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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出炉！
摘要: 1、云南江川甘棠箐旧石器遗址 发掘单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江川甘棠箐遗址位于云南省江川县路居镇上龙潭村西南约1.5公里处。 1984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89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30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石 ...
1、云南江川甘棠箐旧石器遗址
发掘单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江川甘棠箐遗址位于云南省江川县路居镇上龙潭村西南约1.5公里处。 1984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89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30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和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初步判断为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为深入了解遗址地层堆积、文化特征和年代等信息，尽可能科学全面地复原遗址整体埋藏情况和文化面貌， 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对遗址进行了主动性发掘。发掘了5×5米探方两个，面积50平方米。 此次发掘在严格执行《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基础上，将数字化考古的理念和方法运用于考古发掘工作中，取得了突破性收获。
发掘方法和研究思路
发掘依据沉积物自然堆积变化划分地层，各个地层按厚度5-15厘不等水平层逐层进行发掘，每个水平层又分为东北、东南、西南、西北4个亚区进行发掘。发掘中每个水平层各亚区选取20升土样进行水筛，取土样6升进行浮选，主要用于收集植物种子、木屑、小哺乳动物化石、石制品碎屑等。每个水平层发掘完成后，用ATK测量标本坐标，并记录标本长轴、倾向、倾角、风化、磨蚀等信息，用摄影、摄像技术保留下每件标本的原生状况，并运用Agisoft Photoscan 软件制作了每一个发掘水平层的三维模型，准确而直观地展示了遗迹、遗物之间的位置关系。标本坐标、考古工地领队日、探方日记、照片、图表等以电子档案的形式将存入考古工地数字化管理系统保存。发掘中注意采集年代、植物、环境等样品。
通过多学科综合手段进行考古，利用各个学科先进的技术和方法，充分发挥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优势，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和解决考古学问题，最终得到多学科一体化的研究成果，是本次考古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目前已与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昆明植物研究所，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开展了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地质考古、年代测定等方面的合作研究，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将会有更多学科和科研单位加入。
地层堆积和埋藏情况
遗址地处古抚仙湖山间凹地，地层为湖滨沼泽相沉积。此次发掘平均深度6米左右，地层堆积连续且清晰，自上而下出现了5个由粗变细的沉积旋回。地层共划分了20层位，1层-13层地层沉积颗粒较细，为细砂、粉砂、粘土质粉砂及粘土层，较纯净，偶含锰铁结核、砾石、动物、植物化石。14-19层为文化层，其平均厚度近3米，自上而下分别为: 14层为黑褐色细砂层，发现用火遗迹，出土了少量动物化石和石制品，厚8—40厘米；15层为深褐色含砾细砂层，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少量动物化石、骨器。厚4—38厘米；16层灰褐色粘土质粉砂层，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动物化石，少量骨器、木器。厚98—192厘米；17层为黄褐色粉砂层，出土了石制品、动物化石，骨器、木器等。厚10—52厘米；18层为黄褐色砂砾层，出土了石制品、动物化石，骨器、木器等。厚8—44厘米；19层为灰褐色砂砾层，出土了少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厚6-30厘米。文化层地层沉积颗粒相对较粗，地层中还包含有大量植物枝叶和碎屑、炭屑、植物种子、小砾石、钙质结核等，局部有胶结较硬层状板块。20层是基底层，为含砾青灰色粘土，结构致密，土质软，没有文物遗物出土。
地层堆积显示湖水有间歇性涨落，古人类随着湖水的进退而迁移，遗留的文化遗物和动、植物化石等被迅速覆盖掩埋。相对湿润的埋藏环境以及粘土等细颗粒物沉积，起到了很好的隔绝空气，防止氧化作用，使遗址的有机质遗物得以很好地保存。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动物化石、骨器、木器等，其在长轴、倾向、倾角方面的分布区间均显得较为分散和平均，无某项指标明显分布比例较高。绝大多数标本风化和磨蚀程度都较轻。遗址应该为一个埋藏环境相对稳定的原生堆积遗址。
文化遗迹和遗物
遗址发现一处用火遗迹。出土石制品 25153 件，其中石核 658件、石片564件、初级砸击断块102件、石器 192 件、废品(含断块、断片和碎屑等) 23637件。出土骨制品28件，木制品十多件。此外，还出土了丰富的动、植物化石。
遗址文化层上部发现的用火遗迹为一篝火遗存，木柴向心堆积，木柴近中心部位碳化严重，中心积碳。在遗存内及其周边未发现其它文化遗物，也未发现堆积明显的灰烬层、红烧土，初步判断为一临时用火遗迹。旧石器时代早期人工用火问题，一直都是学术界探讨和争论的话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火的证据多来源于用火产生的相关遗留物，如:灰烬层、炭屑、烧石、烧骨等，缺乏保存完整的直接用火证据。甘棠箐遗址这种保存较好的旷野用火遗存非常少见，是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对研究史前人类行为和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遗址出土石制品以小型为主，石制品的类型包括石器、石核、石片、断块、残片等。石制品岩性以硅质岩和石英岩为主。砸击法是生产石器毛坯的主要方法，而绝大多数石器则用锤击法加工制作。石器的类型包括刮削器、凹缺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其中以刮削器占绝对主体。上述特征与周口店第1地点、泥河湾早期旧石器遗址为代表的华北小型石器早期文化传统有相似之处，与华南其他地区以大型砾石石器为主要工具组合的技术和文化传统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小石片体系在中国南方的发现，极有可能改变以前南北两大文化体系的认识。
