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长沙地区碑刻三百多通，自唐至当代，将碑刻划分为庙祠、志墓、摩崖、塔桥亭、应用等五大类，以年代为经、类型为纬，全面系统地展示长沙古代碑刻存世概况，从书法艺术、补史证史、保存文献等诸多方面阐述湖湘文化核心区域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

碑碣石刻是历史文献的重要载体之一，对印证历史和补充史籍之阙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作为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长沙碑刻资源十分丰富，自汉武帝赐刻《大汉敕刻贾谊纪功碑》始，中经唐、宋，下迄民国，碑刻传承一直绵延不断。唐代著名书法家李邕撰文并书丹的《麓山寺碑》，文采、书法、刻工均精美绝伦，世人称颂为“三绝碑”。宋代以降，何致游南岳衡山，遇樵夫导引至岣嵝峰藏碑处，始摹碑文，并刻碑于岳麓山北峰，与黄帝陵、炎帝陵同称“中华三大瑰宝”。明代藩王就藩长沙，大肆建造陵冢，近二十年来陆续出土张妙寿墓志、吉悼王次妃墓志等数方，再现了朱明王朝经略长沙的辉煌历史。近代以来，湘军崛起，书法名家辈出，何绍基、黄自元、吴大澂、左宗棠、谭延闿等翰墨留香，勒石遗痕，蔚为大观。这些弥足珍贵的石刻文物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长沙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无可替代的“同时史料”，也是研究长沙地方史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宝库。

长沙市文物工作者以高度负责的历史责任感，历时十年，对辖区内石刻文物进行了全面普查，搜集访求各类碑碣石刻近300方，内容涵盖了纪功述德、标识禁示、发愿祈祷、修福禳灾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本书编辑组同仁对这些资料进行遴选调查、清洗传拓、拍照修图、释文编撰，萃为兹编。

全书共收录田野散存及馆藏碑刻（拓本）210方/组，分为唐、宋、明、清、民国凡五个章节。

收录唐代碑刻3方：《开元十八年李邕书麓山寺碑》原碑缺损，为展现三绝碑原貌，书中选用民国二十二年故宫博物院印行的湘人易培基题签本《宋拓岳麓寺碑》，并将所有题跋附于书内。由于唐碑甚少，我们将非石刻之《咸通八年彭城刘府君墓志铭》收录入册，该墓志于1981年在望城书堂乡出土，墓主系紫金光禄大夫刘球公十一世孙孝廉刘璿。《浏阳木平寺盐醋石碑》藏于浏阳枨冲镇木平寺。据清同治《浏阳县志》载：“木平寺在朱宝冲凤形山，一名金凤山，唐时建，有贞观三十六年钟一，明成化十八年唐朝礼铁瓶二，寺侧有盐醋石。”又载：“县西凤形山木平寺侧有石曰盐醋井，高广数尺，上二窪，相传出盐醋，寺僧尝取给，后欲多取，凿之，遂不复出。”寺内尚有清代碑刻8通。该碑疑为唐代所刊，后世补刻“唐代木平寺立”五字于上。考虑到此物为该寺最早遗物，故仍纳入册中，以供方家参考。

收录宋代碑刻4方：《嘉定岳麓山禹碑》镌刻于岳麓山北峰石壁，其上建有碑亭，历代屡建屡废，目前所见者为民国二十四年重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加以修缮。《禹碑》文字怪诞，自古争议颇多，但自宋以来，其“海内第一古刻”的盛名引得慕名前来者众，并在碑刻周边留下了包括《嘉定岳麓山张之才禹碑题记》在内的众多摩崖石刻，岳麓山《禹碑》（含题记）是本书收录碑刻中为数不多的“国保”级文物。《元祐五年宋故朝散郎致仕胥公墓志铭》是由长沙市文物工作队于1982年5月从洪山桥（今九二一医院）胥元矩墓发掘出土的。胥氏与北宋名臣赵挕⒆ⅰ队裾斩ㄕ婢?返恼棚J均有交往，其墓志为完整揭示墓主生平提供了重要资料。《淳祐三年大圣庙集福祈求碑》为宋代芳名碑。大圣庙建于唐咸通五年，宋时称枫梓庙，系祭祀天符大帝吕岳的庙宇，天符大帝信俗主要流行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是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宗教崇拜。

