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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书与经像传译

摘要: 预售|尚永琪《敦煌文书与经像传译》  经纶图书 经纶图书 10月22日敦煌文书与经像传译尚永琪 著☆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ISBN 978-7-308-20543-6平装|78.00元长按二维码👆即可下单·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作者十来年间在丝绸之路文明交流史和早期佛教传播史研究领域的重要专题论文。这些文章,既有对敦煌文 . ...

预售|尚永琪《敦煌文书与经像传译》

  经纶图书 经纶图书 10月22日

敦煌文书与经像传译

尚永琪 著

☆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

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

ISBN 978-7-308-20543-6

平装|78.00元

长按二维码?即可下单

· 内容简介 ·

本书收录作者十来年间在丝绸之路文明交流史和早期佛教传播史研究领域的重要专题论文。这些文章,既有对敦煌文献的考订,也有对早期佛教史考古资料和历史图像学资料的探索。研究内容涉及丝绸之路文明传播的一系列重点事项,如胡僧东来、佛经传译、佛像流布、图像演变、义疏讲经、佛舍利流变、僧人流动、佛教工匠、学问僧、职业佣书人、邑义与村落、幻术与僧团、中亚与丝路等。这些论题点面结合,互补适当,有对历史大背景的探讨,有学术脉络的梳理,还有人物群体与个体的考述、中西文明交流因素的考订,以及相关研究方法的探讨。


· 作者简介 ·


尚永琪,历史学博士。宁波大学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出版《北燕史》《莲花上的狮子》《鸠摩罗什及其时代》《胡僧东来》等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佛学》等发表论文多篇。


· 目  录 ·


(滑动查看完整目录)

六朝义疏的产生问题考略

佛经义疏与讲经文因缘文及变文的关系探讨

佛舍利崇拜的地理困境与感应舍利之起源——对佛教偶像崇拜的历史分流之认识

北朝佛教邑义与村落及地方政权之关系

3-6 世纪僧人的流动与地理视阈的拓展——对华夷观念变迁与“昆仑中心论”产生的地理学考察

佛教史研究中的图像问题

优填王旃檀瑞像流布中国考

对“释迦乘羊问学图”的探讨

佛陀狮子座:威震万国与护佑佛法

海青冠演变为朱雀冠的图像学解释

北朝胡人与佛教的传播

罽宾僧人与佛经的早期传译

北朝时期的职业佣书人与佛经抄写

佛教传播过程中的北朝工匠阶层

释道安与中古时期学问僧的培养——以长安为中心的考察

竺道生“慧解”、“通情”考论

鸠摩罗什译经时期的长安僧团

西域幻术与鸠摩罗什之传教

从“智慧第一”到“谬充传译”——鸠摩罗什宗教生涯的理想目标与现实错位

鸠摩罗什对般若学及东亚文化的贡献

百年敦煌学的历史回望——读刘进宝教授《敦煌学通论(增订本)》

美史如盐,其味方醇

历史研究:描画大势还是努力拼图?