石制品形态特征显示存在两种砸击技术。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砸击法”，砸击方向多沿砾石长轴方向，通常产生典型两端石片或典型砸击石核，如枣核形、多棱柱状。这种技法在旧石器时代曾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应用，但多不是主流方式。而出现的另一种砸击法其砸击方向多沿砾石的短轴方向，方法是将砾石置于石砧上，以较平一面朝下放稳，一手握住(或不握)，另一只手执石锤，猛烈砸击砾石上端，一下或几下砸碎砾石，得到不规则石片和石块，石块可再转向放置，继续砸击，产生新的石片、块。这种砸击方法简单粗糙，砸出的石制品形态存在很大的随机性,废品率极高，它可能是早期人类除从自然界捡拾天然石质工具外最为原始而实用的石制品生产技术。此砸击法在国内外旧石器时代遗址研究中未见报道，为甘棠箐遗址独有的加工技术。两种砸击技法在生产过程中相互渗透和融合，形成了甘棠箐遗址独树一帜的砸击技术文化体系。
遗址出土的骨、角制品和木制品，加工形态多为尖、铲状，丰富了该遗址以石器文化为主的文化内涵，体现出古人类生产、生存方式的多样性。骨制品保存有锤击和敲砸痕迹，木制品则保留有刮削痕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原料丰富，易于加工，工具用途广泛，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曾大量使用木制品。但由于年代久远，有机质易腐烂，木制品难以保存，目前世界范围内仅有零星实物被发现。甘棠箐遗址由于其特殊的埋藏环境，出土了保存较好的木制品，此发现不但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的空白，对研究东南亚地区存在“竹木文化说”也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遗址动、植物化石保存较好，种类丰富。初步鉴定大哺乳动物有猫、猕猴、剑齿象、犀、猪、鹿、麂、牛等，还有大量小哺乳动物、鸟类、爬行类和无脊椎动物化石。很多动物化石上保存有人类切割、砍砸痕迹和动物啃咬痕迹。遗址出土的植物种子，初步鉴定有25科，31属，其中包含有葡萄、松子等可供人类食用的植物种类。这些动、植物化石为研究古人类生存环境，狩猎、采集行为方式以及古人类食物来源和种类等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遗址年代
甘棠箐遗址海拔高出抚仙湖水面约115米，遗址所处的更新世地层沉积在上新世湖相地层之上，局部地段还产褐煤，时代可能较早。发掘出土的动物化石经初步鉴定有江川猕猴、玉溪剑齿象、真角鹿、祖鹿、似山西轴鹿、云南水鹿、原始麅、湖麂等上新世残存物种，动物组合与元谋动物群极为相似，其地质时代可能为早更新世。遗址原始的石器工业面貌也符合这一时代特征。2005年曾与香港大学合作采样测定了光释光年代，结论是样品年代超出了测年范围，可能大于20万年。目前，遗址古地磁、铝铍法和光释光测年工作仍在进行中，绝对年代有待确定。
重要意义
我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已有几十处，这些重要发现对人类传统演化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但许多重要发现由于因地层、年代或材料属性等存有一定的争议，区域文化的演化和发展对比研究又存在很多时空缺环，使得研究成果难以取得重大突破，在国际学术界也不能达成科学的共识。新材料、新的研究思路和科学的考古技术方法是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途径。甘棠箐遗址地层清楚且有多个文化层位，文化遗存和伴生动、植物遗存丰富，文化面貌原始而独特，埋藏与保存状况极佳，对研究早期人类生存模式、人类起源与演化历史、古环境背景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遗址是云南省继元谋人遗址后发现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旷野遗址，发掘中获得了众多重要考古新发现，并完整收集遗址各个方面的资料信息。遗址的发现、发掘和研究无疑为东亚地区古人类本地起源的学说提供了新的佐证,再次证明了滇中高原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区域。
2、江苏兴化、东台蒋庄遗址
发掘单位：南京博物院
蒋庄遗址位于江苏省兴化、东台两市交界处，分属兴化市张郭镇蒋庄村及东台市时堰镇五星村、双溪村。遗址起初由当地文物爱好者发现，因泰东河水利拓宽工程需要，2010年南京博物院考古所派员对其调查确认，遗址位于兴化境内区域被当地人称之为“野城”。
以泰东河为界，可将遗址分为东西两区，东区(II区)以唐宋时期堆积为主，面积达45万平方米;西区(I区)以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堆积为主，面积近2万平方米。因地处平均海拔约3米的里下河地区，遗址所在区域地下水位高、水网密布。遗址北侧沿河西岸局部剖面显示，该区域良渚文化层之上叠压着一层厚约0.8～1米的纯黄土，为水成间歇层，间歇层之上为唐宋时期文化堆积。这表明良渚时期，该遗址西区呈中部高、四周渐低的台形，数千年的自然淤积及后期人类活动，使得遗址地势现与周边持平。2011年10月至2015年12月，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及后续以学术导向为目的的主动性发掘。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西区，总共发掘面积3500平方米，揭露良渚文化聚落一处。目前已清理该时期墓葬280座，房址8座、灰坑110余座以及水井、灰沟等其它一批重要遗迹。出土玉、石、陶、骨器等不同材质遗物近1200件。发掘工作仍在继续。
良渚文化墓地与聚落
西区发掘揭露的良渚文化墓地，是蒋庄遗址良渚文化聚落最为重要的内容。墓地位于聚落东北部，整体呈南北走向，其东、南、西界已明确，北侧未完全揭露。墓葬分布十分密集，叠压打破关系复杂，其中一组打破关系涉及墓葬达80余座。这样的墓葬密集程度与层位关系，显示出其作为一处公共墓地，有着持续而稳定的使用过程。随葬玉璧、玉琮的较高等级墓葬主要集中于墓地南部，而“平民墓”主要位于墓地中北部。这种不同等级墓葬间随葬品的差异，体现了对应的社会分层现象。
