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古典文献的说法，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是破坏了原始民主制之后的世袭“家天下”的开端。一般认为，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21世纪，“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估定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也有学者推算夏王朝始年不早于公元前2000年。总之，在以文献为本位的夏王朝始年的推定上，公元前2000年是一个便于记忆的年数。

但文献中的这些记述，却难以和具体的考古学现象相对应。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无法在缺乏当时文字材料的情况下，确证尧舜禹乃至夏王朝的真实存在，确认哪类考古学遗存属于这些国族或王朝。狭义的王统的话语系统和视角，也不足以涵盖、勾勒出这段历史的波澜壮阔。在考古学上，那时仍处于“龙山时代”。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即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文献记载相对应的“王朝气象”。依考古学的观察，这段历史还有重新叙述的必要。所以在这里，我们不采用“夏代”、“夏王朝”之类源自狭义文献史学的称谓。

“满天星斗”的“前中国时代”

要说清楚“中国”形成的过程，我们得先把视野放宽到公元前三四千年以上，看看东亚大陆发生了什么事，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大约公元前4000年以前，广袤的东亚大陆上的史前人群，还都居住在不大的聚落中，以原始农业和渔猎为主，过着大体平等、自给自足的生活。各区域文化独立发展，同时又显现出一定的跨地域的共性。到了公元前3500~前1800年间，也就是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被称为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进入了一个发生着深刻社会变革的时期，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邦国林立”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有的则借用欧美学界的话语系统，将其称之为“酋邦时代”。

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阶层分化和社会复杂化现象，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摩擦折冲都日趋频繁。许多前所未见的文化现象集中出现，聚落形态上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如大型中心聚落及以其为中心形成的一个个大遗址群，城墙与壕沟、大型夯土台基和殿堂建筑、大型祭坛、大墓等耗工费时的工程，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数量质量上所反映出的巨大差别等等，都十分令人瞩目。这些重大发现在不断修正着人们的认识，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公布，中国在三代王朝文明之前即已出现了城邑或城市、它们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的观点已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

这些人类群团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按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说法，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这也就奠定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基础。我们或可把中原王朝崛起前的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称为“邦国时代”，但我们不能说，“中国”可以无限制地被上溯，上溯到邦国时代。因为这一时期，在广袤的东亚大陆上，根本不存在可以被称作核心的、具有极大的文化影响力的政治实体。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说是对这个阶段的一个恰切的形容与概括。如果我们同意早期“中国”属于“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那么就不能说这些星斗都是早期“中国”，那时有无数个“中国”，或者其中最亮的几颗是“中国”。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邦国时代”，又可以称为“前中国时代”，由作为早期中国典型形态的商周王朝往前推，具有核心地位的广域王权国家，才能称得上是最早的“中国”或其雏形。此前的邦国林立的时代，当然也就是中国的“前王朝时代”了。

如果把观察中国历史的视野再放宽一些，这个“邦国时代”大致从公元前3000年前后开始，到公元前1800年前后，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之后是“王国时代”，也即三代王朝时期，夏还说不清楚，从二里头到周代，大致处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早期;再往下，就是“帝国时代”，从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统一，结束了“封邦建国”的封建体制，进入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帝国时代，由秦汉到明清，处于铁器时代。这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大的框架。

“月明星稀”的“二里头时代”

从考古学所观察到现象来看，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中原地区仍然处于邦国林立、战乱频仍的时代，各人类群团不相统属，筑城以自守，外来文化因素明显。显然，“逐鹿中原”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的阶段，看不出跨地域的社会整合的迹象，看不到文献记载的统一而兴盛的夏王朝崛起所应有的“王朝气象”。

与此同时，兴盛一时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也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

伴随着区域性文明中心的衰落，此期出现了超大型的都邑——二里头遗址。

地处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其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实际面积还要大于此。经半个世纪的田野考古工作，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等。这样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青铜时代和王朝时代几乎是相伴生的。出土最早的青铜礼容器的中原地区，也是东亚大陆最早出现广域王权国家的地区。青铜礼器的出现和当时的中原社会，都经历了文化交流中的碰撞与裂变的历程。其同步性引人遐思。二者相互作用刺激，导致中原地区自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进入了史上空前的大提速时代。早期中国，由此起步。那么，是青铜礼器及其铸造术，催生了最早的“中国”?

