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者：朱建军（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研究员，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　　今年五月，我国与中亚五国在西安共同举行中国—中亚峰会，各方高度评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引领国际合作的重要意义，与会国家共同发表宣言，将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为新起点，形成深度互补、高度共赢的合作新格局。这无疑给古老的丝绸之路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

作者：朱建军（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研究员，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

　　今年五月，我国与中亚五国在西安共同举行中国—中亚峰会，各方高度评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引领国际合作的重要意义，与会国家共同发表宣言，将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为新起点，形成深度互补、高度共赢的合作新格局。这无疑给古老的丝绸之路赋予了新的生命力——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地区各国人民未来，六国决心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这是历史选择，更是民心取向。

　　中国与中亚国家两千年前彼此间的交通交流交融，清晰地记录在中国汉代的档案文书之中。20世纪90年代初，考古人员在甘肃省敦煌市发现了西汉敦煌郡所设的悬泉置遗址，这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汉代设立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在此出土了大量的汉简，其内容涉及两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邮驿、交通等方方面面内容，尤其是真实记录古丝绸之路使者往来经贸交流的一些内容弥足珍贵，为我们还原了历史的真相。

　　Ⅰ 贡使通商之路：公元前一世纪的康居使者

　　悬泉汉简中有一册被学者命名为《康居王使者册》的汉简极为珍贵。这枚简册由7枚简编连成册293字记录了公元前39年，来自中亚的康居王使者等一行人前来向西汉朝廷献贡骆驼时遇到不公后反映问题，朝廷受理解决的经过。

　　康居王使者一行入关后，发现与以往不同，首先是从敦煌到酒泉，他们一路上缺吃少喝，无人照应；其次是到酒泉后，酒泉太守和手下人对其奉献的骆驼单方面作出了评价，把使者带来的膘肥体壮的白骆驼评定为羸瘦的黄骆驼，使者认为“不如实，冤”，因而上告到中央。朝廷要求敦煌太守对此进行查询并按时上报中央，不得留迟。这一事例生动地反映了汉与康居正常外交关系之下的纠纷处理。此简不仅为研究汉朝与康居友好往来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更是见证丝绸之路繁盛通达的重要实物，也是今天的中亚各国研究本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可补传世史籍之缺载。

唐模制商旅砖上牵驼的胡商。 敦煌市博物馆供图

《劳边使者册》 朱建军供图

　　在甘肃简牍博物馆所藏的悬泉汉简中就有14条关于康居的记载，记录着汉武帝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地处撒马尔罕一带的康居，始终同汉王朝保持着贡使往来关系，而撒马尔罕城就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首府所在地。

　　让康居再次从历史中走进我们视野的，是一次探险发现。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以西一座被废弃的汉代烽燧发现了一组密封信札，信件以粟特文写就，有部分残缺，后来经多位专家翻译分析，认定这组粟特文古信札记录了以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为大本营的一个粟特商团的商贸活动情况。

　　专家们认为一封写于公元313年的粟特5号古信札，是一位名叫“发黎呼到”的粟特人写于姑臧凉州，后遗失在敦煌汉代烽燧中的。他的身份或为粟特商队成员，类似于当今常驻海外公司的负责人，而信札是写给总部董事长的报告或半年工作总结。信中详细介绍了商队往来、货物分发、钱财分割，以及小商人的日常往来，只字未提当年发生在洛阳的战乱。而同时被发现的2号信札，则有大段陈述饥饿、火灾、死亡的内容，其中所言：“酒泉的遏末娑支平安无事，姑臧的遏末支也是一样”“当商队离开姑臧……当他们到达洛阳，不管那里的……还是印度人、粟特人，都死于饥荒”，说明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凉州以及河西走廊彼时是相对安定的。

　　法国汉学家魏义天先生认为，写这些信札的粟特人来自康居，这说明至少到3世纪初，粟特商业就已在距离索格底亚那3000公里外的凉州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至此，可见从粟特古代商业网形成至发展，凉州一直都有粟特人的存在。4世纪后，凉州成为汇聚中国人、粟特人和印度人的国际化大都市。之后，粟特人聚落从凉州延伸到京师。这样，粟特人在从撒马尔罕一直通向中国北方地区的丝绸之路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商业网络，这条商道获得了空前发展。