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葬式多样，一次葬与二次葬并行。一次葬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主要分布于墓地的中北部。二次葬分烧骨葬与拾骨葬两种，随葬玉琮、玉璧的较高等级墓葬均为二次葬。其中，烧骨二次葬墓主要分布于墓地的中东部区域，墓坑偏小，少量使用葬具，骨骼为白色碎块状，系异处焚烧后，再将焚烧后的遗骸入葬，多呈条形摆置，个别随葬玉璧，多随葬石器与小型陶器。
除烧骨二次葬外，大多墓葬人骨保存较好，不仅可以鉴定出性别、年龄，还可见个体特殊的骨骼损伤和埋葬特征。绝大部分墓葬头向东，少量二次葬呈南北向，个别头向西。葬具使用较为普遍，可辨别的均为弧底独木棺，盖板则分平板与弧形两种。
M153为单人一次葬，墓坑开口长201、宽0.49—0.6米，方向104°。墓主为年龄41—50岁的成年女性。葬具仅存痕迹，棺痕长1.67、宽0.34—0.43米。随葬陶器4件，双鼻壶位于棺内右侧胫骨外，其余3件位于脚端棺外侧。
M36为单人拾骨二次葬，墓坑开口长2.21、宽0.98—1.19米，方向124°。墓主为年龄40-45岁的成年女性，骨骼大致按各部位位置摆放，股骨、胫骨、腓骨前后翻转放置。随葬玉器、陶器各3件。其中M36:1玉璧直径24厘米，上刻画有“凸”字形祭坛符号。
M116为烧骨二次葬，墓坑开口长1.36、宽0.54—0.6米，长轴方向113°。墓主信息不可辨。经焚烧过后的骨骼按墓坑方向东西向集中摆放，整体呈长条形，系异地焚烧后入葬。随葬玉器1件(璧)、石器3件、陶器1件。
M111为单人拾骨二次葬，墓坑开口长2.5、宽0.68—0.89米，方向95°。葬具为独木棺，棺痕长2.17、宽0.58—0.67米，墓主为年龄35—39岁的男性，人骨保存较好，大体呈人形摆置，略显凌乱。随葬品共12件，均位于棺内，玉琮、锥、珠各1件;石钺2件、石锛3件、石凿2件;陶鼎、壶各1件。玉钺位于胸部，石锛、凿与长骨呈平行摆放。
M158为拾骨二次葬。巨大的独木棺长238厘米，宽90-96厘米。棺内有两个个体——为墓主及另外一个女性个体，棺外有殉葬的6个头骨，其中6号头骨上有明显的创伤。
墓葬共出土玉、石、陶、骨器等随葬品700余件。随葬玉器种类有琮、璧、锥形器、镯、环、管、珠、坠饰等;石器有钺、璧、锛、凿、刀、纺轮等;陶器有鼎、双鼻壶、罐、豆、钵、圈足盘、鬶、大口尊、贯耳壶、器盖、纺轮等;骨器有锥及鱼钩等。玉、石器多出于头部及腹部以上位置，部分压于身下。陶器多见于脚端，部分置于棺外。鼎、双鼻壶、罐或豆为常见器物组合。漆器随葬较为常见，因系木胎，出土时仅存朱红色痕迹(成分为朱砂)，依形状判断应以木胎漆觚为主，墓葬等级高低与是否随葬漆器并无直接关联。石钺、锛、凿与陶纺轮不同出，随葬前者为男性，后者为女性，体现出性别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对应关系。
墓地所在的良渚文化聚落布局也得到初步揭示，聚落周边水系发达，聚落外围水网与泰东河相连，并通达长江。所发现的8座良渚时期房址，均为挖基埋柱的平地起建式,平面形状有圆形及长方形两种，并见多间联排式房址。通过对地层堆积的分析发现，房址在修建之前常见有大范围的浅黄色人工垫土，垫土多取自遗址附近，局部呈明显的团块状。如F3为近东西向长方形，挖基槽埋柱平地起建式，被隔断成三个独立单间，中部房间大两侧小，整体尺寸东西长7.3、南北宽2—2.25米，面积约16平方米。柱芯明显，北侧基槽内柱芯大多呈半圆形，平面朝向外墙侧。室内未发现灶坑及明显活动硬面。水井、灰坑多位于居住区，遭废弃后内填大量动物动植物遗存。
蒋庄良渚文化遗存发现的重要意义
一、蒋庄遗址是长江以北地区首次发现的大型良渚文化聚落;蒋庄良渚文化墓地是在长江以北首次发现随葬琮、璧等玉质礼器的高等级良渚文化墓地。突破了以往学术界认为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北不过长江的传统观点。对全面、深入研究良渚文明与良渚社会提供了新资料，填补了长江以北地区良渚文化考古发现的空白。
二、蒋庄遗址良渚文化墓地迄今为止共清理墓葬280座，时代涵盖良渚早中晚期，为良渚文化核心区之外已知发现数量最多、埋葬最为密集的良渚文化墓地。葬式葬俗丰富多样，部分人骨及葬具保存情况较好，是良渚文化迄今为止发现保存骨骸最为完整和丰富的墓地资料。对研究良渚文化的埋葬习俗、社会组织关系与人种属性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
三、蒋庄遗址地处长江以北水网密布的里下河地区，是良渚文化北上的重要通道。其远离良渚文化核心区，出土的各类陶鼎其鼎足各异，有截面呈“十”字形、外“T”形、近跟部穿圆孔等，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显示出这类遗存可能属于良渚文化的又一地方类型，是良渚文化与当地文化因素融合后的产物。该区域同时期、文化面貌相近的遗址还有海安青墩、东台开庄等，该遗址的发掘对于构建江淮东部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良渚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以及北方大汶口文化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江淮之间， 自东向西，依次有海安青墩遗址、蒋庄遗址、阜宁陆庄遗址、涟水三里墩遗址、淮安金湖夹沟遗址、安徽定远山根许遗址出土有琮璧以及其他良渚文化玉器、陶器。显示出良渚文化在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存在着一条宽阔的战略缓冲地带。墓地中所发现的无首、独臂、无掌、或首身分离以及随葬头颅的现象可能与战争或戍边相关，换言之，他们是捍卫良渚王国的英雄。蒋庄墓地的发现对良渚文明边缘区域的聚落、社会形态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从而对研究良渚文明都邑聚三重社会结构、国家形态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良渚古城、莫角山以及反山、瑶山的贵族坟山是良渚文明金字塔式社会结构的尖顶，蒋庄遗址则是良渚文明的社会基础。蒋庄墓地早期墓葬较少，葬式单一，中晚期二次葬与大量的烧骨葬流行，墓地的兴衰投射出核心区良渚社会的文明化进程。
五、蒋庄遗址出土了丰富的良渚文化玉、石器、骨器和陶器。带有猪形刻画符号的黑陶壶以及各类其它刻画符号，反映了良渚先民的生产生活与艺术创意;而刻画有“凸”字形祭台符号的玉璧，首次在有明确地层关系和共存关系的墓葬中出土，对于良渚先民精神信仰的研究，弥足珍贵。
3、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发掘
发掘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7年良渚古城发现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良渚古城的整体结构进行了重点研究。2009年以后，以岗公岭水坝的发现为契机，采取多种手段对该区域进行长期调查，发现良渚古城外围存在着一个由10余条堤坝连接山体构成的庞大的水利系统。