龙山时代的青铜曙光

梳理最新的考古发现，我们对这一巨变过程的若干细节又有了深入的把握。对早期青铜礼容器存在背景的分析，有助于了解最早的“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及其特质。如果说成组的青铜礼器最早发现于二里头都邑，那么青铜礼器的铸造和使用则可以上推至龙山时代。

关于中原青铜器的出现，青铜礼容器的产生以及青铜时代的到来，究竟是本土起源还是受到了欧亚大陆中西部兴盛已久的青铜文化的影响，学术界历来聚讼纷纭。

晋南的陶寺文化所处的龙山时代，在时间上正处于以礼容器为特征的中国青铜时代的前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严文明教授认为属铜石并用时代，也有学者认为龙山时代的中原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空间上，黄河与太行山之间的山西，历来是中原与北方交流的重要孔道，而陶寺所处的晋西南，本身就是大中原的组成部分。因此有理由相信，陶寺一定在中原青铜文明的崛起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也正因此，陶寺零星铜器的发现，惹人注目。

最著名的是1983年发现于陶寺墓地的陶寺铜铃，这是陶寺遗址首次发现的铜器。经成分测定，铜铃系将近98%的纯铜 (红铜) 铸成。较之合金制品的青铜，它当然具有相当的原始性，但陶寺铜铃却意义非凡。

如前所述，在陶寺古国消亡一二百年后，坐落于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都邑，出现了迄今所知东亚地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铸造这些腹腔中空的容器，与冷锻或铸造实心的小件工具、兵器或装饰品等在制作难度上不可同日而语。最难的是必须用复合范，才能造出中空的器具。而如此复杂的造型，又决定了以往简单的石范无法完成铸造任务，灵活多变、易于把握的陶范应运而生。因此，以复合陶范铸造青铜礼乐器，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标志性工艺。

由此可知，探索这项工艺的缘起，意义重大。但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的数十年间，考古学家还没有在二里头之前的龙山时代，发现一件完整的铜容器。而陶寺铜铃则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复合范铜器。它的出现，说明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已掌握了复合范铸造工艺，为青铜礼器群的问世准备了技术条件。这就是陶寺铜铃的出土引起巨大关注的原因所在。

同时，陶寺铜铃也是迄今所知中国历史上第一件金属乐器。从渊源上看，陶寺铜铃是同时期当地陶铃的仿制品。陶铃的起源，则可上溯至仰韶时代的黄河和长江“大两河流域”的广大区域。向下则与二里头文化成熟形态的铜铃有承继关系。发掘者和音乐史专家认为，陶寺铜铃的出现，“标志着构成中国三代音乐文明重要内涵的‘金石之声’时代的来临，可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铜铃见于一座仅能容身的小墓，时代属陶寺文化晚期。墓主是一位年过半百的男子，铜铃入葬前应挂于死者腰部至下腹间。墓中除了这件铜铃，别无长物。陶寺早中期大墓礼器群中不见铜制品，表明复合范技术在出现之初可能尚未被用来制作礼器。但铜铃在当时即便不属于礼器，它具有的高新技术含量也势必使其成为“金贵之物”，而不应为贫民所有。说不定这件出土于小墓的铜铃是陶寺“革命者”的战利品，也未可知。

新世纪以来，陶寺铜器又有新的发现。先是一座陶寺晚期的中小型墓中出土了一件铜齿轮形器，经金相分析，铜齿轮形器系用含砷的铜制成的。这件铜器在墓中与一件玉瑗黏在一起，套在墓主的手臂上，推测可能是臂钏一类的饰物。这墓的墓主较富，颈上戴着蚌片项链，胸部还放着一件玉器，但也并非社会上层。数年前，陶寺都邑建筑区又发现了一片含砷的铜容器残片，发掘者推测可能是盆的口沿，时代属陶寺文化中期，表明此时陶寺都邑已经开始铸造和使用铜容器。这件铜器过于残碎，总体器形难辨，又非随葬品，因此是否属礼器尚难遽断。即便其属于礼器，也与后来三代王朝以酒器为主的青铜礼器群没有承袭关系。

