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王治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曾任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世界史研究会理事长。主要从事中亚史研究。著有《新疆简史 (第一册)》《中亚史 (第一卷)》《中亚近代史》等。内容提要：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几度繁荣、几度衰落，其对构建中西交通、发展中外贸易、促进经济发展和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等 ...

 王治来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曾任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世界史研究会理事长。主要从事中亚史研究。著有《新疆简史 (第一册)》《中亚史 (第一卷)》《中亚近代史》等。

内容提要：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几度繁荣、几度衰落，其对构建中西交通、发展中外贸易、促进经济发展和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张骞通西域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逐渐发展起来，佛教的传入丰富了中国各民族的文化生活。从304年刘渊称汉王到589年隋朝统一全国，这是作为经济文化交流渠道的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第一阶段，也是中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唐代的繁荣强大正是多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结果。蒙古征服中亚、西亚，统一中国，海内外交通畅通，丝绸之路重现往日繁荣，中西亚各民族仰慕中华文明，故西域人华化甚盛。元末以后，丝绸之路进入了衰落和几乎中断的时期，东西方各国选择了不同的发展之路。我国“一带一路”设想和建设，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给丝路各国带来振兴的希望，使沿线各国人民能够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关键词：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 民族融合文化交流

一、张骞通西域以后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与佛教的传入

 

张骞凿空以前是有中外交通和贸易的，从南西伯利亚、哈萨克草原、南俄草原到东欧，或从中亚到西亚，考古都找到了能证明在汉代以前有中西交通存在的物质文化资料。张骞通西域，其实只是一种外交活动，他西去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汉朝反击匈奴的同盟者。在大夏时，张骞看到四川出产的邛竹杖和蜀布，大夏人说，那是他们的商人从印度贩买来的。这表明，地跨中亚与阿富汗北部的大夏与印度、印度与我国四川都是有交通往来的。故汉朝就想搞清从四川通印度和中亚的交通所在。汉朝相继设立了南海、郁林、苍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秦象郡)诸郡，并遣使从这些地方出发去寻找通印度之路，但没有成功。不过，汉使无疑到达过今越南、柬埔寨、泰国等地，那可说就是当时我国从华南沿海向外开拓的海上丝绸之路了。

张骞凿空归来之后，带回许多关于西域的传闻，使汉朝的官员、民众等为之醉心，纷纷上书请求出使外国。“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数百人，少者百余人。”域外国家也常派遣使者前来中国，进行贸易。史称“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由于得到官方的允许，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就逐渐地发展起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汉朝政府对中外通商贸易就采取了各种支持和保护措施。如在通西域的沿线移民实边，修驿站，置亭障，立烽燧，加强警备。又在轮台、渠犁等地兴屯田，置使者护田积粟，以供给出使人员的粮食。到东汉班超重新统一西域后，“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汉以后各个朝代，特别是唐代，也大都采取这类措施，如屯田、置驿、驻军，以保护商路安全。总之，保卫中西商道的通畅是政府重视的要务。

中西交通的发展，通商贸易和人文交流的繁荣，给中国和西域各国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交流了生产技术，促进了各方生产的发展，而且各自吸收对方的文化，提高了文明水平。这些也促进了各个民族的发展进步。

如，汉代时，西域的大宛，其人民定居，从事农业，盛产苜蓿、葡萄以及其他各种果蔬。张骞就从该国带回了苜蓿、葡萄等农作物，“天子始种苜蓿蒲萄肥饶地，(以致)离宫别观尽种蒲萄、苜蓿极望。”西域出产的胡麻、蚕豆、石榴、大蒜、洋葱、芫荽也都先后传入内地。总的看，当时输入的以蔬菜果树为主(带胡字的作物许多来自西域)，而缺少粮食作物。(到魏晋时期，又引进了十多种作物，包括唐朝时引进的莴苣、菠菜等。但引进域外作物最多是在明末清初时期)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返回时，乌孙曾遣使向汉朝报谢，并以良马数十匹入贡。在文化交流方面，首先要谈到的是佛教的传入。据藏文文献记载，约在公元前70年代，就有一僧人毗卢折那从克什米尔到于阗传播佛教。以后，在公元初东汉时期，佛教又传到中国内地。东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当时都称佛为浮屠，佛经即为浮屠经)。一般即以这一事件作为佛经传入汉朝的证明。东汉安帝末年(113)，西域疏勒王臣磐已是一个佛教徒。

