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史金波、白滨和宁夏自治区博物馆副研究员吴云峰三位同志,经过十多年的实地考察,足迹踏遍了西北和华北各省的西夏故地,访问了二十多个博物馆、文化馆和考古队,终以坚强的毅力和辛勤的劳动,完成了《西夏文物》的编著,并由文物出版社于1988年3月出版。

西夏是在我国北宋时期由当时的少数民族党项羌为主体的地方封建政权。西夏的幅员包括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肃省大部、陕西省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西部。西夏的国号为大夏,建国前期,与北宋和辽相持,后期又与南宋和金鼎足而立,因其地在我国西北部,历史学家们习惯上称为西夏。作为西夏建国主体的党项族为羌族的一支,又称党项羌,原居住在现在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河曲一带,古称折支的地方。后来逐渐向四周扩展,约在公元6世纪后期,它们开始出现在史书上。唐五代时朗,夏州党项政权在政治上是中原王朝管辖下的节度使,深受中原封建文化的影响。

现在我们除了从文献记载中了解到一点西夏的信息外,只能从西夏仅存的文物中去寻找。如耸立在银川市即当年西夏都城兴庆府所在地的永天寺塔,贺兰山麓的西夏王陵、河西走廊的张掖(甘州)大佛寺,部曾以规模宏伟著称于世。武威(凉州)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则是保存完整的代表西夏文化特征的西夏文碑刻。世界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还有近百个洞窟中保存着西夏时期的壁画、雕塑和供养人题记等。在本世纪初,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出土了大批西夏时期的文献和文物。这是一项重大发现,促进了西夏学的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西夏考古也得到重大收获。北京、河北、安徽、河南、陕西等省市自治区发现了西夏时期或西夏后裔活动的大量遗物和遗迹。这些新的发现,为我们深入研究西夏的历史文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西夏文物》的编著和出版,正是这一总趋势的必然产物。

《西夏文物》共发表西夏文化遗址和文物图版400余幅,是编著者从60年代至80年代里多次调查、逐步积累的5,000余幅图版中精选的。这部新著第一次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西夏文物作综合性、比较全面的介绍与研究。全书由8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为建筑遗址、陵墓。包括城寨、宫殿、陵园、寺庙、遗址等;第二部为绘画。包括石窟与佛寺壁画、世俗供养像、绘画、木板画等;第三部为金石。包括石刻碑铭、寺塔经幢、官印、符牌,钱币等;第四部为铸造、雕刻品。包括金、银、铜器铸造品及石雕、泥塑、竹雕等;第五部为木竹器丝织品。包括木制器具、竹器,以及绫、绢等丝织、刺绣品;第六部为陶瓷器。包括生活用陶瓷制品、建筑物件以及工艺品等;第七部为世俗文献。包括西夏文辞书、官私文书、文学作品、法律著作、医书、历书、占卜辞及译自汉文的典籍:第八部为佛教文献。包括译自汉、藏文字的佛教经典。元、明两代刊刻的西夏文佛经。

为了阐明这八个部分文物的发现经过及其历史艺术价值。每件文物都有较详尽的说明,并作必要的考证。这些丰富的、有代表性的文物图版和说明、为今后更进一步的研究西夏历史文化集中地提供了一批最基本的材料。书中还附发了四篇专题论文·1、吴云峰著《西夏陵园建筑的特点》,对贺兰山麓西夏王陵的布局、建筑与墓室结构特点作了介绍,并与唐宋陵墓进行了比较;对西夏的丧葬制度作了初步探讨。2、刘玉权著《略论西夏的壁画艺术》,以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的西夏壁画为主,对西夏壁画的题材、布局、技法及其分期等进行了考察,同时还对汉、吐蕃、回鹘等民族的绘画艺术给予西夏壁画艺术的影响作了比较和论证。3、白滨著《西夏官印、钱币、铜牌考》,介绍了前入对西夏官印、钱币、符牌的研究成果,并论述了使用、铸造、特点及其历史价值。4、史金波著《西夏文文献新探》,对传世的西夏文碑刻《重修护国寺感应碑》的碑铭和部分佛经题款,作了新的校订和译释。对《文海》、《音同》、《五音切韵》、《文海宝韵》等西夏文辞书的年代与版本作了新的考订。这四篇专题论文的著者充分地运用了他们的专业优势和多年来的勤奋积累,各展所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此外,这部新著还发表了《党项迁徙图》、《西夏疆域图》、《党项、西夏帝王世系表》、《西夏大事·文物年表》和主要参考文献资料目录,以及英文提要,可供读者检索之便。

“十年辛苦不寻常”(新著《后记》中语),在阅读了这部新著之后,深感他们着手工作的时候正处在十年动乱即将过去而又尚未过去的时刻。他们能够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以其丰硕的成果呈现在我们面前,他们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足以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