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时期是中国礼制文化的重要形成期，丧礼是两周礼制的核心内容。以丧礼中棺饰来论，仅装饰之物就包括褚、荒帷、墙柳、齐、翣、池、贝、鱼等，由此而引出一整套别贵贱、序人伦的棺饰制度，多见于《仪礼》《礼记》《周礼》等典籍及后世学者的注疏、考证之中。但现存“三礼”及诸家注疏一则不够全面，二则也渗入作者构拟成分，未必全是实录。半个多世纪以来田野考古清理出的各类遗迹、文物及古文字资料，为我们深入研究两周时期棺饰提供了丰富资料。

近年来在甘肃宁县石家春秋时期墓地考古发掘中，“三礼”中所提及棺饰之物多有发现。另外，固棺遗存多发现棺束，木棺之下又以棺床来承棺，它们同属于棺饰重要组成部分。

►翣

翣作为两周时期棺饰重要组成部分，《周礼·夏官·御仆》中有“大丧，持翣”的记载，汉代郑玄依《周礼》注曰：“汉礼，翣以木为筐，广三尺，高二尺四寸，方两角高片，以白布画云气，其余各其象。柄长五尺，车行使人持而从，既窆树于圹中。檀弓曰：周人置墙是也。”考古发现两周时期的翣基本为铜质，与汉翣形实有差。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翣出于三门峡虢国墓地，以前考古报告多称为铜质椁饰，多出土于墓室淤土较高位置，形制不尽相同，但基本中间有一圭形铜片饰，两侧有对称饰件，呈三叉形。其中底座铜片饰一侧有两组或三组钉孔，可能以衔木柄，符合“持翣”记载。

石家墓地目前12座墓葬发现有铜翣（角），皆为上下分体式，缀合方式或以窄铜片穿孔将其首端与底端进行联结，或以铆钉形式进行联结。纹饰题材有凤鸟纹，凤鸟、夔龙组合及人面纹等。尚未发现陕西张家坡墓地流行的兽面纹，亦未发现陕西梁带村、刘家洼墓地盛行的镂空凤鸟纹。

根据文献资料，不同等级的墓葬随葬铜翣数量要求较为严格，《礼记·礼器》云：“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从石家墓地M38、M218、M30、M35来看，第一等级与第二等级墓葬之间的确存在铜翣数量递减的现象，不过与文献资料记载的等级还是有出入。M30、M35皆随葬铜翣（角）6件，其中完整铜翣各发现2件，置于棺东西两侧中部，铜翣角各发现4件，分置于棺东西两侧南北两端。若以铜翣计，墓主身份低于大夫级别，符合两墓之等级。M38因被盗掘，随葬铜翣4件，铜翣角3件，另外盗洞填土中发现铜翣残片，从数量上来看，应是另1件翣角的残片，因此该墓铜翣有4件，据文献载墓主身份应是大夫级别，与此墓出7件鼎判定墓主为诸侯相抵牾。M218随葬铜翣有3件，翣角有8件，据文献墓主是大夫级别，同样与此墓出7鼎相矛盾。

铜翣作为棺饰，应与墓葬存在唯一对应关系。事实上，河北中山国M1袝葬车马坑内发现5件铜翣（考古报告称其为“山字形铜器”）。无独有偶，石家墓地MK5第2、3辆车舆内东南部同样发现有成对铜翣，上下叠压，其形制与石家墓地M39出土铜翣完全相同，而又类似长安张家坡墓地西周晚期M129同类器。诸上两例已脱离与墓葬共生情境，功能上亦非“遮障棺柩”之装饰。有学者认为，翣载于车，除了彰显墓主身份地位外，可能兼有干首即旌旗的功能。因此笔者推测，车马坑内发现的铜翣除作为旌旗的可能性外，也似乎与马身装饰有关。首先，与其在车舆内共存器物有铜节约、马衔（镳）组成的络饰，似乎皆与马头饰有关；其次，从类型学上作对比，如忽略铜翣上端三叉形结构，近似于长安张家坡、河南浚县出土的一类马冠。

►荒帷

荒帷，《丧服大记》郑玄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唐代孔颖达疏曰：“帷是边墙，荒是上盖”，是覆于“墙柳”之上的一类纺织物遗存，形似帐幕。考古发掘中极少发现，难识其本色。近年来，随着考古技术手段及认识水平的提高，在山西横水、陕西梁带村等墓地多有发现，图案多见黑红两色，兼有蓝色，其中横水墓地M1发现的红色凤鸟纹极富神韵。石家墓地发现的荒帷遗存分有图案与素面两类，高等级墓葬出土者多有图案，以黑、红二色填充，勾绘三角、斜线等几何纹样，如M6外棺东侧发现的荒帷遗存，本体为淡黄色纺织物，上以红、黑二色绘制三角纹、圆圈纹、云气纹等几何图案。M257椁室西侧同样发现条状荒帷遗存，呈黄色，布纹经纬结构较清晰，上以黑红二色绘制图案，棺周围可见黑红相间三角纹，棺盖板上可见黑色宽带纹、线纹组合纹样，与梁带村芮国墓地M502、M586等墓葬类似。

