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刘毅教授将其大作《明代藩王陵墓的考古学研究》的校对稿清样快递给我，嘱我作序，使我联想到十几年前（2006年）他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这两部书均将帝王陵墓的“制度”作为其学术研究的重中之重，似乎与社会上在帝王陵墓考古发现与研究方面更多关注陵墓出土“金玉珠宝”的“视角”大不相同。

中国古代帝王陵墓考古发现与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内容，历来为学术界与社会所关注。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人就已提出“陵墓若都邑”（《吕氏春秋》），而近代著名历史学家王国维先生则认为“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二册，第451页）。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帝王陵墓与都城均为“国家文化”的“物化载体”，其历史重要性可以从国家的文物保护工作中反映出来：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180处，包括古遗址26处、古墓葬19处、石窟寺14处、石刻及其他11处，可谓是中国古代文物中最具代表性、历史与科学价值最为重要的文化遗产。而在19处古墓葬中，有“黄帝陵”、“秦始皇陵”、汉武帝“茂陵”、唐太宗“昭陵”、唐高宗与武则天“乾陵”、武则天之母杨氏“顺陵”、松赞干布等“藏王陵”、明太祖“明孝陵”、“明十三陵”、“清东陵”和“清西陵”11处帝王陵墓。帝王陵墓在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所占的比例之大，充分显示了其重要性。此外，中国是世界文化遗产大国，而在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中，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亦占有相当比例，其中尤以“明清皇家陵寝”（包括其“扩展项目”）的数量最为突出，亦彰显了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历史地位”之重要。

尽管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在中国考古学中有着如此重要的学术地位，但这方面的考古学研究却是不够的，社会上关注更多的是帝王陵墓出土什么“值钱”的“宝贝”，甚至学术界也有不少人对墓葬出土“金银财宝”之类的文物十分重视，相较而言，对陵墓制度的考古学研究则关注不够，这种现象曾长期影响着中国古代帝王陵墓考古学研究。虽然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是以“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治学精神从事中国古代帝王陵墓考古学研究的学者仍不多，而刘毅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的二十多年间相继出版了《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陵墓卷》和《明代藩王陵墓的考古学研究》等大作，可以说，他就是当今那些“不多”之中突出的一位。

纵观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发展史，自西汉时代开始兼有“帝陵”与“王陵”，此前，先秦时代有“王陵”而无“帝陵”，秦始皇称“帝”后仅有“帝陵”而未见“王陵”。从西汉至元明清王朝，“帝王陵墓”考古学文化内容最丰富、考古发现最多、相关研究的学者与学术成果也数量众多。然而，在对两千多年的帝国时代“帝王陵墓”进行考古学研究之学者中，能够对同一王朝的帝陵与王陵这两个方面均作以深入而系统的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却寥寥无几，而刘毅教授又是当今那些“寥寥无几”之中突出的一位。

在刘毅教授十多年前出版的《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一书中，共设五章，其中只有第三章“明代王陵制度研究”是专门研究明代王陵的，其余各章则以“帝陵”研究内容为主体。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明代王陵的田野考古工作不多，涉及明代王陵考古的基础资料薄弱。据刘毅教授的统计，当时它们的数量仅相当于文献记载王陵（含太子墓）数量的十分之一。这也是当时作者认为《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中的王陵研究今后需要进一步拓展、深化的原因。经过十几年来明代王陵田野考古调查、发掘与整理工作的开展，出现了许多新的明代王陵考古资料与相关学术研究成果。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明代王陵的考古新材料中，有一大批都是刘毅教授亲自调查发现的，2006年以后刘毅教授亲自考古调查明代王陵约80座，以及明代王府遗址20余处，其中半数以上为学术界首次调查，这是十分难得的！诚如王国维先生所言：“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刘毅教授的《明代藩王陵墓的考古学研究》正是以他对明代藩王陵墓及王府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发现的新材料为支撑，使明代藩王陵墓研究形成“新学问”，这种“新学问”不但“新”，更为重要的是其学术成果的科学性也更为坚实。

我注意到《明代藩王陵墓的考古学研究》一书在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上多有创新。就“历史考古”（有历史文献记载时期的考古学）成果而言，相较于以往同类学术研究，本书在将“文献史学”与考古学有机结合方面十分突出。近年来在考古学界似乎形成这样一种看法，考古学研究要尽量突出其“自身特色”，一般来说就是在考古学研究中要把“地层学”“类型学”视为最重要的方法与研究内容。我认为“地层学”与“类型学”作为考古学学科的基本“方法”，主要是承担解读考古发现遗存的时空问题，而考古学的“终极”科学学术目的是探索“历史规律”，这不是“地层学”“类型学”所能解决的。考古学要研究“历史规律”就必须采取多学科、跨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目前考古学界一般把这种“多学科”与“跨学科”理解为与“科技考古”的“结合”，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的应用。诚然，今天的考古学需要运用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以获得更多“信息”和更为“精确”的时空数据等，从而提高考古资料的精细化、科学化。但是被纳入“人文科学领域”的考古学实质上属于历史科学，因此，2020年5月11日下午，总书记在山西省大同市云冈石窟考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情况时强调：“要吸收最新史学研究成果，及时对我国古代历史部分内容进行完善，以完整准确讲述我国古代历史，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2020年9月28日，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指出：“考古学界要会同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刘毅教授的《明代藩王陵墓的考古学研究》反映出作者对明代藩王陵墓所涉及的政治、礼制（法律）、文化、社会、环境等相关学术领域研究成果的重视与有机“结合”，对明代藩王陵墓同时代前后相关“文集”“笔记”“地方志”及各种历史资料的充分利用。

本书另一个特点是突出帝王陵墓学术研究的重点。从安阳殷墟商王陵到明清帝王陵墓，作为“国家文化”物化载体的帝王陵墓，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特点，这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历史所决定的。《明代藩王陵墓的考古学研究》特别关注“空间”研究，通过对藩王陵墓的选址、陵墓区域规划、陵园与地宫形制等陵墓关键节点的深入研究，填补了长期以来明代藩王陵墓的关键性学术空白。刘毅教授关于明代藩王陵墓的研究，也为从秦汉至明清时代不同王朝“王陵”的考古学研究，作出了一个很好的、成功的学术研究范例。

刘庆柱

2021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