收录明代碑刻9组：摩崖石刻1块，即《嘉靖十九年湖广按察司提学刘汝楠读神禹碑歌》，此碑镌刻于岳麓山《禹碑》一侧，字形端庄，具汉魏遗风，是《禹碑》题记中字数最多者。收录7组墓志，多为长沙县跳马乡明代吉藩王陵遗址出土。吉王陵遗址已勘出大型砖室墓葬18座，自嘉靖十一年始，七代吉王以及世子、妃嫔、属官埋葬在此。明亡之后，吉王陵祭祀废绝、陵园坍圮、碑刻倒伏、屡遭盗扰，逐渐湮于山林之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长沙市文物工作者对吉王陵进行了普查、勘探与试掘，这批墓志即是在上述工作中采集。书中共收录明英宗朱祁镇第七子吉简王朱见浚墓志一套两方、吉简王朱见浚的圹志一套两方、吉悼王朱祐枎次妃张氏圹志一套两方、吉定王朱厚妃马氏圹志一套两方、吉世子朱常淳妃姚氏圹志一套两方，均为一志一盖，盖系小篆书就，书体端庄；志为楷书写成，字形娟秀。墓志四围线刻龙纹，尽显宗藩之尊贵。本书另收录1套2方永乐十一年谷王乳母张妙寿墓圹志。张妙寿系朱元璋十九子谷王朱橞乳母，建文四年，张妙寿随谷王改封长沙，永乐十一年卒。永乐十五年，因自恃迎成祖入金川有功，骄横霸道、意图谋逆，朱橞及其二子皆被废为庶人，张妙寿幸未与之同辱，尚得荣寝。此方墓志于2005年9月出土于长沙望城含浦，墓室长13.5米，宽9.3米，高6.2米，墓道置喇嘛塔一座，东西耳室各殉一人，随葬文物较多，墓葬规格堪比藩王。书中还收录明《正德二年杨氏毛定孺人买地券》一方。该文物出土于浏阳，它是长沙地区为数不多的明代买地卷，具有鲜明的道教文化特征，是墓主在幽冥世界中享有墓地所有权的凭证，还准确地表明了墓主的相关信息。