僧人作为传教者前来中国多半与商队同行，这些僧人和商人往往就在内地定居下来，他们不但传播宗教，而且带来西域的文化，丰富了中国各民族的文化生活。

二、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导致人民流离逃亡，不少边疆民族迁入中原。《晋书·文帝纪》称，魏末晋初时，归附内迁的少数民族达“八百七十余万口”。

十六国时期，许多地方王朝乃少数民族所建。如后汉的建立者刘渊是匈奴人，北凉首领沮渠

蒙逊是卢水胡，后赵的建立者石勒是中亚塔什干人，前燕、后燕、西燕和南燕的建立者慕容氏是鲜卑人，西秦首领乞伏国仁和南凉首领秃发乌孤也是鲜卑人，前秦的建立者苻氏为氐人，后凉首领吕光也是氐人，后秦首领姚苌是羌人，等等。这些少数民族的首领大都没有文化，但在当权后则羡慕汉文化而实行汉化政策。如“吕氏、秃发、沮渠之徒，俱非汉族，不好读书，然仍能欣赏汉化，擢用士人。”

北魏的建立者是鲜卑拓跋部人，孝文帝拓跋宏(471～499年在位)是一个力主汉化的皇帝。汉化的实质是要仿照汉族的办法来进行统治，证明自己非外来王朝，而是继承了正统。他迁都洛阳，禁胡服，禁止使用鲜卑语，改鲜卑复姓为汉姓，改官制，改律令等等，无一不是仿照汉族的统治方式。所有这些措施，都促进了少数民族的汉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有汉人被胡化，也有胡人被汉化。而且，在北朝地区，汉人的胡化现象还很严重。但最后孰为优胜者呢?从历史的发展看，却是胡人的汉化取胜了。终于在文化繁荣的唐朝体现出来。为何如此，我以为，这就要看哪一个民族的文化较优。从全世界的历史看，在冷兵器时代打仗，较文明的农耕民族常常打不过野蛮的游牧民族，但后者在进入文明地区后又会被前者的文明所征服。这可以说是一种规律。

胡化之所以没有胜过汉化，就在于胡人之文明程度不及汉人。有的少数民族连自己的文字也没有，所以他们也就没有自己的文献记载。他们的宗教、礼仪、风俗、习惯等等，也几乎与汉人相混并受汉人影响，故他们在夺得政权以后，其政治(包括职官、刑律)、经济(生产、税务、财政)、文化(礼仪、音乐)、军事(兵制)和战争等一切方面都要模仿中原汉族的传统。这样一来，虽然有许多汉人胡化了，但并不能改变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格局。

这个时期，佛教更加发展了。处于苦难中的人们，除了以中国原有的本土宗教寄托其精神之外，也想从外来的佛教和其他宗教找寻解脱，一些高僧则去西方求法。

据记载，公元260年，僧人朱士行从雍州出发，去于阗搜寻大品《般若经》，后死于于阗。据《洛阳伽蓝记》记载，5世纪前后，又有法显、宋云和惠生等高僧前往西域求经。法显到了鄯善、龟兹、于阗、疏勒等地，公元402年还到达北天竺。法显于412年回国，前后15年，游历29国，写成《佛国记》一书。404年，又有后秦僧智猛与沙门15人从长安出发，去印度求法。公元436年，北魏曾派遣董琬、高明去中亚。公元518年，北魏僧人惠生和宋云奉灵太后之命前往五天竺求经。他们历经吐谷浑、鄯善、且末、于阗、朱驹波、汉盘陀，越葱岭，到中亚和印度，取得佛经170部回来。

