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者：唐纳德·洛佩兹（Donald S. Lopez Jr.）著；冯立君 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丛书：九色鹿·译唐译宋出版年：2022-8页数：268定价：68.80元装帧：平装ISBN：978-7-5201-9305-4社科文献京东官方旗舰店开始预售内容简介开元九年（721），慧超从唐朝东方的新罗王国出发，开始了一场不平凡的旅程。他先来到中国，渡海继续前往今天的越南、印度尼西亚 ...

作者：[美]唐纳德·洛佩兹（Donald S. Lopez Jr.）著；冯立君 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丛书：九色鹿·译唐译宋

出版年：2022-8

页数：268

定价：68.80元

装帧：平装

ISBN：978-7-5201-9305-4

社科文献京东官方旗舰店开始预售

内容简介

开元九年（721），慧超从唐朝东方的新罗王国出发，开始了一场不平凡的旅程。他先来到中国，渡海继续前往今天的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然后走丝绸之路，返回东方，在中国五台山结束了充满知识求索与不畏精神的学者一生。本书利用慧超旅行回忆录——《往五天竺国传》中幸存的片段，以及其他的文本和视觉图像，复原出慧超的旅行经历及其探索的繁荣世界。透过慧超的眼睛，我们发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传统在亚洲的广大地区蓬勃发展。

作者简介

唐纳德·洛佩兹（Donald S. Lopez Jr.），美国密歇根大学亚洲语言和文化系教授，国际知名藏传佛教研究专家。著有Prisoners of Shangri-La：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等，主编Buddhism in Practice等书。

译者简介

冯立君，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中央民族大学毕业，中国历史研究院访问学者，专攻汉唐史、中外关系史。出版专著《唐朝与东亚》《百济集史》，主编《中国与域外》集刊，合编《域外人物资料传记汇编（全30册）》，译著《武曌》（合译），发表论文、书评、译文等4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中央高校科研项目等多项课题。社会兼职有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等。

目录

关于本书

关于地图

导语 追寻慧超的足迹

一 敦煌：朝圣记录的发现

二 新罗：朝圣者的出生地

三 海上：朝圣者驶向圣地

四 拘尸那：佛陀涅槃地

五 灵鹫山：两佛并排坐

六 菩提伽耶：佛陀证悟

七 蓝毗尼：佛陀诞生

八 舍卫城：佛陀奇迹之城

九 僧伽施：佛陀从天而降

十 犍陀罗：佛陀的前生往世

十一 大食：佛教遇见伊斯兰教

十二 五台山：朝圣者圆寂

结语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附录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校录

索引

译后记

前言（节选）

关于本书

历史学家因此只能通过把感动和误导他们的“他者”与只能通过虚构来表述的真实相结合来写作。

——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

这是一部关于佛教的与众不同的书：它的范畴，它的内容，它的方法，以及它如何写成。大多数试图表现佛教世界的作品都遵循一种编年史的方法，从历史上的佛陀和他的神话以及他的历史生涯开始——他大约生于公元前500年——继而是佛教在他死后的几个世纪里在他的祖国印度的发展历程，追溯佛教在亚洲各地的运动，用汉传佛教、日本佛教、藏传佛教等地理性名词，或小乘、密宗、禅宗等术语来描述佛教的各种形式，甚至以诸如十四世达赖喇嘛等人物和诸如美国的“正念”（mindfulness）等现代形式延伸至当下。读者在下面的段落将会发现一种相当迥异的方法。

任何关于佛教传统的表述都面临着两种挑战：时间问题和空间问题。时间问题不仅仅是传统的2500年范围；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很难按照一种编年史顺序连贯地叙述佛教的发展。我们想要追寻北传佛教，自印度到中国、朝鲜以及日本，我们想要追寻南传佛教，自印度到斯里兰卡、缅甸、泰国以及柬埔寨，但它根本未按此路线发生过。佛教在中国确立并且繁荣很久之后，它在印度出现了非常重要的变化。尽管西藏地方与印度和尼泊尔的边界很长，但在传播到西藏之前，佛教在日本已经很成熟。在今天众所周知的小乘佛教成为该地区各个王国的国家正统之前，许多大乘佛教和密宗的元素已在东南亚传播。因此，无法绘制出从A直接移动到B的时间线。相反，这条线有各种分岔、曲折、螺旋以及断点。