为了解坝体结构、获得地层学资料等学术目标，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于2015年7月至2016年1月，对老虎岭、鲤鱼山、狮子山等水坝进行了正式发掘。在发掘进行的同时，与山东大学和南京大学联合对坝体和库区进行了勘探调查。发掘和调查取得了重要成果，确认了这一水利系统的分布情况，获得坝体结构和营建技术的重要信息，同时获得了证实坝体年代的关键地层叠压关系，验证了前期水坝碳14测定结论的可靠性。
水利系统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境内，良渚古城的北面和西面，共由11条堤坝组成，是良渚古城建设之初，统一规划设计的城外有机组成部分。从古城北面的塘山长堤的东端到最西面的蜜蜂弄坝(11)，距离为11公里;从最北端的石坞坝(10)到最南端的梧桐弄坝(5)，距离5.5公里。从良渚古城的中心到最远的蜜蜂弄坝体，直线距离约10公里。
这些堤坝根据形态和位置的不同，可分为沿山前分布的长堤和连接两山的短坝两类。其中，短坝又可分为建于山谷谷口的高坝和连接平原孤丘的低坝两种。
山前长堤：原称塘山或土垣遗址，位于良渚古城北侧2公里，北靠天目山脉，距离山脚约100～200米，全长约5公里，呈东北西南走向，是水利系统中最大的单体。
从西到东可将其分成三段。西段为矩尺形单层坝结构。中段为南北双层坝体结构，北坝和南坝间距约20～30米，并保持同步转折，形成渠道结构。北坝坝顶高程在海拔15～20米左右，南坝略低，坝顶高约12～15米。渠道底部海拔约7～8米。双坝的东端连接大遮山向南延伸的一条分水岭。分水岭以东为塘山东段，为单坝结构，基本呈直线状分布，连接到罗村、葛家村、姚家墩一组密集分布的土墩。
谷口高坝：位于西北侧较高的丘陵的谷口位置，包括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秋坞、石坞、蜜蜂弄等6条坝体。可分为东、西两组，各自封堵一个山谷，形成水库。高坝体高程约为海拔30～35米。因谷口一般较狭窄，故坝体长度在50～200米间，大多为100米左右。坝体厚度近100米。
连接平原孤丘的低坝：建于高坝南侧约5.5公里的平原内，由梧桐弄、官山、鲤鱼山、狮子山4条坝将平原上的孤丘连接而成，坝顶高程大约在10米左右。坝长视孤丘的间距而定，在35～360米间不等。高坝与低坝之间的库区略呈三角形，面积约8.5平方公里，库区地势很低，现今仍为泄洪区。库区东端与塘山长堤相接，共同组成统一的水利体系。
发掘情况
2015年分别对低坝的狮子山、鲤鱼山、高坝的老虎岭进行了小规模发掘，以获取层位关系、坝体结构和营建工艺等相关内容的更丰富的资料。以上3个地点发掘面积共490平方米。
狮子山：结合104国道的拓宽工程进行。发掘点位于狮子山坝体被104破坏的西侧。因管线众多、且有未处理好的树木、坟头，故只能分段开探沟挖掘，共发掘290平方米。
发掘证实狮子山人工堆筑体宽约123米，深度逾10米未尽。由黄土、黄斑土、青胶泥、青粉土、黄粉土等多种土分段分层堆筑，堆积层高低不平，未见草裹泥和明确的夯筑迹象。坝体内出土良渚文化夹砂陶片1块。
鲤鱼山：对坝体的北侧和南侧进行探沟发掘，面积共129平方米，并沿探沟向南北两侧延伸钻探。该坝的堆筑方式为：先在筑坝处地面下挖一个纵向凹槽，宽度约25米，深度达3米。坑内堆填青淤泥和草裹淤泥为基础，之上覆盖一层黄色散土，在北侧迎水面的位置，用草裹黄土和散黄土间杂堆筑形成斜坡，其后部则又用黄色散土覆盖坝体的表面。
鲤鱼山坝所在为平原区，原地面为青色粉砂土，防渗性差，易于流失，直接筑坝容易崩塌。挖槽填入淤泥，可能是出于防渗的目的。坝内填土中发现数片崧泽文化时期的粗泥陶片和1片良渚文化中期鼎或甗的腹片。3层下发现战国墓葬一座，打破坝体堆土。
老虎岭：在坝体西侧与山体交接处和北侧分别布置探沟2条，分别为4×10米和10×3米，发掘面积70平方米，获得了重要的地层叠压关系。在西侧的T1发现沟3(G3)打破坝体的最西端，属于良渚晚期，沟内出土了T形鼎足、侧扁形鼎足，盉足等典型良渚文化时期陶片，而其自身又被马桥时期的沟G2打破。
对坝体北侧早年取土形成的断坎进行了整体刮面，进行了贯穿坝体的铲探，获得了坝体的内部结构及堆筑工艺的重要资料。该坝的堆筑过程如下：首先统一在谷底地面上铺筑青膏泥混杂草裹淤泥做基础，其上堆筑青粉土。然后在北侧迎水面附近堆筑草裹黄土的斜坡，内部间杂使用黄色散土。其上覆盖黄褐散土为护坡，顶部覆盖褐色土。
断面显示草裹泥具有明显的分区现象，这种不同的分区应该是由同一地点运输来的一个周次的运量，同时表明铺筑时草裹泥由不同的地点运送过来，一到即铺筑，没有统一堆料的过程，所以每个区块的草裹泥都能保持材质的统一不相混杂，从而形成明确的区块。
年代
根据地层学和C14测年可证实该水利系统属于良渚时期。
地层学依据：塘山长堤顶部曾发现两座良渚贵族墓葬，一处玉器加工场，证实其年代不晚于良渚时期。2015年对高坝老虎岭的发掘，获得了良渚晚期地层单位打破坝体的证据。低坝鲤鱼山被战国墓葬打破。鲤鱼山和狮子山坝体内出土良渚文化陶片，早年调查中蜜蜂弄、岗公岭坝体也曾发现零星良渚文化时期陶片。各坝堆土内皆未见晚于良渚文化的遗物，对其筑坝年代的推定也有参考意义。
碳素测年(C14)数据：C14测年也可证实坝体的年代。11条坝体中，除塘山长堤、蜜蜂弄、官山和梧桐弄未提取到测年标本，其余7条坝体的样本经北京大学年代学实验室C14测定(除石坞样本因碳含量不足无法检测外)，得出12个测年数据，涉及岗公岭、鲤鱼山、狮子山、老虎岭、周家畈、秋坞六个地点。结果显示，上述各地点系列样品的树轮校正值全都落距今4700-5100年之间，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
工艺与功能
因为长堤与高、低水坝用途不同，结构与营建工艺也有差别。
发掘显示，大部分高坝和低坝坝体的底部采用淤泥堆筑、部分松软地基处还采取挖槽填入淤泥的工艺，外部包裹以黄土的结构，与良渚古城宫殿区莫角山的堆筑方式完全相同。部分关键位置还以黄土草裹泥堆垒加固。是将泥土以芦荻茅草包裹形成长圆形的泥包，即“草裹泥工艺”，再将“草裹泥包”横竖堆砌而成。这是良渚时期建筑土台、河堤等普遍使用的工艺，其作用与现代营建堤坝使用草袋装土类似，可使坝体增加抗拉强度，不易崩塌。而塘山长堤采用底部铺筑块石，其上堆筑黄土的形式，与良渚古城的城墙堆筑工艺类同，未见使用草裹泥的迹象。
推测该系统可能具有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等诸方面综合功能，与良渚遗址群及良渚古城的生产与生活，关系密切。
防洪功能：天目山系是浙江省的暴雨中心之一，雨水充沛，夏季极易形成山洪，对地处下游平原的良渚遗址群形成直接威胁。通过水利系统的高、低两级水坝，可将大量的来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内，以解除洪水威胁。GIS分析显示，高坝大致可以阻挡短期内870毫米的连续降水，即可抵御本地区百年一遇的洪水。低坝之内是个倒三角形的低洼地，根据低坝现存的坝高海拔10米推测，则可形成面积达8.5平方公里的蓄水库区。
运输功能：天目山系资源丰富，为良渚遗址群提供了丰富的玉料、石料、木材、漆及其他动植物资源。良渚时期轮式交通及配套道路系统尚未形成，水运是最便捷的运输方式。高坝所在的山谷陡峻，降水季节性明显，夏季山洪爆发，冬季则可能断流，通常不具备行船条件。通过筑坝蓄水形成的库容，可以形成连接多个山谷的水上交通运输网。如高坝系统中的岗公岭、老虎岭和周家畈三坝，以现存坝顶高程中最低的海拔25米计，根据谷底高程推算，满水时可沿山谷航行上溯1500米左右。低坝系统中的鲤鱼山等4坝群海拔约10米，满水时可北溯3700米左右，直抵岗公岭坝下方;东北面可以与塘山长堤渠道贯通。良渚先民在外围兴建防洪水利设施的同时，在城内外挖掘大量的人工河道，连接平原区的自然水域，从而形成复杂而完善的水上交通网。
