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汉文帝霸陵位置考

摘要: 摘要:本文通过梳理汉文帝霸陵位置的文献资料,考证霸陵在“凤凰嘴”之说系误传;同时,根据新发现的江村大墓的位置、墓葬形制、规模、外藏坑、陵园设施等考古证据,分析并确认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关于汉文帝霸陵的位置,早期文献记载在白鹿原上,但具体地点不详。自元代以降,霸陵一直被认为在白鹿原东北的“凤凰嘴”。但近年来,在西安市灞桥区狄 ...


摘要:本文通过梳理汉文帝霸陵位置的文献资料,考证霸陵在“凤凰嘴”之说系误传;同时,根据新发现的江村大墓的位置、墓葬形制、规模、外藏坑、陵园设施等考古证据,分析并确认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关于汉文帝霸陵的位置,早期文献记载在白鹿原上,但具体地点不详。自元代以降,霸陵一直被认为在白鹿原东北的“凤凰嘴”。但近年来,在西安市灞桥区狄寨街道办江村东的台塬上发现了一座大型汉墓(即江村大墓),因其位置特殊,且形制、规模、外藏坑、陵园设施等均与西汉帝陵配置相当,备受学界瞩目。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推进会宣布: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1]。这样就出现了史载世传的霸陵与考古发现的霸陵位置的偏差。笔者拟从文献资料和考古证据等方面做一考证分析,以厘清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为其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不足之处,还望方家指教。
一、文献记载的霸陵地望
关于汉文帝霸陵,《史记》《汉书》多有提及。据统计,《史记》提到霸陵凡9处11次,《汉书》更是多达19处22次,但无一指出其具体位置。《史记·孝文本纪》载:文帝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南朝宋裴骃撰《史记集解》引应劭注解曰:“(霸陵)就其水名,以为陵号。”[2]同书《张释之冯唐列传》又载:“(张释之)顷之,至中郎将。从行至霸陵,居北临厕。”《史记集解》引李奇注曰:“霸陵北头厕近霸水,帝登其上,以远望也。”[3]应劭和李奇都是东汉时人,这两条较早的史料都指明文帝霸陵应当在霸水附近。东汉末年,王粲《七哀诗》有“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4]的诗句,指出了霸陵的方位应当在汉长安城的南方。此后,《三辅黄图·陵墓》提及:“文帝霸陵,在长安城东七十里,……就其水名,因以为陵号。”[5]这些记载说明,文帝霸陵在汉长安城东南。颜师古注《汉书·文帝纪》:“(文帝)乙巳,葬霸陵。”即明确指出:“霸陵在长安东南。”[6]《汉书·地理志》:“霸陵,故芷阳,文帝更名。”[7]《史记·秦本纪》:“(秦昭襄王)四十年,悼太子死魏,归葬芷阳。”《史记集解》引徐广注曰:“今霸陵。”[8]司马贞《史记索隐》亦载:“霸是水名。水径于山,亦曰‘霸山’,即芷阳地也。”[9]这些史料进一步缩小了霸陵的地域范围,当在芷阳县境的霸水岸边。另外,后者也提示我们,霸陵所在的区域可能地势较高。
关于霸陵的地势,《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记载:“文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袁盎骑,并车揽辔。上曰:‘将军怯邪?’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圣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骋六騑,驰下峻山,如有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奈高庙、太后何?’上乃止。”[10]这表明霸陵所在区域的地势很高,否则,很难言说“峻阪”“峻山”。