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过去的同事、现在的领导种建荣研究员给我派了一个活， 给他们邰城考古队编写的、 即将出版的《邰城汉墓》写个序，这个活对我来讲真的是出了一个难题。　　混迹考古圈整整四十年，喜欢的是读、跑、找、挖。读是文献检索，为了发现线索；跑是现场调查，为了求证猜测；找是勘探试掘，目的是验证观点；挖是发掘，最终证实结论。线索多、疑问多、猜测多、挑 ...

　　过去的同事、现在的领导种建荣研究员给我派了一个活， 给他们邰城考古队编写的、 即将出版的《邰城汉墓》写个序，这个活对我来讲真的是出了一个难题。

　　混迹考古圈整整四十年，喜欢的是读、跑、找、挖。读是文献检索，为了发现线索；跑是现场调查，为了求证猜测；找是勘探试掘，目的是验证观点；挖是发掘，最终证实结论。线索多、疑问多、猜测多、挑战多，惊喜也多；述而不作，其乐融融。不喜欢的是后期整理和编写报告。层位一二三，类型 ABC，分期早中晚，虽然是必要的工作程序，但的确有点枯燥、乏味，不好玩。给别人精心整理编写的报告写序、写评论看似容易，实则难上加难。

　　闲话可以讲，工作必须干。断断续续用了一个多星期，较为认真地在电脑上读完了 PDF 版的《邰城汉墓》，有点小激动：《邰城汉墓》的字里行间闪烁着思考的火花；《邰城汉墓》的研究成果留下了践行的足迹。

　　邰城汉墓的发掘原本是 2010 年配合“西安—宝鸡铁路客运专线”重点工程建设的抢救性考古发掘。种建荣研究员和雷兴山教授基于对秦汉墓葬结构、布局的宏观认识，一拿到基本建设考古勘探图纸，就敏锐地察觉到基建考古勘探资料的局限性和邰城墓地的重要性。进而毫不犹豫地扩大勘探、发掘面积，将一个临时的抢救性发掘项目，提升为关中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西汉平民墓地的研究性发掘项目。

　　过去一般的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重点是建设项目占地范围内的遗迹、遗物的发掘、保护和研究，有的甚至是捡完东西就撤退。近年来全国基本建设考古工作的质量大幅度提高，但是像邰城考古队这样，在发掘前就提出三大学术目标：

　　其一，根据前期勘探结果，抢救发掘线路范围内的古代墓葬与其他遗存，搞清墓葬年代、葬俗及考古学文化特征，重点是展开墓葬随葬品的器用制度研究。

　　其二，搞清墓地的大致范围，建立墓地分期年代体系，了解墓地的形成过程，重点考察墓地墓位形态，厘清墓地结构，探讨其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

　　其三，调查确认墓地周邻同时期遗存的分布情况，重点寻找城墙、作坊、建筑等与墓地相对应的居址遗存，初步廓清邰县聚落的布局结构。

　　实属凤毛麟角。

　　为了完成三大学术目标，邰城考古队打破了基本建设项目范围内根据考古勘探资料进行点状发掘的基本建设考古常规模式，针对基本建设工程用地范围与工程进度的具体情况， 实施了独具特色的工作流程。第一阶段：首先小面积解剖，了解墓地范围堆积状况与墓葬口层位，然后有的放矢地实行“钻探式”墓葬发掘，确认基本建设范围内只是一处单纯墓地的局部。第二阶段：参照第一阶段了解的墓葬与地层堆积情况，结合前期钻探资料，根据墓葬疏密情况，采取“基槽”式的大面积清理，尽快完成基本建设考古任务，全面提取、保存墓葬关键信息。第三阶段：采用条带式勘探，对墓地的南北界限进行了确认，然后展开全面勘探，掌握墓地的范围、结构与基本内涵。实施钻探式发掘，对墓葬分布较为稀疏的、地下遗迹较为简单的地段，分片、分期采取“钻探式”的发掘方法，集中力量进行发掘清理，提高工作效率。第四阶段：对墓葬比较密集，墓葬、兆沟并存，地下遗迹较为复杂的地段实施探方式发掘，基本搞清兆沟的走向、范围、形制及堆积，墓葬与兆沟的关系，兆沟与兆沟之间的关系，确保墓葬布局结构完整。实践证明：这一新的工作流程，既兼顾了基本建设时间与经济的需求，又实现了科学发掘和研究不同阶段的不同目标。