无论如何，这些发现为中原早期铸铜工业起源的探索，增添了新的重要线索。

与其大体同时，黄河之南的嵩山一带则陆续发现了铜礼器的蛛丝马迹。1980年，在登封王城岗遗址小城之西城内的灰坑中发现了一片青铜器残片。该灰坑的时代属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050~前1994年之间，此时的王城岗小城和大城均已废弃。发掘者比照王城岗出土龙山文化陶鬶的形制，推测这一铜片应为铜鬶的腹与袋状足的残片。经冶金史专家分析检测，可知该铜片系由锡铅青铜铸造而成。

龙山时代能够铸造出铜容器，还是超出了当时学界的认知范围。随后即有学者对王城岗铜容器残片的出土层位和时代，以及龙山时代是否能铸造出较为复杂的袋足铜器提出质疑。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考古学家也没有再发掘到龙山时代的铜容器，哪怕是残片。但多数学者认为，王城岗出土铜器残片是中原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用复合范法铸造的容器之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朱凤瀚教授评价道:“它不可能是青铜铸造业刚刚产生时期的制品，而是青铜铸造业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发展后，趋于成熟的标志。”

直到20年后的2000年，新密新砦遗址又有了新的发现。在内壕以内的“新砦期”地层中，发现了一件残长8厘米多、形似镰刀的铜片。我有幸在这件铜器出土后不久即在新砦观摩过。第一眼的印象就是，这显然是鬶或盉类酒器的流部 (倾酒的槽或管) 残片。经分析测试，这件铜器系红铜铸造而成。

这样，依据当前的年代学认识，我们可以试着排列东亚地区最早的几件复合范铜铸件的年代如下:

陶寺中期砷铜容器 (盆?) 残片——公元前2100~前2000年;

陶寺晚期红铜铃——公元前2000~前1900年;

王城岗龙山后期锡铅青铜容器 (鬶?) ——公元前2050~前1994年;

新砦“新砦期”红铜容器 (鬶、盉?) ——公元前1850~前1750年。

众所周知，目前所知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刀，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年。此后的铜制品多为器形简单的小件工具和装饰品等生活用具，锻、铸均有，红铜、黄铜、砷铜和锡铅青铜互见，但不见容器和兵器。制造工艺处于初级阶段，尚未熟练掌握合金比例，不懂得复合范铸造技术。如果把这个阶段称为“铜石并用时代”的话，那么我们从陶寺、王城岗和新砦的上述发现中，显然已看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曙光。

中原青铜时代的到来

随着二里头文化在中原的崛起，这支唯一使用复杂的合范技术生产青铜容器 (礼器) 的先进文化成为跃入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一匹黑马。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铜礼器只随葬于二里头都邑社会上层的墓葬中，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中，青铜礼器的使用成为处于塔尖的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标志。这些最新问世的祭祀与宫廷礼仪用青铜酒器、乐器，仪仗用青铜武器，以及传统的玉礼器，构成独具中国特色的青铜礼乐文明。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保有祭祀特权与强大的军力，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从早期王朝流传下来的祭天崇祖的传统，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宗教信仰和实践的主要内容。二里头都城规划中祭祀区的存在，以及祭祀用礼仪用器，都与大型礼制建筑一样，是用来昭示早期王朝礼制传统的重要标志物。由于军事力量在立国上的重要性，青铜与玉石兵器也成为祭祀礼器和表现身份地位的仪仗用器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产品的使用范围主要限于二里头都邑的贵族。也就是说，二里头都邑不仅垄断了青铜礼器的生产，也独占了青铜礼器的“消费”即使用权。

酒的麻醉致幻作用，使得不少古代人群都把它当作通神的手段。在号称“礼仪之邦”的古代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所谓“礼以酒成”，无酒不成礼。酒就像是维持社会机器正常运转的润滑剂。而有酒则必有酒器，酒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酒文化乃至它背后的礼仪制度的重要载体。作为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象征，以酒器为中心的礼器群，成为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明主要是建立在社会关系的巨变 (在等级秩序下人际关系的大调整) 而非人与自然关系巨变的基础上的。