《水经注·渭水》载:“霸水又左合浐水,历白鹿原东,即霸川之西,故芷阳矣。……谓之霸上,汉文帝葬其上,谓之霸陵。”[11]意指汉文帝葬在白鹿原的“霸上”,这是明确提到霸陵在霸水西岸白鹿原的最早文献资料。此后,唐宋时期的历史地理著作均沿用这一观点。如唐代《括地志》:“霸陵即霸上,在雍州万年县东北二十五里。”[12]《元和郡县图志》:“白鹿原,在县东二十里。亦谓之霸上,汉文帝葬其上,谓之霸陵。”[13]明言霸上与白鹿原是同一个地方,汉文帝即葬于此。北宋《长安志》:“文帝霸陵。在县东一十里白鹿原上。”[14]南宋《雍录》:“霸陵,在白鹿原上,亦名霸上也。”[15]均认为汉文帝霸陵在白鹿原上。
上述文献说明,汉文帝霸陵在唐宋以前一直被认为在长安东南的白鹿原上,只是具体位置不甚明了。而西汉皇帝葬于白鹿原者仅文帝一人,其它除宣帝之外,均葬于长安城北的咸阳原上。宣帝别葬长安城南,《汉书·宣帝纪》载:“(宣帝)元康元年春,以杜东原上为初陵,更名杜县为杜陵。”[16]《三辅黄图·陵墓》:“宣帝杜陵,在长安城南五十里。帝在民间时,好游鄠、杜间,故葬此。”[17]可见,西汉其他诸帝陵位置明确,史无疑议。唯文帝霸陵不起封土,陵寝颓圮,湮没尘霾,难觅踪迹。
二、霸陵在“凤凰嘴”的来历
“凤凰嘴”是白鹿原东北面向灞河延伸的一道黄土梁,其孤峰耸立,气势奇峻,尤与唐太宗昭陵、唐高宗乾陵相类。按照唐代“因山为陵”的模式,结合“凤凰嘴”的地形地貌,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座陵墓。汉文帝霸陵在“凤凰嘴”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元代《类编长安志》中,其原文为:“(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18]因此,我们有必要来探究一下《类编长安志》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志书?其学术价值如何?
《类编长安志》的作者骆天骧,史无记载。据黄永年研究,其大约生于金宣宗末年(1223年前后),卒于元大德四年(1300年)之后[19]。骆氏出身于世居长安的故家旧族,曾任京兆路儒学教授。骆氏编撰《类编长安志》的缘由是因为长安地区经“兵火相焚荡,宫阙古迹,十亡其九,仅有存者,荒台废苑,坏址颓垣,禾黍离离,难以诘问,故老相传,名皆讹舛”,因此,骆氏“乃翦去繁芜,撮其枢要,自汉、晋、隋、唐、宋、金迄皇元更改府郡州县,引用诸书,检讨百家传记,门分类聚,并秦中古今碑刻、名贤诗文、长安景题,及鸿儒故老传授,增添数百余事,裒为一集,析为十卷,目之曰《类编长安志》”[20]。很显然,骆氏编撰此书的目的就是便于游览者了解长安古迹,“就是要编纂一部介绍长安地区山川地形、历史沿革,尤其是名胜古迹、旧事佚闻的通俗读物”[21]。而骆氏主要参考的《长安志》则“考论都邑,网罗旧闻”,“穷传记诸子钞类之语,绝编断简,靡不总萃隐括而究极之,上下浃通,为二十卷,用备旧都古今之制,俾其风壤光尘,有以奋于永久。故夫府县有政,官尹有职,河渠关塞有利病,皆干于治而施于用”[22]。宋《志》堪称为学术性专著,而骆《志》“只是近乎后世旅游指南的读物而已”[23]。其学术价值与宋《志》不可同日而语。
黄永年认为骆《志》引用文献“是沿袭其时坊肆编刻书籍动辄以所谓几百家音注为号召的陋习,极不严肃”,在体例和内容上“杂乱不成章法,甚至望文生义”,“妄加之外也妄改,工作粗疏”[24]。
细读骆《志》,其内容确实颇多舛误,如辩惑类小儿原条所说唐玄宗设置十六王宅的事情,宋《志》朱雀门街东第五街第一坊十六王宅条小注本引用《政要》,此书却改为《贞观政要》[25]。《贞观政要》是《太宗实录》的分类节本,如何能记玄宗之事?山水类有一个“南总五水”的条目[26],让人一头雾水,莫名其妙。查对宋《志》,才知原文本作“《水经注》曰:酋水,出倒兽山,南总五水,单流北注,……又入渭”云云[27],骆氏误把“南总五水”当做水名,岂不怪哉!隋、唐离宫里还列了个“上清太平宫”[28],其实这是北宋时期修建的一所道观,既非隋唐建筑,也非离宫别馆;苑囿池台类本来记述的是建筑,却将唐代御史台这样的官署机构混杂进去;堂宅庭园的亭亦应指建筑类,而骆氏却将秦汉时乡里机构的亭(如杜邮亭、鸿门亭等)也混为一谈[29],诸如此类问题不一而足。