除了中国僧人去印度取经外，还有西域的众多佛教徒来中国传教。知名的有：竺佛朔、安玄、康孟祥、竺大力、支谦、(印度僧)维祗难、竺律炎、康僧会等，其中最著名的是鸠摩罗什、支谦、道安、支遁、慧远等。他们来中国，除了传教外，主要是译经，译经的地方，最早的是洛阳，还有长安、武昌、建康(建业)、庐山、敦煌、襄阳、姑臧等地。由于他们的翻译，使许多在印度已经失传的佛典，得以传到中国并保存。这既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也给中国的思想和哲学添加了新的因子而使之更加丰富。

佛教的传播仅靠宣讲经文是不够的，普通的群众也不可能去读那么多高深的佛典，绘画、雕塑也被用来作为宣传教义的有力方式。这些雕塑绘画的内容，多是佛像和佛传故事，或表现供养人虔诚的画像。如这一历史时期在广泛兴建的寺院中都有塑像和绘画。在新疆的阿克苏、库车、吐鲁番等地，在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洛阳龙门、山西大同云冈等地，我们都看到人工挖掘出来的供僧人静修和信众拜佛的佛洞，其中塑造的佛像和壁画。这些佛教遗迹反映出有印度或西方希腊的雕塑和绘画技法的传入，成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从公元304年匈奴后裔刘渊称汉王到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统一中原，一共是135年。在这135年中，有众多边疆民族和域外人员入居内地。到北魏统一中原时，内地多民族杂处的局面已经形成。再从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中原到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全国，又是150年。这两段加起来一共是285年。这285年，可说是作为经济文化交流渠道的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第一阶段，也可说是中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正如王仲荦先生说的：“自秦汉以来，先后活动于中原地区的匈奴、羯、氐、羌、鲜卑、乌桓、丁零各族，到了北朝末年，已经和构成中华民族的主要骨干汉族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因为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他们进入中原地区，其文化也都随之传来。他们与中原传统文化实现大交流，互相补充，互相影响和互相融合，这也就使得中华文化的内容大为丰富了。又由于中国各民族的大融合，从而使得中华民族总体上更加发展壮大了。民族融合这种情况在汉代及汉以前的史书中较少提到。到魏晋南北朝以后，民族融合的现象便很普遍了。这也为我们进入强大辉煌的隋唐时代打下了基础。

 

三、唐代的繁荣强大是多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结果

 

经过此前近三百年的大融合，汉族虽然发展增强了，但隋唐之际，在亚洲北部大陆，还是突厥部族较为强大。到7世纪中期，唐朝平定西突厥，统一西域，设安西四镇，于公元658年将今中亚地区列入唐朝的治理范围。唐朝遂成为中国中古历史上一个极其强盛的王朝：“东至高丽，南至真腊，西至波斯、吐蕃、坚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唐朝的对外交通渠道也更加发达了。不但是历史久远的陆上交通(即丝绸之路)，就是海上交通也更全面了。如，唐德宗时的宰相贾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旧唐书·贾耽传》)于贞元十七年(801)撰成《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后史家据之叙述当时入四夷之路有七条。包括通西域(今新疆地区)和中亚西亚的路线，北通回鹘的路线，东通新罗与日本的路线，经海路和陆路以及经塔里木盆地通印度的路线等等。这也就把现在所谓的丝绸之路都包括进去了。既有如此发达的对外交通渠道，唐朝时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也就空前繁荣起来。

但唐朝的根据地，其首府和政治中心是在关中的长安，故其关注的主要点和国防的重点还是在西北即中亚方面，故安西四镇为国防之要地，唐朝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四镇。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唐朝不能不“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

当时的唐朝首都长安，无论从城市的规模、建筑的壮丽、商业贸易的繁荣和人口数量等诸多方面看，都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都会。当时居住在长安的不仅有国内各个民族的人们，而且有来自欧亚各地的侨民。有中亚和西亚各种宗教的传教者和信徒，有来自日本和新罗的留学生与遣唐使，有真腊、波斯、大食(阿拉伯)、罗马等各国的外交使者或商人。

南宋儒学大家朱熹曾说：“唐源流出于夷狄。”唐朝对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都是很尊重、宽容的，其政策是很开放的。因此，唐朝对外国外族的纷繁多样的文化，能够吸收接纳，使唐朝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文化大国。