空间问题是另一个挑战。必须要提醒的是，今天我们在课程题目、学术职位广告以及博物馆展厅里如此频繁使用的术语，从未在20世纪以前的佛教世界里出现过，这些词语有“中国佛教”、“泰国佛教”、“朝鲜佛教”、“藏传佛教”甚至“小乘佛教”。反之，我们可以找到中文里的“佛教”，日语里的“仏教”，藏语里的nang pa sangsrgyas pa'i chos，巴利语里的sāsana。我们注意到，这些术语中没有一个包含地理名称。我们还注意到，通常只用一个英文单词Buddhism（佛教）来翻译所有这些术语，相当粗率。

随着过去30年佛教研究的扩展，它进入历史时期，进入地理区域，并进入以前没有研究过的语言，一些学者认为将我们研究的称为复数的“佛教们”（Buddhisms）——而不是“佛教”——更为准确。然而，知识的扩展也可能导致相反的结论：在各个朝代、各个地区以及各种语言中发现的学说、实践、制度、典故、惯例、故事、修辞形式、困扰，证明了使用“佛教”这个词是正确的，并且不必加形容词。问题是如何传达这一点。

一种方法是利用古老的佛教实践，这种实践可以说比禅定更重要、更普及。这个方案的中心不在于没有自我和心灵的哲学学说，不在于关于专心一意的深度禅定状态，不在于他们的曼荼罗（mandalas）中的密宗神可视化。所有这些都是佛教精英的领域。相反，它考虑一种更普遍的佛教形式：朝圣。它不关注著名的传统大师的佛教文学杰作，而是关注一个年轻的而且显然是名不见经传的僧侣旅行记录的片段。他的名字是慧超。他出生于新罗，大约在724年从中国启程经海路到达印度，三年后取道陆路回到中国。三年之中，他比近代以前的任何佛教朝圣者走得都远。

佛教的故事一直被讲述成一种历史叙事。从佛陀开始，然后从这一单一源头分支出来，在其发展的每一步，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代表着一种远离古代印度起源而趋向一个遥远的边缘的运动，这一过程超过25个世纪。我们的故事迥然不同，通过一位僧人的眼睛，看到佛教在其最朝气蓬勃的时期展现为一种国际性的传统。它并非沿着一条垂直轨迹，从过去到现在，而是提供一个水平的视角，在一个时期——8世纪——从地平线到地平线，从东方的朝鲜半岛到西方的阿拉伯半岛，踏查佛教世界。佛教被描绘成一个单一的物理和概念世界，一个跨越国家和文化边界的交错的传统之网，一个没有单一中心但有许多相互联系的枢纽的系统。本书的范畴因此与其他的佛教介绍大相径庭。并非涵盖2500年，而是聚焦于短短三年：公元724—727年。本书的范畴由此在编年史上有限而在地理上扩展。它旨在描述单一的佛教传统，因为它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存在于广阔的地理范围内。

所以这本书想象了一个佛教世界，一个不仅由大海和高山界定，而且由共同的佛教想象塑造的，有着自己的版图和自己的人口的世界；一个不仅包括现在的人，还包括他们过去和未来生活的世界；一个包括各种超人，既险恶又神圣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在看似平凡的地方和不平凡的往昔所发生的事件的故事景观。

这本书在关于佛教的内容上也不同凡响。正如我们在“导语”中所讨论的那样，慧超没有在任何地方待到足够长的时间以掌握当地语言这一事实，意味着他在旅行中并不是通过言语和经文与那些人和那些地方相遇。他依靠的是他的眼睛和记忆。慧超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行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他在佛教世界的许多地区与佛教的邂逅基本上是可视的：他通过艺术、建筑和民族志领悟佛教。佛教并非他在佛经中读到的世界，而是他在实地看到的世界。

然而，同数世纪以来的诸多旅行者一样——人们想起弗洛伊德第一次去罗马时的思考——慧超在他抵达印度很久之前早已知晓那里。他知道佛陀诞生于蓝毗尼（Lumbinī）的故事，涅槃于拘尸那（Kuinagara）的故事。他知道佛陀在灵鹫山（Vulture Peak）上口述过的经文，在舍卫城（rāvastī）演示过的奇迹。他知道尸毗王（King ibi）很久以前在他的王国犍陀罗（Gandhāra）割肉救鸽的故事。在慧超到访的许多地方，他的到来将引发一种记忆、一种联想。完全不同于先于他的诸多中国和朝鲜的朝圣者，慧超并没有驻足学习；他既没有誊抄经文，也未将经文放入行囊。他仿佛是轻装旅行，他的愿景激发了对圣地的记忆，并非因为它们当时是，而是因为它们曾经是。

