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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织锦
在世界文明史上,丝绸制作技术的发明,是令中国人引以自豪的伟大成就,以丝绸为纽带,汉唐时期丝绸之路开通后西域经济文化的繁荣及一系列重大历史进程,倍受世人乐道和关注。至今,人们仍期盼去秘境西域,探索和发现丝绸之路文明,发现丝路之绢绸,一睹大漠考古遗珍的瑰丽和华美,亲历体验西域考古发现的快乐。
1995年,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对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重要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的过程之中,发现了一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作为面料的制品,织锦以其绚烂的色彩,激扬的文字,诡秘神奇的纹样和祥瑞的意蕴风格,长久地吸引着大众探谜的激情和对文化史背景的求知欲望。这件精美的织锦,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以下简称“五星”锦)出土时,和作为随葬品的弓箭、箭箙、短剑鞘等物品放一起,在许多已经变得褐黄的、且有些几乎腐烂的有机质文物中间,织锦鲜艳的色彩和吉祥语的文字,令考古队员们异常的惊喜和兴奋。将包括出土“五星”织锦文物的木棺和其他随葬品整体搬运回乌鲁木齐进行科学整理之后,专家们在认真分析和研究这批珍贵文物背后的重大历史文化价值的同时,对“五星”文字织锦文物本身也展开了细致的研究。社会各界尤其是公众对这件珍奇文物本身也充满了好奇、着迷和惊诧:
这件织锦制品是干什么用的?织锦是如何制作的?织锦上的文字,是写上去的还是绣上去的?文句的意思是什么?上面的珍禽瑞兽是什么象征元素,有何称谓?把文字置入彩锦上的用意是什么?是什么部门织造的?是何时织造的?有什么科学史价值?时至今日,人们对这件文物依然兴趣盎然。
“五星”文字织锦制品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用“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为面料,边上用白绢镶边,两个长边上各后缝缀有3条长约21厘米、宽1.5厘米的白色绢带(其中三条残断)。考虑这件文物出土时和弓箭、箭箙等放在一起,发掘者最初认定它可能是和成套的武器一起使用的。经过受邀参加出土纺织品保护和修复的国家文物局专家王亚蓉教授提示,“五星”文字织锦制品应该是是拉弓射箭时使用的护臂。
护臂,主要是指引弓射箭时保护臂部的护具。在我国古代名物词里,称用锦帛毡布制成的护臂为“射褠”;以皮做成的为“射韝”;以革做成的为“射鞲”或“捍”;有些文献里还称为“拾”或称为“遂”等。因在古代射礼、攻伐、丧葬等不同的场合,又由不同等级、尊卑身份的人使用,所以它的用料、形制、尺度、工巧精细程度等均有所区别和不同。这件护臂使用“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高档织锦制作,无疑是一件至为特别的物品。
“五星”文字织锦,经过纺织考古专家分析和鉴定,是由五组经线和一组纬线织成的五重平纹经锦,经密220根/厘米,纬密48根/厘米。平纹五重经的组织在汉锦中较复杂,也极为罕见,它在织造工艺及技术上都较一般重经织物要高。织物的右侧幅边尚存,按照汉晋时期的织锦幅宽“二尺二寸”即约合50-51厘米来计算,制作护臂的锦料只是整幅“五星”织锦的半幅左右。 “五星”织锦的纹样题材异常别致,有凤凰、鸾鸟、麒麟、白虎等瑞兽和祥云瑞草,并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文字巧妙列置其中,表达祈佑祥瑞的寓意。吉祥语文字和祥云、祥瑞花草、瑞兽、瑞禽组成一个上下宽约7.2厘米图案组合,沿经线方向重复循环;这种风格和题材的图案,在出土的汉锦中是首次出现。
织锦上文字是织造出来的,而不是针绣、彩绘制作的,是汉王朝时期成熟、精湛的丝绸制作技艺的绝佳反映。巧夺天工的织工在多彩经纬丝线的神奇交织过程中,不仅能织造出意匠精美、纹样瑰丽的图案花纹,更能在织锦华章纹饰间织出的吉祥语文字。织锦的创造,凝结了古代织工的艺术创造、智慧才情和辛勤劳动,所以,《释名》里解释了锦的华贵时说,“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其制字帛与金也”;《汉书·食货志》里在记述了织女的辛勤时,称“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经学家们在给这一令人惑解的文字注解时,仿佛充满着同情和怜惜:“一月之中又得夜半,为十五日,凡四十五日”。