收录清代碑刻最多，共计150组。按照功用将其分为庙祠碑，志墓碑，桥碑，塔碑、亭碑，应用碑，摩崖石刻凡五个小节。

清代长沙地区宗教胜迹颇多，本书收录麓山寺、云麓宫、开福寺、石霜寺、铁炉寺、密印寺等二十余处佛寺禅林、道观神庙碑刻，以及孔氏家庙、桃树湾刘氏大屋、宁乡姜氏祠堂、沩山方氏祠堂、云山书院、文华书院等十余处宗祠、书院碑刻。这些庙观祠院有的香火旺盛，传承至今，有的日渐式微，坍圮不存。这些碑刻的存在，为我们了解其历史留下了重要的史料。在这些庙祠中，保存碑刻较多、历史价值较高的佛寺主要有麓山寺、石霜寺、开福寺等。麓山寺始建于西晋，是佛教入湘的最早道场，以李北海碑闻名书坛，清代改称万寿寺。书中收录石刻四组：王闿运题麓山寺山门石联“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显露其悠久的历史根基；寺内最高处的观音阁是唯一幸免于战火的清代建筑，其门联“万亿香水海，百千日月光”据说是由其开山祖师法崇禅师所题，后世补刻；《康熙二十三年重修岳麓万寿寺碑记》《光绪三年新修岳麓山万寿寺记碑》见证了两次修缮寺庙的过程，对研究麓山寺的变迁、发展以及清代建筑格局具有参考价值。石霜寺创建于唐僖宗时期，为长沙著名寺院，本书收录该寺碑刻计有《康熙三十五年石霜崇圣禅寺重修大殿记》《雍正十三年石霜寺重修大殿芳名记碑》《嘉庆三年石霜寺笠禅师提田碑记》《道光十一年石霜寺佛殿祖堂重修记》《道光十七年石霜寺重建客堂补增慧命谷记》《道光十五年石霜寺山茨际祖塔记碑》《道光二十一年石霜六房起立蒸尝胜祀记小引碑》《同治六年石霜六房纪事碑》凡8块，它们均是关于重修庙宇、山田产业的纪事碑。开福寺系五代楚王马希范将其父武穆王马殷所建会春园改寺而成，书中共收录该寺碑刻6方，除《康熙六年重修紫薇山开福寺碑记》等五方为重修庙宇、山田产业的纪事碑外，还有一方立于今莲池海会的《宣统元年湖南开福寺念佛堂并传戒讲经条约碑》，碑文对念佛堂的日常管理、修行准则、念佛课目等做了详细规定，是研究汉传佛教戒律的重要石刻。

清代长沙地区的汉俗诸神庙宇同样兴盛，也留下众多碑刻：《光绪二十四年长沙新河少白龙王庙碑》嵌于新河少白龙王庙中，是“三普”之后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点。白龙庙在潇湘大道枯石塘还有一处，本书收录有保存于此的《道光十二年众姓重修白龙庙碑记》及《道光二十二年始修白龙李公庙碑记》。白马庙在长沙有多处，本书收录其中一处的《光绪二十二年回龙庙福寿堂碑》以供参考。包爷庙位于天心区暮云街道，明永乐三年始建，是祭祀名臣包拯的庙宇，书中收录嘉庆、同治、咸丰三朝重修碑记，明确了该庙宇的历史沿革。长沙民间诸神信仰中，土地神最盛，本书收录其中文字镌刻最为精美的《宣统三年长沙县鸦鹊坡土地庙碑》一方，以飨读者。

长沙市区内宗祠、大屋多毁于文夕大火，但浏阳、宁乡境内保存尚多，本书收录《同治十二年方氏祠堂碑》《康熙二十二年姜氏重修祖庙碑》《咸丰三年桃树湾新宅记碑》《嘉庆五年孔氏家庙春秋万古碑》《光绪十八年孔嘉坪新建族祠记碑》等多方，这些大多是重修屋舍的纪事碑。值得注意的是位于浏阳市中和镇苍坊社区胡氏家庙西侧前墙内壁处的《光绪十八年孔嘉坪新建族祠记碑》，其撰文及书丹者均为胡氏嗣孙成瀚。据考，胡成瀚为胡耀邦祖父，碑文详细记载胡氏始祖建十公自江右徏浏定居西岭，繁衍生息。始以祖屋为祠，于乾隆甲寅毁于祝融，嘉庆重修，而后频经水患，族众于光绪庚寅商议，募捐重修选址孔嘉坪等事，内容翔实，是胡氏家族徏浏渊源历史的重要文献，更是胡耀邦同志家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浏阳达浒孔氏家庙中的《道光十年孔氏家庙优免杂派差役碑》详细记载了长沙府浏阳县正堂调查认定达浒孔氏一支确系“至圣三十七代嫡孙孔巢父”之后，且“印谱确凿、世袭昭然”，“凡一切杂派、保甲牌头、区首团总、斗级社长、运丁夫役、行铺船户、粮差及百工手艺，差徭行优免，以仰副盛朝崇师重道。”。见证了在倡导儒家文化的背景下，历代朝廷官府对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及其后裔的尊重和优待。

