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3年10月27日上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课程《考古学研究》系列讲座第三讲《秦汉地方城邑》在考古楼A座101举行，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云河助理教授主讲。李云河助理教授主讲讲座现场一、郡县制与郡国并行秦汉时期实行了新的制度，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郡县制以及西汉前期的郡国并行制。对于郡县特别是先秦至秦汉时期的郡县，历史学家做了许多 ...

2023年10月27日上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课程《考古学研究》系列讲座第三讲《秦汉地方城邑》在考古楼A座101举行，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云河助理教授主讲。

李云河助理教授主讲

讲座现场

一、郡县制与郡国并行

秦汉时期实行了新的制度，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郡县制以及西汉前期的郡国并行制。对于郡县特别是先秦至秦汉时期的郡县，历史学家做了许多研究，如《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西汉政区地理》等。在古代县的概念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如《左传》载：“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县大于郡。早期的县和秦汉以后的县具有不同的含义。战国时期县制出现较大变化，大致从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县真正具有现在所说的“郡县制”中县的含义，郡县制也开始推广。秦的郡县制大部分为西汉继承。《隋书·地理志》记载：“汉高祖挺神武之宏图，扫清祸乱，矫秦皇之失策，封建王侯，并跨州连邑，有踰古典，而郡县之制，无改于秦”。但西汉早期囿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及吸取秦亡的教训，采取了郡国并行的制度，即中央下属郡，郡下设县，在偏远之地县称道。初期王国势力极大，“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其下也设郡县。郡国并行制导致诸侯王势力扩张，如《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载“百官宫观，僭于天子”。至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削弱王国势力后，王国势力缩小，其下不再设郡，直接设县。关于两汉时期郡县数量可参考《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不再赘述。前文所提及的郡、县、道、侯国、州治等都会对应到具体的城，这些城便与考古工作息息相关。研究者需要将城的位置与文献记载中的郡、县、封国相对应，并通过城的规模、建筑等理解县城、郡治、王都等各级城市的等级差异。

二、不同区域、类型的城邑考古发现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县大率方百里”，周振鹤先生认为这一距离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管理人员能够当天往返，便于管理。但“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人数、地区等实际因素也会影响城大小的变化。汉高祖“六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规定县、邑等治所都应修筑城墙。理论上，汉代的县邑都应有城，并且有相当一部分能保留下来，这些地上或地下的遗址能被考古工作者发现、识别出来。

在秦汉时期，邑的内涵有三种：其一为秦代、西汉时期的陵邑，如秦始皇的丽邑、万年邑、长陵邑等，这些陵邑均有城墙，且级别与县相当；其二为汤沐邑；其三为祭祀地，即为祭祀泰山而设置的奉高县。

