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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故宫阿富汗珍宝展背后的故事(四):贝格拉姆宝藏考古和展览中日本学人的故事

摘要: 故宫的阿富汗展览如火如荼的进行着,邵学成博士将会为你继续讲述展览背后的故事。越来越多的观众观看到了这些珍贵的文物,随着大家的关注深入,关于阿富汗文物巡展的经纬故事也迫切想要了解。 这一次邵博士将会带您将目光投向这批文物中展览经验最丰富的贝格拉姆宝藏,挖掘宝藏背后的的考古、展览与日本的故事。 一本书的引子 我的书柜里面一直珍藏一本展览画册,那是我早些年写论文时买的、是在日本举办阿富汗古代文物展览的研究 ...

故宫的阿富汗展览如火如荼的进行着,邵学成博士将会为你继续讲述展览背后的故事。越来越多的观众观看到了这些珍贵的文物,随着大家的关注深入,关于阿富汗文物巡展的经纬故事也迫切想要了解。

这一次邵博士将会带您将目光投向这批文物中展览经验最丰富的贝格拉姆宝藏,挖掘宝藏背后的的考古、展览与日本的故事。

一本书的引子

我的书柜里面一直珍藏一本展览画册,那是我早些年写论文时买的、是在日本举办阿富汗古代文物展览的研究书。这是那个时代关于阿富汗古代美术展览一段特殊的记忆,贝格拉姆宝藏从1939年开始在法国展览、1963年进入日本、1966年进入美国巡展,在国际范围内影响最大,但是岁月有时候很贪婪,它会吞噬掉所有的细节,书里面的作者都随风飘逝,只可以还原出一个模糊的侧影。

1963年日本首次为阿富汗文物举办的展览,这次展览汇集了贝格拉姆、巴米扬等地区佛教文物、伊斯兰文物和新石器时代的新发现品。在展览文章研究上汇集了世界上研究阿富汗的代表人物,这些人都曾在二战前后考察过阿富汗:吉川逸治,水野清一,本杰明.罗兰(B.Rowland)等,同时这批学人正值研究收获季节著作等身。

这本展览册子书籍装桢用心,在没有经常看展览实物的日子里,自己总会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看,这些逐渐泛黄的纸张和页面也是阿富汗研究没落的见证,但好书总和悲伤的故事有关。特别是关于贝格拉姆宝藏的部分文物经历阿富汗战乱都已经不知所踪,这些幸存下来在故宫展览着文物,也像是无声的诉说过去的故事和那个灵光闪烁的年代。我一次次走进展厅凝视这些文物的时候,也总会情不自禁的想起他们背后的故事。

上世纪60年代阿富汗研究情势上,法国已经发现了希腊化时期的阿伊哈努姆城址,考古队正在做着准备要大干一场。日本学界正在积极进入阿富汗,所有遗址都有来去匆匆日本学人的身影,还有意大利、美国都在积极筹备着。受丝绸之路文化影响的日本国内民众情绪高涨,大家都翘首盼望着考古队能够带来好的消息和重大发现。因为那一年还有东京奥运会,整个日本举国之力做这件大事情,虽然劳民伤财,但国民都在渴望在世界舞台上证明自己,另外一场看不见的考古学和艺术史专业研究竞争的奥运会也在阿富汗的田野中上演着,这是学者们之间的较量,文人的笔下也充满着温柔的残酷。

阿富汗虽然与日本相距万里,但日本一直努力奋发的去研究开拓,日本为何会对阿富汗研究如此用心、又是如何迈出了进入阿富汗考古学艺术史研究的第一步?邵博士将会从考古学和艺术史两个方面,结合故宫展览的贝格拉姆宝藏将一些故事进行介绍:

水野清一:从中国到阿富汗考古学研究转变的故事

水野清一先生(1905-1971)是中国学人太熟悉的人物,《云冈石窟》是其代表作,去年在中国再版,殊不知大多数人不知道其编辑的阿富汗考古系列也是世界石窟寺考古的经典,同样他也是阿富汗考古学艺术史中重要的一位学人。早年的水野先生对阿富汗对不感兴趣,1928年从京都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后,利用中日东亚考古学会交流机会到北京留学一年,和周作人、容庚、陈桓、马衡等人交往密切,时常跑到王府井东安市场喝喝红茶、到古玩市场捡捡漏。也利用空暇在秋冬季节到内蒙古进行田野考察差点冻僵,前后又去朝鲜、中国东北、内蒙古做田野考古工作,主要研究中国的史前文明和新石器时代。本来一条纯正的考古学直男路线,因为佛教石窟寺考古,人生际遇变化了。

