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3日，是宿白先生100周年诞辰。宿先生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开创者、奠基者和集大成者，桃李天下，素称泰斗。三联书店于2017年至2021年，整合再版了宿先生以往的著作，推出了“宿白集”（六种）。旨在向更广泛的人文知识界推介这些专精的研究，它们不仅在专业领域具有开创范例的意义，更能见出对历史大问题、对中华文明的综合把握能力。

为向更多读者介绍这位考古学大家，本周起，“三联学术通讯”将推送五期内容，从“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奠基者”“佛教遗迹考古的开创者”“以考古重现历史”“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考古文博界永远的老师”五个面向，展现宿先生极具开拓性和奠基性的治学生涯。

孙机先生曾说，宿先生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除了考古领域内的研究，宿先生在版本目录、古建筑、中西文化交流等问题上皆有自己的一家之言。本期推送的宿先生《南宋时期的雕版印刷》一文，讲述了鼎盛时期中国雕版印刷的状况，充分呈现了他在出版印刷史这一领域的建树。文末附有孙机先生《写在“宿白集”出版之际》，从更丰富的面向为大家介绍了宿先生融汇贯通的学术路径。

宿白（1922.8.3-2018.2.1）

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开创者、奠基者和集大成者，不仅在石窟寺、佛教建筑、版本目录等方面专有所长，而且自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1952）之初便开始执教并掌管系内工作，桃李天下，奠定了后段考古的整体格局和方法，在专业领域内享有泰斗声望；2016年曾荣获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他的代表作如《白沙宋墓》《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等所达到的学术高度和创立的学术范式，至今难以超越，是相关专业学者和学生的必读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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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宿白

宿白先生的《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三联书店，2020年）

从现存大量的南宋刻本书籍和版画中，可以看出雕版印刷业在南宋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中央和地方官府、学宫、寺院、私家和书坊都从事雕版印刷，雕版数量多，技艺高，印本流传范围广，不仅是空前的，甚至有些方面明清两代也很难与之相比。一些雕版印刷业较发达的地区【图1】，由于长期从事雕印，出现了大批熟练的技术工人，主要是刊工；在字体刻风上，大约自南宋初至中期也都逐渐形成了各自的风格。这些地区大都是当时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和盛产纸张的地点，如以行在所临安附近为中心的两浙、福建地区和四川成都附近。其他发展较迟的江淮、湖广，从刊工的统计和刻风上观察，都清楚地表现了它们受到上述三个先进地点的影响。

图1 南宋主要雕印地点分布示意图（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宋辽金时期》中“金 南宋时期〔一〕”为底图绘制，李清淼绘）

字体方整，刀法圆润，用纸坚韧耐久和校勘比较仔细，是两浙地区雕版印刷的一般特征。

杭州——南宋行在所临安，自北宋以来即是两浙地区的雕印中心。北宋亡，都城汴梁的一部分雕印手工业也迁来临安，临安遂成为当时全国雕印手工业最发达的地点。

临安的北邻湖州（今吴兴）和南邻绍兴，与临安关系最为密切。北宋宣和中（1119—1125年），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一家即开始在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刊刻大藏，这部五千四百卷以上的藏经印就于绍兴二年（1132年）四月【图2】。湖州在两宋之际能完成这样的大工程，说明那里集聚了大批刊工。我们以该藏和利用该藏余版所刻的《新唐书》【图3】与临安、绍兴诸官府所刻的书籍相对比，知道这批湖州刊工的一部分，当湖州工程完毕之后，他们参加了绍兴三年绍兴府余姚县雕造的《资治通鉴》【图4】和国子监、临安府、绍兴府等处较大规模的雕版工作。

图2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湖州《思溪圆觉藏》本。该藏开雕于北宋宣和间，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全部印就。梵䇲装。框高24.2厘米。卷首板框上方多捺有“圆觉藏司自纸板”横书戳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此据原件复制（左）。首䇲两开（右）刊绍兴二年王永从阖家刊经记和校经沙门、雕印匠人等衔名；系叶恭绰旧藏。此据《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叶文图五（甲）复制。

