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郑州地区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考古学文化发展演变的核心区域，仰韶中晚期是黄河流域中华文明起源进程的重要时间节点；多处大型环壕聚落和城址以及高等级遗物的发现表明该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本研究以石器为切入点，选择十余处遗址的2000余件石器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使用形态类型分析、差级动态分析、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等多种 ...

　　郑州地区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考古学文化发展演变的核心区域，仰韶中晚期是黄河流域中华文明起源进程的重要时间节点；多处大型环壕聚落和城址以及高等级遗物的发现表明该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本研究以石器为切入点，选择十余处遗址的2000余件石器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使用形态类型分析、差级动态分析、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等多种方法，对石器开展形态学、石料、生产工艺和使用功能研究，进而透视石器背后所蕴含的人类行为模式、手工业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文明化发展情况以及人与自然的联动关系等重要讯息。

　　形态学分析是开展石器研究的基础。根据器物形制可将郑州地区出土石器分为斧、锛、凿、刀、镰、铲、钺、杵、镞、球、抹子、磨盘、磨棒、坠饰和网坠等多种器类，石器组合以农作工具、木作(建筑)工具、石器加工工具、武器和装饰品为主。从形态类型的角度来看，铲、刀、镰、斧、锛和凿六类石器可以进行类、型和亚型划分，不同类型的主次关系明晰，表明这六类石器在形制设计的过程中存在明确版型意识；在形制参数方面，使用了石器的长宽比、宽厚比、刃角等形制参数开展平均值、标准偏差和变化系数等开展多维度分析，参数数值显示，不同种类的石器在形制设计上存在不同趋向：铲、斧、锛和凿等器类刃角等关键形制参数标准化程度较高，体现了较高的石器生产专业化水平；刀和镰的刃角等关键形制参数标准化程度较低，表明这两类石器并没有统一化标准；石锤和石抹子则在数据分析上看不出明显的聚类性，表明这两类石器形态的权宜性较强。

　　岩性鉴定是石料研究的基础。通过对各类石器开展岩性分析，了解了各类石器的原料选择情况。如石铲多选择莫氏硬度3.5-4的白云岩和灰岩，而石斧则大量选择莫氏硬度大于6的辉绿岩、铁英岩和硬铝石铝制岩等。结合资源域和地质调查结果，对石料的获取方式获得如下认识：石铲所选择的灰岩、白云岩多为距离遗址10-30公里的嵩山北麓和东北麓一带的山体基岩，说明郑州地区先民已经能够开采河流上游的山体基岩作为制作石器的资源。

　　通过微痕观察的方法在郑州地区仰韶中晚期的石器上发现了打制、琢制、磨制、切割、钻孔等石器生产的典型技术痕迹。较为完整地恢复了部分石器生产工艺的操作链，揭示出部分石器形态类型与加工技术之间的关系。石器生产上已经存在明显的技术分野，石器生产工艺层面体现出明显的复杂性。如铲、斧、锛和凿等石器专业化生产水平较高、原料选择倾向性明显且加工工艺相对稳定，可能由固定人群进行生产，以保障在聚落营建层面的正常使用；而刀、镰、锤和抹子等石器的专业化生产水平相对较低，可能由使用者生产，多与先民的日常生计息息相关。

　　石器功能的复原研究可以建立起器物本身、作用对象和使用者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将石器引入到人地关系、人类行为模式等更为宏观的视野下进行思考。本研究选择斧、锛、凿三类石器开展了微痕分析。通过刃部偏斜程度、条痕分布均匀程度和光泽的强弱分布程度分析，发现各类斧、锛、凿在使用方式上存在明显不同。通过对西山等遗址的石镰和石刀开展植硅体和淀粉粒两类微体植物化石分析，发现微体植物化石存在明显差异；石镰上仅发现粟、黍等谷物和芦苇等杂草的微体植物化石，种类相对有限，表明石镰曾用于谷物和杂草的加工；石刀上的微体植物化石结果种类相对丰富，既发现了粟、黍等谷物和芦苇等杂草的微体植物化石，也发现了块根、块茎植物的淀粉粒等。通过对石器表面红色颜料开展扫描电镜能谱分析、拉曼光谱分析和红外光谱分析，发现石器上“红彩”主要成分为朱砂或铁红，朱砂残留较为规整精细的粒径暗示“水飞”工艺的存在，施彩过程中很可能使用了人为的胶结材料。

　　研究发现，对聚落营建起关键作用的石器生产得到重点发展，很可能存在受统治阶层控制的石器工匠和生产组织，且原料供给得以保障，日常工具则由非专业工匠加工而成。郑州地区仰韶中晚期石器工业研究从社会生产资料的角度印证了河洛古国王权至上、发展优先的文明演进模式。（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