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1922.8.3-2018.2.1）

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开创者、奠基者和集大成者，不仅在石窟寺、佛教建筑、版本目录等方面专有所长，而且自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1952）之初便开始执教并掌管系内工作，桃李天下，奠定了后段考古的整体格局和方法，在专业领域内享有泰斗声望；2016年曾荣获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他的代表作如《白沙宋墓》《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等所达到的学术高度和创立的学术范式，至今难以超越，是相关专业学者和学生的必读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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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宿白

和中国佛教考古学发生联系，主要由于工作关系。50 年代初，当时各地较大规模的建设工程尚未展开，考古工作以调查地上文物的现况为主。文化部文物局组织的几次重要调查：1950 年雁北地区勘查、东北辽西地区调查和 1951年敦煌莫高窟的调查，我都参加了。这几次调查，佛教遗迹是主要对象，因此对这个工作发生了兴趣，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第一手资料。1952 年，北大文科研究所与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和北大历史系成立考古专业，为了开设中国考古学课程，我分工担任汉以后一段考古学教学。宗教遗迹是这一段考古学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佛教遗迹又是宗教遗迹中的重要内容，于是分配的工作和个人的兴趣就结合起来了。

佛教遗迹以建筑构造的不同，可分寺院遗迹和石窟寺遗迹；以地区和派系分，主要是汉地佛教遗迹和藏传佛教遗迹。“文化大革命”前我着重的是汉地的寺院遗迹；“文化大革命”后，逐渐扩展重点范围，既包括了石窟寺，又包括了藏传佛教遗迹，因而产生了应当考虑较全面、较有系统的中国佛教考古学的想法。

考古学是以调查、发掘为手段，强调实践的学科，中国佛教考古学也不例外。调查、发掘，强调实践，就是要以理清遗迹演变的过程为基础，然后再结合文献，进一步分析遗迹的性质与历史。对寺院遗迹是这样要求，对石窟遗迹也是这样要求。现在我想谈谈最初引起我兴趣的几件事例。

1950 年，在雁北浑源调查了一座俗呼大寺的永安寺和一座俗呼小寺的圆觉寺〔1〕。永安寺尚较完整，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六椽的大殿，还是元延祐二年（1315 年）创建时原物。从寺内所存各种铭刻知道该寺自创建大殿以来，经过两次大整修（每隔二百多年一次，目前又到该整修的年代了），全寺布局大体上仍保持着元代旧制。大殿当心间外面檐下悬“传法正宗之殿”匾牌，匾字浮雕牌面，方正古劲，据匾牌右上隅所书“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掌诸路头陀教特赐圆通玄悟大师雪庵溥光书”，知是元书法家李溥光的笔迹〔2〕。溥光书匾时，正如题款所记“掌诸路头陀教”，因此似可估计，其时永安寺不是一般的禅寺，而是头陀教派的寺院。头陀教盛于金元间〔3〕，其寺院如何布置久已无考，今于雁北获可资参考的寺例，殊出意料之外。圆觉寺位永安西南，该寺仅存一座密檐砖塔，屹立于一片废墟中。我们在做记录时，发现塔身第一层有许多有纪年的游人刻画题记，其中最早的是金初天会三年（1125 年），知道该塔的兴建最晚在金初。《乾隆浑源州志》，卷首有此寺鸟瞰式全景图，对照遗迹，大体可以恢复寺院平面布局，是一座以塔为中心的佛寺。以塔为中心的佛寺渊源于印度，在我国中原地区流行到唐初〔4〕。此后中轴线上的塔让位给殿、阁，但在边远地区盛唐以降，特别是五代北宋，契丹—辽的范围内，还时有以塔为中心的寺院的兴建，浑源此寺应是此尾声阶段的一例。在雁北以塔为中心的寺院最著名的是建有五层木塔的应县佛宫寺。该塔始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 年），塔内安置的佛像，说明这种处于中心位置的辽金时代的佛塔在性质上有了和以前不同的变化。塔最初是藏舍利和经卷的所在，其后为塔庙奉佛像，有的是墓塔。应县木塔虽然在底层奉释迦，但第四层奉四方佛，顶层奉大日如来，四、五两层供奉的形象保存了原设计的意图，即是视此塔为一座立体的曼荼罗，显然这是当时佛教密宗的一种特殊建置，实际也是我国北方以塔为中心寺院的晚期重要特征。由此，即可进一步了解许多辽金密檐塔在高耸的第一层塔身外壁的主要位置大都雕塑出头戴宝冠、双手作智拳印的大日如来形象的道理。

