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坪石窟位于临汾市尧都区河底乡东安村西安坪自然村东北，东安村东有公路向西北32公里至蒲县县城接省道329线临（汾）大（宁）段，向东南经河底23公里至乡宁光华镇接国道309线临（汾）乡（宁）段。地理坐标为北纬36°11'48.1"，东经111°09'54.1"，海拔高度1419米（图一）。西安坪村南临老羊沟，西靠西安背，北依分水岭，东接孙家坡。石窟所处地形为山岭沟壑地带。

西安坪石窟雕凿于山前一块深灰色砂岩巨石上,风化严重，岩石长约3.3、宽约1.6、高约2.2米，坐东北面向西南，岩石南面开窟，方向40°（图二）。石窟共1窟，平面近方形，面宽0.86、进深0.8、高约1.4米（图三）。窟顶为四角攒尖顶，顶部正中雕一圆球，窟顶四披皆为素面（图四）。窟内北、东、西三壁开龛，共四龛（图五）。

窟门 呈圆拱形，宽0.86、高约1.1米，洞窟外立面窟门两侧雕力士，由于风化严重，残存东侧力士轮廓，细节不清，东侧力士像宽0.6、高0.75米；西侧力士像风化严重，已不存。

北壁 北壁为正壁，下部设坛基，坛基较窄，高0.25米，以上开龛，龛形为人字坡顶的屋形龛，宽0.95、高0.9米（图六）。龛内造像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主尊佛结跏趺坐于高束腰莲座上，头顶有桃尖形头光，头部轮廓呈椭圆形，肩部圆润，手部皆残，右手抬至胸前，左手置于足部。两侧弟子、菩萨风化严重，站姿，皆面向主佛，佛像右侧弟子双手合十，左侧菩萨左手置于身侧，手执宝物。莲座两侧各雕一只蹲狮，左前爪皆上举，伸向莲座。

龛外两侧各雕一站姿力士像，左侧力士宽0.1、高0.25米；右侧力士宽0.1、高0.3米，皆立于站立的宝象身上，象头朝向佛。力士身形健壮，比例略显失调，上半身明显较下半身长，左侧力士右臂上举至头部，左手置于腰间，下身着短裙，裙摆自左膝略上扬；右侧力士左臂上举至头部，其余部位与左侧力士近同。

龛外上部雕精美华盖，华盖整体呈伞状，盖顶呈镂空尖顶状，顶部雕一圆球，左右雕一对鸟，顶内雕一莲花化生童子，盖上左右各雕一坐姿童子，盖沿饰七串宝珠，每串宝珠共12颗，呈鸟爪状下摆；盖顶两侧各雕一巨龙，头朝顶内化生童子，口吐云雾状水汽，两条巨龙外侧各雕三身飞天，从上至下纵向排列，飞天形象生动飘逸，裙带帔帛随风飘扬，双手虽已风化，但仍有手持物品的痕迹，可能是乐器。整幅图案雕刻的内容可能是佛陀出生的佛传故事图，描绘了释迦牟尼在无忧树下出生，出生后双龙喷水，一冷一热为其沐浴，上界诸天，一切微妙音乐、歌咏之声鸣响的异象。雕刻的双龙即为“双龙浴太子”之巨龙，童子、飞天即表示奏乐、歌咏的景象（图七）。

东壁 共2龛，主龛呈尖顶五边形，可能是对正壁屋形龛的简化，宽约0.6、高约0.5米（图八）。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整体形象较清瘦，佛像结跏趺坐，头顶似有桃尖形头光。两侧弟子双手合十，袈裟至小腿，跣足而立。菩萨头部不清，着通体长裙，裙摆至足部，跣足而立。佛像下雕一莲花，下方有地神托举，地神蹲姿，双手上举。佛像右侧弟子下方雕一蹲狮，左侧弟子与菩萨下方雕一莲花。主龛北侧有一尖拱形龛，宽约0.2、高约0.35米，龛内雕一力士像，似脚踩一动物，上半身似袒露，右臂上举至头部，左臂弯曲至腰部（图九）。

西壁 仅一尖顶五边形龛，宽约0.6、高0.38米（图一〇）。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整体形象较清瘦，头部均残。佛像结跏趺坐，下方浅浮雕方形束腰须弥座，肩膀圆溜，左肩有衣领斜向右侧，右手放于胸前，左手置于左膝内侧。两侧弟子、菩萨立于莲花之上，莲花为浅浮雕，须弥座左右各一朵。佛像右侧弟子双手合十或手捧宝物，置于胸前；菩萨戴宝冠，衣纹不清，双手似置于胸前。佛像左侧弟子袈裟至足部，跣足；菩萨跣足而立，其余细节不清（图一一）。

西安坪石窟因洞窟本身没有开凿造像的纪年铭记，方志史籍等也没有相关记载，因此关于洞窟的大致开凿年代，只能依照与其他石窟的比较进行推测。

西安坪石窟的洞窟形制为平面方形，三壁三龛，四角攒尖顶，窟门外两侧各雕一力士像，这种洞窟形制在北朝中小型石窟中较为常见，是北魏晚期以来流行的主要窟形之一。山西境内的四角攒尖顶洞窟数量不少，最早见于北魏晚期的石窟中，如山西高平羊头山石窟、平定开河寺石窟、榆社响堂寺石窟、长治县交顶山石窟等。羊头山石窟共有北魏晚期洞窟8个，其中6个洞窟窟顶均为四角攒尖顶；开河寺石窟中北魏、北齐洞窟亦做四角攒尖顶；响堂寺石窟也做四角攒尖顶；交顶山石窟为单窟，窟顶亦是四角攒尖顶。太原天龙山中东魏洞窟第2、3窟，北齐洞窟第1、10、16窟，姑姑洞中窟、上窟和瓦窑村北齐诸洞窟均是如此。我国西部地区也有不少窟顶做四角攒尖式的石窟，出现时间也较晚，如麦积山石窟西魏、北周洞窟比较流行四角攒尖顶，七佛阁即是此种样式。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的小型洞窟中自北周时期也开始出现四角攒尖顶。从目前的发现来看，隋唐以后这类洞窟形制较少出现。因此，就洞窟的形制而言，西安坪石窟的开凿时代应是北魏晚期及以后，至迟不晚于隋代。