织锦上织出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吉祥语文字,是我国古代星占用辞,是我国古代先民在观天象,审辨吉凶祸福的过程中,根据先秦--秦汉时期产生、形成并趋体系化的阴阳五行学说、“天人合一”或谓“天人感应”思想及《易·系辞上》“天垂象,见吉凶”思想,通过对五大行星的星占学考察,逐渐总结、归纳出来的占辞术语。最早记录当见于战国时期大星占家石申的有关记述,石氏的著述现已亡佚,《开元占经》中有部分引述;现存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天官书》,记云:"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汉书·天文志》记载的与上近同,云:"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积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等正史中也见相同的内容。
在我国古代人的思想观念中,“天”是一个有意志、有情感、无法彻底认识、只能顺应其“道”与之和睦共处的庞大神秘活物,“天命”、“天意”的基本原则是赏善罚恶,道德至上,“天命”可知且能够转移,它归于“有德”者;赏罚之柄虽在天,但人却能改恶从善,以感动天,亟修善政,化凶为吉,所谓“天惟时求民主”。而且,“天”是人格化的,它会垂天象,兆示人间祥瑞、凶异。“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而当国家昏乱时,自然间就会出现怪异现象,若“其主不知惊惶亟革,上帝降祸,凶灾必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云:“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白虎通·灾变》亦云:“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 如果为政者能使百姓和乐,政事宣昭,德泽四海,泽臻草木,五谷丰登,天就会降以福佑、祥瑞,“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天人感应”思想,“天垂象,见吉凶”的观念及阴阳五行学说中的神秘主义成分,在先秦--秦汉不同历史阶段,对当时的哲学思想、宗教迷信的发展,有直接的重大影响,并渗透到文化各领域乃至社会实际政治生活之中,构成了我国古代星占术的思想基础。
五星指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东方”是我国古代星占术中特定的天穹位置,“中国”指黄河中下游的京畿地区及中原,是一个地理概念。“五星出东方”指五颗行星在一时期内同时出现于东方天空即“五星连珠”或“五星聚会”现象;“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即出现五星共见东方之天象,则于中国军国大事有利。由于五大行星周期性围绕太阳公转时间不同,从地球上观察它们会合、会聚天象出现的概率小,所以它们各自的性质、亮度、形状、大小、颜色等变化,以及经过或停留在廿八星宿或其他星官处的位置和聚合,就被占星家们赋予了特殊的星占学意义;而五星聚合一处天象出现的概率甚少,就自然地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星占学意义。《汉书·天文志》里有这样的文字:“三星若合,是谓惊立绝行,其国外内有兵与丧,民人乏饥,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谓大荡,其国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王者,掩有四方,子孙蕃昌,亡德受罚,离其国家,灭其宗庙,百姓离去,被满四方。”