京都大学校长、“日本考古学之父”滨田耕作为了对抗法国在阿富汗的考古学垄断(1922—1952),强力指引水野先生和长广敏雄(1905-1990)合作对中国北方的响堂山、龙门、云冈石窟进行了考古学石窟寺调查,获得中国石窟纪年和图像学的一手资料,因为阿富汗与中国血脉相连,佛教石窟寺有很多共通之处,阿富汗传世文献和文字资料的稀薄,需要从中国获得大量旁证。但是这些不光彩的半殖民地考古,那些考古学初期发展的问题,也是上个世纪学术研究受政治影响的特色。

  

  

滨田耕作于二战结束前逝去,留下很多遗愿和未竟的事业,其中就包含对于等待时机成熟对阿富汗的开拓研究。战败后收缩回国内的日本考古学界面临僧多粥少的困境,也在积极寻找机会重返世界。他们曾想过再次来中国考古调查,但那时候的政治情势和学人感情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很多政治思潮和研究活动纠缠在一起。被中国委婉拒绝后,迫于无奈的水野清一为追求东亚文明的起源和日本考古学的突破,决计对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等地进行考察,挺进欧美学界长期盘踞的核心区域。首次在阿富汗调查基本沿着原法国考察路线进行探查,调查了法国发掘过的贝格拉姆等遗址,努力的进行思考研究。为防止不必要麻烦和法国提出意见,这批“战败国”学人仍然战战兢兢的保持低调,水野清一没有进行考古发掘,尽量不触碰法国队的考古利益。后期才逐渐扎根考古开始发力研究,拼上了所有生命能量。

阿富汗的考古和理论研究毕竟是少数人的事情,大多数的公众还是没有机会参与,而展览则是增进交流理解的机会,也可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帮助。策划阿富汗展览进入日本、介绍给日本民众认识也是学人们筹划很久的事情。

在这次展览前,水野清一已经基本踏遍了阿富汗的田野,对于阿富汗考古学文化和佛像起源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于法国队贝格拉姆的“佛教题材”进行辨识,摆脱了一些旧思想的束缚,近乎完全放弃了包含佛教因素影响的观点,近相当于否定了之前法国人的研究。从此在阿富汗研究中,正式揭开了宗教考古美术以中日法代表的中西方辩论的序幕。上个世纪,水野先生先后组织了7次对于阿富汗的调查,后病倒在犍陀罗田野中,1971年去世,壮怀激烈。

学者的尊严是要靠学识和胆识获取,水野先生是一个扎实严谨的考古人,自己从初知时的并不感冒,到近些年了解阿富汗后才愈觉得真切,默默的跟随他考古的足迹延伸着自己的学识。回想大学时候多半喜好他的搭档长广敏雄-那种富于联想的浪漫着的装饰多彩,现在也更知道平淡的生活中一直炽烈工作着也是一种情怀,即使有时候不被人理解、被误解,也无需辩驳,努力工作便可舒解苦闷,因为阿富汗的研究工作需要太多的努力去做、去说。

  

作为一个考古人,水野先生对阿富汗和中国土地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思想和足迹踏遍了两国的古今田野,他的报告文字和很多栖息这片土地上的两国人一样朴实无华,只在安静中满足生长后把自身的营养汲取出来传承给后人。在水野之后,一批专注于丝绸之路的考古学家成长起来,考古学作为人类学的存在的概念也得到更多的阐述,可惜的是现在时局动乱,在阿富汗田野考古基本不太可能。

吉川逸治:突破法国考古独占计划的艺术史学界的盗火者

现在的阿富汗研究中日本学人一直占有一席之地,艺术史学家的地位尤为重要,追根溯源来讲,日本人最早参与研究的开始也是贝格拉姆遗址。

法国考古队在1937年-1939年贝格拉姆宝藏的发掘整理过程中,虽然任务繁重,但在法国严厉的考古学独占管理政策下,其他欧美国家都没有机会参与,我却不经意发现有一位日本人曾经参与其中,这位日本人为何会有机会参与?他有什么背景?知道的越多发现他更多有意思的故事,他后期也被日本称为阿富汗美术研究第一人。

二战前,在日法政府和商会的促进下,法国驻阿富汗两代考古领队富歇和哈金都曾在1931-1933年在东京的日法会馆担任主任职务,他们在日本各府县举办阿富汗考古与艺术文化的讲座介绍,为当时日本介绍进入最新考古研究成果。这些活动也影响了一批有志于此的年轻人前往法国留学,形成一股学习当时法国的考古学艺术史研究的浪潮,吉川逸治便是其中一位。

  