根据骆氏序中自述:“仆家本长安,幼从乡先生游,兵后关中前进士硕儒故老犹存百人,为士林义契,耆年文会讲道之暇,远游樊州韦杜,近则雁塔龙池,其周秦汉唐遗址无不登览,或谈故事,或诵诗文,仆每从行,故得耳闻目睹,每有阙疑,再三请问。”[30]其学问渊源来自乡先生,从游历中讲谈故事得到。除旅游外,骆氏还酷爱碑刻,“仆自幼酷嗜古人法书名刻,仅有存者,不惮涉远披荆莽而追访,抄录书撰人名暨所在,垂六十年”[31]。但看不出骆氏对考证有兴趣,正如黄永年指出的“骆氏妄加、妄改、滥引之例”颇多,不重视考证,其本人也承认“然老眼昏花,中间多所脱略讹错,更俟好古博雅君子改而正之”[32],这还真非谦虚,实乃自知之言。
汉文帝霸陵在凤凰嘴的记载,首次出现在这样一本方志中,其可靠性不言而喻。考古成果也证实了骆氏之言虚妄无据。2011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凤凰嘴”进行了两次大范围的考古勘探,未发现汉代墓葬遗存和相关的陵园遗迹。为了慎重起见,又与当地的地质勘探单位合作,使用探地雷达、高密度电阻仪、测氡仪等高科技仪器,对“凤凰嘴”一带进行全区域探测和分析,仍然一无所获。这些探测成果充分证明,“凤凰嘴”根本没有任何墓葬遗存,彻底否定了汉文帝霸陵在“凤凰嘴”的记载与传说。
三、考古发现的证据
在排除“凤凰嘴”的同时,考古工作者在窦皇后陵西侧约800米的位置发现了一座超大型汉墓,因位于西安市灞桥区狄寨街道办江村东侧,而被称为“江村大墓”。江村大墓为“亚”字形竖穴木椁墓,四面各有一条墓道。墓室边长73米左右,墓葬东西长251、南北宽146、深度超过30米。墓室四周环绕114座外藏坑,外围以“石围界”、门阙形成陵园,边长423米。另外,考古勘探、试掘还发现了一周更大范围的夯墙遗址,形成了一座将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围合在一起的大陵园。在这个大陵园之外还分布有20多座汉墓、40多座陶窑遗迹[33]。
根据江村大墓及周边的遗存情况,我们认为,江村大墓应为汉文帝的陵墓。其证据如下:
1.墓葬位置
江村大墓位于西安东郊白鹿原西端,距世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约2100米,其东北是窦皇后陵,间距仅有800米;西南是薄太后陵,距离也不足2000米。从其位置来看,江村大墓的墓主应当与窦皇后、薄太后关系特殊,此地绝非常人能够入葬。更为关键地是,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外围有一周更大范围的陵园墙址,其东西残长1200多米,南北宽860米,这表明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同在一个大陵园中。西汉帝陵均实行帝、后“同茔异穴”的合葬制度。汉高祖长陵的帝、后陵即在同一个陵园中,高祖陵居西,吕后陵位东。汉景帝阳陵外围也有一周大陵园,将景帝陵园和王皇后陵园界围其中,而且也是帝陵在西,后陵居东。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的情况与汉阳陵非常相似,虽然居西的江村大墓外围有石砌的陵园界线,位东的窦皇后陵也有自己的夯土园墙,但二者却同在一个大陵园中,如此布局明显体现了帝、后“同茔异穴”的葬制。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江村大墓地表无封土,其所在区域仅仅是中部稍微隆起的寰丘状地貌。这与“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34],“治霸陵,……因其山,不起坟”[35]的文献记载相符。
2.墓葬形制
