人的努力经营，由侯爵晋位公爵， 开创了沐氏200余年不替基业。继位黔国公沐斌在定边伯沐昂的辅佐下，沐氏在云南的地位和威望更加牢固。自景泰元年（1450）沐斌去世至崇祯末年明亡，沐氏爵位的传袭几经波折，一方面消耗了沐氏自身的威权，同时也加深了与云南抚按等地方官员之间的矛盾。由于沐琮无子，沐崑以族孙身份到底是承袭西平侯爵还是黔国公爵时，曾引起朝廷激烈的争辩。在沐朝弼被废爵之后，沐昌祚、沐睿、沐启元祖孙三代作为总镇人选，执掌权反复，甚至出现两镇并建的局面。

万历三十六年（1608），云南武定酋阿克叛乱，攻打昆明，挟府印去。八月，神宗治云南失事诸臣罪，云南巡抚陈用宾、镇守总兵官沐睿被解送至京问拟，其他失事官员也被分别问罪，同时命前已告闲的黔国公沐昌祚暂行管摄云南镇守事务，敕沐昌祚“务要优恤疮痍，恪恭任事”，以待年幼的沐睿之子沐启元成年，诏书还明文规定届时沐启元须经云南抚按官“请袭”，方得袭爵管事。

沐昌祚复出后，故伎重演，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三十八年（1610）、三十九年（1611）连续三年上疏称病告休，请以沐启元袭爵职。万历四十年（1612）十月，神宗批准沐昌祚的请求，以沐启元为都督佥事充总兵官。沐启元之请与神宗之准，并未遵照万历三十六年之旨，云南地方抚按官员认为自己的职权遭到蔑视，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在当时朝野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神宗为了维护明朝皇室及沐氏家族的长远利益，不得已修正前诏，下令沐启元仍旧镇守云南，沐启元待沐昌祚年老后，再经云南抚按官奏请袭替。

天启三年（1623）正月，贵州、四川边境的土司安邦彦、奢崇明等发动叛乱。巡按浙江御史傅宗龙建议由沐昌祚坐镇昆明，并捐金十余万以助军饷，同时任命沐启元为援黔副总兵官与其各当一面，共同援黔，如此则“滇安若泰山，而蜀贼可图，黔省亦可保矣”。二月，熹宗下诏，命沐启元充任援黔副总兵官，并铸造援黔副总兵官关防。然而，沐昌祚在六月向朝廷陈疏称沐启元“性习乖傲，任用匪人，难称军旅之任”。兵部覆奏言“臣等不便调度，应行彼中抚按酌量，如其改过，即令遵守家训，屏斥奸谀，听祖调度。如果不堪，即一面收回成命，星驰奏缴。总之，封疆之事，将帅之才，惟灼见者为的确也”。熹宗依兵部所议而行。十二月，云南抚按闵洪学、罗汝元奏疏至，均言沐启元“狂悖不法，不堪援黔之寄”。至此，熹宗下旨“沐启元不谙事体，不许管兵，仍听抚按官节制该镇事务，还著沐昌祚协同抚按官料理，务安地方，不得违异”。

天启四年（1624）十二月， 沐昌祚去世，沐启元奉诏代镇云南。天启五年（1625）三月，沐启元正式袭黔国公爵，挂印充总兵官，镇守云南等处地方，并奉命“和衷抚按，协力援黔，以报国恩”。

天启七年（1627）三月，云南武寻之夷乱平。此次大战，历时三年，大小凡 133 战，生擒贼首 300 余人，斩首 4000 余人，获得大量器械、牛马、战俘，号为“滇南大捷”。熹宗论功行赏，加封沐启元太子太保，赏银币等物。

沐启元之死与遗记金牌

沐氏自明中期开始，与云南抚按之间即产生矛盾，至沐昌祚时更加尖锐，权位之争更加激烈。从沐氏最初以镇守总兵官之权并兼云南军政，与云南诸司之间若上下主仆之关系，到中后期沐氏权力之袭替，须由云南抚按官先行堪奏，可以看出沐氏在明代后期权力职掌渐趋削弱，已成强弩之末。