良渚人在流域的上游、中下游兴建不同类型的水利设施，表明他们已经具备全流域的水环境规划和改造能力。水利系统工程浩大，仅外围堤坝的总土方量即达260万方。在距今5000年之前，其规划视野之阔、技术水平之高，动员能力之强令人刮目相看。大规模的水利系统建设，涉及复杂的组织机构、人员管理和社会动员能力，也为认识良渚古国的管理机构和社会复杂化程度新辟了重要的观察视角。
学术意义
良渚古城水利系统的发现与确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良渚的水利系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水利系统的确认，为中国古代水利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与埃及和两河流域早期文明以渠道、水窖等以引水为主要目的的水利系统形成鲜明对照，体现了东西方稻作文明和麦作文明不同的特征。
水利系统的确认证实良渚古城具有完整的都城结构，由内而外依次为宫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成为中国后来都城结构的滥觞。整个都城系统历经5000年尚能保存如此完整，世所罕见，这为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良渚水利系统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各地早期文明的出现，都与治水活动密切相关。良渚古城是中国境内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地点，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而良渚古城外围的水利系统和古城在空间和时间上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对研究良渚古国的出现和发展乃至中国文明的起源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上亦占有重要一席。
4、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海南省博物馆
自2012年3月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海南岛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工作。2012年12月至今先后发掘了陵水县桥山、莲子湾以及三亚市英墩三处史前遗址，并对万宁、陵水至三亚三市(县)沿海地区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发现了陵水岗山、走风等30余处史前遗址，取得了重要学术成果。根据上述英墩、莲子湾、桥山等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遗物特征，可初步建立起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史前文化的基本发展框架，填补了该区域史前考古的多项空白。
英墩遗址位于三亚市海棠区江林村东约1.5公里，地处海棠湾沿岸沙坝南部，东距海岸线约280米，西濒铁炉港。沙堤以西有大片低地，原应系潟湖，后干涸成陆。因疏通河道及修路，对遗址略有破坏。遗址现存南北长约300、东西宽约50米，面积约15000平方米。英墩遗址存在丰厚的贝壳堆积，且出土遗物丰富，在海南岛乃至华南地区极为罕见。遗址堆积大致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堆积出土夹粗砂的平底盘形釜以及夹细砂的罐、钵、杯等遗物。其中平底盘形釜器形硕大，制作粗犷，敞口，浅腹，平底，口径一般在40厘米左右，最大者可达44厘米，系英墩遗存的典型器物，亦为海南新发现的文化遗存。此类器物器表多有烟熏痕迹，其功能应系用作炊具。另外尚出土有双肩石器和骨器等。晚期堆积出土磨光红衣陶片，陶质较硬，火候较高，制作精美，打磨精致，可辨器形有卷沿罐等，与陵水莲子湾遗址及桥山遗址第3层出土器物相近。
莲子湾遗址位于陵水县黎安镇大墩村西南约3.5公里，地处南湾岭和尖岭相夹的沙堤之上，沙堤以内有低地，原应为潟湖。遗址西南面向大海，东北可望六量岭，遗址东侧有淡水河流经。遗址出土遗物丰富，陶器分夹粗砂褐陶与磨光红、红褐、黄、白衣泥质陶两系。夹粗砂红褐陶胎甚厚，器型多为平底盘形釜;磨光泥质陶胎较薄，器型有折沿罐、卷沿罐、尊、钵、碗等。出大量双肩石器。另外，也有大量水陆生动物遗骸发现。莲子湾遗址遗物与英墩遗址晚期及桥山遗址第3层所出遗物相当。
桥山遗址位于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桐海村北约2公里，北距三才镇港演行政村大港自然村约1公里，地处桐栖港的西北岸，遗址西部有淡水河流经，系一处潟湖沿岸的沙丘遗址。遗址所在沙丘被田间小路及冲沟分为东、西两部分(I、II两区)，东部主要种植芒果树(I区)，西部主要种植西瓜(II区)，面积约50000平方米。遗址保存状况良好，为海南地区迄今发现最大的史前遗址之一，其堆积之丰厚、遗物之丰富、保存之完好在整个华南地区都极为罕见。
遗址堆积可分为3层。其中，第一层为现代耕土层;第2层为黄色沙土层，出土少量陶片;第3层层面为活动面，其上大面积密集分布陶器、石器等遗物;第3层系文化层，黄褐色沙土，结构稍紧，出土陶器和石器;第4层及以下为生土。
桥山遗址第3层层面(编号“③S”)是一种独立的特殊堆积单位或埋藏景况，与第3层可明确区分。第3层层面遗物大面积紧密分布，最厚处达20～30厘米，彼此几无空隙，同时又相互层压，所出遗物以陶容器为主，偶见陶纺轮(网坠?)、石器等。常见有胎较厚的罐或罐形釜口沿，完整地置于第3层层面。常见钵形釜和带扭盖相互叠压而共出，这两种器物一般器壁较薄，因常年受地层覆盖而压平破碎，往往多层相叠于第3层层面。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陶质较疏松，火候较低，器型见釜、盘口罐、凹沿罐等，另出算珠形陶纺轮(网坠?)、梯形石斧、锛等。
第3层层面文化遗物大面积密集分布的情况鲜见于其他地区，应是古人某种特殊活动的遗留，对探讨海南古代人类的行为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第3层出土磨光红衣陶片、夹粗砂红褐陶及双肩石器等遗物，与第3层层面所出遗物有所不同，应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但第3层所出遗物则与莲子湾遗址和英墩晚期所出遗物相近。