总之，与之前相比，秦汉时期发生了从封国到帝国、从血缘到地缘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郡县制的政治架构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同时也是郡县制本身形成、确立、发展的时期。郡县制的载体即郡、诸侯国、县、道、侯国等。文献中郡治、县治都对应一个具体的城。比较明确的西汉晚期郡、诸侯国、县、道、侯国总数有1690个，意味着郡县一级的城市应该约有1690座，且大多为东汉时代所沿用。但考古发现的秦汉时代地方城址约有600余座，仅为文献记载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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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黄河中下游地区据《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统计，此区诸侯国王城有13座，郡治有14座。《秦汉城邑考古学研究》中还增加了石家庄东古城（真定国）、临沂开阳故城（东汉琅琊国）、睢宁下邳故城（下邳国）。此外王城、郡治下辖还有许多县邑，总计250多座城址。1、临淄齐故城临淄齐故城是黄河中下游最典型、规模最大的城址。齐故城的始建年代早于汉代。姜太公建立齐国，都城在营丘；后胡公迁至薄姑；献公元年（公元前859年），齐国自薄姑迁都临淄，至秦灭齐（公元前221年），一直以临淄为都城。在汉代，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封韩信为齐王，后不久即改封其为楚王。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封子刘肥为齐王，传国至齐文王刘则，因无后国除。孝文二年（公元前178年），将齐悼惠王刘肥子刘将闾封为齐王，之后传国至齐厉王刘次昌，因无后国除。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封子刘闳为齐王（怀王），复置齐国，元封元年薨，亡后。不过刘闳可能并未就国，在关中帝陵陪葬墓中发现了齐文字的瓦当。1934年春，临淄城内出土大量封泥，王献唐先生对这些文字进行了著录。后经调查，发现齐故城由一座大城和一座小城组成，封泥主要出土于大城内。1940至1941年，日本学者关野雄对齐故城进行了调查。齐故城的考古发掘始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多年工作，确定大城始建年代不早于春秋晚期。小城位于大城西南，部分嵌入大城西南角，始建年代约当战国早中期。一般认为，小城应是宫殿区所在，即田氏代齐后的宫城。在小城中部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遗迹，可能为官署或为中上贵族居住地。秦汉时期的齐故城全部沿用了东周城，对城墙进行了维护，将官署、作坊设置在大城中，小城中桓公台宫殿建筑基址的沿用。考古工作发现多处作坊遗址，包括铸钱、铸镜、铁器冶铸等。据北京大学对作坊铁渣内木炭的测年，年代为西周晚期至东汉时期。汉代齐国同制京师，沿用了先秦齐国的王都，模仿了长安的中央政府体系，出土封泥包括齐内官丞、齐中尉印、齐哀寝印、齐武库印等。齐故城的瓦当十分具有代表性。战国时期半瓦当以丰富的动物纹为主，后逐渐简化，汉代瓦当为高度统一的云纹瓦当。云纹瓦当是秦汉统一之后以都城为核心推行的建筑构件，其纹样影响到了各地。中央的纹饰依靠郡县制得以迅速推广到全国各地，与先秦时期列国分裂下各国瓦当纹样不尽相同的态势形成了对比。虽然齐国同制京师、有本国的官僚体系和军队，但在物质文化层面仍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央政府的影响。2、章丘东平陵故城此城东周为平陵。汉初吕后以其兄子吕台为吕王（公元前187年）。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封齐悼惠王子辟光为济南王，该城为王国之都。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济南国除为郡，东平陵为郡治所在。东汉初年，复建济南国，东平陵复为王都。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国除，改为东平陵。汉灵帝西平三年（公元174年），封刘康为济南王。