图3 《新唐书》

南宋绍兴间湖州思溪王氏刊本。框高20.9厘米、宽14厘米。此即利用《思溪圆觉藏》余版所刊，后版入临安国子监，《百衲本二十四史》印本与此同出一版，但较此为先印。北京图书馆藏。此据《中国版刻图录》图版六六复制。

图4 《资治通鉴》

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刊本。框高21厘米、宽14.1厘米。卷末原有绍兴二年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公使库校勘官衔名，此本脱佚。北京图书馆藏。此据《中国版刻图录》图版七四复制。

南宋初年，在临安附近较长时期集中刊工最多的地点是临安官府。这从刊书使用刊工的数量可以推知。绍兴间（1131—1162年）国子监覆刊《汉书注》使用了一百二十名以上的刊工，大约在孝宗以后，即12世纪末叶临安府刊刻《仪礼疏》使用的刊工竟多达一百六十余人，而大约同时绍兴府于绍兴十五年刊刻《尚书正义》只用了二十三人，绍兴九年刊刻分量较多的《毛诗正义》所用刊工也不过三十多人。湖州刊刻版数不比上述诗书少多少的《北山小集》只用刊工二十七人；刊版数量比《仪礼疏》要多五倍的《新唐书》，刊工也仅一百二十余人。临安官府既拥有大量刊工，而不少刊工又屡见于湖州、绍兴刻本，这固然可以理解他们在相互支援，但更多的可能，恐怕主要是湖州、绍兴依赖了临安官府。

临安附近——以临安为主，包括了湖州、绍兴的刊工，约自绍兴中叶以后，大量地支援了江浙其他地区，特别是各地的官府雕版。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明州（今宁波）重修《文选注》【图5】的熟练刊工，大部分来自这里。《文选注》完工，他们中的一部分又南去台州（今临海）。此外，温州、婺州（今金华）、严州（今建德）、衢州和镇江、平江（今苏州）等地，也多有临安附近刊工的足迹……

图5 《文选注》

南宋绍兴间明州刊本。框高21.7厘米、宽14.7厘米。卷末有绍兴二十八、二十九年（1158—1159年）明州参军卢钦修版刊记。北京图书馆藏。此据《中国版刻图录》图版八一复制。

当时各地的官私雕版大都间断进行或临时设局，所以往往要求迅速竣工，而雕版技术又比较容易掌握，因此许多雕版地点除了从雕版先进地区调雇一部分熟练刊工之外，也在本地训练出一批新刊工。不少雕版上出现了很多同姓刊工的现象，如湖州《新唐书》的刊工以李、王、周、章四姓为多；陈、方、余、刘、邓、蔡六姓，几乎占了明州《文选注》全部刊工的三分之一以上；临安《战国策注》二十五名刊工中，六人徐姓。这大约即是在募工较急的情况下，某地某些人家具有某些方便条件，家中的许多人都参加了工作。湖州《新唐书》《北山小集》中出现可能是兄弟行的董晖、董昕、董晹、董明和妇女刊工如李十娘、谢氏、徐氏等，更能突出地说明这一问题。预计的雕版工程完毕后，全部或绝大部分刊工即被解散，他们既可如上述湖州雕刊佛藏的刊工之入官府，也可由官府转入书铺，如先在监本《陈书》和明州《文选注》上出现的刘文，后来又见于陈宅经籍铺本的《碧云集》。至于书铺与私家刊工的互见，则更易于了解，如刊世彩堂廖氏《河东先生集》的同甫，又见于陈宅经籍铺本的《韦苏州集》。由上可知，绝大多数的刊工，在当时是作为个体、分散的手工艺人而存在的。他们的生活并无保障，因此想象他们完全脱离了农业是困难的，恐怕绝大多数的刊工所从事的雕版手工业，不过是他们的副业而已。