石窟寺是开凿在岩壁上的寺院，由于选地多在河谷两岸，窟前空地无多，考察它的遗迹除了洞窟本身外，只有了解与它毗连洞窟的关系和窟面两侧与上部的遗迹。有确切开凿年代可以作根据的早期石窟，是有名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西部的昙曜五窟，《魏书·释老志》记“和平初（460 年）……昙曜白帝（北魏文成帝），于京城（平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修建佛像各一”，即今大同云冈第一期洞窟——毗连成组的第 16～20 窟。其后，孝文帝时期开凿的云冈第二期洞窟主要也是成组存在，或双窟，或三窟〔5〕。看来我国早期洞窟多是组窟。这类组窟在形制结构上相互配合，形象题材上彼此联系。至于这些配合与联系的意义，则是我们进一步研讨的课题。简单试释一下：昙曜五窟都是模拟草庐形制，窟内面积几乎被本尊形象所充满，这种佛殿型洞窟本尊的题材只有立或坐式的释迦和交脚坐姿的弥勒菩萨。云冈第二期组窟绝大部分是开凿了较宽敞的方形单室或具前后室的洞窟，组窟的配合情况：有的是两座佛殿窟成组（7、8，9、10）；有的是两座塔庙窟成组（1、2）；有的是一塔一殿成组（5、6）；有的是一塔两殿成组（11～13）。洞窟本尊除已见于昙曜五窟的形象外，出现了倚坐佛（9）和释迦多宝对坐（7、12）。在组窟本尊相互联系上：有一释迦多宝对坐、一释迦坐像（7、8）；有一倚坐佛、一交脚弥勒（9、10）；有一释迦坐像、一交脚弥勒（1、2）；有一释迦立像、一释迦多宝对坐和一交脚弥勒（11～13）。其中释迦多宝对坐像应出自《妙法莲华经·见宝塔品》，以他作主尊大约是当时流行的“法华三昧观”和“入塔观像”结合起来的缘故。此外，窟内的次要形象中出现的新的题材有佛装交脚弥勒（7、8，9、10，12）和维摩文殊（7、8，9、10，1、2，6）。维摩文殊出自《维摩诘经》，维摩的形象是佛教东传后在我国出现的。出现的时间虽早在北魏废佛之前，但维摩、文殊流行起来却在云冈石窟的第二期〔6〕，这应和孝文帝重视义行，当时高僧昙（惠）度、道辩（弁）皆善《维摩》等情况有关。石窟盛行组窟，在中原一直继续。北魏迁洛以后，《魏书·释老志》记“景明初（500 年），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即云冈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永平中（508～511 年），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即今洛阳龙门石窟中的宾阳三洞，是中原组窟较晚的一例。在西陲的敦煌莫高窟，组窟也出现在早期，莫高现存最早的三座窟是一组佛殿窟（275、272、268，后两窟兼作禅堂）；莫高纪年最早的 285 窟［壁画有西魏大统四、五年（538～539 年）发愿文］和它右邻 288 窟是一禅堂佛殿和一塔庙成组的双窟〔7〕，251～260 一列及其南北诸窟有可能是多塔庙窟的组窟，只是由于窟前崩圮、洞窟改建和窟内重修等因素，无法进一步肯定罢了。这种早期石窟成组现象，70 年代末，我们追踪到新疆库车、拜城一带的龟兹石窟，拜城克孜尔石窟组窟的情况最为典型。那里的遗迹可以直接说明一组石窟即是一处寺院，石窟寺院从建立到发展还可清楚地分出几个阶段，如分布在克孜尔谷内区的 96～105 这一组；而谷西区的38～40 组窟窟面上部还保留着作为一组见证的梁孔遗迹〔8〕。窟面遗迹除了有助于了解组窟的范围外，有的还可以表明洞窟的性质，河北邯郸地区北朝晚期开凿的南、北响堂和小响堂，这三处主要洞窟窟面都雕凿出塔的形式，这应是把禅观者入塔观像的塔庙窟更加立体形象化的措施，其中北响堂北窟（即 1、2 窟）上部覆钵中（即 2 窟）雕出释迦多宝对坐像，就更形象地体现了法华三昧观的要求；这类窟也是藏舍利的塔庙窟，所以北齐时人就相传迁魏于邺的北齐高祖高欢瘗骨于北响堂石窟佛顶之旁，而司马光竟据之写入《资治通鉴》〔9〕。