对于东平陵城遗址的归属和性质，近现代学者曾经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考证，其矛盾的核心是城子崖和东平陵城的年代和归属问题。东平陵故城面积近360万平方米。西墙南段、北墙中部的缺口处发现路土，可能是西南门及北门。《后汉书·郡国志》载“东平陵有铁”，在城内也发现了大量铁器。通过对城墙的解剖，认为此城始建于战国，秦汉沿用并修补。2009年对城内建筑区进行了发掘，认为建筑的年代为两汉时期，性质为宫殿或官署建筑遗址。2011~2012年对官署建筑附近的铸造作坊进行了发掘，发现的遗物包括铁条材、“大四”锄范、五铢钱范等。在之前的调查中还发现过“大山二”锤范。锤范铸文“大山”“大”应即太山，“大山二”“大四”即应为汉泰山郡的铁官标志，“二”“四”字为泰山郡铁官下辖的第二、四号冶铸作坊的编号，此产品属泰山郡无疑。此类范发现于属济南郡的东平陵城，可能表明泰山郡的铁器为在东平陵城加工定做，或东平陵城的铸造区所用范具并非全部为本地产品，至少有一部分是采用其他地区的范具来铸造铁器，为汉代铁官制度及铁器生产和流通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和新思路。3、高密城阴城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封子刘肥为齐王，高密为其封地中胶西郡的治所。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封刘肥之子昌平侯刘卬为胶西王，以高密为都城。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胶西国除，皇子刘端为胶西王。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死，无后，国除。宣帝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更为高密国，刘弘为第一代高密王。此城总面积约360.75万平方米。城墙夯层内夹杂零星西汉早期陶片及少量战国陶片。共计6门，东、北、西城城墙中段各一座，南城墙中部三座。城墙外有护城河。宫殿建筑群基址位于南中门北50米，为全城址的最高处。冶铁遗址位于城阴城西南部，有大量的铁渣、硫渣，红烧和木炭块。同时在遗址东面及北面都发现几块大小不一的夯土基址。可能是作坊的相关建筑。在此遗址之上，暴露有汉代瓦片及陶片，也曾出土过铁犁铧、锄、铁镰等。推测这里可能是两汉时期的主要冶铁遗址。4、河南县城即汉代河南县县城，属河南郡。河南县城的考古工作是配合东周王城的调查、勘探工作开展的。面积约200万平方米。在城址中部和西南部各发掘了一处建筑基址，在建筑周围发现了“河南太守章”封泥，证明此处应为河南县。5、襄汾赵康古城由大城、小城组成。大城面积约500万平方米，小城面积约50万平方米。大城外有护城河遗迹。大城城墙包含物为东周瓦，城内发现汉墓。小城城墙包含物有东周瓦及西汉瓦。说明汉代大城已经废弃，仅使用小城。此城可能为晋国之“聚”，西汉时期的临汾县城。总之，此区的城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继承东周城邑，其中郡国城一级大部分继承前代城址，县城一级至少一半以上继承前代城址，继承可分为全部沿用、缩小沿用等。等级规模差异显著，大型城邑一般大于1000万平方米，中型城址大于360万平方米，小型城址则小于360万平方米。平面布局多样，多数为方形、近方形，但同时也有部分不规则形。手工业突出，秦汉时期设立各种工官，考古发掘的城址在城内发现许多作坊，多与金属器具的加工制作有关。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城市都建有城墙，筑有“城墙”的遗址也并非一定是城市。“令天下县邑城”说明汉代县城（以及其他城市）建有城墙可能是一种规制。县以下的乡、亭、里、聚也可能筑城，而考古工作中所发现的大量有城墙的聚落就可能与其相关，这些城址也是汉代城市体系的组成部分。（二）长江中下游地区此区郡国级别的城址数量为9个，县城一级的城址约有45个。1、云梦楚王城汉时属江夏郡。楚王城的工作是配合楚文化研究开展的。城址总面积约210万平方米，外围引涢水作护城河。通过对城墙的解剖，认为外城墙修筑于战国中晚期；中墙为汉初筑造，东汉初废弃，东城可能废弃于秦汉之际。在楚王城附近发掘了睡虎地秦墓，出土的陶器上有“安陆市亭”的陶文，出土木牍也提及安陆。据周振鹤先生考证“高帝时不得有江夏郡，汉江夏郡当置于武帝元狩二年”。说明此城应为安陆县。2、宜城楚皇城面积约220万平方米，现仅存护城河、城墙、城门等遗迹，夯土台基地表不见，东北角整体地势最高，被称为“金城”。早期认为此城年代上限为战国，下限应在两汉，是一座沿用的城址。