古代书院很多都是以家族为单位捐资修建，用以教化族人、乡民。本书收录两块重要的书院记事碑：一是《同治四年文华书院迁建武帝庙碑记》，它保存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内。道光十九年春，时任浏阳知县的胡芝房将原本作为学宫的文昌宫改为义学，取名文华书院。此碑系同治四年，将原学宫武帝庙迁出书院时的纪事碑。1909年，文华书院改名里仁学校，开设新学。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此会师。自此，文华书院（里仁学校）成为见证中国革命的近现代重要史迹。书中收录的二是《同治六年云山书院碑记》，由曾任陕西巡抚的刘典撰文，记述了书院修建历程，系刘典于清同治三年回乡倡建。辛亥革命后。云山书院改名云山学校，何叔衡、姜梦周、谢觉哉、王凌波曾在此同窗共读、同校任教，毛泽东来宁乡开展农村调查时，也曾在此居住。这方碑刻无论是对研究湘军人物历史还是近现代革命史都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志墓碑是清代碑刻中数量最多的，本书收录了其中人物影响较大，碑刻保存较好、艺术价值较高的50余组。它们有的是文臣武将墓碑、墓志，有的乃家族墓葬碑刻，还有的系多人合冢而葬，见证重要历史事件。

“中兴将相，十九湖湘”，因此长沙地区清代官吏墓葬较多。原矗立于曾国藩墓碑亭中的《同治十一年太傅大学士毅勇侯曾文正公神道碑》由同治皇帝谕祭、大学士李鸿章撰文；《光绪十九年建威将军江南提督李朝斌墓神道碑》，其花岗岩碑亭、龟趺石、碑体均保存完好，是著名湘军将领江南提督李朝斌及德配周夫人合葬墓属物。《杨武愍公墓碑》的主人系清代少数民族将领杨玉科，1885年初，杨玉科在中法战争中指挥清军抗敌，中炮身亡，死后谥号武愍，追赠太子少保，归葬长沙。《光绪三十一年建威将军高青珊墓志铭》由湖南巡抚赵尔巽撰文，墓主高青珊，官至提督，知云南镇边，镇压起义有功，后遭陷诟而死，光绪三十一年归葬宁乡。这些湖南籍军事将领，他们战功卓著，去世后其子嗣扶榇归里，择吉地葬于长沙城周边。

清代湖南文风鼎盛，本书收录清代著名文臣志墓碑十余组。《道光二十一年户部尚书何凌汉墓志》出土于望城何凌汉墓，系瓷胎加以錾刻，正面小篆、反面隶书，书法用笔老辣，当系何绍基所书；《道光二十一年户部尚书何凌汉神道碑铭》《道光二十年户部尚书何凌汉墓谕祭碑》原石今迁道县，且损坏严重，书中收录长沙市博物馆藏清代旧拓，其碑面完整、字体敦厚、规整，艺术价值较高；《同治十三年何绍基墓志》为青石质，蝇头小楷，规整秀丽，出土于长沙石人冲何绍基墓。上述4方何氏家族碑刻均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特别是何绍基的书法作品，在中国书坛具有重要地位。《光绪三十四年张百熙墓碑》位于长沙县春华镇。张百熙(1847-1907)，字野秋，一作冶秋，号潜斋，生于长沙沙坪，清末大臣，著名教育家，曾主持筹办京师大学堂，撰《钦定学堂章程》，为中国近代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家族墓葬碑刻较为典型的是位于宁乡巷子口的《同治八年重修宋张浚墓碑》《同治八年重修宋张南轩墓碑》及历代残碑共计14方，它们均属于明清重修的宋丞相张浚家族墓及祠。这些碑刻，对研究张浚、张栻父子的家族世系、文化传承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另外，书中还收录位于长沙天心区梅岭的陕西忠义官兵合墓碑刻一组，包括：《同治七年陕西忠义官兵合墓碑》《同治七年陕西忠义官弁兵夫合墓墓围刻石》《同治七年陕西忠义官弁兵夫合墓望柱联》《光绪六年陕西忠义官弁兵夫合墓碑》凡4套。1852年7月，太平天国起义军向湖南进发，湖南巡抚骆秉章紧急咨调陕西绿营官兵两千名赶赴长沙，其中有千余人驻扎在城南石马铺赤冈岭。此时，萧朝贵率领的太平军率先发起进攻，绿营兵大败，阵亡达九百余人，史称“石马铺之役”。这些阵亡将士，分两处丛葬，梅岭为其中一处。该墓葬及其附属石刻对研究长沙晚清异地阵亡官兵合葬墓的形制提供了重要依据，是太平天国运动在长沙留下的重要史迹。