为了在一本小书的篇幅中捕捉到这一点，我们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历史叙事，而是聚焦于两个因素——故事和艺术。这两个因素对于如何传达佛教传统以及如何在其悠久的历史中实践它至关重要。每一章的题目是慧超在他的旅程中到达的一个地方。每一章讲述一个慧超会知道的关于那个地方的故事。每一章包含与该地及其故事配适的佛教艺术作品。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遵循慧超的指引，回顾他的行记中保存的路线；我们按照他到访的顺序描述他所访问之地，即使这样做违反了佛陀的人生编年。慧超在巡礼佛陀诞生地之前参拜了佛陀的涅槃地。

慧超对其旅程的记录只留存于残本中；他到过比他行记现存抄本中描述的更多的地方。行记的开头和结尾——二者体量可能都不小——完全散佚了。这一事实反映在本书的内容上。没有试图展示他访问过的所有地方——包括文本中提到的那些地方和那些可能出现在他的行记散失部分的地方——我们从他的经行路线中撷取了12个地方，一些他描述过，一些他只是顺便提及。慧超述说他去往印度见到了“八塔”。我们的12章包括其中的6个，再加上他的旅途经行的6个地方，包括他的出生地——古代朝鲜的新罗王国，以及他的圆寂地——中国的圣山五台山。

慧超的行记描述了一种佛教朝圣，但他在很多情况下对这些地方的解说只不过是笔记。实际上，一些学者推测，幸存下来的文本只是一组笔记，用于从未编写过的更大篇幅的作品，或是没有留存下来的作品。尽管我们必须假设这是一种精神信仰上的驱动，使其完成抵至印度的危险的海上之旅，但他所记载的主要是世俗的。除了几处明显的例外，我们对他所经过的许多地区的佛教生活几乎一无所知，除了当地国王和他的臣民是否尊重三宝，该地区是否有佛寺，这些寺院是小乘（Hīnayāna）抑或大乘（Mahāyāna）。其实，他关心的似乎主要是民族志方面的，描述当地的动物驯养和服饰与饮食，特别是人们是否吃肉、葱和韭菜。譬如，我们了解到吐蕃人（Tibetans）喜欢吃虱子。在所有方面，比如慧超行记的历史作用远不如声名更隆的朝圣者玄奘的记录，但是将一位20多岁的僧人的著作与佛教历史上的一位巨人的著作进行比较肯定是不公平的。

然而慧超对于历史叙事上缺少的，在想象中予以弥补。但这种想象并不是一种幻想的放飞。对于他经行路线12个地方中的5个［菩提伽耶（Bodh Gayā）、迦毗罗（Kapilavastu）、拘尸那、僧伽施（Sāmkāya），以及犍陀罗］，慧超的评论清晰地表明他知晓我们参考的文本和传记。例如，在犍陀罗的案例中，我们重述了他特别指出的佛本生（jātɑkɑ）故事。这些案例，以及整个行记的其他提示，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慧超知晓我们讲述的故事。他对一些地方所作的描述足以使我们想象出他对其他地方所作的描述是什么。

有人可能会认为，慧超的生活太微不足道了，他的行记太缺乏实质性，无法保证将其作为本书的支撑。然而，选择慧超正是因为对他的了解甚少，因为他的记录是如此零碎。当绘制出中国朝圣者前往亚洲的标准地图时，我们使用不同种类的线条来标记不同朝圣者的路线，经常能够发现法显、玄奘、义净，也包括慧超的旅程。前三位以自己的能力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巅峰人物，他们的三种行记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古（medieval）印度佛教的知识。第四条路线，即慧超的，在地理上比其他三条路线拓展得更加遥远，并且完成得更为快速。仅这个原因，慧超就应该成为一本书的主题。在他的旅途时光里，他是一个渺不足道的来自新罗的青年僧侣，这让他更加迷人。

　　

来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