　　近年来随着考古新发现，越来越多的粟特人身影出现在中原大地。甘肃省武威文庙现存有一块《康阿达墓志铭》，我们通过碑文可知墓主人康阿达其祖上拔达在南北朝时期就已远离故乡在凉州任职，其父也在唐朝廷任职，墓主人也被诏赠武威太守，就是说在唐朝初期，康阿达祖孙三代就已经全部移民至凉州。至此，一个康氏家族三代人的发家画卷可以铺开。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康国条称康国人：“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作为康国人“善商贾”的典型代表拔达，在青年时期就随着新兴的粟特移民浪潮，以粟特商队首领“萨保”的身份从遥远的撒马尔罕出发，带领一支人数众多的商队，历经坎坷，来到地处甘肃中心的凉州，并以此为中心施展其高超的丝路贸易能力，在凉州扎下了根基。在唐朝政府将胡人商队首领“萨保”纳入官僚体制后，康阿达成了有官家身份的聚落首领“萨保”。魏义天先生认为，聚落组织的首领既是萨保，又是商队首领，他们是商人传统的继承者，萨保除管辖聚落里的每位成员外，还负责祭祀活动，至少起到监督作用，并在聚落内建立等级制度。

　　当然，来自撒马尔罕的金桃在长安飘香时，唐风也徐徐地吹到了金桃的故乡。1965年至1971年间，考古学者对康国王宫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在1号房屋的遗址中，发现了保存较完整的壁画。有学者认为其一部分壁画内容是唐高宗猎豹和武则天端午节泛舟的场景，丝绸之路文化的双向交流在此得以体现。

　　Ⅱ 礼宾待客之道：谁曾是丝路行旅

　　悬泉置是两汉时期丝绸之路的重要接待机构，汉简中也多有“西方来客众多”“道上过客众多”的记载，那么除了康居使者，还有哪些人不畏路途艰辛千里迢迢通过丝绸之路在与大汉交流交往？

　　在悬泉汉简有这样的记载：“（使）者、贵人、从者度四百人”“各有数。今使者王君将于阗王以下千七十四人，五月丙戌发禄福，度用庚寅到渊泉。”“楼兰王以下二百六十人当东……”从这三枚简文我们可以得知有人数众多的使者、贵人及西域国王行经悬泉置前来交流，第一枚简中所记使团人数为四百人，而使者王君所带的于阗王团队就有1074人之多，千人使团浩浩荡荡行进在丝绸之路上，那是何等壮大的场面。这应该是敦煌太守下发到悬泉置的文书，要求沿途做好接待准备工作。第三枚简记录了楼兰王一行260人从敦煌东行去长安。

《康居王使者册》朱建军供图

唐人面兽身镇墓兽，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实物见证。 敦煌市博物馆供图

　　西汉时期，行经敦煌郡悬泉置的往来客人数量众多。为适应频繁交流的节奏，西汉中央政府设有专门的外事机构。敦煌郡也为此进行了基础设施的规范化建设，并设置了相关的外事机构、官吏、译者等，这为其接待外客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另外，西汉敦煌郡接待外客时对其尊卑贵贱与等级差异明显地进行区分，迎送接待不同国家、不同身份来客规格有所不同。

　　中国人的好客之道早在两千年前悬泉置的接待中就体现出来了。有简牍记载为证：“出米四升，酒半斗，肉二斤。以食乌孙（位于今新疆西北、哈萨克斯坦东南、吉尔吉斯斯坦东部及中部，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是汉代连接东西方草原交通的最重要国家之一）贵姑代，一食”“劾杖馍偎陌儇テ呓镏鼻?呤???粕偈???薄??夷┚粕僖皇?卑佟??闭饬矫逗杭颍?罢呤墙哟?谒锕笕说募窃兀?笳呤墙哟?枥铡⑶夷┦拐叩募窃亍＝哟?谒锕笕斯么??欢俜钩粤怂纳?住?攵肪啤⒍?锶猓?庖彩墙哟?饔蚬罂偷谋曜肌６?哟?枥铡⑶夷┒??腿松行韫郝蚓啤⑷馊舾伞Ｔ诒旧砦镒守逊Φ奈鞅保?撼?郧袄闯?钡母鞣奖隹鸵圆环频睦裼鱿啻??杉?泄?俗怨乓岳吹娜瘸来?椭?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