志墓碑中，还有一组僧侣墓葬碑，例如：《康熙二十二年室龙庵无生禅师碑记》《乾隆十七年太平妙贤瑜禅师碑》《同治九年楚岳隆太乘能和尚墓碑》。这些碑刻详细记述了墓主的传承世系，见证了长沙地区清代宗教丛林的繁盛，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除此以外，书中尚收录一批清代地方官吏、乡绅及德配墓葬碑刻及墓志铭等，兹不赘述。

清代桥、塔、亭及其附属石刻颇多，其中桥碑以记载众姓捐修事件为主，如：《康熙三十二年玉堂桥碑》《乾隆三十八年小湖桥芳名碑记》《道光二年寿堂桥碑》《道光五年丁家桥碑》《道光十年光裕桥碑》《道光十三年仙凤桥碑》《道光二十二年重修小江甘家湾老女桥碑记》《同治六年重修丁家桥碑》等。长沙地区现存的“泰山石敢当”碑不多，宁乡石江桥上立有一块，虽镌刻粗糙，仍收录在桥碑一组。

本书收录的塔碑主要是惜字塔碑刻，计有：《道光九年卷石村惜字炉石刻》《道光二十三年望城东坡文星塔云梯碑》《道光二十三年乌山惜字塔尹姓合捐碑》《道光二十三年乌山惜字塔张姓合捐碑》《道光二十三年乌山惜字塔劝诫碑》《光绪十三年杉木桥惜字塔圣祖仁皇帝惜字训言》等，其中后两方以大篇幅文字劝诫乡民要敬惜字纸，语出康熙皇帝等统治集团顶层，反映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国家对于书本、文字的尊重。另外，浏阳上东乡有一组桥、塔共存的建筑。溪上建桥，桥头修塔，甚是巧妙。桥上嵌《光绪三十三年鳌江桥记及惜字塔石刻》碑刻一组，记述修桥建塔之事。惜字塔雕祥瑞图案，及“火候十分”与“翰墨留香处，文章入化时”联，亦收录于册。

长沙清代古亭名胜经文夕大火一劫，多付诸烟火。中国四大名亭之一的爱晚亭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重修，系乾隆五十七年由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始建。本书收录罗典所撰对联一副，文曰：“山径晚红舒,五百夭桃新种得；峡云深翠滴,一双驯鹤待笼来”，镌刻于亭前石柱。亭中原有《二南诗刻》花岗岩石墩一块，为清宣统三年程颂万将张南轩、钱南园诗刻石而成，现已移出亭外,并建“放鹤亭”遮蔽风雨，此石亦拓之入册。本书另收录张栻后裔广东按察使张铣撰文的《光绪十四年司徒岭新修茶亭碑记》一块。司徒岭凉水茶亭位于宁乡巷子口镇扶峰村孙家组，是一处清代的茶亭驿道遗址，这方碑刻见证了长沙到安化段茶马古道的辉煌，对研究长沙地区古驿站、交通道路设施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应用碑即具有现实作用的碑刻。本书收录之应用碑主要是清代各级官署树立的禁示、告示碑刻，计有《道光二十九年浏阳县正堂为窃匪娼赌事奉宪严禁碑》《光绪五年长沙府宁乡县正堂封禁事碑》《光绪二十九年为治安事浏阳县事补用县正堂贺示碑》《宣统元年正堂朱示碑》凡4方。这些碑刻，见证了清代地方行政管理方式及法律制度。宗族、乡民公约碑2方：《咸丰七年分水合同碑》约定了农田水利的使用规则；《同治十三年罗氏家族祖山禁碑》为合族公议禁葬新坟、保护古树土墈事宜的碑刻。它们昭示出宗族家法以及立碑证盟的在清代民间具有重要的约束力。