发现墓葬1座(编号M1)。位于I区，开口于第2层下。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长约130厘米，宽约50厘米，残深约5厘米。填土略呈灰黄色，夹杂灰白色细砂，土色较杂。墓内出有头骨残片和部分胫骨，保存状况较差。头朝西南，面向不详，直肢葬。未见随葬品出土，填土中出有细碎的夹砂红陶片，与第3层层面所出相同。M1四周环绕着八个柱洞，柱洞之间的距离基本相等，柱洞填土为灰白色细砂，柱子所在的中心部分为灰黄色细砂，柱洞内未见文化遗物。推测柱洞与墓葬共生，墓葬之上原似应有建筑。
以往，海南考古的基础相对薄弱，学界对海南史前遗存知之甚少。通过在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英墩、莲子湾、桥山三种全新的、文化内涵有异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并获得了丰富的文化及自然遗物，填补了海南史前考古的诸多空白。
英墩、莲子湾、桥山三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及文化内涵表明，目前，以英墩遗址为支点或桥梁，可初步构建起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基本的年代框架。英墩遗址的重要性体现在，第一，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史前文化遗存(即英墩早期文化遗存);第二，发现了陵水莲子湾文化遗存(英墩晚期文化遗存)晚于英墩早期文化遗存的地层叠压关系。而在陵水桥山遗址则存在莲子湾文化遗存早于桥山文化遗存的明确的地层证据。如此就首次建立起“英墩早期文化遗存”→“莲子湾文化遗存”→“桥山文化遗存”的基本年代框架，为构建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编年与谱系提供了关键证据。
同时，桥山遗址出土了海南首座史前墓葬，并出土人类骨骸，将为研究海南先民的体质特征、DNA信息等提供支持。英墩和莲子湾遗址出土了丰富的贝壳等水陆生动物遗存，为了解当时的自然环境及人类生计方式提供了重要资料。
5、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14年9月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家单位联合组成周原考古队，对周原遗址启动了新一轮考古工作。基于对周原都邑性聚落的理解，在以往考古调查勘探的基础上，这两年的工作按照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在贺家北区域以凤雏建筑群为中心，进行较大面积的揭露，以期考察具体遗迹的性质;二是以厘清周原遗址内的水网系统、城墙等大体量“框架性遗迹”为目标，了解周原遗址的聚落结构和功能分区。以上述工作为基础，建立遗址内诸如城墙、建筑、手工作坊、墓地等重要遗迹之间的有机联系，探索都邑性遗址田野发掘的新方法。
截止到2015年12月，在为期16个月的阶段性工作中，针对凤雏、贺家、礼村等周边区域的重点普探工作已完成约200万平方米。通过考古勘探，大致摸清了该区域内夯土基址、城墙、壕沟、居址及墓葬等地下遗存的分布情况。在此基础上，对贺家北区域内的两处夯土基址、一处普通“居址—墓葬区”、一座车马坑和水网系统中的五处池渠遗迹进行了发掘，取得丰硕的成果。
大型夯土基址
本次发掘共清理出两座大型夯土基址，即凤雏三号基址和四号基址。
三号基址北距1976年发掘的凤雏甲组、乙组基址约40米。夯土台基以上的原始地面都已被完全破坏。现存夯土大多属于基槽部分，因而柱网结构不清，只有原始地面较低的建筑外围和庭院部分保存较好。
三号基址主要部分的形状呈“回”字形，四面为夯土台基，包括北面的主体台基、东西两侧的台基及南面门塾的台基。中间为长方形的庭院。另在东部偏北处有一向东凸出部分。以南北边缘的垂直平分线计算，方向约352°。基址主要部分的东边南北残长48米，西边残长46米，北边东西宽56米，南边东西宽58.5米。将凸出部分计算在内，基址总面积2810平方米，是已知规模最大的西周时期单体建筑。
基址中间的庭院为长方形，保存相对较好，东西宽27.3～28米，南北长22.3～23.1米，低于四周夯土台基，落差达0.35米。庭院四周都发现了散水遗迹。在庭院的中部偏西有一处长方形的铺石遗迹，南北长4.8～4.87米、东西宽4.0米，高出庭院的原始地面0.14米，方向与庭院相同，由较大的砾石块铺砌而成。铺石的北侧正中树立着一块青灰色砂岩制成的长方体立石。
与三号基址的规模相应，出土了较多高等级的贵重物品，包括金箔、绿松石片、原始瓷器、漆器、玉器、海贝。其中金箔、绿松石片、原始瓷残片主要出土于凸出部东面的一批灰坑中;漆器出于凸出部东、北两面的地层、灰坑;玉器绝大多数出土于庭院内。
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特征，可以判定凤雏三号基址始建于西周早期，中期前后曾大面积失火，西周晚期彻底废弃。 四号基址可能为三号基址的附属部分，且面积较小，平面布局不清，从略。
普通“居址—墓葬区”
普通“居址—墓葬区”位于大型夯土基址区西南约200米处，在412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共清理西周时期具有叠压打破关系的遗迹149处，包括中小型墓葬20座，灰坑124座，房址5座。
墓葬的时代贯穿整个西周时期，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向和南北向均有，普遍带有腰坑，坑内殉狗，其独特的葬制为研究周原遗址的族属结构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材料。在发掘的20座西周墓葬中，以早中期之际的M11形制最大，保存最为完整，出土文物最多。M11为东西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255°，墓口长3.7、宽2米。墓口距离地表深1.3米，打破西周时期的文化堆积和古代河床，故墓室填土中包含大量石块。葬具为一椁两棺，外棺髹黑漆，而内棺髹红漆。椁室西侧发现头箱，头箱中GONG出有铜器21件、陶器20件、原始瓷器6件。铜容器包括圆鼎6、方鼎1、簋2、爵2、斝1、尊1、牛形尊1、觯1、卣1和斗1件，这是建国以来周原遗址出土青铜容器最多的墓葬之一。
经初步清理，在多件铜器上发现铭文。铭文显示，墓主人昔鸡很有可能来自殷代的举族(即所谓“析子孙”)。武王克商之后，其国族尚在，但部分支族可能被迁至周原地区，因此这座墓葬具有较浓郁的商文化作风。从墓葬规模和随葬器物来看，昔鸡与周王朝的高级贵族有交往。两件铜簋的铭文还显示昔鸡曾受周王后的派遣去见韩侯的夫人，并受到韩侯的赏赐，而铜卣和铜尊中的铭文则表明昔鸡曾经受到侯的赏赐。据此，昔鸡应是小臣一类的职官。
该区清理的灰坑也从西周早期延续至晚期，按规模可分为大、中、小型三类，前两类数量较多且占比相近。其中H57为一座大型灰坑，堆积较为丰富。墓葬和灰坑虽有相互打破关系，但墓葬附近较小范围内几乎不被同时期灰坑打破，而超出该范围则常见同时期灰坑。这可能是一种“居葬合一”的现象。20座墓葬中16座带有腰坑殉狗，反应了该处普通“居址—墓葬区”所属人群应是殷移民。根据自西周中期偏早至西周晚期偏晚仍可见有腰坑殉狗者，可推测殷遗民在此地延续了较长时间。
车马坑