通过对东城墙的解剖，确认大城年代较早，应是战国所筑，小城年代较晚。2017年对北城墙进行了解剖，确认楚皇城年代不早于战国早期，并沿用至汉代。因此这一城址并非春秋郢都，是战国早中期一处有军事堡垒性质的城址。3、赤壁土城亦名太平城、大古城或小古城，《大明一统志》载：“太平城，在蒲圻县西南八里，吴孙权鲁肃征零陵于此筑城”。大城面积74.5万平方米，年代为战国时期；小城面积15万平方米，年代为西汉时期，因而土城并非文献所称孙权鲁肃所筑。大城应是东周时期楚国的地方城邑。小城时代从西汉早期至西汉晚期，修筑小城时破坏了大城西城门的一部分，说明此时已不再使用大城。小城可能是一座西汉的县城。4、里耶古城地处酉水边，破坏严重，仅存有2万平方米的城址。通过对城墙的解剖，确定修筑时代为战国中期后段，汉代沿用。里耶古城内还发现了一口水井，使用木板作井壁，出土了一批重要的简牍。里耶城经过了战国中晚期、秦代、汉代三个时期：战国时期为楚国西境的小城，属楚国之黔中郡；秦时为黔中郡迁陵县；两汉为武陵郡属县。从战国至两汉，里耶盆地分布着3座不同时期的古城，即里耶古城、魏家寨古城和大板古城，与这3座古城相对应的有3处古墓群：麦茶墓地、清水坪墓地和大板墓地。墓地以山包为单位，中间为主墓，周围有一圈小墓。这3座古城很可能与历史上的迁陵、酉阳、黔阳3个地名有关。里耶古城处于秦人东出巴蜀攻打楚国的路线上，高崇文《从考古发现谈战国时期秦楚关系》一文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总之，长江中下游城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普遍规模较小，沿用东周旧城，不规则形城比例较高。（三）北方地区（长城沿线）《史记·匈奴列传》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此地应有郡国城13座，县邑城60余座。但实际发现仅有13座城址。1、天津宝坻城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四面开门，城门外还有瓮城。通过解剖可知，城墙夯土中常见战国遗物，其中年代最明确的是南、西城墙夯土中出土的残明刀币，判断此城址建成时间在战国晚期。瓮城始建年代晚于城门。汉代继续对城墙进行修补。发掘者考证为燕国所置右北平郡，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70年前后。秦设右北平郡，沿用该城作为郡治。秦灭六国后，将右北平郡治迁至无终，该城遂被废弃。城内西汉墓葬了打破战国时期的房址，说明该城在西汉时期已经成为一般聚落或墓地。2、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城址分为南城、中城、北城，其中南城为战国至汉代、西晋沿用，中城为五代修筑，北城为隋唐时期修筑。根据试掘和解剖的情况，将城址分为三期：第一期自战国晚期至西汉，第二期自东汉至北朝初期，第三期自北朝中期至隋唐。据文献和方志记载，南城初置于战国，属云中郡，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分云中东部置定襄郡，此为定襄郡治成乐县所在地；后来鲜卑族拓跋部建都于此，名“盛乐”，史称北都。3、包头麻池古城城址分为北城、南城，北城南北长约690、东西宽约720米，南城南北长约660、东西宽约640米。西南角均内折，可能为被昆都仑河冲毁后重修所致。此城可能是赵国九原城，秦所设九原郡，汉武帝所置五原郡。4、神木大保当此城破坏极为严重。形状不规则，北墙长约510、西墙长约410米。城墙夯层之间铺垫细沙，防止粘夯，这一做法在此区十分常见。城内房址F1是一处较为完整的建筑遗迹，规模宏大，防御体系严密，与该城同期，可能是当时的官邸。神木大保当始建于西汉晚期，可能是上郡属国龟兹县。总之，北方地区城邑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突出防御功能，多修筑瓮城、马面；普遍规模小；造型规则的居多，大小城常见。（四）边疆地区在此范围内，调查发现33座汉代城址，但均未发掘。其中，甘肃武威三摞城古城（武威郡治）、酒泉西半城古城（酒泉郡治）、敦煌故城（敦煌郡治）、张掖“黑水国”古城（张掖郡治），宁夏宁县西沟古城（秦北地郡治）和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古城（东汉末西海郡治）为当时郡治所在地，均属特小型郡国城。其他为县邑城，24座面积在25万平方米以下，仅2座面积约在25万平方米左右，绝大多数属特小型县邑城。1、瓜州锁阳城亦称“瓜州古城”“苦峪城”。