收录清代摩崖石刻11处。其中《乾隆二十四年望麓台摩崖石刻》是由明太仆寺少卿杨廷相镌刻，清人铣修而成；《雍正初回头是岸摩崖石刻》《石仙庵山界摩崖石刻》《同治元年大观摩崖石刻》《观音岩摩崖石刻》《龙吟虎啸摩崖石刻》当系佛寺遗存。《道光八年勒石严禁石刻》刻于段山坝水库两端一突兀出来的长5米，宽4米的花岗岩石上，系奉宪禁示类石刻。《洗笔泉摩崖石刻》，原为“洗笔泉池”四字，系纪念唐初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习字洗笔的摩崖石刻，今风化严重，存之为档。《道光十五年印心石屋石刻》原建有“御书亭”，系道光帝赐书、陶澍恭刻于麓山，今亭废石存。《大观石刻》系岳麓山禹碑题记，翰林院编修、岳麓书院山长欧阳正焕所题，刊于《禹碑》右侧。

收录民国时期碑刻44组，可分为庙祠碑、志墓碑、桥碑、应用碑及摩崖石刻凡五种。

庙祠碑收录不多，主要是民国重修庙宇后镌刻，计有《民国十三年紫微山古开福寺记碑》《民国十九年密印寺重建禅堂碑记》《民国二十年紫竹庵厅房楼记碑》《民国二十年铁炉寺受捐福佑庵碑》《民国二十六年麓山寺联》凡5方。另有1方《民国十五年云麓宫麓山树灯记碑》，记载长沙信士熊辅文奉父命，立功德，伐贵州大木运至云麓宫前树立灯柱之事。树灯应当是一种富有地方特色的宗教信俗。

青山有幸埋忠骨，民国志墓碑以岳麓山最为集中，多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功勋及抗战英烈的墓葬碑刻。涉及的重要人物有黄兴、蔡锷、刘昆涛、陈天华、姚宏业、蒋翊武、刘道一、禹之谟、陈作新、焦达峰、李仲麟、林修梅、彭遂良、彭昭、覃理鸣等。其中，很多当时的政府要员、督抚、省长如孙中山、黎元洪、章太炎、于右任、谭延闿、李根源、王占元、郭宗熙、陈炯明、刘人熙、程潜、李厚基、胡瑞林、杨增新、姜桂、田中玉、刘显世、陈炳坤、刘承恩、朱庆澜、陆荣廷、卢焘、任可澄、陈光远、周钟岳、曾继梧等在此留下祭葬碑刻。近现代以来，湖湘地区人才辈出，尤其是清末新政时期，大批知识分子东渡日本求学，受西方民主思潮影响回国开展革命。民族意识觉醒、民主思想发展，使长沙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之一。辛亥革命时期武昌首义、长沙首应，湖南的革命志士在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批民国时期的墓葬碑刻,由于撰写人员深厚的文化修养，有的大气磅礴、有的哀悯动情，皆鸿笔丽藻之作。它们书体多样，篆隶行草楷皆有，其书法艺术价值甚至超过本书收录的清代志墓碑刻。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独特的地理区位，长沙成为南方重要的抗日阵地，1939到1944年的四次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人数达13万人之巨。那些牺牲的抗战将士，在长沙留下了多处纪念设施以及墓葬。其中，本书收录的《民国三十五年陆军第七十三军阵亡将士墓碑刻》《民国二十三年、三十三年陆军第七十三军七十七师阵亡将士墓纪念碑铭》《民国二十七年至三十四年金井中央阵亡将士墓碑刻》等十余块碑刻，就是从这些抗战遗址上拓取的。另有位于长沙县青山铺的《民国三十二年杨汉域聚歼倭寇石刻》也收录在本章摩崖石刻部分中。刻石中的一句：“大中华民国卅一年一月，聚歼倭寇于此”，概括性地反映出抗日战争时期，军民不屈的勇气与非凡的民族气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国二十八年，日寇窜自长沙县麻林桥一带，烧杀奸抢、惨绝人寰。黎母朱太君一家七口女眷，为免受辱，愤而纷纷投水殉难，日寇退后，乡人为之营葬，并竖立碑铭，曰“此诚我中华民族之耻辱，子孙百代之仇恨也”，此墓俗称“七女墓”。本书将其收录入内，碑铭中最后两句至今犹警醒国人：“今战争犹未已也，余愿华夏男儿从今以后，咸能尚公知耻，执干戈以卫社稷而死者。复仇毋徒止于咨嗟叹息，而使老弱妇孺之永远为异族所蹂躏也，否则墓中人将不瞑目。”

