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安是我国历史上周秦汉唐的都城所在，而西安所在的陕西关中自然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是独一无二的京畿重地，“造就了陕西作为全国文物考古大省的重要地位，备受国内外考古学家的关注”。作为日益引起各界重视考古学在陕西的开端，过去多认为是1934年4月下旬在宝鸡斗鸡台开始的考古发掘。　　　　如在《陕西省志·文物志》专设的“第二十七章 考古调查、勘 ...

　　西安是我国历史上周秦汉唐的都城所在，而西安所在的陕西关中自然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是独一无二的京畿重地，“造就了陕西作为全国文物考古大省的重要地位，备受国内外考古学家的关注”。作为日益引起各界重视考古学在陕西的开端，过去多认为是1934年4月下旬在宝鸡斗鸡台开始的考古发掘。

　　　　如在《陕西省志·文物志》专设的“第二十七章 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中就明确指出：

　　　“1934年2月，国立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联合组建陕西考古会，张鹏一任委员长，徐炳昶为发掘主任，于1934年春至1935年夏、1937年上半年，由苏秉琦主持，先后三次对宝鸡斗鸡台遗址进行发掘。这是由中国学者在陕西第一次独立主持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

　　而最近在《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3日发表的回忆文章中，也再次强调了此点：

　　　“陕西考古学会是陕西考古学史上最早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实施文物调查、文物保护以及田野发掘的机构，主导了陕西境内第一次科学考古活动——宝鸡斗鸡台遗址发掘。”

　　　　该认识的形成，从知网检索看，大体始于2014年4月26日在宝鸡召开的“纪念宝鸡斗鸡台考古80周年座谈会”——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宝鸡斗鸡台考古堪称陕西考古‘第一铲’”。后媒体在为《陕西考古学会史》和《徐先生陕西考古日记》所做报道中也屡屡提及，在《二十世纪前半期陕西考古史略》中也同样认为斗鸡台发掘“是陕西第一次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发掘”。不过从有关资料看，我认为其实应该并非如此。

　　　　陕西考古的第一个探方和“第一铲”，均在西安。

　　　　1933年春，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徐炳旭、常惠先生开始了在陕西开展以探寻“周民族与秦民族初期的文化”为目的的区域考古调查。在完成古迹调查后，很快就在该年的8月完成调查报告，并于是年10月由国立北平研究院出版部印行《陕西调查古迹报告》，成为陕西考古的第一篇考古调查报告。

《陕西调查古迹报告》（图片来自网络）

　　　　随后，徐旭生先生代表北平研究院，“仿照‘中央研究院’与河南、山东两省政府合组河南、山东古迹研究会办法”，与陕西省政府筹划组建陕西考古会。在完成前述《陕西调查古迹报告》后不久，11月“经本院与陕西省双方决议考古会办法八条，由本院与陕省府各聘委员五人组织斯会”。1934年2月1日，在西安成立了由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合组的陕西考古会，推选陕西名宿张鹏一为委员长，北平研究院徐炳昶（徐旭生）为工作主任，“其工作暂分为调查、发掘、研究三步。其科学指导之责，由北平研究院任之；其保护之责，由陕省府任之。工作费用则暂由北平研究院担任”，正式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陕西考古。从分工看，具体的考古工作由北平研究院负责开展，众所周知的宝鸡斗鸡台考古，乃至后来抗战中在城固开展的“张骞墓”发掘，都是在此架构下进行。

　　　　从相关文献看，虽1934年2月1日下午2时，在陕西省政府会议室召开的陕西考古会成立会议上，确定“本年度上半年工作计划”，是“俟春日解冻后即开始”“先就过去考察情形发掘宝鸡斗鸡台一带”的发掘地点案。但随后在2月5日下午3点召开的陕西考古会第一次会议上，徐旭生先生就提出“临时动议”——“徐委员动议，据闻当颜勤礼碑发现时，下面仍有石质，可否考查请公决议”，而结果即是同意“试掘”——于是有了我们所要谈及的陕西考古的第一次发掘。

　　　　这里所言的颜勤礼碑，是在此之前12年的1922年，由时任陕西省省长刘振华派人在原陕西布政司署所在地修建省长署时出土。而刚刚成立的陕西考古会驻地，就在据传出土颜勤礼碑的陕西省民政厅内，因此“近水楼台”的发现，自然引起徐旭生先生的关注。因此才有了徐旭生先生提议的“本院与陕西省政府合组之陕西考古会决议发掘颜勤礼碑下藏石”，有了在众所周知的斗鸡台发掘之前需特别“隆重介绍”的考古发掘。

　　　　据记载，徐旭生先生在提议后不久，因临时有事返回北平，考古工作交给何士骥先生主持。发掘的地点，在徐旭生先生离开前提出两处，“一、今陕西省政府马号，二，今陕西民政厅二门内院中”。何士骥先生后来“参酌己意，遂决定先发掘民政厅二院”。