在我国古代星占学体系中,五大行星的星占学最为重要,“察变之动,莫著于五星”,是最基本的且最富科学成分的组成部分。由于古代星占学体系最基本格局至迟形成的战国时期,“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祛祥、候星气尤急”,加之术数家又创“五星失行,州国受殃”等说游说君主,人们充分重视、关心五大行星天象所兆示的天意的结果;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五大行星周期性公转于恒星背景之中,人们能够观察其运行规律,并用数学方法准确地描述和推算它们的运行情况。也鉴于此,将五星视为五行之精,天之五佐,佐天行德;现实关怀的是——战争胜负、王位安危、年成丰歉、水旱灾害等政治、军国大事。因此,《史记·天官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汉书·天文志》“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积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等占辞也就有了正统的袭用和承传。
汉晋时期祥瑞被强烈关注,符瑞元素经常地影响到各类皇室艺术的设计;在“五行说”的深刻影响下,五星、吉祥云纹、甘露、木芝、木连理、龙、麒麟、凤凰、鸾、比翼、乌、雀、燕、鸠、雉、马、白鹿、狐、兔、虞、白狼、比肩兽、龟、鱼等都是祥瑞之兆示。袁宏《后汉纪》记载,“自元和已来,凤凰、麒麟、白虎、黄龙、鸾鸟、嘉禾、朱草、三足乌、木连理为异者数百,不可胜纪。咸曰:‘福祥以为瑞应。’”《东观汉记》则更明确地记述“章帝元和二年,祥瑞屡见,凤凰三十九、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黄龙四、青龙、黄鹄、鸾鸟、神马、神雀、九尾狐、三足乌、赤鸟、白兔、白鹿、白燕、白鹊、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华平、朱草、木连理,日月不绝,载于史官,不可胜纪。”。对照历史文献,我们能够对“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上的祥瑞元素符号做出很好的解释,织锦上织出的祥瑞图案,自右至左依次可以称为:凤凰,鸾鸟,麒麟,白虎;围绕这些“大瑞”纹样的则是景云、嘉禾等。
见诸正史的官方的祥瑞记录,反映了当时祈求祥瑞太平社会文化、风俗背景和观念的取向,历代也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以图天下太平,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祈瑞和营造祥瑞氛围自然就成为有机联系的祥瑞思想体系的一部分,符瑞元素也就被艺术化地创造出来,并且还被赋予了道德的属性。《艺文类聚》卷98引《白虎通》,完整而精粹描述了“德化瑞应”的理想境界:
“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者,以为王者承天顺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德及天,即斗极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即嘉禾生,蓂荚起;德至鸟兽,即凤凰翔,鸾鸟舞,麒麟臻,狐九尾,雉白首,白鹿见;德至山陵,即景云出,芝实茂,陵出黑丹,山出器车,泽出神马;德至渊泉,即黄龙见,醴泉涌,河出龙图,洛出龟书,江出大贝,海出名珠;德至八方,即祥风至,钟律调,四夷化,越裳来,孝道至。”
圣瑞明兆,将祈愿天下太平,瑞应德化和有道的思想观念艺术化、形象化,将大吉、大利思想和理念社会化、世俗化,无疑是在历代瑞应归纳的前提下得出的;将这些屡应的符瑞符号,作为表现德化、有道的圣瑞元素,运用在特殊的物品上,同时也反映着等级制度、礼制规约。“五星”织锦上的文字、星纹和祥云气纹以及凤凰、鸾鸟、麒麟、白虎等祥瑞动物纹样的和谐聚汇,可能为我们如何理解上述文字的内涵,提供了很重要的佐证。
我国古代,关注天象的历史和中国文明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由于中国古代星占和天文历法是由皇家史官专门掌管,而且中央王朝对历法和天象拥有着绝对的解释权,所以能够使用这些星占用辞作为织锦吉祥语,只能是皇家织造官府——织室。汉晋时期文字织锦织造用工更费,设计、生产和享用,受政府服官、织室等部门严格管制,存在较为严谨的工序和要求,因此吉祥语文字织锦珍奇富贵,品质奢华,多用于政治色彩极强的封赏赐赠,具有极其特殊的属性和价值。丝绸输出和使用上的逾制和民间乱禁,明显是有禁断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由于其特殊的设计思想和祥瑞内容,加之特殊的祈愿目的,其设计织造,应当是汉晋皇家织室、服官生产制作的,其使用可能也存在极为特殊之处。
