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

*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2 期

文丨孙庆伟

1984年8月22日至9月7日，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在北京大学考古系连续做了九次讲演。作为该系成立之后邀请的第一位演讲者，张光直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1]经听课的研究生整理，并由他本人审定，讲稿的核心内容以《考古学专题六讲》为题，于1986 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六讲的内容分别是：“第一讲　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 “第二讲　从世界古代史常用模式看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 “第三讲　泛论考古学”“第四讲　考古分类” “第五讲　谈聚落形态考古” “第六讲　三代社会的几点特征——从联系关系看事物本质两例”。张光直的六讲主要包含了两个主题，一是考古学的属性与基本方法（第三、四、五讲）；二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及其特征（第一、二、六讲）。虽然张光直自谦他“所讲的题目和内容是一小篮子大杂拌”，但其实是把毕生所学所思的精髓倾囊相授了——即从中国考古材料出发，融合中西考古学方法，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与价值作出恰当认识与公允裁断。^[2]

张光直的“考古学专题六讲”影响深远，这不仅是因为直到“20 世纪末，既懂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又了解世界文明史和考古学的学者，仅有他一人”^[3]，更在于张光直当年所谈的话题在今天不但没有过时，而且焕发出新时代的光辉。今天我们重读《考古学专题六讲》，依然能够获得很多启示与收获。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考古学是什么？这是考古学科的基本命题。中国学界对“考古学”的权威解释是：

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它们多埋没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因此，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4]

张光直对此基本认同，但他也充分估计到发掘材料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并将考古学研究对象分为五类：一是古代人工制品的遗存，二是古代工业制造过程中的废弃品，三是古代遗址垃圾堆里的动物骨骼、牙齿和植物的茎秆、籽实，四是通过实验手段获得的各类物资如孢粉，五是古代遗存中的文字资料。针对研究对象的不同，张光直又对考古学进行了“两分”——“考古有广义的，也有狭义的；有有史时代，有史前时代的”。^[5]

张光直所说的广义考古学，是“指对考古调查、发掘所产生的一切遗物、遗迹的分析和研究，包括对动植物、矿物等各种资料的分析研究”。而狭义的考古学，“指专对人工产品或文化遗物的分析和研究”。对于那些非人工制品的研究，则形成了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土壤考古学、金属考古学等，它们可以总括为“科学考古学”。^[6] 张光直强调人工制品或文化遗物在考古学研究中的突出意义，是因为他主张“考古学从实质上说就是历史学”，但他同时也指出，考古学“有独特的对象和独特的技术、方法，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学”。

张光直对考古学的上述理解与定义，并非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厘清“资料”（data或information）、“技术”（technique）、“方法”（method或methodology）和“理论”（theory）等几个关键概念，并由此深入探讨考古学研究的基本逻辑与基本方法。

张光直（1931—2001）

张光直指出，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遗物、遗迹和遗址三大类，这些遗存本身固然是资料，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也同样是资料。时间关系主要是三者之间的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空间关系就是所谓的聚落形态，既有遗物在遗迹中的分布情况，也指遗迹在遗址中的分布态势以及遗址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考古学上，技术就是产生资料的手段——从地底下挖出新资料的手段是技术，从旧材料中挤出新资料的手段也是技术。比如，田野发掘直接产生新资料，而对传世铜器的成分分析，则是从旧资料中获取了新信息，它们都属于考古研究中的技术。

张光直之所以要细究这些概念，是因为当时国内很多研究者常常混淆了技术和方法，错把资料的累积等同于研究的深入。张光直对此忧心忡忡，他说，“技术为我们提供了资料，但资料并不等于历史；‘资料主义’无论如何不是推动历史研究和促进了解历史的最终手段”。对于技术和方法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张光直是这样理解的：

张光直认为考古学的基本方法是分类。这是因为田野考古获得的材料是海量且零碎的，研究者不可能对此一一描述，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分类。分类的目的是“用分出的类别，构成文化社会系统的框架及其内容”。比如研究者可以把陶器、石器、房屋、墓葬等材料分为若干不同的类，然后可以按照更高级的分类标准分为更大的类，由此搭建文化史、社会史的时空框架及其内容。这里所说的时空框架，就是确定一个文化的空间上的分布范围及其内部的若干群落，以及这个文化的年代范围及其发展阶段。在建立各个文化社会的框架之后，就可以将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框架按照年代先后加以比较，来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考察它们变异、发展的情况及其规律。

经过逐级的分类研究，研究者就能够对古代的文化社会得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将这些认识加以总结，就形成对社会、历史、人类、世界及宇宙的“规律性与动力的看法”，这些看法也就是考古工作者得出的理论性认识。

因此，张光直对上述四个概念的结论性认识是：

张光直特别强调，一般而言，技术和方法都是工具，是中立而没有阶级性的。但理论则不同，不同的考古工作者因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看法或不同的民族而常常有不同的立场，并最终决定了方法的选择与运用。

鉴于分类对于考古学研究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张光直专门设置了“考古分类”一讲来加以阐述。^[7]