从7世纪中期(太宗于630年称天可汗)到8世纪中期(755年安禄山叛乱)这一百余年，可说是唐朝的全盛时期。这段时期，世界上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622年，伊斯兰纪元开始，阿拉伯于654年灭波斯，随后越过阿姆河入侵中亚。751年，唐在西域与大食战，败于怛逻斯。阿拉伯势力接近中国。641年，文成公主出嫁吐蕃。663年，吐蕃取吐谷浑青海地。670年，吐蕃攻陷安西四镇。以上唐朝、吐蕃与阿拉伯三方面的大事都是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发生的。从此可以看出，唐代中国的外患主要是在西北方面。而其中“吐蕃之强盛所给予唐代中国内政(有)最大之影响”(陈寅恪语)。当时唐朝的对策往往是联大食以制吐蕃，但在互相争斗中，吐蕃与唐朝几乎是同时衰落了。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也在750年取代了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是阿拉伯文明昌盛的时期。中国与阿拉伯的文化交流是这个时期最美好的篇章。

比利时史学家皮朗认为，7世纪末阿拉伯人崛起，切断了西欧和东方的贸易，使查理曼国家变成完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国家。所以他认为，“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这话虽不一定完全正确，但阿拉伯人扩张所引起的战乱对丝绸之路上的商业贸易多少还是有所影响的。就中国的情况看，阿拉伯人向中亚的入侵，吐蕃夺取四镇而占据西域，使中原地区通西域之路断隔。尽管当时中国与中近东还有海上的交通，但没有西欧与东方的直接交通。

8世纪中叶以后，吐蕃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攻陷河湟，使得从内地去西域的交通断绝。自天宝以后，唐朝派驻安西、北庭等地的地方官员要向朝廷奏事，都须绕道，经过回鹘地区来长安。西域使人之居留在长安者，欲回去也因归路断绝而不可能。

从8世纪后期开始，丝绸之路逐渐走向衰弊。当时的唐朝，外因怛逻斯之战失败而失去对西域的控制，内有黄巢起义和南诏攻蜀(9世纪50年代后期)，不但南北运输之路一度遭到阻断，对外交通亦改由回鹘路与海路为主了。8世纪中叶以后海路的方便已超过了陆路。故来华经商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诸色杂胡，取海路来的更多。

阿拉伯帝国在阿拔斯王朝时期文化甚是发达，阿拉伯人对中国文化十分仰慕。先知穆罕默德就有一句名言：“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故来华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等多汇聚在广州、泉州，以及江浙沿海港口。因有各种有利的条件，故侨居或定居于中国各地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往往成千累万计。

阿拉伯穆斯林是很会经商的，他们的足迹可谓遍及天下。穆斯林还有一个朝觐制度，他们即使耗资巨大，经历险阻，也要前往麦加朝觐。这也使他们要开拓各种道路，不也就是开拓了商路(丝绸之路)了吗?

由于穆斯林朝觐制度和国际交往的开展，穆斯林的朝觐者、出使者和商人们经行的范围也就日益广阔。向东，经陆路和水路可达中国;向南，可达非洲的南端;向北，经中亚和里海可达俄国;向西，可达大西洋的沿岸。10世纪末的地理书《世界境域志》提到，在公元821年，阿拉伯旅行家塔明姆曾东游到了九姓古思人的地区。阿拉伯旅行家之到达九姓古思人的地区，被作为难能的事件而被特别记录下来，说明当时从中亚西亚东去的道路充满险阻。这种商路险阻以至断绝的状况，是由以下因素造成的。在中国，唐朝在751年败于怛逻斯战役以后，又于755年发生安史之乱。为了平乱，唐朝将其戍守西域的军队全部撤回。763年，吐蕃又攻陷河湟，并一度短期攻陷长安。这就使丝绸之路为之阻断，东西交通与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几乎成为不可能。吐蕃既强大，乃进攻西域，企图夺取小勃律以图四镇。曾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回纥，则居功自傲，暴横为虐。帮助唐朝镇压黄巢的沙陀，乘乱发展自己的势力，建立后晋、后唐和后汉，相继形成五代十国分立的局面。之后宋朝虽实现统一，结束了这种分裂，但仍是孱弱无能，北有辽、金与之对峙，西有吐蕃、党项、西夏各自割据一方。在中亚，也是地方王朝林立，萨曼王朝由盛到衰，喀喇汗王朝内乱不宁。12世纪中叶，西辽征服中亚，但仍与花剌子模敌对，互相交战。上述这些状况，要到蒙古征服中亚、西亚，统一中国，使中西交通畅通，丝绸之路才得重新出现其往日的繁荣。