处于酒泉与敦煌之间，西通伊吾，南通青海。分为东城、西城、北城，城墙上有瓮城、马面。东西二城面积约28.5万平方米，外围有羊马城。北城南北长约150-300、东西宽约870米，年代比东西城早。北城可能为汉代冥安县城，东西二城为唐代修筑。2、盐池张家场古城西南距明长城二道边3公里，东北至北大池盐湖约6公里。地处鄂尔多斯台地，毛乌素沙漠西南缘。20世纪50～70年代，古城遗址附近曾三次出土大批西汉至新莽时期的铜钱。文献记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秦惠文王五年（公元前320年），“游朐衍，有献五足牛者”。《汉书·地理志》载：“北地郡，秦置。莽曰威成。户六万四千四百六十一，口二十一万六百八十八。县十九……昫衍……”。因此，昫衍县是秦人征服昫衍戎后所设，西汉继承昫衍县，东汉初年后郡县省并。陈永中、许成等学者认为盐池县张家场古城即为秦汉时期设立的昫衍县。马孟龙则认为张家场古城是汉代上郡龟兹县。耿志强在调查报告中指出古城出土遗物时代明确者基本都属于两汉时期，可与城址繁荣期对应。2021年开始，北大与宁夏考古单位合作，对张家场古城进行发掘，从城址的规模和出土遗物推断，该城兴盛于汉代，至少应属于县一级城市的建制。但目前所发掘的面积仍然有限，因此该城系西汉设置的昫衍县，还是其他城，甚至是不是更高一级郡的建制机构，还需要进一步的证实。经调查，在小城外仍有瓦、炼渣等遗迹，实际使用范围应更大，对应的城址级别可能达到郡治一级。3、青海海晏三角城《汉书·王莽传》记载，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莽复奏曰：‘……今西域良愿等复举地为臣妾，昔唐尧横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谨案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王莽居摄元年（公元6年）“西羌庞恬、傅幡等怨莽夺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诛永，遣护羌校尉窦况击之。”此处城址即在汉人控制西海郡时建造。城址近方形，南北长约600、东西宽650米，四面开门。城中发现了西海郡虎符石匮，上刻“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证实了此地为王莽设置的西海郡城。4、广州番禺城秦汉番禺城位于广州市区内。城内中心一直没有变迁，历代的民居、官署与城郭等遗存层层叠压，深埋于今广州市区的下面。自1975年开展考古工作以来，陆续发现了秦汉之际的“造船工场遗址”、南越王墓、南越国石构水池和曲流石渠等遗迹、南越国时期木构水闸遗址、南越国宫殿及食水砖井等重要遗迹。推测番禺城面积约40万平方米。南越国都城的规划和宫殿布局、建筑形式，很可能模仿了汉长安城的建制。云纹瓦当、砖瓦、封泥、陶器戳印等也都显示向中原核心区域靠拢的趋势。5、武夷山城村古城位于山地，面积约48万平方米。东、西、南三面有城门，城墙外有壕沟。其中高胡南坪甲组建筑呈中轴线对称式布局，出土建筑遗物与中原类似，如云纹瓦当、乐未央瓦当等。城村汉城可能是秦汉时期闽越国都城闽越王城所在地，汉灭闽越之后为冶城治所。由上可知，边疆地区的城址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城址面积小，外形不规则的比例较多；因地制宜，城墙材料多样；部分周边政权城制同京师。遗憾的是多数城址缺乏考古工作，基本信息尚不能完全了解。

三、总结

通过上述城邑考古的回顾，可知过去秦汉考古工作中多重墓葬轻城址，这是因为城址考古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没有轰动效应；且过去的城市考古研究容易重都城轻郡县城，多数只知道模糊的范围。但开展郡县城的考古工作十分重要，特别是那些之前不被重视的城址，在调查、试掘后对秦汉时期城邑的认识或能取得较大的突破。秦汉时期的城邑具有帝国时代的特征，与秦汉郡县制及等级制度相适应。秦汉城邑制度的建立过程，实际上就是秦汉帝国中央集权制加强的过程。各地区城邑的性质有很大差别，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差异，中原地区与长城沿线地带的城邑有差异，边疆地区的城邑也各不相同。秦汉城邑向周边地区的扩展，是秦汉政治势力扩张的表现。‍

本文已经李云河老师审核

撰稿：杨丹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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