临安专门从事雕版印刷的书坊，南宋初尚不甚盛，《文选五臣注》卷末附刊记云：

高丽覆宋刊本《寒山子诗》末附刊记云：

《抱朴子》卷末的刊记云：

可知私人刊书出售，当时还有的附属于纸铺或纸马铺；有的书籍铺还有一定的寄居性质。但当雕版印刷在两浙地区普遍发展，特别在大批熟练刊工出现之后的南宋中晚期，许多专门从事雕版印刷的书籍铺，即在临安不少热闹地点开设起来了。这时政府控制书坊刻书之令，也逐渐破产，有名的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起父子相继的“陈宅经籍铺”约自13世纪前半起，在不到半世纪的时间内，几乎遍刻了唐宋人诗文集和小说，唐人集可能刻了百种以上，宋人集则分编为江湖前、后、续、中兴各集各若干卷。《江湖集》雕版工致，选用纸墨也都精细，是南宋书坊刻本的代表作。太庙前的“尹家书籍铺”也刻了许多小说和文集。此外，睦亲坊内的沈八郎、众安桥南街东的“开经书铺贾官人宅”（或作“贾官人经书铺”）和棚前南街西经坊的“王念三郎家”似乎是专刻零本佛经的，贾官人所刻的《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和佛经扉画，王念三郎所刻的连环画式的《金刚经》，都是当时版画中的精品。这些书籍铺大约主要依靠家内劳动力雕板，所以产品上一般不附刻刊工。附刻刊工的，人数也极为稀少，如陈宅经籍铺雕印的《岑嘉州集》刊工只一子文。《杜审言诗》刊工只一范仙村。《江湖集》好像最多，也不过十余人。这样少数刊工，即或全部是长期雇用，也改变不了这种书坊的小商品生产性质。

图6 元秘府本（？）《清明上河图》中的书坊

此图据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5，Part I: Paper and Printing（By Tscen Tsucen-Hsuin钱存训）插图1120复制。该插图说明云：“北宋书铺，12世纪初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细部（据可能是元代的旧摹本放大）。”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曾经《石渠宝笈三编》著录的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无此内容。据钱书插图说明谓“可能是元代的旧摹本”，疑即刘渊临《清明上河图综合研究》（台北艺文印书馆，1969年）所记的美国芝加哥孟义君所藏的元秘府本《清明上河图》（刘文引董作宾介绍元秘府本市招上的文字有“书坊”“各色铜器”，与钱书所附插图同。董文见《大陆杂志》二卷八期，1951年）。此元秘府本据刘文描述图中之虹桥已砌作石券，刘文所附部分画面图版中的歇山顶建筑，山面只绘出搏风板，未绘悬鱼惹草，檐下斗拱亦极为潦草，从这些细部观察，所谓元秘府本不仅不是北宋张择端原作，似亦不类南宋临品，刘文拟之为元人摹绘或可接近事实。元人摹写都市风光，据之仿佛南宋情景，约许不致大误。参看杨伯达《读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札记三则》，《荣宝斋三十五周年纪念册》，1985年。

在临安附近影响下的其他两浙地区中，衢州、婺州和平江的雕版印刷较为突出。

《新编四六必用方舆胜览》卷前雕印两浙转运司牒文：

榜文仅点衢、婺两州雕书籍处，可见两州雕印之盛。婺州似尤突出。其地刊工自淳熙中即受雇于外地，如淳熙八年（1181年）在台州刊刻《荀子》的刊工中有“金华徐道”。其书坊雕印也极盛一时，婺州市门巷唐宅所刻的《周礼注》【图7】和金华双桂堂景定二年（1261年）重镌的《梅花喜神谱》【图86】，都是现存有名的书籍。婺州东的东阳县私家雕印发展较早，日本收藏的《初学记》有“绍兴丁卯（十七年，1147年）东阳崇川余四十三郎宅……”牌记。东阳西北的义乌县又似乎是婺州雕印业的重点，酥溪蒋宅崇知斋和青口吴宅桂堂都有产品传世。乾道间（1165—1173 年）吴宅桂堂曾雇用了较多的刊工，就所刻《三苏文粹》一书统计，刊工多到二十四人，像这样个别的书坊，是在什么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我们还不清楚。但在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南宋，封建制度本身就不可能容许它继续发展。所以这个偶然出现的雇工较多的吴宅桂堂，并没有支持多久。《三苏文粹》的书板很快就转移到义乌县南东阳县胡仓的王宅去了。因而出现了剜去吴宅的刊记，被雕上“婺州东阳县胡仓王宅桂堂刊行”一行的后印本《三苏文粹》。由于婺州雕印业的繁荣，使它在雕版风格上，跳出一般江浙版刻的方整传统，别树一帜，字体瘦劲。这大约是受到了福建雕版的影响。衢州雕版结体方整，气息朴厚，多存旧时式样。