吉川逸治(1908—2002)最初在东京大学学习法学,听到法国考古学家的演讲报告受到感染后,改学美学艺术史。毕业后,留学巴黎大学跟随福西永(Henri Focillon)获得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法国中世纪教堂艺术;论文第二指导老师是考古学家哈金,并且在考古学实习课程中跟随整理贝格拉姆出土遗物。后来吉川在1939年秋归国途中特意绕道阿富汗进行考察,追随哈金进行考古作业实习,发掘贝格拉姆和调查巴米扬,这是日本艺术史学者第一次获得宝贵的实习机会,而且这还是战火激烈的二战期间更显得弥真。当时的法国人没有想到这个日本人会有如此大的能量,会在日本掀起新的阿富汗研究浪潮,让日本学人接力式追逐探索。师徒二人从阿富汗分别后,尽管分属于不同的战斗阵营,但学者间的惺惺相惜却一点也不少,日本人一直崇敬着哈金,尽管哈金罹难二战,日本学界都仍会感激这位法国引路人。

  

  

为何日本的各大学会在战后蜂涌至阿富汗进行研究?在长期困惑后,吉川逸治的各种辗转教学经历让我获得了顿悟,日本对于阿富汗的研究也是考古学与艺术史的相互角力中缠绕向前,艺术史曾领先考古学对阿富汗一些文化现象作出判断是不争的事实。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往事如烟易散。我一直都在碎片化的信息中还原这批日本人进入阿富汗的历史,因为这真是属于筚路蓝缕开拓的精神财富。

回国后的哈金一方面在《考古学杂志》《美术研究》《日法文化》等杂志上翻译了法国阿富汗的考古活动,深入介绍新的成果和研究动向;另一方面转任各大学科研机构,继续唆使各大学派遣调查队前往阿富汗考察,促进建筑学、考古学、艺术史的交叉研究,让日本学界瞩目这片废址,培育出一批研究新秀,中亚宗教考古美术的第二个研究新局面被打开。

吉川他们在整理贝格拉姆宝藏时,当时科技和保存条件有限,在艰苦的环境下他们努力的保存修复了一批文物。在二战中法国考古学家罹难后,吉川也成为了很重要的考古现场目击证人。吉川从翻译法国学说到形成自我见解,很多研究观点却与哈金相左,留下很好的研究,给后来的日本学人自信,但真正需要深耕细耘还是需要考古学科的进入。

二战中的阿富汗信守中立政策,考古学发展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阿富汗躲过了二战却没躲过1979年苏联的入侵,地区混乱以暴制暴的结果就是阿富汗在世界上的印象从此改变,各种考古文物和宝藏也成为军事冲突的牺牲品,整个世界文明的阴暗面都笼罩在这片土地上。但,在流失文物和灰色交易背景下,笃志者和好事者在战乱中精心的收集保存,也为阿富汗文明的延续提供了帮助。

吉川先生2002年去世,那是阿富汗恢复和平的第一年,吉川先生在目送两位日本考古学家奔赴阿富汗展开中断20年之久的调查后,欣慰的闭上了眼睛。

日本回流的贝格拉姆文物

除去展览之外,我也经常抽时间调查这批书中展览文物的下落,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坚持的时间久了,拜访的学人多了,那些过去阅读经验也开始发挥效用,零碎的知识从沉睡的身体内复苏起来拼凑成一个个长短篇的故事。在一年年的逝去、顿感时光匆匆却又碌碌无为的我,也再次和这些学人曾经的足迹开始重合。踉跄前行中,总能在他们身上找到丢失的那一部分自己,走向那些让人感觉神秘的幕后。

2017年3月份,从阿富汗飞往日本的特使,将文化遗产保护勋章授予了平山郁夫家人,褒奖其为保护文物做出的贡献。平山郁夫家人在2016年4月黄金宝藏展进入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时,旁边的东京艺术大学配合展出百余件流失文物后归还阿富汗,引起了世界轰动。东艺大曾经在吉川逸治的教学指导下,培养了一批对阿富汗怀有热情的学人,整个学校形成的研究氛围至今跌宕在每个学子心中。授勋现场观众多半都是颤巍巍的老人,半打瞌睡半静思中见证了这个过程,他们也会插科打诨般提起自己曾经的观展经历、与某件文物的故事,甚至在某件贝格拉姆文物曾前许下的青春誓言。我作为一个后辈,躲在角落里默默的看着这一切。这也是日本研究丝绸之路和阿富汗的现状,年轻人多半已经不感兴趣,阿富汗研究的没落,成为学人的心痛。