中亚读城

· 自  序 ·


将自己这些年所做烛火蚊翮的研究工作,汇进时贤滔滔的巨流河中来观照,顿生涉海凿河或以蚊负山之感。但从综述性文章的概括视角入手,题目当然不宜过于啰嗦,因而强缀之于“丝路文明史”的般若舟身,将中古佛教、古代图像、动物历史几方面的零散研究工作做点简述。
我的学术起步研究,是以硕士在读期间对敦煌文献的盲人摸象式使用为第一步的。1998年,我以敦煌佛经讲疏卷子等为材料,撰写了《六朝义疏的产生问题考略》这篇硕士学位答辩论文,后来刊发在高校古委会主编的《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上。
硕士研究生阶段,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文献研究室的传统,一般是让学生找一本体量适当的古代文集之类做个初步的综述性研究工作。这其实是一个相当好的基础训练,无论是对于版本知识、训诂基础的养成,还是史料来源、文献精读等的分析把握,非常适合历史文献学硕士生的综合培养。而我却不太喜欢这个,当然是受限于年轻人不知轻重的眼光问题,不能理解此中的训练要义,总想做出点不同于前人的新东西来。
其时的自己读书少而杂,不分良莠,拉拉杂杂地读了一脑子的浆糊,文学、史学混在一起,一时又想不好该做点什么。因同门大师兄张固也先生的硕士论文作《新唐书艺文志》补的研究,获得一致好评,导师陈维礼也曾建议我向史料订补的方向考虑一下。又因文献研究室的前辈罗继祖先生是辽史大家,有《辽史校勘记》《辽史表订补》等名著,陈维礼老师曾郑重地同罗老探讨过我的硕士论文选题问题,希望我能在辽史文献领域做篇文章。九十年代中期的罗老完全失聪,他俩笔谈此事的稿纸我还保留着,但辽史研究的打算因为我的怯阵而没能发芽长成。
(图源见水印)
1995—1998年之间的吉林大学南校区,周遭还是大片荒地农田,除了窗明几净的图书馆,确实也没地方可去,就在古籍部和资料室老老实实地乱翻书,对居延新简等新材料尤其留意,期望从中发现点什么。其时正在听丛文俊老师的书法文献和《诗经》研究的课程,记得丛先生对秦汉以来的经典解释和简牍的书写格式做过一个提示,那段时间正在细翻陈维礼先生送我的《敦煌变文集》,先生也期望我在考古发现的文献中能有新收获,于是就想到了从敦煌佛经讲疏卷子和俗唱文本中追寻经典解释的脉络问题。
当时还没有研究生论文开题之类的硬性规定,当然也就没有挖空心思先去对付老师追捕的学术焦虑,可以静下心来仔细地翻阅、比对《维摩经疏》《佛说人本欲生经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谷梁传集解》《论语义疏》等文献的体式,寻找先贤对经典注释问题的解说和意见。当将自己成熟的看法要呈现给老师的时候,对这个问题的追寻和思考就基本成型。经陈老师的几番修改,定题为《六朝义疏的产生问题考略》,这篇文章以“纸的大量运用与疏本的兴盛”、“释道安与佛经义疏的关系”、“佛经义疏与讲经文、因缘文及变文的关系探讨”、“义疏产生的背景问题”及“结语”这样几部分组成,基本上构成了一个自洽的体系。
图源见水印
当然缺陷在于,我并不是置身于敦煌文献和敦煌学研究的学术中心地带,这个选题仅仅是为我提供了一个起步点,并没有成为学术的生长点。当2000年再次以期刊编辑的身份在职读博士的时候,对敦煌文书的文献学研究再也没能继续下去,而换到了“佛教传播”这个完全的佛教历史领域。当然,硕士阶段对敦煌文献的引颈仰望,还是对我在此后的研究中使用相关资料文献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博士学位论文以《3—6世纪佛教传播背景下的北方社会群体研究》为题,基本是以士、农、工、商为类进入考察,使用了一些造像记等石刻文献。这个研究得益于同导师张鹤泉先生的N多次肯定与否定和范围架构的讨论,最终以4年时间做成。并在张鹤泉老师的大力推荐下,纳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的基地成果,于2008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共10章43万字的篇幅,议题包括北方胡汉社会与佛教传播、早期佛经翻译集团中的知识分子、佛教寺院与农业人口的生存状态、佛事活动中的工匠阶层、佛教传播中的西域商人、佛教传播背景下的北方妇女、僧人医疗家群体与民间医疗问题、僧人的流动与中古地理视域的拓展、佛教邑义与僧官制度等问题。
可以说,博士论文中这些相对开阔的议题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我的研究视野,引发了持续的研究兴趣,有王羲之所谓“欣于所遇,快然自足”的兴头。不但西域僧人传教译经历史的追索成为博士毕业后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而且西域与中国古代文明之间的关系,也渐渐进入研究视野。
