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阅读
杨泓丨中原北魏石窟：以石雕为主要艺术形式的中国石窟
对中原北魏石窟寺遗迹的考古勘察和研究，首先要将着眼点放在北魏平城时期凿建云冈石窟，正是文成帝拓跋濬和平初年沙门统昙曜在武州塞开山为皇帝凿窟造像，开启了北魏一代凿建石窟的热潮。……待到孝文帝将都城南迁洛阳以后，北魏皇室凿建石窟的地点也随之移至洛阳附近的伊阙，到北魏晚期，更扩展到洛阳周围区域，著名的如河南巩义的大力山石窟，所以对北魏洛阳时期石窟寺的考古勘察和研究，也自然地把着眼点转向河南的龙门石窟和巩义石窟以及周边的石窟。
——杨泓
作者简介
杨泓，1935年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特聘教授。《文物》月刊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考古月刊编辑委员会顾问。并被聘为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主要研究中国汉唐考古学、中国美术考古和古代考古。先后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集体编著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等书的撰写工作。在《考古学报》《考古》《文物》《美术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逾300篇。主要学术专著有《中国古代兵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0）、《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现史》（文物出版社，1997）、《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科学出版社，2000）、《中国古兵与美术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07）等。并与李力合著《华夏之美——中围艺术图鉴》（香港中华书局，1993）和《美源——中国古代艺术之旅》（三联书店，2008）。
中原北魏石窟
以石雕为主要艺术形式的中国石窟
*节选自《探掘梵迹》第七章，注释从略
文丨杨泓
对中原北魏石窟寺遗迹的考古勘察和研究，首先要将着眼点放在北魏平城时期凿建云冈石窟，正是文成帝拓跋濬和平初年沙门统昙曜在武州塞开山为皇帝凿窟造像，开启了北魏一代凿建石窟的热潮。此后，终北魏平城时期，武州塞一直是皇室贵胄开窟造像的集中地域，形成规模宏大的石窟群，为今人留下了闻名于世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因此对北魏平城时期石窟寺的考古勘察和研究，自然要把目光集中在云冈石窟。待到孝文帝将都城南迁洛阳以后，北魏皇室凿建石窟的地点也随之移至洛阳附近的伊阙，到北魏晚期，更扩展到洛阳周围区域，著名的如河南巩义的大力山石窟，所以对北魏洛阳时期石窟寺的考古勘察和研究，也自然地把着眼点转向河南的龙门石窟和巩义石窟以及周边的石窟。下面就让我们沿着北魏佛教石窟开凿发展的轨迹，进行探寻北魏佛教石窟寺遗迹的旅程。
壹
平城时期北魏的灭佛与兴法
5世纪50年代，北魏都城平城西郊三十余里的武州塞十分热闹，成百上千的工匠正在开山凿石，凿建为皇帝祈福的石窟寺，这一浩大工程的组织者是沙门统昙曜。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当时“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时上距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446）三月“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不过十余年，佛教僧徒对那场灭法浩劫记忆犹新。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随着拓跋鲜卑实力不断壮大，控制北方广大地域，建国并迁都平城，北魏皇帝开始接受佛教，也接受黄老之学。到天兴元年（398）道武帝拓跋珪时下诏“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在平城作五级佛图，从此开始构筑佛寺，北魏佛法勃兴，日渐发展。明元帝拓跋嗣时，仍是“亦好黄老，又崇佛法”。直到太武帝拓跋焘时，他初始也是佛与黄老并重，但更偏向黄老，信寇谦之道，以其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司徒崔浩主政，主张禁绝佛教，至于引致灭佛的导火线，是平盖吴之变时在长安佛寺所见：“会盖吴反杏城，关中骚动，帝乃西伐，至于长安。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于麦中，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便室，见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屈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帝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又诏曰：“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教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太武帝又曾下诏：“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又云：“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灭法令虽严苛，但除长安外各地在执行前留有一段缓冲期，所以僧众还有时间改变身份或逃匿。在昙曜以前任沙门统的师贤，“假为医术还俗”，才逃过此劫。昙曜当年曾“誓欲守死”，后经监国的皇太子拓跋晃劝谕，才“密持法服器物”隐匿，因而也逃过此劫。因此，他们都深知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佛教得以恢复和弘扬，只有依靠人世间最高统治者的恩赐。所以文成帝拓跋濬复法后，名僧都极力将当今皇帝与佛陀联系在一起。其实早在道武帝拓跋珪皇始年间（396—398），僧人法果就曾称道武帝为“当今如来”，宣扬说：“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经历了太武帝灭法以后，僧人更进一步认识到法果的主张必须承袭。所以在复法后，令师贤出任道人统，极力将佛教造像之举与帝王联系在一起，他在担任道人统当年，就将官修的佛像比拟皇帝的形貌。据《魏书·释老志》：“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论者以为纯诚所感。”看来当时雕造的有可能是等身石像。到兴光元年（454），又在平城的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这是身高近4.5米的大像，至少已有人体高的2.5倍，立在寺庙中已是十分宏伟了。但是当年毁寺破像的阴影仍旧笼罩在昙曜等僧众心头，因此当和平初年昙曜代替师贤任沙门统后，立即想要建造体量更为巨大更难毁坏的佛像，那就要借助高山崖壁，雕造高六十至七十尺的大像。他在请示皇帝以后，立即在武州塞开始了空前浩大的凿岩开窟造像工程，这也就揭开了今日云冈石窟历史的大幕。
贰
北魏平城时期的云冈石窟
——从和平初年到太和年间
平城西武州塞的山体，石质虽为砂岩，但适于雕刻，沙门统昙曜主持在这里凿窟造像，就避免了此前从新疆到河西建造石窟时，因石质不宜雕刻，只能在凿洞后以彩塑和壁画为主营造的困局。在开凿洞窟后，继续在洞中进行石雕造像，以圆雕和浮雕为主要艺术形式，开启了在中原北方修建石窟寺院的高潮。
图7-1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16—20窟平面示意图
云冈昙曜所开凿的五所石窟，今人都认为是云冈石窟被编为第16号至第20号的5座（图7-1）。这5座大形石窟，平面均为椭圆形（或说是马蹄形），顶为穹隆顶。它们依次布列在云冈石窟区的中部偏西处，多在窟内雕造三佛，正壁主像形体巨大，高13.8—16.5米，两侧雕像形体较小，更显主像高大雄伟。除第17窟主像为未来佛弥勒菩萨，其余主像均为释迦。或认为与兴光元年在平城五级大寺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像一样，也是为太祖以下五帝所造。洞内的主尊最高的是第19窟中的佛坐像，高达16.8米（图7-2）。第20窟因为前壁和左右两壁前部早年已经塌毁，以致窟内大像暴露成露天的状态（图7-3），所以人们一来到云冈，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座大佛的宏伟身姿，它也不断出现在中外书刊之中，成为云冈石窟的艺术象征（图7-4）。其实此像身躯的高度在昙曜五窟中排在倒数第二，仅有13.8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