近些年,阿富汗散落世界的文物也渐渐被确认、感召,贝格拉姆、阿伊哈努姆等地区的考古出土品也渐渐回流,但是过程艰难,持有者总是认为自己会更好的保护这些文物和诠释其价值。贝格拉姆的宝藏在当年也曾被人收入密室,这一批汇集世界各地的宝物集中起来紧急掩藏,相互之间本来没有太多联系,很有可能就是某古董商人的遗留物。而现在在世界的某些角落里面还藏有大量的未浮出的阿富汗文物,这些阳光和月光无法照射到的角落密室,仍有更多的故事。 这些文物面对以后未知的命运,它们无法呐喊、也无人回唱、更无法回应,我知道的越多也更知道自己的弱小和初心的可贵。

阅读展览现场

故宫所展陈的贝格拉姆文物可以看出古代阿富汗贵族和一部分平民的审美趣味,也有从城市考古到墓葬死亡的过度,尽管时过境迁这些少数人已经消逝,但芳华仍存,少部分贵族引导的时尚艺术,以及多样的物质文化生活,百千后还需要少数人用一本本扎实的书籍研究分析呈现给大多数人欣赏。贝格拉姆遗物中除去风格和形制的直接美感,想要了解这些汇集多元文化的作品内涵,还需花费更多智力劳动,某种意义上讲展览也是研究的呈现,展览背后的价值观还在被讨论着,没有定着,让你可以思考人生的历程,思考去塑造自己以后人生中灵魂的形状。现在进入中国在一定范围内激起了学人探讨的兴趣和话题,宝藏中东方文化因素仍然被讨论着。

在展览和阅读结合的双重媒介内让人去观看,去回忆,去坚持,去想念曾经带给很多学人美好回忆、获得让人尊敬的阿富汗,本身仍有局限。大多数美好的回忆总是属于躲在书斋里个人情怀的扩散和稀释,这个世界现实中本身不是那么美好,阿富汗仍然一直动乱。阿富汗的动乱造成了很多的调查无法延续和进行,观看展览也许成为唯一的了解方式。在这些年的研究困窘中,我也偷偷的自嘲着身边那些尚未着手实现的不肯枯萎的考察梦想和从未感觉过的恐惧,现实中冰冷的挫败感一直如影随行的不肯示弱的观望着我。群策群力的大时代,当我知道个人力量更多的不可能后,我现在懂了,原来因为研究得不到真相感到不幸福,而真正的不幸福却是因为追求真相的方式: 秘密地,热烈地,无助地,孤独地去爱。在困境中实现愿望,努力去兑现那些诺言,或许是唯一解脱的道路。

这是关于贝格拉姆的世界巡展和日本学人进入阿富汗的故事,此时此刻我不再遗憾珍宝展览不在我身边,而是远处的欢声笑语中没有它和这个国家...

日阿外交与考古学

从1919年8月27日阿富汗建国,英国依照11月22日英国的公文书讲和条约,正式承认阿富汗为独立。1933年日本政府在喀布尔设立大使馆,日本从初期与阿富汗建交开始,就重视阿富汗的考古历史文化价值。

二战结束日本降伏,按照联合国对于日本军事管理规定,日本需要撤回与所有与其建立外交关系国家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在很多国家趁火打劫掠夺日本驻外使馆财产的局势下,阿富汗政府并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安排非常周妥的军事护卫护送日本使馆工作人员经巴基斯坦回国,这种难得的对战败国尊重行为令战后日本政府非常感动。日本经过数年的改造,国民也希望美国占领军可以全面撤离。英美两国在1951年在美国召开的旧金山会议上,召集54个国家的联合国(实到51),讨论日本重新独立的议题,后续日美两国正式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从1952年4月开始日本正式恢复独立,可以朝国外派遣调查队。在这次会议上日本首相吉田茂携带水野清一编著的《云冈石窟》第8卷系列的考古学著作作为国礼送给参加会议的外国使节,这种考古学作品作为外交礼品赠送,说明战争时期日本学人仍有学术研究活动,也是文化外交手段之一,在当时那个时代的确在文化交流层面上很有说服力。1952年,这一年法国的30年考古独占协议正式失效。旧金山国际会议决定解除对日本的外交政治封锁后,日本政府念及旧恩对阿富汗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一直非常积极,同时日本开展最早的国外探险和考古学也是选择阿富汗,同时阿富汗政府也欢迎日本进入研究调查。20世纪60年代日本援助阿富汗国家建设,从工农业、矿业到全国基础设施建设涵盖各个方面。

邵学成:中央美术学院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佛教艺术研究所特聘研究员,UCLA中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长期关注研究阿富汗和丝绸之路宗教考古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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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邵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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