对西域来华胡族僧人的研究,是最早在博士论文基础上进入的一个选题。从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发表《北朝胡人与佛教的传播》一文始,以佛图澄研究为重点,开始对来华西域胡僧的资料做全面的收集、整理和分析。从时代上,以汉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为中心将之分类;从西域僧人的来源地域上,分为月氏、安息、康居、龟兹、罽宾、于阗、师子国、天竺僧人。在此基础上,考订来华西域胡僧的传教行迹等问题,梳理他们同诸多历史事项之间的逻辑脉络与关系,既包括实体支撑关系如与中原僧团、西域商团、译经群体、宫廷权贵的互动,也包括文化交流和生成关系如与舍利信仰、禅宗成立、密宗形成、海洋航行、幻术神异、医疗技术等方面的关系。这个工作主要是在2009—2011年之间断断续续地进行。下决心将之系统撰写出来的动力,来自余太山先生主持的“欧亚历史文化文库”。蒙尊敬的余先生鼓励提携,才将这些零散的成果最终整理成一本24万字的著作《胡僧东来: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家和传播人》,于2012年在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随之,就水到渠成地进入对于西域来华僧人个体的深入研究,我本来首选的是佛图澄,他对中国佛教的早期发展发挥了关键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佛图澄以神僧著称,关于他的文献记载有太多的神异描述,一时之间没有想好该如何处理和认识这些记载。当然,对它们视而不见或简单地批驳抛弃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做法。由此,虽然在2009年就跟一家出版社签过撰写《佛图澄传》的出版合同,但最终还是决定暂且放弃,转向对鸠摩罗什的研究。
对于鸠摩罗什,我在《胡僧东来》一书中只是以一章的篇幅做了概括性论述,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鸠摩罗什译经,是中国佛教和文化历史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他第一次把印度佛学按照真正意义翻译并引进进来,不但对中国佛教诸宗派的形成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影响到中国乃至东亚古代思想和文化的发展走向。所以,对鸠摩罗什的全面研究,实质上是对汉唐之际中华文化流变关键点的一个具体而深度切面的观照。在搜集和排比资料的过程中,先是作了一个关于鸠摩罗什的行迹资料长编,并应云南教育出版社之约,写了个10万字的《鸠摩罗什》通俗小册子,基本上理清了问题构建的思路。
研究一个人物,给人的印象往往是以时间为线索轴,展开人物的生平。而我关于鸠摩罗什的研究,并没有打算按照人物传记的那种写法去进入,而是按照现有资料的结构布局,以专题的形式进行,在纵横两个轴向上展开考察,尽可能将之放进古代中亚、东亚文化交流的时代环境中来认识问题。在2011—2014年之间,陆陆续续做了12个专题,分别是《古龟兹国王族及帛姓僧侣与佛教东传》《早期佛教与帝王政治的共生因缘》《鸠摩罗什宗教生涯的理想目标与现实错位》《鸠摩罗什的被掳掠者身份及其文化偏见》《鸠摩罗什译经时期的长安僧团》《鸠摩罗什和他的弟子们》《鸠摩罗什与来华西域胡僧之关联》《西域幻术与鸠摩罗什之传教》《鸠摩罗什对〈维摩诘所说经〉的翻译与注释》《〈维摩诘所说经〉与维摩诘造像考》《优阗王旃檀瑞像流布中国考》《鸠摩罗什对般若学及东亚文化的贡献》。这些专题问题的选择和展开,是建基于现有的鸠摩罗什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充分利用之上的,专题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坚持了在不同维度和层面的论述,对认识鸠摩罗什及其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提供了一个具有相对深度的阐释体系。这些专题文章曾陆续在《历史研究》《文史哲》《学习与探索》《史学集刊》《中国佛学》等杂志刊出,而此研究整体完成后有30万字的篇幅,余太山先生再次慷慨将之纳入“欧亚历史文化文库”系列,为使读者对这12个专题的内在联系有清晰的了解,于是又加了一个《绪论》,以《对鸠摩罗什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的概括性认识》《考察鸠摩罗什时代的路径与节点的选择》这样两部分作了总体说明,以《鸠摩罗什及其时代》为题于2014年在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对于西域来华胡僧的研究,至此告一段落。一是因为关于人物研究的兴趣开始减弱,二是因为兴致勃勃地追索鸠摩罗什在龟兹讲经时曾坐“金狮子座”问题,没有刹住闸,开始着迷于古代中国的狮子图像及其演变。