江村大墓形制为东南西北四面各有一条墓道的“亚”字形,这种形制在秦汉时期,一般均为皇帝或皇后级别的顶级贵族使用。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西汉帝陵中,从开国之君汉高祖到末代皇帝汉平帝的陵墓均为“亚”字形,西汉的皇后陵墓也大多为“亚”字形。另外,像刘邦的父亲太上皇、汉文帝之母薄太后等,因为其生前或逝后被尊为“皇”“后”,因此,其墓葬也是“亚”字形。总之,当时只有皇帝、皇后或相当于其地位的人才能使用“亚”字形墓葬,他人则未见一例,即便尊贵如诸侯王亦如此。如赵王张耳墓“有南北二条斜坡墓道”[36]。洛庄汉墓是吕王吕台之墓,“主墓室的结构和形制,是一座有东西墓道的‘中’字形土坑竖穴木椁墓”[37]。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M1被认为是江都王刘非之墓,其南北两侧各有一条斜坡墓道,墓葬形制呈“中”字形。有学者认为北京大葆台汉墓是西汉后期广阳王刘建之墓,“刘建墓有南北两条墓道,以南墓道为主”[38]。考古资料表明,从汉初到西汉后期,诸侯王均为“中”字形墓,绝无“亚”字形墓葬出现,更遑论其他贵族大臣。袁仲一认为:“先秦及秦汉时期,墓葬形制的不同代表墓主地位的高低。天子级的墓为亚字形,即在墓室的东西南北四面各有一条斜坡形墓道;诸侯国君的墓为中字形,即在墓室的东西或南北两边各有一条斜坡形墓道;卿大夫的墓多为甲字形,即在墓室的一侧有一条墓道。”[39]江村大墓仅从形制来判断,即非臣民的墓葬。
3.墓葬规模
从墓葬规模来看,江村大墓也是一座超大型墓葬。目前发现的西汉时期土圹竖穴墓,除了帝、后陵墓之外,规模较大者当属洛庄汉墓,墓葬东西总长170米,墓室边长37、35米,面积1295平方米,深20米左右[40]。大云山汉墓墓口南北长35.2、东西宽26米,面积约915平方米,深19米。其他诸侯王墓多小于上述墓葬。列侯墓葬则规模更小。
根据考古资料,江村大墓东西长251、南北宽146、墓圹边长72~73米,墓室面积达5200多平方米,深达30余米。无论是从其墓室规模,还是墓葬深度来看,都远远超过了诸侯王墓。汉代有严格的葬制规定,湖北云梦睡虎地汉简中就有《葬律》,其中对列侯的葬具、墓室深度、封土高度、墓地面积、陵园建筑等都有严格规定[41]。《周礼·春官·冢人》郑玄注引《汉律》曰:“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42]史书也有“(武原侯卫)不害坐葬过律,国除”[43]的记载。可见汉代葬制不仅在礼仪方面,而且还以法律形式做了严格规定,如果逾制,后果相当严重。正因如此,包括诸侯王、列侯等高级贵族在内的臣民绝不会冒险违规修建超等级的墓葬。因此,从规模来看,江村大墓应当高于列侯、诸侯王墓葬。
4.陵园设施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自汉景帝阳陵开始,除了大陵园之外,帝、后陵墓还有各自的小陵园。其陵园界线为夯土墙垣,平面形制除成帝、平帝陵园为长方形外,基本呈方形,其中武帝、宣帝陵园较大,边长超过430米,其它帝陵陵园边长为420米左右。在江村大墓四周也发现了陵园边界,以卵石砌筑(暂称“石围界”),边长423、宽约1.5米。尽管江村大墓的陵园构筑方式与其它帝陵有异,但其所起作用相同,即标识陵园界限,而且其陵园规模与其它西汉帝陵陵园相当。
西汉帝陵陵园除了夯筑园墙之外,在四面园墙正中位置还有门阙建筑。“汉景帝陵园南门遗址东西全长134、南北宽10.4~27.2米,总面积2380平方米。”[44]汉宣帝陵园“东门遗址面阔84.24、进深20.36米,由门道‘隧’、二塾和二配廊组成”[45]。这是两座经过考古发掘的门阙遗址。另外,经考古勘探发现,西汉帝陵均有门阙,其面阔多在86~130米之间,进深约13~17米。
根据上述资料,西汉帝陵的门阙建筑规模最大者为景帝陵园的南门遗址,面阔超过130米,最大进深27米多;较小者为宣帝陵园东门遗址,面阔84、进深20米。江村大墓四面也发现了门阙遗址,只是因其陵园砌石为界,门阙均在石围界正中外侧的位置,但其规模与形制基本与其它帝陵接近。以保存较好的东、北门址为例,经勘探发现,北门址由两座东西对称的“凸”字形夯土基址组成,形制、大小基本相同。通长88、宽9.3~16.1米,中间为门道,宽1.9、进深6.2米。东门址由两座南北对称的“凸”字形的夯土基址组成,形制、大小基本相同。通长89.5、宽6.3~16.5米,中间为门道,宽1.5、进深6.3米[46]。江村大墓墓园的东、北门址规模及形制与宣帝陵园的门址相仿。
根据江村大墓的陵园设施来看,其陵园规模、门阙形制也与其它西汉帝陵相近或相仿。
5.外藏坑