图7 《周礼注》

南宋初期婺州唐宅刊本。框高19.6厘米、宽13.1厘米。卷三后有“婺州市门巷唐宅刊”牌记。北京图书馆藏。此据《中国版刻图录》图版八八复制。

图8 《梅花喜神谱》

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金华双桂堂刊本。《续古逸丛书》印本即据此本影印。上海博物馆藏。左图据《中国版画史图录·唐宋元版画集》；右图据苏州博物馆编《攀古奕世：清代苏州潘氏的收藏》（2018年）210页下图复制。

平江紧邻临安附近，其刊工互见情况似较别处尤甚。……嘉泰四年（1204年）平江刊刻《嘉泰普灯录》，“钱塘李师正”大约是领头的刊工。嘉定以后，本地刊工逐渐增多，所以才可能有刊工被募于外地之事，如嘉定十七年（1224年）广东潮阳（今潮州）所刊《通鉴总类》刊工中有“平江张俊”；也才有可能于绍定四年（1231年），陈湖碛砂延圣院设大藏经局，组织本地刊工和一部分临安附近刊工开雕大藏。该藏迄元至治二年（1322年）始竣工，前后续雕垂九十余年，版式刻风如出一手，长期摹勒，蔚成新风，其字体方整挺瘦，已和过去临安附近风格有别，而和元至元六年（1269年）杭州大普宁寺开雕的《普宁藏》、明洪武五年（1372年）南京开雕的《南藏》一脉相继。

福建的雕版印刷，福州发轫最早。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迄政和二年（1112年）福州东禅寺雕印的《崇宁万寿大藏》，是福建大规模刊书之始。该藏为后来印本佛藏开创了梵䇲装和六行十七字的固定行款。其字体方整，俨若浙刻，当是在两浙影响下产生的【图9】。

图9 《大方广佛华严经修慈分》

福州东禅寺《崇宁万寿大藏》本。此经系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刊本。梵䇲装。框高24.7厘米。卷前有元丰八年福州东禅寺觉院刊记。此据《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09958号图版复制。

《崇宁万寿大藏》完工之后，福州开元寺即开始雕造《毗卢大藏》。该藏自北宋政和二年迄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始告竣，参加此藏的刊工，有好多来自临安及其附近地区。

大约比福州略晚，福建西北隅建宁（今建阳、建瓯一带）的雕版印刷也兴盛起来了，它的兴起同样也得到浙江刊工的帮助，原在国子监、临安府和平江、明州的刊工蔡仁参加了建瓯官署所刻的《育德堂奏议》，在临安陈宅经籍铺刻《碧云集》的余士，又见于建安书院的《周易玩辞》等均为佳例。建宁盛产纸张，且位闽浙、闽赣的交通要冲，所以其地雕印兴起不久即超过福州，并且还有不少刊工后来都支援过福州，如在这里雕《周易本义》的蔡庆、邓生、吴清都曾去福州刊《陶靖节先生诗注》。

建宁距南宋行在所较远，中央控制较弱，所以其地的书坊雕版，自淳熙（1175年）以来似乎比临安还要发达。它们大多集中在麻沙、崇仁两坊。雕版时间最长、最多的是万卷堂、勤有堂余氏。其次有黄三八郎书铺、种德堂阮氏、一经堂蔡氏、富学堂华氏、月崖书堂詹氏、务本书堂虞氏、群玉堂江氏、三桂堂刘氏以及郑、黄、李、虞、魏、曾、陈、王、诸家。书坊中也有从临安迁来的，如建本《后汉书注》【图10】刊记：