青铜酒器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晚期，最先制作的是仿陶器的小型酒器爵，后来出现了温酒器斝和盉等。在始于周代的爵位中，“公爵”、“伯爵”等都用了“爵”字，至少表明在王朝的礼仪中饮酒是极为重要的，而二里头文化在饮酒礼仪的发展过程中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铸造铜爵等造型复杂的酒器，至少需要精确地组合起内模和3件以上的外范，即当时已采用了先进的复合范工艺。而克服其中的种种困难，最终铸造出青铜礼器的内在动力，应当就是这一时期新兴王权对宫廷礼仪的整饬。

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青铜兵器有戈、钺、斧和镞 (箭头) 等。其中，属于近战兵器的戈、钺、斧总共出土了4件，应当都是墓葬的随葬品。从铜钺的材质成分及刃部较钝等特征分析，应非实用性兵器，而属于礼仪用器，另外几件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可知这类兵器并非用于实战，而应是用来表现威权的仪仗用器，或可称为礼兵器。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兵器。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钺，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钺作为象征军事权威的仪仗用器，也是一种用于“大辟之刑”的刑具。甲骨文金文中“王”字的字形，像横置的钺，在最初应指代秉持斧钺之人即有军事统帅权的首领，随着早期国家的出现，逐渐成为握有最高权力的统治者的称号。早于甲骨文时代数百年的二里头都城中出土的玉石钺，和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就应是已出现的“王权”的又一个重要象征。换言之，钺的礼仪化是中国王朝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一个缩影。

以有内钺、直内和曲内戈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青铜兵器，奠定了中国古代兵器的基本格局。其中，戈的出现意义尤其重大，啄击兼勾杀的威力使其极利于近战，成为日后中国冷兵器中的主宰器种。二里岗时期以戈、钺为主的铜兵系统得到光大，形成了以戈为中心的兵器组合。

在早期王朝的礼器群中，爵、钺等器种持续兴盛于三代逾千年，甚至成为后世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符号，个中原因，颇具深意。

由陶礼器与玉石礼器的组合，到青铜礼器与玉石礼器的组合，再到青铜礼器为主的兴替过程，又可窥知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玉石器社会角色的递嬗变迁情况。青铜礼兵器渗入并局部替代既有的玉礼器器种，形成“金玉共振”的局面。

上述青铜礼器的铸造与使用，是二里头都邑文明发展高度的一个重要特质，其另一重要特质则是大范围的文化辐射，形成了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强势“核心文化”。

资源控制与国家命脉

据研究，早期国家的扩张方式，最大可能是先沿水路、陆路呈线状推进，有些可能就是点状的“飞地” (中转站或军事据点)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中原王朝的据点因何而设?二里头文化扩张的背后显然有中原王朝的政治意图，除了利用“天下之中”的有利条件在广大区域建立政治关系网以外，获取各地的自然资源应该也是其重要的目的。而且，这种资源的获取，在当时也就是最大的政治。对此，美国斯坦福大学刘莉教授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陈星灿研究员有精辟的分析。

洛阳盆地是一个相对封闭且肥沃的冲积盆地，能够养活密集的人口，也有利于军事防卫，但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自然资源。修建宫庙需要大量的木材;制造石器需要石料;铸造青铜器需要铜、锡和铅以及用作燃料的木炭;维持本地区人民生存必须有食盐等等，所有这些资源都难以在二里头周围的冲积平原发现，但是却可以在周围地区半径为20~200公里的范围内获得。

城市中心的发展显然需要这些重要资源不断地向都城输送。二里头处于通向周围地区的陆路和水路交通的中心位置，从这里可以沟通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许多次级中心或据点大概就是为了保证这些资源的开发和运输而形成的。因此，资源的空间分布、主要交通路线和次级地区中心的设置，对于我们理解早期国家控制重要资源的政治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价值。

刘莉、陈星灿教授把二里头和二里岗国家称为早期国家，认为这是东亚大陆最早出现的一批国家。前二里头时代的诸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类群团，尚处于酋邦时代。早期国家可能从距离首都或远或近的地区获得重要资源。石料、木材和木炭似乎在伊洛河盆地周围的山区就可得到，而青铜合金和盐则需从很远的地方运来。这两种与早期国家密切相关的资源集中在有限的几个地区，因此很可能成为国家直接控制的重要战略物资。他们关注的是，这些资源的开发如何影响了早期国家的聚落分布和领土扩张。