昙曜五窟为云冈第16窟至第20窟。上图分别为第20窟、第17窟正中交脚菩萨、第19窟西小龛释迦多宝共坐像龛

云冈第10窟前室东壁及后壁，壁面布置了较多的释迦多宝对坐像，也是这组石窟的突出之点

克孜尔第17窟（左）和第38窟（右），克孜尔石窟是古龟兹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

南响堂山石窟第1窟中心柱南面

50 年代末，进藏调查藏传佛教遗迹。西藏寺院的主要建置多历代增修或大体依据旧式重建，所以判定年代、分清阶段的问题比汉地佛教遗迹更为棘手。现笼统地以 14 世纪布敦重建的夏鲁寺和 15 世纪宗喀巴兴建的甘丹寺之间划前、后两段，大致可以看到：（一）前期寺院选址在平原，后期则移向有利于防御的山麓。（二）寺院大殿的礼拜道，前期设在大殿佛堂内外的周围；以后出现大殿外的礼拜道；再后如大昭寺的“八廓”，即围绕寺院兴建的礼拜道出现在 17 世纪五世达赖的一次扩建；至于再向外扩展成为围绕拉萨的“林廓”，则出现在五世达赖之后。礼拜道一再向外围安排，显然是加强寺院的防御。（三）下寺院大殿一等的札仓佛殿约始于 15 世纪，札仓的大活佛兴建“喇让”，18 世纪中期以后渐成风气，拉萨四大林是“喇让”中最具规模者。“喇让”实际是当时掌握西藏地方政府实权人物的家寺，所以那里的佛堂主要供奉的是该大活佛的塑像和灵塔。以上三项有关藏传佛教寺院建置的演变，清晰地反映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发展。西藏石窟遗迹一般时代较晚，属于前弘期的似只拉萨药王山东麓札拉鲁浦一处，也是西藏地区唯一的一座塔庙窟，从形制和佛像题材看，有可能是在河西诸窟影响下出现的。此外，在许多寺院附近分布有面积较小、鲜有雕饰的所谓“修行洞”的禅窟。这种禅窟多附属于寺院，与一般石窟寺遗迹有异。近年阿里地区发现的石窟群，佛殿窟、曼荼罗窟和数量较多的禅窟并存，这应是具有特色的藏传佛教石窟寺遗迹，但它的时代可能迟到 14 世纪以后，详细情况还有待了解〔10〕。

佛教考古学除了寺院、石窟寺遗迹外，还应包括各种佛教遗物，如各地发现的造像、造像碑、法具和有关的经卷、文书等。这类遗物有的现已无法附丽于某遗迹，有的虽知所属，但屡经扰乱，混杂已久。前者如早年传世之品，后者如本世纪以来西北诸石窟的发现，其中以 1900 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最为重要。藏经洞发现以经卷为主的各种遗物，从敦煌佛教考古方面考察，它的重要性恐怕不低于古代文献的研究，因为这批遗物也是了解莫高窟各洞窟内容以及敦煌地区包括佛教史在内的自南北朝以来的历史的基本资料。

佛教考古学尽管内容丰富，但 80 年代以前这门学科似乎还处在累积资料阶段。自 80 年代改革开放逐渐扩展以来，许多工程建设的地点发现了新的寺院遗迹和零散的佛教遗物；主要石窟大都发表了简报和图录；另外，历史上受到我国佛教影响的国家如朝鲜、韩国、日本的佛教遗迹与遗物的调查与研究，近年也开展了较广泛的交流，使我们的部分缺环可以借以估定〔11〕。以上情况大体表明构成中国佛教考古学物质基础的遗迹、遗物，已初步具备了较系统的条件。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整理这批资料，特别是结合文献记录进行历史背景与社会意义的探讨，还有待于深化。当然，远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设想能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组织，经过一定的讨论、分工，集体先完成一部中国佛教考古学长编之类，借以总结以往成果，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个体研究，不断扩大范围，以期真正建立起较全面的中国佛教考古学。

（本文原刊《学林春秋》上，1999 年；后收入《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