西汉帝陵陵园中均有数量不等的外藏坑分布,特别是距文帝时代较近的汉景帝阳陵,“在帝陵陵园四门以内,封土以外钻探发现从葬坑(即外藏坑)81座”,“坑的宽度3~4米,绝大多数均在3.5米左右。最长的坑超过100米,最短的坑只有4米”[47]。外藏坑“由坑体与通道两部分组成”,“已发掘的11座外藏坑,除K14东西两端带有斜坡通道外,其余只在西端有斜坡通道”,“坑体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外藏坑内由上棚木、立柱、侧枋木、挡板、封门、铺地板、地栿等木结构构成长条形箱式空间,在此空间放置各种陪葬品”。外藏坑发掘出土的文物有着衣陶俑、陶、铁、铜等质地的明器陪葬品,以及木车马遗迹、车马器等。另外,还出土有“宗正之印”“别藏官印”“大官之印”“大官丞印”“宦者丞印”“府印”“右府”“西府”“山府”等明器印章[48]。文、景之后的汉武帝茂陵也发现了大量外藏坑,“帝陵墓室周围呈放射状分布有150座外藏坑”,“外藏坑平面多呈长方形,最长的达98.5米,最短的仅3米,宽度大多在4米左右,最宽的为7米,最窄的仅有1.4米”。因其未进行考古发掘,文物内涵不是很清楚[49]。江村大墓在陵园以内,墓室外围也分布有大量外藏坑,其中东侧24座,北侧20座,南侧17座,西侧54座。这些外藏坑以长方形为主,长度大多在4~90米之间,宽度2~5米左右。大多由通道和坑体两部分组成。除个别两端带有斜坡通道或无通道外,绝大部分只有一端斜坡道,坑体均为长方形竖穴形制。外藏坑底部均有上棚木、地板、侧枋木、封门等木椁结构。根据目前已发掘的8座外藏坑来看,规模较小者出土马骨一具,另有塑衣陶俑、陶盆、陶罐等文物;较大者一般出土有数量不等的着衣陶俑、陶器、铁器、铜器、车马器等,另外,还发现包括木车马在内的大量漆木器遗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村大墓外藏坑也出土了“中司空印”“中司空丞”“仓印”“廥印”“器府”“车府”等明器官印[50]。
在秦始皇陵探明180多座陪葬坑(即外藏坑),段清波研究认为,这些陪葬坑是秦始皇“借用先秦以来车马坑陪葬的形式,将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下的中央政府管理机构模拟、设置在地下,由180多座陪葬坑构建的外藏系统象征着中央集权体制被模拟在陵园”[51]。汉承秦制,西汉帝陵外藏坑的象征意义应当与秦始皇陵是一致的。汉景帝阳陵已发掘的11座外藏坑“代表和象征的是卫尉、宗正、少府三卿或其下属官署机构”[52]。
江村大墓四周的外藏坑无论从其数量规模、分布形式、形制结构、文物内涵等诸多方面都与汉景帝陵高度一致,特别是其中也出土了多枚官印,因此,这些外藏坑也应当是模拟官署机构。这种围绕主墓室设置的大量外藏坑既然具有如此象征意义,在中央集权逐渐加强的秦汉时期,其墓主应当非皇帝莫属。
综上所述,汉文帝霸陵的地望在唐宋之前,一直被认为在白鹿原上,但具体位置不详。近世以来,可能受到唐代帝陵“因山为陵”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汉文帝霸陵“因其山,不起坟”[53]的陵墓形式应与之相仿,而距窦皇后陵不远的“凤凰嘴”因其奇峻的地形地貌特征,尤易误导人们的认识。再加《类编长安志》未经缜密考证,即言霸陵“在白鹿原凤凰嘴下”,致使以讹传讹,贻误后世。
近年来,经多次考古勘探、地质探测证实,“凤凰嘴”并无陵墓遗存,彻底否定了霸陵在“凤凰嘴”之说。而考古发现的江村大墓及其周边的遗迹,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陵区,与汉文帝霸陵前后的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等西汉帝陵形制要素相近,平面布局相似,整体规模相当,并有显而易见的发展演变轨迹。因此,可以确认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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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江村大墓考古工作主要收获[N].中国文物报,2021-12-24(5).b.马永嬴,曹龙,朱晨露.江村大墓墓主考[N].中国文物报,2021-12-24(5).