二里头和商代的青铜器是由铜、锡和铅的合金铸造的。从二里头到商代，青铜器的数量增加，体重和形体增大，意味着国家对铜、锡、铅矿开发和供应的控制能力在逐步加强。

根据矿产地质学研究，中国铜矿储藏量丰富，但分布并不均匀。其中三分之二蕴藏在长江中下游、云贵高原、晋南和甘肃的部分地区。大多数的铜矿历史上都曾被开采，许多矿的表层已被开采殆尽。此外，许多历史上可能被开采的铜矿曾在过去的文献上留下了记录。锡集中在中国的少数几个地区，储量少，根据地质学的研究，主要的锡矿都在长江以南地区。显然，华北地区是穷锡区。根据文献记载，黄河流域存在小型锡矿且曾被早期王朝开采，只是大部分这样的锡矿历史上就被开采尽了。铅矿在中国有很广的分布，集中储藏于云南、内蒙古、甘肃、广东、湖南和广西等地区。

考古发现表明，这些富含金属矿藏的主要矿带，至少有两个进入了二里头和二里岗商王朝的视野:晋南的中条山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它们的金属矿藏应该是最早被开发利用的。

软实力的巨大张力

无论如何，二里头国家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但更大范围的这种文化的远播，应不是靠军事推进和暴力输出，而是凭借其软实力的巨大张力。

从空间分布上看，盉 (鬶) 、爵等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向北见于燕山以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进入二里头时代，可能起源于海岱地区的玉璋，又以二里头都邑作为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向长江中上游甚至岭南一带传播，直至越南北部。长江上游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出土的变形兽面纹铜牌饰，一般认为是以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为原型仿制而成。在黄河支流渭河流域的甘肃天水，也采集到了一件兽面纹铜牌饰，与二里头遗址出土铜牌饰相类。这些都应是当地的土著文化选择性地接受中原王朝文化因素的结果。

日本学者西江清高教授指出，在东亚大陆，秦汉帝国问世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式直刃青铜剑的分布基本上可代表文化意义上“中国”的扩展范围。其北、南、西界分别及于长城、岭南和四川成都平原。这一范围，与上述二里头文化陶、玉礼器的分布范围大体相合，意味深长。或许，“中国”世界的空间轮廓，早在公元前二千纪前叶的二里头时代，就已显现出了它最早的雏形。而这一范围，甚至突破了《尚书·禹贡》所载“九州”的范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邵望平研究员通过对中国大陆各地考古学材料与古文献的整合研究，指出《禹贡》“九州”既不是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也不是战国时的托古假设，而是自公元前2000年前后就实际存在的，源远流长的，自然形成的人文地理区系。公元前二千纪，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区系先后建立起凌驾于其他区系之上的中央王国，成为三代京畿之地。中央王国以军事、政治的纽带把已经自然形成的中华两河流域文化圈进一步联结在自己的周围，迫使各区进贡其文化精华，并予以消化、提炼，再创造出更高层次的文明成果，从而迅速地发展壮大了自身，并以这些成果“赐与”、传播至周围各区，加速了各区文明发展的进程，同时也削弱了它们的独立性，从而产生了具有双重来源或多源的商代方国文化、周代侯国文化。

作为广域王权国家的“中国”，由此起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提速时代开始了。从二里头到殷墟，青铜器的数量增加，体重和形体增大，从仅10余厘米高的单薄小爵到高1米余重800多公斤的大方鼎，意味着中原王朝国家对铜、锡、铅矿开发和供应的控制能力在逐步加强。到了商王朝的二里岗期和殷墟期，以商文明为主干，在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更大的青铜文化交流网，也带来了更大范围的社会整合——地方将资源和物资向王纳贡，而由王将作为身份地位标志的青铜礼器再向下分配，从而确立了对王朝的一元化的纳贡制度。

这一文化交流网络的扩展，正是中国青铜时代文明发展的成果与动力，更成为秦汉帝国版图形成的前提，奠定古代中国的基础。青铜礼器及其铸造术，催生了最早的“中国”！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15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