　　《邰城汉墓》秉持“地层学”、“类型学”，针对关中汉墓部分器物分类与命名不统一， 大部分器类谱系认识（型式）划分不一，演变规律认识不同的情形，对邰城汉墓出土的千余件陶器进行了较为严格、可靠的类型学分析。《邰城汉墓》将出土陶器分为仿铜陶礼器、日用陶器、模型明器三大类。仿铜陶礼器又分为鼎、盛、锜和簋形甑、钫、壶等五类，日用陶器又分为罐类、缶类、盆盂甑类、釜类四小类，各小类内再按其整体形态区别成类。《邰城汉墓》注意到陶器器形的整体演变，总结出西汉陶器存在“亚腰系”、“溜肩系”、“比例系”、“弧腹系”四条跨越器类的演变规律。《邰城汉墓》重视随葬品的器用制度研究，对各单位出土陶器的统计，不仅统计到“器类”，还尤为注重对“器型”与“器形”的考察，从“功用组合”、“器类组合”、“器型组合”多角度考察陶器组合，从陶器组合、陈器位置、陈器方式等方面，识别出随葬陶器的多种器用现象，如鼎与盛、锜与簋形甑、盆与甑的固定组合现象、组合器类的同形现象、多件陶罐的同形并置现象、储盛器与炊器的分置现象等，并梳理出西汉墓葬随葬陶器组合的阶段性变迁。《邰城汉墓》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层位关系和陶器共存关系，参照常用的铜钱断代法和关中地区具有明确纪年的墓葬材料，建立了邰城汉墓五期七段的分期体系，为关中地区西汉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提供了一个新标尺，深化了中国考古学对全国西汉墓葬的分期研究。

　　《邰城汉墓》遵循“从物到人”的研究理念，注重对墓葬的形制研究，将发掘的 294 座墓葬划分为无墓道竖穴土坑墓、竖穴墓道洞室墓、斜坡墓道洞室墓三大类。发掘者注重对墓地结构的探索，勘探发掘时，关注“线性”、“圈状”遗迹，关注不同兆沟之间、兆沟与墓葬之间的关系，关注辨识古人设置的墓地界标；利用可能反映古人分区意识的兆沟、墓位关系、墓地空白地带，可能反映古人身份区分的葬俗与随葬品，对墓地进行了综合研究。《邰城汉墓》认为，该墓地应是邰城遗址的组成部分，是西汉斄县的一处平民墓地。关于墓地结构及其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邰城汉墓》提出了“小区内家葬制”、“大区内族葬制”的墓地结构新认识。认为邰城墓地普遍遵循家葬制，一至四期以夫妻并穴合葬、父母与未婚子女成群埋葬为代表；第五期及更晚，家葬制进一步发展，将夫妻、核心家庭合葬于一墓，形成空间上单独分布的多人合葬墓。在小区内的家葬制之上，存在以墓葬形制不同形成的大区。竖穴土坑墓、竖穴墓道洞室墓可能代表两个族群，采用聚族而葬的族葬制。《邰城汉墓》考察了墓地文化变迁现象，探讨了其反映的社会变迁问题，指出：邰城第一阶段之前的文化变迁，大致在西汉高祖时期，显示出汉初考古学文化上的“汉承秦制”，但实质上是与秦文化的“貌合神离”；邰城第二、三阶段的文化变迁，大致在史学分期的西汉晚期，可能代表着“汉文化”的一次转型。客观地说，《邰城汉墓》超越了墓葬研究和墓地研究两个台阶，真正地踏上了墓葬研究的第三台阶——社会研究。《邰城汉墓》较为合理地诠释了邰城墓地的范围、分区、葬制、文化以及性别代码等关键问题。邰城汉墓的材料、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对关中地区乃至全国西汉墓葬的研究都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作用。

　　总之， 邰城汉墓的勘探、发掘和研究是临时的抢救性发掘项目转化为科学研究性发掘项目的一个典范；邰城汉墓发掘前学术目标的预设、发掘过程中独具特色的工作流程，值得在我们今后的考古工作中参考和推广；邰城汉墓是目前关中地区发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西汉平民墓地。其资料丰富、披露全面、文字翔实、图表齐全、研究深入，结论基本可信，是一本质量上乘的考古报告；这也是种建荣研究员、雷兴山教授和邰城考古队同仁们尽心竭力思考的火花结晶，是他们筚路蓝缕践行的足迹化石。

　　思考有时不一定准确，或有偏颇；践行有时会偏离，或有泥泞和坎坷。如报告结语中首次提出的汉墓“陶器的‘模件化’生产”与“陶器的‘相关性’与‘演变系’”两大特点，“亚腰系”、“溜肩系”、“比例系”、“弧腹系”四条跨越器类的演变规律，以及“缶罐类‘单件式’”、“多罐同形并置”、“组合器用”、“储盛器、炊器‘大类分置’”、“陶器组合的阶段性变迁”、“西汉陶缶赗赙说”等六点器用现象等等，个别观点是否准确？证据是否充足？历史时期的器物类型学是否有必要进一步细化？但是无论如何，思考与践行是必须坚持的，因为这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科学研究的不二法则。

　　让我们一起思考， 一起践行， 前面有诗， 前面是考古研究的远方。

　　是为序。

　　（作者：焦南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西北大学特聘教授）

　　（本文电子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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