沐启元生性“悍悖无忌暴横”，在镇期间，亦屡与云南抚按构难。时巡按云南御史余瑊多次与沐启元进行交锋，互相攻讦，沐启元盛怒之下欲杀之。沐启元后来欲举兵反，其母宋太夫人知其谋，大惊曰 ：“吾家累世忠贞，原无失德，岂因此子败祖宗臣节乎？”于是以毒酒让沐启元饮，沐启元中夜药发，暴死。按，与沐氏联姻者亦勋戚阀阅之家，如此识大体、辨是非、深明大义的宋太夫人当为西宁侯宋氏之女孙。沐启元暴毙，对于沐氏家族、云南地方诚可谓“祸胎自消”。崇祯元年（1628）八月，广东道御史顾其国就建言朝廷褫夺沐启元爵秩，革其祭葬 ；崇祯四年（1631）九月崇祯皇帝以御史余瑊与沐启元讦奏失体为由，降秩二级调用。

沐启元卒后，其子沐天波袭爵位。崇祯五年（1632）三月，崇祯帝从沐天波之请，予黔国公沐启元祭十六坛并许其造坟，归葬南京城南观音山祖茔。其时元配陈氏尚在世，至沙定洲贼变（1645）自焚而死。而此时北京明王朝已经灭亡，南京为南明弘光政权所据，云、贵、川等地亦有农民起义军活动，除路途遥远外，沐天波自身已无力也无法归葬其母于南京祖茔，哪怕是将简单的衣冠葬于沐启元墓也无一丁点的可能。沐氏家族袭黔国公爵位者，墓葬后室的多寡与妻室多少有关，但无一例外的合葬于同一墓中。沐启元墓右室未葬入陈氏，正是由沐氏家族受沙定洲洗劫、陈氏自焚而死、沐天波外逃这一特殊的历史所造成。沐启元是二百余年黔国世家最后一个葬入南京城南观音山祖茔的黔国公，自后此沐氏祖茔再未葬入沐氏族人，累世簪缨、风云200余载的的沐氏家族与风雨如晦、大厦将倾的大明王朝一样，即将步入覆亡的历史征途。

沐启元母宋太夫人为维护沐氏日渐式微的家族权力和整体利益，为保全沐氏累世忠贞之名，用毒酒鸩死沐启元，非有重大决断力者不能为之，史赞她“为国割爱”，贤于文伯之母远矣。一边是国家大义、祖宗令名，一边是爱子性命，当宋太夫人做出这一重大决断时，其锥心之痛可想而知。大概是为了减轻内心的痛楚，当崇祯帝准予沐启元祭葬时，沐氏族人即以厚礼安葬沐启元，将其生前使用之物，诸如金、银、玉、琉璃、玛瑙、水晶、霞帔、珊瑚、铜、瓷等不同质地的器物多达180余件葬入墓中，厚葬正是沐氏家族内心的体现。

尤可值得留意的是一块“黔宁王遗记金牌”，借之或可明了沐氏家族彼时之心境。金牌牌身圆形，直径13厘米，上部花叶形边刻有叶脉纹，顶部有一圆形穿孔以便系绳。牌身正面中间刻“黔宁王遗记”五个空心大字 ；右边刻“此牌须用”，左边刻“印缓带之”各四个字，字体略小。牌背面刻字五行，为“凡我子孙，务要尽忠报国，事上必勤慎小心，处同僚谦和为本，特谕，慎之戒之”。所谓“黔宁王遗记”，即沐英为后世子孙留下的传家祖训。窃以为，这件器物当特为沐启元陪葬而制作。前引天启三年（1623）兵部给朝廷的覆奏言“臣等不便调度，应行彼中抚按酌量，如其改过，即令遵守家训，屏斥奸谀，听祖调度”，所谓遵守家训，当为此金牌所铭“黔宁王遗记”。沐氏将此遗训刻制铭牌葬于墓中，一者希望沐启元在另一个世界中能谨遵祖训，绳其祖武，尽忠报国，不生叛逆之心 ；一者告诫后世子孙能以之为戒，尽忠朝廷，报效国恩。

死者长已矣。当最后一代黔国公沐天波于大明举步维艰之际，跋涉从亡，颠沛异域，事永历帝不亏臣节，勤慎小心，诚可谓“时穷节乃现，板荡识忠臣”；沐天波之子沐忠显、沐忠亮等亦以不屈死，沐氏女眷亦能全节，自焚而亡，一门忠烈，无愧于“黔宁王遗记”矣。

● 本文刊载于《大众考古》2017年7月刊，作者为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