在丝路文明史的研究中,人员的往来当然非常重要,如张骞这样的政府使者、鸠摩罗什这样的宗教僧侣、高仙芝这样的军队将军,都是我们关注的对象;而丝绸之路上物的交流,更是古代文明交流的重要事项,动物在其中也是大宗,如马匹、狮子、骆驼、鸵鸟等,都是丝绸之路上文明交流的象征性物品。尤其是狮子,它不仅仅涉及中华原来没有的动物狮子从印度、波斯传入的问题,更关涉着“狮子图像”如何作为一个外来文化因素融合到中华文化中、并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吉祥象征物的文化流变问题。当然,狮子的传入及其图像研究的这个工作做得并不满意,搜集到大量的狮子图像,但是相关文献并不富集,所以所写的相关论文只有《曹操猎狮传说的历史学考察》这篇稍如人意。
虽然最终匆忙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图文本《莲花上的狮子》,后续的专题研究却没有进一步深入,迄今尚在迁延中。不过,对于“图像证史”的兴趣却与日俱增,图像是与佛教传播史或丝路文明史密切相关的。对佛教而言,图像是同经典文本同等重要的文化传达符号,图像与经典文本有流与源的基本关系。对图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更利于对文献的丰富性解读。
当然,我对图像研究的学术兴趣,并不是无厘头的突然起兴,在作鸠摩罗什研究的时候,就系统梳理研究了“优阗王旃檀瑞像”问题,撰写2万多字的论文《优阗王旃檀瑞像流布中国考》—这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个问题梳理比较系统的一篇论文。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先后撰写了《海青冠演变为朱雀冠的图像学解释》《对“释迦乘羊问学图”的探讨》等文章。
在撰写《佛教史研究中的图像问题》这篇小文章的时候,关于图像研究的各类理论文章在微信圈中传得正热,尤其是关于将历史图像应用在历史研究中的误区问题,正在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而这也正是我需要进一步学习和思考的问题,因为我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动物史研究,是立足于中国古代文献与考古资料和图像,以古代丝绸之路上西域与中原文明交流为中心展开。无论是佛教传播史还是动物交流史,仅仅靠文献来梳理不同文明因素在古代中国的融合演变,显然是相当缺乏直观性或生动性——古代文献记载完全偏重于政治性活动的性质,使得大量的文明或文化事项淹没在历史的尘土深处。但是,出土的图像和物质性器物却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古代生活痕迹。如何将这些在丝绸之路沿线传播、融入、流变、再生的文明遗迹纳入解读历史的体系之中,则是我们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此时,我2008年初版的博士论文的修订本,被收入“欧亚备要”丛书,已改名为《慈悲众生:汉唐之际佛教传播中的北方社会群体研究》,目前正在商务印书馆等待出版;2018年申请的国家重点课题《汉唐时代的动物传播与文明交流研究》成果论文也正在逐步推出。我一直所期望的那个有群体有个体、有人物有事项、有文献有图像的立体“叙事”,以文化为中心而不是以政治为中心的文明交流史小碎片,似乎正在渐渐浮现。
也可能目前研究路径的选择是在进入一种琐碎,但总比置身于现代体系中,却在古代政治和统治伦理的免费道德辩护中被扭曲成麻花要幸运一点。其实,我更喜欢那个不畏生死、装神弄鬼且魔术超群的佛图澄,而于鸠摩罗什则有一点疏离感。他最有名的那个诗偈曾印在我的书封上:“心山育明德,流熏万由延。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这是一种缺乏温度的孤冷和高大,正如孜孜于政治伦理体系的圣人们所发出的那些貌似正确的声音。在学术与生活界线模糊的混杂状态下,我所喜欢的,可能正是我写在商务版《莲花上的狮子》封面勒口的那句话:“宁静的莲花是生息者,威严的狮子是智慧者。愿我们一起,都具有美丽的莲花之心。”可这是多么魔幻的状态,如何可能达到?此时最恰当的心情,来自我对《胡僧东来》2012年版的“后记”中一段话的再次改写:2500多年前的灵山法会上,大梵天贡献金婆罗花,释迦牟尼不发一语而拈花示众,诸菩萨弟子皆默然而立,唯有大迦叶心会佛意,破颜一笑。面对这日益逼仄的世间,面对一花一草,我们可有凡人慧心,放下那一切该放下的,温暖那一切该温暖的,心心相印,破颜一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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