另外，民国时期碑刻中还收录了包括镌刻在长沙县吴杨桥、宁乡沩源桥、宁乡流沙河华封桥等处的桥碑；《民国十九年岳麓山中山纪念林碑》《民国二十六年李根源登麓山石刻》《民国二十六年岳麓山笑啼岩碑》等在内的纪念性石刻；《民国二十六年杨宏声向文市积谷局借墙基纪事碑》《民国二十四年众姓重刊公同合禁石刻》在内的应用性碑刻等等，兹不赘述。

《长沙碑刻校注》首次对长沙地区碑刻进行系统辑录，囊括了我市各级各类不可移动文物点、田野散存及少量馆藏碑刻。本书基本按照碑刻时代先后排序，同一组碑刻存在时间跨度的，常取最晚者；年代有争议者，则置于该章节最末。本书碑刻题名以可移动文物命名规则为基础，并参考了“三普”中关于不可移动文物点的命名方式，尽量将时代、地理信息、人物信息、碑刻性质整合其中，故略显冗长。全书根据收录碑刻性质及内容多寡在清、民国两个章节内划分了小节，以方便读者类比、查询。本书前期摸底、传拓、拍照等工作持续时间较长，而释文工作也历经一年之久。在这期间，我们组织专家根据拓本、原始图照以及碑刻文物本体进行了多次校对，并参考史籍文献以及馆藏历史拓本，将目前无法勘明的文字尽量做了补遗，力求更多地展现其价值。文物研究工作永远没有止境，在书籍的编辑过程中，长沙市各级文物工作者又陆续发现、发掘了一批新的碑刻资料，这些资料我们计划另册发表。由于碑刻文物大多曝于野外，字形漫漶程度不一、风化剥蚀在所难免，文字释读的难度客观存在，而我市基层文物工作人员多擅长于文物摸底普查、发掘调勘等业务，对编辑文字、校对古籍确实略显经验不足，因此，书中难免会有一些错误与不当，还请各位读者、方家予以斧正！

《长沙碑刻校注》编辑组

参考文献：

1.湖湘文库编委会：《长沙通史》三卷本，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

2.长沙市文化局文物名胜志编辑室：《长沙市志·文物名胜志初稿》油印本，1990年。

3.长沙市文物普查领导小组、长沙市文物工作队编：《湖南省长沙市文物普查调查登记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1986年。

4.长沙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编：《长沙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录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内部刊行本，2012年。

5.《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长沙市文物局藏档案，2012年。

6.长沙市文物局编：《长沙重大考古发现》，岳麓书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