较低等级墓葬发现的荒帷多为素面，如M166西二层台中部边缘发现红色纺织物残留，推测可能是荒帷之“荒”遗存。而贴近木框外侧，发现黄色纺织物残留痕迹，同样为素面，可能是荒帷之“帷”遗存。值得注意的是，M171虽等级较低，但其椁室东壁的荒帷有图案，以黑红二色勾绘图案，边缘以三角纹进行装饰，中间填充主体纹饰，分上下两层，上层图案保存较差，下层为波曲纹，峰谷之间填充眉口组合。此类纹饰李零先生定义为“山”字纹，一般在青铜器中出现，比较特殊。

►墙柳

墙柳，《礼记·檀弓下》元代陈澔注曰：“柳者，聚也，诸饰之所聚也，以此障柩。犹垣墙之障家，故谓之墙。”对于柳之形状，《释名·释丧制》谓：（柳）“亦曰鼈甲，似鼈甲然也”，郑玄注曰：“柳象宫室”，另孔颖达疏：“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象之”。根据文献及诸家注疏，可以推测墙柳是一个罩在棺上的尖顶木质框架，状如鼈甲，或似四注屋。

该类遗存最早在三门峡虢国墓地有发现，M2001（虢季墓）外棺上放置一个大致呈长方形的木质框架，即棺罩，由东西横置的六根圆木与南北顺置的二根方木以榫卯形式套接而成。石家墓地目前明确在棺以上发现木质框架的墓葬有4座—M38、M171、M176、M216，其中M176为单棺墓，木框结构保存较好，由上下两层“口”字形结构及立柱组成。四角立柱及东西两侧各两根方形立柱，套接于上下“口”字形结构之上，“口”字形结构之间各榫卯套接两根横木。M171为重棺墓，木质框架置于外棺之上，顶端为“口”字形结构，内由两根南北向方木、四根东西向方木套接而成，下以角柱承接，均髹红漆。整体向东侧倾斜坍塌，木架遗存周围悬挂有串饰物遗存。

►“池”下缀饰

据文献记载，以铜鱼为代表的缀饰悬于“池”下，与振容共存，柩车行则鱼跃拂池。另依“三礼”及后世注疏，君、大夫所用鱼是铜质的，士卑去鱼。贝则君、大夫、士皆有。从石家墓地及遇村遗址资料看，坠饰除了鱼、贝以外，常伴有磬形饰、珠、铃等，依墓葬年代、等级的差别，表现出材质的不同及组合的多样，富有特色。

通过梳理石家墓地近几年发现的“池”下缀饰遗存，春秋早期内涵较为复杂，“池”下缀饰物分布有的呈“”“目”及“日”字形结构；春秋中期以来，即使7鼎墓，也仅分布于木棺东西两侧。缀饰组合中又以磬形饰搭配珠、贝等最具特色，目前仅在陇县边家庄M1、M5，户县南关春秋74M1、82M1有少量发现，而在西安以东地区尚未发现。其年代上限可至西周时期，如在周原遗址贺家北M29、M30即发现此类遗存。磬形饰为石质，整体呈曲尺形，部分有顶角能辨股和鼓，其特点尚未脱离乐器—石磬之形制。

►棺束

“棺束”，本为皮革束合棺木，《礼记·檀弓上》曰：“棺束，缩二衡三，衽每束一”，孔颖达疏：“棺束者，古棺木无钉，故用皮束合之。”相关考古资料多见于东周时期楚墓，相较之下，北方地区甚少发现。近几年石家墓地发掘中，M166外棺周围发现有细绳子，绕棺横向13道、纵向5道，且纵向叠压横向捆扎外棺。M171细绳子为横向11道、纵向12道，纵向叠压横向捆扎外棺。类似遗存可见梁带村芮国墓地M502，其外棺西侧、北侧北端、东侧分别发现有纵向或横向的绳索状物，棺底板下也见纵横交错的绳索状印痕，同样是用来捆扎外棺的。另外“棺束”中还发现一类粗绳子遗存，是由若干细麻绳捆扎而成，M166仅发现横向2根，分置于外棺南北近两端，M171发现5根，外棺南北近两端2根为横向，外棺东、中、西3根为纵向，可能起到辅助悬窆下葬之用，与文献记载“缄耳”相关。

►棺床

石家墓地木棺下多发现一类“棺床”遗存。从出土位置来看，单棺者，棺床置于其下；重棺者，棺床置于内棺之下。有两层棺床作为支撑的，如M166。有三层棺床作为支撑的，如M176，其第三层棺床下还发现2根东西向枕木，榫卯套接于M176框架上。棺床能使木棺隔水防湿及通风透气，《礼记·丧大记》所云“迁尸于床”，高崇文先生称其为“夷床”，此类功能可见于文献及楚墓资料。

本文系甘肃省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宁县石家墓地出土棺饰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GWJ202026）最终研究成果。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1年11月刊，作者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