车马坑时代为西周中晚期，位于三号建筑基址南侧约50米。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南北长4.3米，东西宽3.2米。坑内南北向放置一车，车輈朝南，轮舆在北，推测驾四马。局部清理后发现，车轮牙为青铜浇铸而成，由四节组成，直径约1.6米。车軎、车辖、衡饰上的纹饰皆为绿松石镶嵌而成，这种做法以往罕见。出于文物保护的需要，车马坑未在田野作全面清理，而是整体打包吊装回实验室，以待更加精细的实验室考古发掘。在车马坑的北面1.3米处发现了一座马坑。马坑平面形状为长方形，东西长2.64、南北宽2.3米。坑内自西向东依次并排放置有四匹马，头向一致，均朝南。该马坑可能和铜车马坑有密切关系。
水网系统
据以往调查中发现的池渠遗迹为线索，在遗址中心区域进行了针对水网系统中的池渠遗迹的大规模勘探。目前已完成池渠遗迹的勘探面积108万平方米，新发现大淤土遗迹1处、人工沟渠11条。为弄清池渠遗迹的形制与走向、建造和使用年代、堆积性状等基本信息，对大淤土遗迹和4条人工沟渠遗迹进行了解剖发掘。
大淤土遗迹位于凤雏甲组基址以北约700米处，地处山前坡地的前缘。东北-西南走向，长约2200米，最宽处逾500米，平均宽度约300米，总面积约66万平方米。中央淤土最深，约8.5米，四周较浅，为2～3米。在淤土底部发现有西周时期夹砂联裆鬲口沿残片，说明了淤土遗迹的年代上限不早于西周。还发现了汉代灰坑叠压且打破淤土的现象，因此淤土的年代下限应早于西汉。另外，周原遗址西周遗存的北界恰好位于大淤土以南，而其北侧为山前坡地，基本不见西周遗存。据上，初步推断该淤土遗迹的年代极有可能处于西周时期。
G6位于大淤土的东侧，西端可能与大淤土遗迹的南缘东部相连，目前发现已向东延伸约1900米，地势为东高西低，初步推测其流向应为自东向西。该沟打破西周晚期地层，上下层都出土典型西周晚期陶片，初步判断该沟的年代为西周晚期。
G4、G5位于大淤土的北侧，北端起于西观音山南侧山麓，可能与此处的山泉相接。两沟东西相隔约40米，大致呈南北走向，近乎平行。中途汇合后和南侧大淤土相连，南北长约2100米。沟内堆积有明显的“清淤”迹象，尤其是东侧的G5，能看到多次较大的“清淤”行为。另外，两条沟走向较直，且地势较两侧稍高。以上特征为判定两沟系人工所为提供了证据。虽然两条沟内未发现可断代遗物，但借助与大淤土遗迹的相互关系，初步推测年代可能为西周时期。
根据勘探和试掘情况推测，大淤土遗迹或为一处与人工有关的蓄水设施，其北侧的G4、G5可提供稳定的水源。考虑到G6自东向西的流向，其亦具有将东侧水源引入的功能。结合对“云塘—齐镇—召陈池渠”遗存的成果，可以初步认为周原遗址内存在着自然水系与人工水系、蓄水池与引水渠、干渠与支渠等不同层次的水系遗存，共同构成了周原遗址的水网系统。
凤雏三号基址是继1976年凤雏甲组基址发现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也是迄今发掘的最大规模的西周单体建筑遗存，进一步丰富了凤雏建筑群的内涵，其 “回”字形的平面布局是西周时期建筑中的首次发现，为本已形式多样的西周建筑又增一新例，为研究西周时期建筑形制发展演变规律提供了实例;基址庭院内的立石、铺石遗迹更是以往西周考古中未曾见到过的特殊遗存，依据文献资料推测可能为一处“社祀”遗存。
殷墟、丰镐、周原等都邑性遗址中都存在居址与墓葬延续时间相同，又互相打破的现象，同时也有单独墓地在的现象，这两种现象共存于一个都邑性遗址内值得思考。本次发掘资料必将推进对这两种现象的理解，并有助于思考周原遗址的族属分布与居葬形态。
三号夯土基址、普通“居址—墓葬区”及车马坑，以及此前凤雏甲组建筑、董家窖藏的发现，显示了整个西周时期贺家北区域在周原遗址内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随着今后持续的考古工作，重要遗迹之间的联系也将更加明瞭，会进一步促进对周原遗址聚落结构、凤雏建筑群性质等重要问题的研究。
周原遗址内水网系统的发现与确认，进一步强化了以往所发现的诸多重要遗迹之间的有机联系;加深了以往对周原遗址聚落扩张过程与水源关系的认识;与丰镐遗址的“昆明池”等池渠一起填补了周代都邑性遗址给水(池苑)系统的空白;最为重要的是，这一系列工作，尤其是以淤土遗存为线索，为旨在探寻聚落结构的田野作业提供了一条比较切实可行的途径。
6、湖北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墓葬区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大冶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管理委员会
大冶铜绿山是中国著名的古铜矿冶遗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国家文物局直接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湖北省博物馆、黄石市博物馆等单位联合对铜绿山Ⅶ号矿体 (亦称大岩阴山)发现的古代采矿遗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先后清理了5处商代至春秋时期的采矿遗迹(编号1～5号点采矿遗址)，并在1号采矿遗址上建成了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
为配合铜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及古铜矿冶遗址新陈列馆选址，自2011开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有关单位组建了“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考古队”，重点对Ⅶ号矿体规划动土的230亩地区进行调查勘探及抢救发掘，先后发现和获准发掘了岩阴山脚遗址、四方塘遗址及其墓葬区，取得重大收获。
2012年在岩阴山脚遗址揭露出春秋时期洗矿尾矿堆积场、选矿场各1处、矿工脚印35枚;此后，在四方塘遗址先后发掘出2处冶铜场等遗迹，出土了大批矿冶遗物。这些遗迹完善了该地同时期铜矿采冶的生产链条，同时，洗矿尾矿堆积场、矿工脚印均为铜绿山矿冶遗址考古中的首次发现。
最为重要的收获是，2014年11月～2015年11月，在四方塘遗址东部岗地发现发掘了一墓葬区。根据墓葬区位置、墓葬布局和年代、随葬品等因素分析发现，该墓葬区墓葬(近代墓除外)可能是与Ⅶ号矿体古代采冶密切相关的管理者和生产者的墓葬。这是铜绿山也是中国矿冶考古首次发现的与矿冶遗址直接相关的墓地，其意义重大。
四方塘遗址位于铜绿山Ⅶ号矿体的北麓，南边与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北围墙连接，遗址面积15000多平方米。墓葬区坐落在遗址东部一条西南至东北走向的马鞍形山岗上(当地称对面梁)，其南北长约150、东西宽20～50米，面积约4500平方米。