与“五星”织锦制品同时还出土了一件“讨南羌”织锦残片,是从与“五星”锦相同的锦料上裁剪下来的一部分,根据对具体史实的研究和图案的缀合分析显示,织文可以连续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这句织锦文字的产生,无疑是汉王朝为了祝祈讨羌大事在政治上军事上顺利和成功,而将天象占辞与“讨南羌”之宏愿结合起来,以图祥瑞的实际见证。在其他的织锦上,还见有类似的内容,如“琦玮并出中国大昌四夷服诛南羌乐安定与天无疆”等。与这条吉祥语可能有联系的史事,是《汉书·赵充国传》记载的西汉王朝的一次讨伐西羌的战争,汉宣帝曾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星占术语教条地用在了督促、鼓励对羌人的作战的诏书里,可见皇家对五星占用例的绝对话语权及当时的天文星占对汉帝国军国大事决策所起到巨大作用。东汉中后期,羌祸十分严重,汉王朝中央将讨羌作为军国大事,持续数十年,希冀吉利天象,以利国家,一定是朝廷和社会百姓期盼已久的。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之辞缘何产生于织锦之上,《汉书·赵充国传》之史实可作为重要的线索之外,《史记·天官书》所记“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也值得重视。众所周知,此条史料记述的是汉高祖入秦之事,根据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黄一农先生用现代方法推算,在刘邦入秦的次年五月,确实发生过一次与“五星聚于东井”非常符合的天象。如果这一推算不误,那么可以想见,这一现象受到了汉王朝和儒生们的高度重视;将“汉之兴”附会于“五星聚会”天象的出现;“汉之兴,五星聚东井”也就成为具有浓厚迷信色彩的汉朝人和汉代社会的重要思想观念。织文的艺术综合和创造,无疑是在汉王朝独尊儒术背景下,强调王权天授,强调政权合乎法统、正统的意识形态高调宣扬和文化运作,也可以看作是这一天象对汉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对国家兴亡所具深远而特殊星占学作用和意义的社会历史反映。从这个意义上引申来说,将其视为祈祝吉祥祺瑞的用语,将其视为谶纬思想影响下的一句激励的祈语,也是可以的,因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一辞本身,就表达着一种良好的企盼和愿望。
几千年来,我国古代对“五星聚合”天象的观测,投入了特殊的感情,期待这一天象奇观的出现,期冀大吉、大利之兆示;古代封建帝王也藉此自诩得“天命”而称“天子”,使王朝合法化。综观我国古代天文星占的历史,迷信和科学始终相互依存、影响。
经过现代天文学的计算和研究,“汉之兴,五星聚东井” 尽管是汉代儒生们附会的结果,但是实际天象的出现,证明古代星占记录多是准确可靠的。目前,国内外天文考古界运用科学方法对关于五星聚会及史事占验的研究,已取得了一系列惊人成果,例如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对五星聚会周期为516.33年的计算等;科学史家还精确地推算出,在2040年9月9日,将会出现罕见的五星聚会天文奇观。
美国著名天文考古学家班大为(David W.Pankenier)在他研究中国古代五星聚的重要论文里,曾激情地说过,伴随2040年9月五星聚会奇观同时到来的,很可能是中国再次成为超级大国。
著名天文考古学家、美国学者班大为(David W.Pankenier)在他研究中国古代五星聚的重要论文里,曾激情地说过,伴随2040年9月五星聚会奇观同时到来的,很可能是中国再次走向繁荣和富强。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同时,同样也期待未来我们对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所蕴涵历史文化的认知和了解,能够更深刻、更全面。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谨以此吉祥的祈语,祝福我们的2017,祝福承继历史文化传统、思想的中国人,生活在太平盛世——“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礼致天下。”(《史记 天官书》)
作者:于志勇 新疆文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