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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与《佛国记》

摘要:   《佛国记》是东晋高僧法显所撰写的记述其西行至天竺求取佛教经律文本并且返归中土的艰难历程的一部名著。《佛国记》以法显西行的历程为线索,以西域以及天竺佛教为记述主体,比较全面地记录了五世纪初中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宗教、风俗习惯、经济状况以及地理情况。  由于作者写作态度严谨,言必依实,所以,极受中外史学界的重视,是研究 ...


  《佛国记》是东晋高僧法显所撰写的记述其西行至天竺求取佛教经律文本并且返归中土的艰难历程的一部名著。《佛国记》以法显西行的历程为线索,以西域以及天竺佛教为记述主体,比较全面地记录了五世纪初中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宗教、风俗习惯、经济状况以及地理情况。

  由于作者写作态度严谨,言必依实,所以,极受中外史学界的重视,是研究古代南亚史、中亚史、佛教史、中外关系史以及历史地理学的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

  《佛国记》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法显不畏艰险、舍生求法的精神,不光鼓舞了历代的佛教信徒,而且成为中华民族奋斗精神的一种象征。

  本文分法显生平的几个疑难问题、《佛国记》的历史价值以及法显对中国佛教的贡献等三个方面,对法显及其《佛国记》作些论述说明。

  法显画像

  

  法显大师生平若干问题考辨

  关于法显大师的生平,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三、唐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三等都载有法显的传记。其中以《出三藏记集》所载最为原始,史料价值自然最高,其它的数种传记大多抄自《出三藏记集》而鲜有新的史料出现。

  特别是,慧皎《高僧传》卷三所载〈法显传〉全据《出三藏记集》所成,但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却有改动。此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评论的:“查《僧传·法显传》全抄《祐录》之文,而间加以改窜,但其改窜之处往往甚误。”[1]后起的诸种有关法显生平的载记,或依《出三藏记集》之〈法显传〉,或依《高僧传》之〈法显传〉,致使法显生平的若干关键问题一直异说纷纭。

  在此,我们特别需要强调,有关法显的生平事迹,最可信的仍然应是《出三藏记集》卷十五的〈法显传〉以及法显自己所撰的《佛国记》。在此,我们依据有关原始材料以及今人的研究成果,对法显的籍贯、生卒年代以及生平的基本情况作些考证与说明。

  关于法显的籍贯,《出三藏记集·法显法师传》及《高僧传·法显传》均作“平阳武阳人”,日本学者足立喜六[2]、长泽俊和[3]等人将其注为现今山西襄垣县,我国学者贺昌群以及通行辞书也将“平阳武阳”注为“山西襄垣县”[4]。这一批注,基本上属于以讹传讹,没有多少根据

  正如章巽先生在《〈法显传〉校注序》中所说:“晋及十六国时平阳郡所属唯有平阳县而无武阳县,当时平阳郡内亦未闻有武阳之地名,武阳当为平阳之误。”杨曾文先生在《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相关章节中写道:“据《晋书·地理志》,平阳郡属司州,有十二县,但其中无武阳县;襄垣属并州的上当郡,当时也不称武阳。又查《历代三宝记》卷七载为:‘平阳沙门释法显’。故说法显为‘平阳郡人’更为妥当,或即生于平阳郡治所在地。”[5]吴玉贵先生赞同章巽先生的看法[6]。

  本人以为,将“平阳武阳”解释为现今山西襄垣县肯定是错误的,但因此而认为“武阳”一词为赘疣,也许并不很恰切。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平阳”并非郡名而是县名,“武阳”则并非县名而是村镇之名。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看似合理的推测,是否真的如此,仍然有待于对古代平阳郡平阳县(现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之村镇进行探察。从现有材料出发,笼统地说法显出生于现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是比较妥当的选择。

  襄垣县虒亭镇法显故居 荣浪 摄

  法显的生卒年,由于史籍未记载其卒年,更兼之关于其年龄有二说,所以一直难有定谳。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显法师传〉载,法显“后到荆州,卒于辛寺,春秋八十有二。”而慧皎《高僧传》卷三〈释法显传〉则说:“后至荆州,卒于辛寺,春秋八十有六。”唐代智升在《开元释教录》卷三中采用了慧皎的说法。

  除此之外,更有现代学者陈垣提出:

  法显年岁,《出三藏记集》十五作八十二,梁《僧传》三作八十六,似皆不可据。《出三藏记集》云:“法显二十受大戒,以晋隆安三年发长安。”是法显出游时不过二十余,经十六年还都,不过四十,译经数年卒,不过四十五六。梁《僧传》于“受大戒”上删“二十”两字,出游年岁不明。[7]

  其实,陈垣此说很难令人信服。《出三藏记集》卷十五的原文如下:法显“二十受大戒,志行明洁,仪轨整肃。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心。以晋隆安三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发自长安,西度沙河。”显然,问题的焦点在于“二十受大戒”与“晋隆安三年”是否有直接的关联性。从《出三藏记集》以及《高僧传》的有关记载推断,二者绝对没有直接的时间关联,而是有着三十余年的时间间隔。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陈垣先生对于古代史籍的记载发生怀疑呢?其内在根由在于对于法显高龄出行的疑惑态度如果信从《出三藏记集》或《高僧传》的记载,则法显从长安西行的年龄为五十余岁,甚至接近或超过六十岁。而以如此高龄出行,在当时的情形下确实是难于思议的。正是从这一疑惑出发,陈垣先生才对《出三藏记集》的记载发生了怀疑与误读,以为法显是二十余岁西行的。但怀疑毕竟只是怀疑,古代史籍俱在,仅凭怀疑是不够的。[8]所以我们仍然相信古人的说法,而对于《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的歧异,我们本着先出者可能更为近真的原则,姑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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