西安坪石窟中的龛形较为特殊，呈五边形，洞窟正壁的造像完整、细节丰富，可辨识出该龛为人字坡顶的屋形龛，而左右壁的五边形龛大约也是正壁屋形龛的简化。屋形龛并不少见，如云冈石窟第9窟、第11窟、晋中市和顺县的云龙山石窟中都有屋形龛，通常表现出正面的屋顶，屋顶上雕刻出瓦垄，屋顶下有斗栱、人字形叉手等建筑构件，还有两根立柱以及柱础，云冈石窟的屋形龛屋顶上方通常还装饰有凤鸟、三角形和圆形的装饰构件。但西安坪石窟屋形龛表现的更似房屋的侧面，与其他更为常见的屋形龛有所区别，在北朝至隋唐时期并不常见，可能属于地方特色，亦可能是屋形顶的简化。

从造像题材来看，三壁三龛中的佛像构成了“三世佛”，这一造像题材在北朝石窟中相当流行。每一龛中均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此种造像组合在龙门北魏洞窟方才出现，一直流行至唐代。

西安坪石窟造像虽有不同程度的风化，但造像风格似乎趋向于“褒衣博带”式造型；衣着特征方面，隐约可见北壁主尊佛像有佛衣搭肘，东壁主尊佛像有“U”字形衣领，这些佛衣特点见于东魏北齐时期的邺城石窟和山西高平羊头山石窟等。此外，窟龛中狮子的形象也常见于东魏北齐造像上。

窟内主佛，尤其是东西两壁主尊像腹部隆起，比较明显，北壁主尊像似乎也有隆起的痕迹，但不明显。山西博物院藏一件运城市稷山县大郝村征集的北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周亮智造释迦立像（图一二），其腹部亦明显隆起。西安坪石窟造像整体形象略显清瘦，但头部与身体、头与肩部比例均偏大，有瘦骨清像转为饱满丰壮的趋势，这一特征常见于北周时期，如敦煌莫高窟北周洞窟、西安地区出土北周单体造像。因此，西安坪石窟的造像风格也可能受到了来自西部的北周造像风格的影响。

西安坪石窟最精美丰富的部分当属北壁，整体风格与邺城地区东魏、北齐时期的“龙树背龛式”造像相近。龙树背龛式造像的背屏立面呈弧扇形，由两株交互缠绕的菩提树构成，树冠组成背屏的边缘，造像组合常有龙、塔、飞天、璎珞、宝珠等装饰，左右基本对称；数量基本都是一塔、二树、双龙、成对飞天（两对、三对、四对均有，三对居多）。西安坪石窟北壁的造像有一华盖、双龙、三对飞天、一对鸟，以及莲花化生童子、璎珞、宝珠等，与龙树背龛式造像有许多相似之处，构图方面也近似。最大的不同之处即西安坪石窟北壁没有出现菩提树，且由于石窟和单体造像的区别，此处没有雕刻出圆弧状背屏。1954年太原华塔村曾出土多件北齐时期龙树背龛式造像，其中一件与邺城地区构成几乎完全一致（图一三），另一件则没有双菩提树、双龙（图一四）。因此，西安坪石窟可能也受到了来自邺城和太原地区的东魏北齐龙树背龛式造像的影响，同时为适应窟龛整体规划，形成了本地风格的窟龛造像样式。

就西安坪石窟本身的开凿过程来说，东壁和西壁的造像龛并不对称，东壁有力士像而西壁没有，应当与壁面的规划布局有关。东壁的造像与西壁相比，也稍显凌乱，在这类造像龛中，蹲狮形象往往成对出现，而东壁南部浅浮雕的莲花与北部的蹲狮并不对称。以上现象在中小型石窟中较为常见，可能由于开凿者缺乏经验，在设计规划阶段还有欠缺。

综合以上多个角度的分析，西安坪石窟的开凿年代应为北朝晚期。

西安坪石窟规模较小，北约8公里有屯里石窟，东约20公里有岔口摩崖造像，西约17公里有后圪鲁摩崖造像，西南14公里有石窑店石窟，从风格及雕刻技法等方面综合分析，这五处石窟、摩崖造像雕凿时代均为北魏-隋，说明这段时期内，临汾地区受到佛教传播的影响，这一带出现了较多的石窟寺、摩崖造像，佛教信仰及石窟开凿逐渐兴盛。北朝—隋唐时期，临汾属平阳郡，从长安出发，通过蒲津关（位于今运城地区），再经过平阳郡、定阳郡北上可到达并州（今太原），这些石窟及摩崖造像正是位于这条交通线附近。北魏分裂之后，临汾以南的部分地区属于西魏、北周的统治范围，而临汾及其以东则属于东魏、北齐。西安坪石窟造像衣纹与东魏、北齐造像比较接近；而造像头部与身体、头部与肩部比例偏大的特征，则是北周造像的特点。因此，西安坪石窟的造像受到了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影响。

由于这一区域石窟寺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做得不多，公布材料极为有限，所以西安坪石窟的深度调查与研究，将对这一地区的佛教信仰和石窟造像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考古汇

山西考古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