　　　　发掘工作从当年的2月21日开工，到3月19日完工。虽然这次发掘最终没有找到传出颜勤礼碑的地点，但也有非常重要的发现，即3月3日出土“唐代兴庆宫图、大明宫图同刻一石之残碑”，后更在3月5日于湘子庙街调查得唐“太极宫图暨寺街府坊市图（两图同刻一石）”，“至是吾民族极盛时代之唐代三大内宫制，遂与吾人于今日考究上之极大之便利云”。据1933年测绘的西安城图，发掘点所在的陕西民政厅，在今西安北院门街向东至西安北大街之间。从记述发掘是在民政厅后院的情况看，其应偏于民政厅的北侧，推测大体在今“社会北路”南侧的社会路社区之内或不远。

　　　　从何士驥先生1934年5月22日在斗鸡台陈宝祠完成的发掘报告附图，本次发掘共布探方11个，均正北布方。各探方规格不等，第1、第2、第3、第4、第8号为4×4米，第5、第6号为5×5米、第7号为5×4米、第9、第10为4×5米，第11号为3.4×3米，合计布方200.3平方米，因第3号探方仅试掘南侧1.2米一条，因此实际发掘约189.1平方米。

　　　　因这次发掘是为寻找颜勤礼碑出土地下据传尚有的其它石碑，即“因此次发掘目的，在得颜勤礼碑下之藏石，故注意老坑（即经人扰动者），凡遇老土（即净黄土，未经人扰动者），若无特别发现时，即行停掘”，因此前述11个探方并非一次布方，而是逐步展开，虽有顺序编号，但探方号排列并不规律——与1928年小屯发掘时探方号的“散乱”甚为一致。

　　　　1934年5月17日，北平研究院致教育部函，汇报成立陕西考古会等工作，在介绍完陕西考古会成立缘起和组织后，汇报“在未赴宝鸡县之前，曾于西安城内民政厅院内掘得唐太极宫图残石及唐兴庆宫图残石，当经抚拓印存，以备参考。理合将成立陕西考古会及现在工作经过情形，并检同《合组陕西考古会办法》，与唐兴庆宫、太极宫拓片，暨《陕西古迹调查报告》一并随文呈请鉴核”。

　　　　因此，从前引文字看，本次发掘不仅在发掘前履行了相关程序，且在发掘完成后，在5月17日北平研究院至教育部函中还为此向主管部门进行正式报告。故而从相关资料看，在陕西考古会的工作安排下，由徐旭生先生提议并筹划，由何士骥先生主持的这次西安城内民政厅发掘，在发掘前有明确的学术目的，经过正式的“组织”程序，并指定专人主持发掘工作，不仅有工作日记、文字记录，还进行绘图、照相等资料留存，其完成之图制于米格纸上（因此今天还能算出文字并未记载的第3号探方发掘1.2米宽的“零零整整”数字），图上有图名、比例尺、方向标和图例等制图要素，发掘完成后进行了“科学”回填——“在发掘地域之四角上各于深0.20米处，埋藏一大方砖，于兴庆宫碑出土地点深0.30米处亦埋藏一长方青石，以便后人之从事者追究焉”，并以非常快速度，在两个月后的5月22日完成报告编写、7月正式出版发掘报告和出土石刻考释。因此，即使按今天考古工作要求，这想来也应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优秀”发掘项目——虽“科学性”的判断必然有着时代差异。

　　　　所以在1934年2、3月间于西安城内开展的陕西民政厅考古，就应“当之无愧”地成为陕西考古的第一次发掘——虽完成发掘时间仅早于4月26日开始的宝鸡斗鸡台发掘38天。

　　　　由此我们还可看出，与1928年“中央研究院”在安阳小屯以甲骨为目的的发掘一样，北平研究院和陕西省政府合组陕西考古会开展的陕西考古，同样以历史时期文字资料考古为工作起点；与小屯甲骨所在地为商之殷墟一样，西安城内民政厅考古的背景是唐之皇城，同样都是以古代都城考古为工作起点。

　　　　也就是说，位于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和位于北平的北平研究院等两个国家级考古机构，在豫、陕分别开展的第一次考古，具有令人惊讶的高度一致。

　　　　不过，虽豫、陕第一次考古工作都有“抢救性”发掘的特点，但与“中央研究院”的安阳发掘是在盗掘后主动开展考古不同，陕西考古会在西安城内民政厅的考古发掘，明显是对“基建”发现线索的主动探寻。

　　　　如果说，河南考古是从商代考古开始的话，那陕西考古就是以唐代考古作为开端。

　　　　是否成立，当祈方家正之。（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公众号）

　　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