经过两次发掘，共揭露面积2275平方米，发现墓葬135座，除因高压电线杆占压的3座墓葬未发掘外，实际清理墓葬132座。其中，西周晚期墓葬3座、春秋时期墓葬118座、近代墓葬 11座，共出土两周时期铜、陶、玉、铜铁矿石、石等质地文物170余件(套)。由于近现代对墓葬区进行削山改田，部分墓葬局部遭到损毁，大多数仍保存较好。两周墓葬皆为长方形岩(土)坑竖穴墓，大小基本相近，均排列有序，极少打破关系，多数呈西北至东南或东西向，仅数座墓西南至东北向。91座墓葬有葬具，但皆已腐朽。人骨腐朽无存，仅有3座墓葬在棺室西部发现人牙，也由此推定墓主人头向可能与墓葬方向一致。121座墓葬中M34规模最大但为空墓，其余根据葬具分为两类，一类为有一椁一棺墓，规模稍大，共5座;一类为无椁单棺或无椁无棺的小型墓，共116座。全部墓葬中有37座带边龛，3座带头龛。63座墓葬出土随葬品，随葬品多放入壁龛或棺内，少数放置棺上北侧、或置于填土中，个别墓葬的棺内发现朱砂。随葬品多为日常用器，有36座墓葬随葬陶器，陶器以鬲、盂、豆为组合的5座，其他如鬲、豆、罐，或鬲、豆、缽，或鼎、鬲、豆，或铜鼎、陶盂、陶豆等组合的墓均只一座，多数墓随葬其中的2件或1件。有20座墓随葬青铜武器、工具或佩饰(器类有鼎、戈、铍、镞、斧、凿、削刀、刮刀、带钩等)，多寡不一，多者达14件，少者1件。另外，有1座墓仅随葬玉器，有4座墓壁龛中随葬铁矿石，2座墓葬壁龛放置石砧或砺石。
一椁一棺墓一般位于墓葬区地势较高阔地带，5座墓分别为 M1、34、73、76、78、88。M1是该类墓葬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墓坑北半部开凿于较硬的岩石层，南半部开凿于强分化岩土层。墓口略呈长方形，墓向302°。墓口长3.82、宽2.32米，墓底长3.38、宽1.86米，墓深2.42米。墓坑南壁中部凿挖一拱形壁龛，内部正置一件陶鬲。墓室可见一椁一棺朽痕，木椁盖上的四角各有1枚青铜抓钉，墓底发现两条垫木槽痕迹。人骨完全朽蚀无存，棺内西部发现玉玦2件(1件残)、玉璜1件。时代为春秋早期晚段。M88位于墓葬区南部，墓口略呈长方形，长2.98～3.16、宽1.82～1.92米，墓口至墓底深2.76～2.80米，墓向277°。棺底铺有一层朱砂，棺内随葬铜戈和铜凿各1件、铜刮刀2件、玉玦1件。时代为春秋晚期早段。此外，M73随葬铜斧、铜削刀和铜带勾各1件，时代为春秋中期早段;M76随葬铜戈(附铜鐏)1件，时代为春秋中期早段;M78仅随葬一块大铁铜矿石。
无椁单棺或无椁无棺墓，规模明显小于一椁一棺墓，为小型墓。按墓口大小又可细分为宽边长方形小型墓和窄边长方形小型墓两种。
经统计，宽边长方形小型墓45座，其墓口长宽之比多为1︰2，多数有单棺，墓内有随葬品。如，M5位于墓葬区中部偏东，墓口呈长方形，长2.40～2.70、宽1.18～1.30、残深0.86～1.14米，墓向263°。单棺。棺东北靠近墓壁处放置随葬品，自西向东排列有陶折盘豆1件、铜鼎1件、带盖陶盂1件。铜鼎为墓葬区唯一出土的铜容器，说明墓主生前有一定地位。M96位于墓葬区南部山岗近顶端处，由于该墓修凿于坚硬的岩石上，修凿墓坑难度大，故墓坑两头宽、中间较窄，且墓壁及墓室底部修挖得不太规整。墓口东西长2.70米、宽0.94～1.04米，墓口距墓底残深0.80米。单棺。随葬品全部为青铜器，共14件，计有戈1、凿2、带钩2、铍1、镞4、环2、饰1、笄(锥)1件。该墓是目前墓葬区所见随葬品最多的一座墓葬，且为纯铜器墓，反映墓主生前地位较高。此外，这类小型墓中的M27、M32、M58、M98、M124等5座墓随葬了铜削刀，一般认为这种铜削刀是制作竹简的工具，或许这里铜矿的开采、选矿、冶炼等生产流程都有产量等记录，从而需要竹简等书写材料。此种墓中还有11座随葬了青铜兵器。M41紧邻M1的西南边，仅随葬玉饰8件。
窄边长方形小型墓较多，达70座，主要分布于墓葬区东、西两边稍低的坡地上，墓口长宽之比为1︰2.5至1︰3.2之间。初步统计此种墓葬中，以有无葬具分，其中32座未见葬具，可见有无葬具各为半;以随葬品有无计，其中有56座无随葬品，占该种墓葬的绝大多数，有随葬品的也以出土陶器和矿石等为主。M49为单棺墓，墓口长2.40、宽0.80～ 0.90米，墓坑深0.80米。在墓坑南龛中随葬一块石砧，过去在铜绿山Ⅺ号矿体冶炼场发现的石砧往往与石锤相配，是用于矿石破碎整粒的一套石质工具，推测此石砧功用相同。此种墓葬中另有M3、M20、M57、M78等4座墓的壁龛中随葬铁铜共生矿石，少则1块、多达15小块。M54填土中随葬一块较大的孔雀石。
四方塘遗址墓葬区墓葬等级不高，规格较为接近，排列有序，方向基本一致，几无打破关系，说明墓葬区有别于东周时期家族墓地。墓葬主要年代为春秋中晚期，与铜绿山Ⅶ号矿体5处采矿遗址的主要年代接近。随葬品的种类有别，功能特征明显，出土的斧、凿类青铜工具和石砧等石质工具，以往在铜绿山矿冶遗址中有过发现，但一些日用陶器、玉器，特别是鼎、戈、铍、镞、刮刀、削刀和带钩等青铜器都为遗址区首次出土，尤其特别的是一些墓葬随葬铜铁矿石和孔雀石，这些都直指该墓葬区与铜绿山矿冶生产密不可分，而其地理位置进一步表明它与Ⅶ号矿体古代采冶关系最为密切。从墓葬规模、葬俗、随葬品特征分析，墓地以当地流行的扬越文化为主，共存楚文化因素。窄边长方形小型墓的形制是典型的扬越文化特征，而一椁一棺墓、宽边长方形小型墓形制规模、葬俗多近同于楚墓中的一般小型墓。随葬品中以日用陶器鬲、盂、豆组合稍多，这是春秋中晚期楚墓典型的陶器组合，但陶器上本地文化特征明显，如陶鬲以本地商周时期流行的刻槽足鬲为主。另外，墓葬位置和规格、随葬品种类和特征较明显反映了墓主生前不同的身份地位和分工。一椁一棺墓、随葬青铜器的宽边长方形小型墓都位于墓葬区较中心位置，随葬品除陶器外还有青铜器和玉器，说明这些墓葬规格明显高于其他墓葬，墓主身份可能为矿区较低层次的生产组织和管理者，而且存在分工的不同，比如随葬青铜兵器的可能与矿区安全保卫有关，随葬铜削刀的可能与矿区生产记录相关，等等。随葬陶器或无随葬品的宽边长方形小型墓和窄边长方形小型墓主的级别均较低，铜铁矿石、孔雀石、加工矿石的石质工具等主要出于这些墓葬中，推测其墓主可能是矿冶生产底层技工或工人。
铜绿山考古工作期间，还对铜绿山四方塘遗址以西3公里的草王嘴城址(亦称楚王城)及周围进行了一次调查，冀期了解该城址与铜绿山Ⅶ号矿体的关系。草王嘴城址面积5万多平方米，地面尚存城墙、环壕及建筑台地等遗迹。在城址内采集有春秋至西汉的一批鬲、豆、壶、罐、盆、井圈等陶片及瓦片等。四方塘遗址墓葬区发掘后，经对比两地器物，发现其中草王嘴城采集到的春秋时期的陶鬲、陶豆等残片与四方塘遗址墓葬区出土的同时期同类陶器风格相同，或可说明草王嘴城址与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有一定的关联，其是否是铜绿山古代铜矿采冶生产管理中心，还需作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和研究。
四方塘遗址及墓葬区发掘、研究和保护进行了多学科的合作。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对遗址出土炉渣进行抽样检测分析，得出炉渣含铜量平均为0.49%，这一数据说明了矿石中的铜在冶炼炉中得到了充分还原，其春秋时期炼铜技术已达到了近现代冶铜技术的水平，这无疑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墓葬出土的铜器采样，进行了铅同位素示踪分析，认为这些铜器的原料多数来源于铜绿山，这为铜绿山今后寻找铜器铸造作坊提供了资料支撑。本所体质人类学专家对3座墓葬遗存的人牙进行了年龄鉴定及DNA实验，检测出M9墓主年龄35～40岁、M27墓主年龄30岁，M73出土牙齿为一颗上颌右侧第二前臼齿齿冠，保存状况较差，仅能判定墓主为成年人。此外，环境学、地质学专家分别对墓葬区岩性、发掘区地层和墓坑采样进行检测鉴定和古环境分析，文保专家对发掘现场进行了保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