得知，有开雕《两汉书》的钱塘王叔边。这些书坊的产品绝大部分不著刊工；但著有刊工的书籍的版数和附刻刊工的人数，一般都比临安书坊为多，如蔡氏一经堂嘉定初（1208年）刊刻了两百多卷的《两汉书》，使用的刊工多达二十名以上。这表明建宁书坊的规模，有些比临安为大。因此建宁书坊对扩大商品销路的要求，自然也要比临安为迫切。所以他们不像临安书坊那样着重自己直接出售商品，而是主要依靠中间商人，转手负贩于外地。因此，他们必须考虑产品便于携运和减低成本等问题。于是普遍使用了本地生产的柔木雕版和利用本地生产的色黄而薄的竹纸印造，又尽量挤紧版式、压缩册数，并在南宋中晚期，创造了一种适宜于密行的粗细线分明的瘦长字体。为了引人购买，他们对许多通行的经史文集进行了加工，如刘叔刚合刻《礼记经注疏释文》，又如黄善夫合刻《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和加细分类《王注苏诗》。此外各书坊更大量编刊“纂图互注”、别附图表之类的书籍，以及专应科场需要，编印了如《事文类聚》《记纂渊海》之类的类编书籍。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刻了许多需求面较广泛的医卜星相书和日用百科全书，如《家居必用》和《事林广记》等。

图10 《后汉书注》

南宋初期建阳王叔边刊本。框高18.2厘米、宽13.1厘米。目录后有钱塘王叔边牌记，王叔边盖浙人而开设书肆于建阳者。北京图书馆藏。此据《中国版刻图录》图版一六〇、一六一复制。

较普遍的附刻刊记，是建宁书坊本的特征之一。刊记文字日趋复杂，如余仁仲本《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图11】刊记：

图11 《春秋公羊经传解诂》

南宋绍熙二年（1191年）建阳余仁仲万卷堂刊本。框高17.8厘米、宽12厘米。序后有绍熙辛亥建安余仁仲刊书记6行。北京图书馆藏。此据《中国版刻图录》图版一七〇复制。

又如龙山书堂本《挥麈录》刊记：

这类刊记虽然也反映了建宁书坊的一些校勘和搜辑工作，但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竞售产品。阮仲猷种德堂本《春秋经传集解》刊记，更清楚地暴露了这个事实：

该书讹误极多，即如刊记中的“了亡窒碍处”之“窒”，竟误作“室”，而尚云“三复校正刊行”，真是商人骗人伎俩。刊记原本是刊书人对本书表示负责的简单文字，这里却发展为纯商业性的宣传广告。而这个发展也正好说明了建宁书坊的商品生产较临安书坊更活跃，更发达。因此，“福建本几遍天下”，尽管当时一些士大夫嘲笑麻沙版质量低，但他们也不能不承认“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建宁书坊对当时文化发展的贡献，很显然，是包括临安在内的官私雕版印刷业所不能企及的。日本现存印有“绍兴十年（1140年）邵武东乡朱中奉宅刊”木记的《史记集解》，邵武东邻麻沙，这里的私家雕印之兴，似较麻沙本地为早。

两浙雕印对福建的影响，也表现在另外一个次要的雕印地点福建西南隅的汀州（今长汀）。这充分反映在现存两部可以肯定的汀州刻本上。绍兴十二年宁化县学刊刻的《群经音辨》是不变行款的覆刻绍兴九年临安府刻本【图12】。嘉定六年（1213年）汀州古《算经》的刊工中有既曾在临安府雕版，又参加过明州《文选注》开雕的蔡政。汀州古《算经》虽然受到了建宁瘦长字体的影响，但别具秀丽风格，其在闽刻中与建宁本有别和婺本之异于其他浙刻的情况相似。

图12 《群经音辨》

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汀州宁化县学刊本。框高20.8厘米、宽13.8厘米。卷末有绍兴十二年知汀州宁化县王观国刻书后序和县学镂板、校勘监刻人衔名12行。北京图书馆藏。此据《中国版刻图录》图版二〇四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