张光直指出，分类不是基于考古研究者的主观想象，而是古代文化生活中的客观现象，所以考古学家才有可能通过分类来研究人类活动。语言是分类的重要标准，张光直以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为例，讨论了分类的科学性，但他更关心的是：“怎样在没有文字的条件下，复原古人自己的分类?”因为已经有研究表明，“如果知道语言，就可以根据语言构成一个很有意义的分类；如果没有语言，仅研究表面上形态的差异，并不能使我们得到可靠的、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本质的线索”。很显然，张光直这段话是专门针对中国考古学界流行的类型学而讲的。在张光直看来，无论是他的老师李济，还是新中国考古同行们所进行的陶器分类研究都存在明显瑕疵。^[8] 张光直强调，考古学上的分类应该是去寻找具有文化社会意义的分类，因为只有具有文化意义的分类，才不会随着创造这种分类的人一起死亡，才能够代代相传，并且从一个社群传到另一个社群去。因此，分类的基础和目的是它的社会意义，不能离开社会意义“为分类而分类”。

与分类一样，聚落形态研究也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美国人类学界和考古学界尤甚。美国的聚落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摩尔根对北美印第安聚落的分类，1953 年戈登·魏利发表的《维鲁河谷聚落形态之研究》则是这一领域里程碑式的成果，真正从考古学上确立了聚落形态的研究方法。张光直本人对考古学理论充满了兴趣，早在1958 年就发表了《新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研究：新大陆的例子》一文，“率先提出遗址中的房屋布局与社会组织中的世系相关联的观点，促进了方兴未艾的聚落形态考古学研究”^[9]。甚至有人认为，“此文奠定了张光直在聚落形态理论研究方面仅次于Willey的领导地位”。^[10] 1960 年，在魏利的指导下，张光直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史前聚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此论文后扩充为《古代中国考古学》于1963 年出版，此后二十多年间先后四版，始终是西方学界运用聚落形态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经典著作。^[11] 毫不夸张地讲，在很长的时间内张光直几乎是将聚落考古理论和中国考古材料有机结合的唯一学者。^[12]

美国考古学家戈登·魏利（1913—2002）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界一直在探索如何摆脱“见物不见人”的困境，对此，张光直自然是洞若观火。而聚落考古的关键就是把考古学的“资料”转化为人类学的“现象”，从而实现“透物见人”，这正是中国考古学界所急需的良策。^[13]

在中国考古学界，受苏联学者对乌克兰境内特里波列文化研究的影响，在20 世纪50 年代就已经有了聚落考古的最早萌芽，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1954—1957 年对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14] 但在当时，文化谱系的构建仍然是中国考古学的主要任务，聚落形态研究只是极少数学者的偶发行为，尚未成为学界主流，自然也就缺乏深入的讨论。张光直对于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状况了如指掌，深知中国大陆的考古学者与国外考古界几乎没有接触，对西方考古界的理论方法知之甚少。^[15] 他甚至认为，即使是当时唯一的指导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实际上也很难说在考古研究中真正发挥了效用。^[16]

张光直在讲演中用尽量概括的语言将聚落形态研究归纳为以下四个步骤：1. 聚落单位的整理；2. 同时各聚落单位的联接；3. 各聚落单位在时间上连续成串；4. 聚落资料与其他资料关系的研究。为了加深听众的理解，他又对前三个步骤的具体操作进行了解释。如果说中国学者对于分类学并不陌生，那么，有关聚落形态研究的这一讲则几乎是给当时的中国考古界以具体示范，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聚落考古在国内的发展。

在“考古学专题六讲”中，张光直用了将近一半的时间来讲述考古学的属性与基本方法，可谓是用心良苦。一方面，他见证了美国新考古学派对传统考古学的挑战，并对考古学理论进行过积极反思与多次交锋；^[17]另一方面，他对当时中国大陆考古学界的状况有着精准把握，并对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憧憬与希冀。

张光直目光如炬，他清楚地知道中国考古学有着无与伦比的宝贵资料，但中国的考古同行们却“一直满足于继续采用李济及他那个时代的中外考古学家们的方式来处理考古资料”，如此鲜明的对比简直就是“捧着金饭碗讨饭”。^[18] 张光直的自身经历告诉他，空谈理论方法，或只摆材料不讲方法，或材料与理论两张皮，都不是正确的研究途径。所以在若干年之后，他在出面调停俞伟超、张忠培关于“新考古学”之争时，就说了如下一段肺腑之言：

张光直本人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所以他特别希望自己和中国的同行们能够走出一条新路来。他尤其相信，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历史深度的国度，利用其文献资料来研究文化社会变迁的问题，一定能够做出崭新的、有创造性的贡献。^[20]

因此，在系列讲座的另一半时间里，张光直将试图证明只要把中国考古学的好材料与考古学理论方法恰当地结合，就一定能够获得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若干新认识。

张光直初到哈佛的时候，是在莫维斯教授的指导下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但张光直最终还是转向了中国材料，特别是运用在哈佛学到的人类学方法来研究古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21] 他的这个选择，无疑是缘于中国学者对于中国文明与生俱来的情感。^[22]

在来北大讲座之前，张光直已经完成了他一生中有关中国考古学最主要的著作，包括：《古代中国考古学》前三版（1963、1968、1977）、《商周青铜器铭文的综合研究》（1973）、《早期中国文明：人类学的透视》（1976）、《中国青铜时代》（1982）以及《神话、美术与祭祀：古代中国通往政治威权的道路》（1983）等。^[23] 特别是后者，原本是他在哈佛给本科生授课的讲义，虽然只是一本简单易读的小册子，但却“凝聚了他数十年来从人类学的角度解释中国考古学材料的研究精华”，^[24] 张光直本人也直言这是他诸多著作中“自己最为喜爱的一本”。

分类: 中文 研究 书籍资料库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