  [2] 司马迁.史记(第10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5:305-306.

  [3] 司马迁.史记(第102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5:2122.

  [4] 萧统.文选(第23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087.

  [5]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第6卷)[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431.

  [6] 班固.汉书(第4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5:95,97.

  [7] 班固.汉书(第28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5:1245.

  [8]司马迁.史记(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5:152/155.

  [9]同[2].

  [10]司马迁.史记(第101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5:2115.

  [11]郦道元.水经注(第19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70-371.

  [12]贺次君.括地志辑校(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0:7.

  [13]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3:4.

  [14]宋敏求.长安志(第11卷)[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374.

  [15]程大昌.雍录(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2:178.

  [16]班固.汉书(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5:178.

  [17]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第6卷)[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436.

  [18]骆天骧.类编长安志(第8卷)[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227.

  [19]同[18].

  [20]同[18]:1-2.

  [21]同[18]:6.

  [22]宋敏求.长安志(长安志序)[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4.

  [23]同[18].

  [24]同[18]:8-11.

  [25]同[18]:250.

  [26]同[18]:169.

  [27]同[14]:535.

  [28]同[18]:67. 

  [29]同[18]:116.

  [30]同[18]:1.

  [31]同[18]:281.

  [32]同[18]:2.

  [33]同[1]b.

  [34]同[2]:305.

  [35]同[6]:97.

  [36]黄展岳.汉代诸侯王墓论述[J].考古学报,1998(1).

  [37]崔大庸.章丘洛庄汉墓发掘成果及学术价值[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38]同[36].

  [39]袁仲一.秦始皇陵西侧中字形大墓的墓主问题[M].秦文化论丛(第十四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342.

  [40]同[37].

  [41]彭浩.读云梦睡虎地M77汉简《葬律》[J].江汉考古,2009(4).

  [42]孙怡让.周礼正义(第4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7:1697. 

  [43]司马迁.史记(第18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5:790.

  [4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阳陵帝陵陵园南门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1(5).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8.

  [4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汉文帝霸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2(3).

  [4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1996年~1998年)[J].文博,1999(6).

  [4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阳陵帝陵东侧11~21号外藏坑试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8(3).

  [4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1(2).

  [50]资料现存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51]段清波.外藏系统的兴衰与中央集权政体的确立[J].文物,2016(8).

  [52]焦南峰,马永嬴.汉阳陵帝陵DK11~21号外藏坑性质推定[C]∥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305.

  [53]同[6]:97.

(作者:马永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原文刊于《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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