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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博观展记 | “万年一粒米” 惊艳世界国博展出

来自: 国博君 | 发布时间：2022-3-3 11:37 | 查看: 271 | 发布者: 呆桃Daytoy |

摘要: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张娓）日前，“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在国家博物馆已经进行了3个多月的展出。跟随展览，跨越黄河、长江，回到“远古中华第一村”，品味洋溢着万年稻香的上山文化，似乎仍让人意犹未尽。诚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为上山题词所述：“万年上山，世界稻源”。上山的小小米粒，向世人无言地诉说着中华文明为稻作农业作出 ...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张娓）日前，“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在国家博物馆已经进行了3个多月的展出。跟随展览，跨越黄河、长江，回到“远古中华第一村”，品味洋溢着万年稻香的上山文化，似乎仍让人意犹未尽。诚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为上山题词所述：“万年上山，世界稻源”。上山的小小米粒，向世人无言地诉说着中华文明为稻作农业作出的重大贡献。

惊艳世界的“万年一粒米”

2000年秋冬之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建的浦阳江流域考古调查队来到了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北的一座不知名的土丘。考察队在这里挖了一个2平米的小探坑。低矮的辟为耕地的土丘，陌生的夹炭陶片，这就是上山遗址的最初呈现。

2022年，距离上山遗址的发现已逾20余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上山文化发现者蒋乐平见证了20余载“万年上山，世界稻源”的探索之路。

惊艳世界的“万年上山”的最初呈现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惊艳。夹炭陶片，即是夹炭陶片中羼和的稻壳，也是熟悉的概念和并不陌生的遗存，因为30多年前发现的河姆渡遗址中已有所见，只是器形稍感特殊。

在2001年第一期发掘结束后，上山遗址的原始性才真正被考古人重视，并开始有了了解它确切年代的冲动。蒋乐平告诉记者，他在与北京大学碳十四年代测定专家吴小红的一次讨论跨湖桥遗址的通话中，岔开话题介绍这处新发现遗址，才有了“万年上山”，否则，不清楚我们还要摸索多少年。

正是碳十四年代测定技术进一步促使上山遗址得到了考古人的重视。于是，在那些破碎的夹炭陶片中，看似无奇的稻壳才显示出非凡的意义。“因为它超过河姆渡整整3000年！”蒋乐平略显兴奋地向记者解释道，10000年，在世界范围内讲，正是探索农业起源的关键时间点，这就是万年上山与生俱来的价值。

2003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农业考古专家郑云飞最先对陶片中的稻遗存进行研究，他从小穗轴、稻叶遗存等角度首先确定上山稻的栽培属性。紧接着，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吕烈丹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加入到探索的队伍。2004年末赵志军用火车托运来一台浮选机，自此寻找最早一粒稻米的工作正式开始。

历时一年多，2005年10月第一粒炭化稻米被发现，考古学界称之为“万年一粒米”。

这粒炭化稻米吸引了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关注，也使得不同的研究方法聚力探索其中的奥秘。吕烈丹最早通过实验考古从石片石器中辨识出收割工具，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刘莉最早试图从碾磨稻米的角度去分析遗址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的功能，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杨晓燕、斯坦福大学王佳静博士对这两个方面的证据进行了补充与完善，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吕厚远带领的团队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青年研究员吴妍从水稻硅酸体的角度丰富了对上山栽培稻的认识。

随着上山文化稻作农业证据的逐渐丰富，其科学性最终得以确立。

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重要起点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曾指出：“经过20年发掘与研究，上山文化已明确了两个世界第一，稻作农业世界第一，彩陶世界第一，它还是中国农耕村落文化的源头。”

经过20余年的考古发掘工作，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钱塘江上游及其南边的灵江流域河谷盆地，共发现上山文化遗址20余处。这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最具规模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根据地层学、类型学分析，结合碳十四年代测定，这些上山文化遗存初步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年代约在距今10000年前后，中期年代在距今9000年前后，晚期年代在距今8500年前后。

2020年11月，在浙江召开的“上山遗址发现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考古学家达成一个重要的学术结论：以浦江上山遗址为命名地的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地，是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重要起点。

“上山文化古代先民应该已经开始实施以种植稻为特点的耕种行为”，赵志军举例说，采用类似刀耕火种的方式开垦田地和播撒稻种，修建原始村落常年定居以便管理稻田，使用特定石制工具收获和加工稻谷，等等。由于上山文化出土的反映人类耕种行为的考古证据已经比较系统完整，而且是目前考古发现同类遗存中年代最早的，因此赵志军认为，稻作农业起源或稻作农业形成过程中的初始阶段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万年前的上山文化时期。

至于上山文化古代先民耕种的稻究竟是野生稻还是栽培稻，或者说在形态特征和基因特性上仍显示为野生稻还是已经进化成为栽培稻，在赵志军看来，这是另外一个学术问题，即栽培稻起源或栽培稻驯化过程的研究。

水稻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据统计，水稻养活了世界上半数以上的人口，这是中国对人类所作出的历史贡献的最通俗的表达。从文明史的角度，则诚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所说的，稻作文化向黄河流域传播，塑造了“早期中国”，成为中国多元一体格局中奠定一体化基调的重要基础；稻作向东传播，奠定了东亚饮食文化的基础，促进了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和持续发展；稻作向南传播，成为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标志性特征。这正是作为稻作起源地的上山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从更深层次上发掘，水稻的耕作方式及其对水源与土地的深度结合，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与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的根源。这个话题在蒋乐平看来，是一个关于稻作文明更深刻更广泛的话题，值得从源头上去发掘、追踪。

农业起源是世界性的三大考古学课题，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首用“农业革命”的概念来定义农业起源之于人类历史的决定性意义，认为是文明形成的开始。

上山文化诞生于钱塘江上游的河谷盆地，遗址均坐落在盆地中间的低矮山丘，海拔在约40—100米间，面积多在20000—50000平方米间。蒋乐平认为，比上山文化稍早的遗址则发现于南岭山系的洞穴之中，这种统一的地理文化演变特征，以及野生水稻多年生湿地草本植物的特有生物属性，放在最后一个间冰期结束、全新世开始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特殊的气候环境中，是一个有待于更好地去总结的农业起源模式，这必然也是中华文明的生长模式之一。

（本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娓摄影：余冠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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