四、元代今新疆和中亚、西亚各民族都非常仰慕中华文明，故西域人华化甚盛

 

从755年的安史之乱，到1271年元朝统一，其间分裂局面延续了五百多年。这五百多年的割据对抗和民族纷争终于因元朝的统一而宣告结束。元朝对中国历史的贡献，一是扩大了中国统一局面的规模，不仅巩固以前中国的疆域，而且因为在国内设置13个万户府，使西藏地区也永远成了中国疆土的一部分，从而使中国的疆土达到空前的规模。二是扩大了海内外的交通联系。这类联系向西达到中亚、西亚，以至于阿拉伯和非洲东北。海路通达于东南亚、菲律宾、印尼、印度洋、波斯湾和红海。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派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前来蒙古修好。1253年，又有法国国王路易派遣修士威廉·鲁布鲁克来和林见蒙哥汗。最著名的是在忽必烈汗时的1271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之来华，还在中国做了官。他的《马可·波罗游记》闻名于世，影响了后来想寻找去东方之路的一代一代的欧洲人。上述事件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丝绸之路又重新繁荣起来了。陆上和海外贸易的发达使元人的地理知识大大超越前人。这表现在明初绘制的《大明混一图》(1389年)中。元代是丝绸之路重新畅通、再放光明的时期。三是元朝的统一，使边疆各个民族大批迁入内地，而汉族也有很多人移居到边疆。各民族的杂居有利于民族的融合。如唐朝以来涌入中原的沙陀、吐谷浑、党项、契丹、渤海、女真以及其他多种部族，元朝以后就不见了，他们都与汉人、南人融合了。从中亚、西亚迁入中国内地的许多民族，经过融合、汉化，则形成人数众多的回族。可见，元的统一对于促进民族的融合(华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但民族，甚至宗教也能融合。陈垣先生就曾经说过，禅宗是华化的佛教。我个人则认为，回民因接受了中国许多的传统信仰，如讲义气、信关公、尽孝道、重诚信礼义等，他们信仰的伊斯兰教也可以说是中国化了的伊斯兰教。

元朝的统治者，像中国历史上的各个少数民族王朝的统治者一样，也是采用其前代传统的理念和方法来进行统治。如，忽必烈当政时设立了国子学，让蒙古贵族子弟入学，学习儒家学说。也设有回回国子学，国子监，讲授回回文(亦思替非文字)。元朝政府使用三种语言文字：蒙古语文，汉语文，回回文(亦思替非文字)和波斯文(因是穆斯林语言)。元仁宗于延祐二年(1315)恢复科举考试，考四书五经时，须用朱熹传注。遂使四书五经成了圣经。这就使传统的中国儒学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化的主流。

因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了蒙古统治者的治国之道，故色目人的华化空前加速。元朝时期在色目人当中出现的大量精通汉文化的杰出人士，遍及儒学(有廉希宪、不忽木、马祖常等)、文学(诗人有泰不华、萨都剌、丁鹤年、余阙、贯云石等)、经济、美术(书法家有康里巙、盛熙明，画家有高克恭)、礼俗、技艺(建筑家有也黑迭儿)等诸多方面。在蒙古人统治的元朝时期，不但没有使华人被蒙古同化，反而是有大量的蒙古人和色目人被华化了。他们为何要皈依于中华文化呢?陈垣先生认为，并非为了应付科举，也不是要通过考试去谋取功名，“爵禄之恩不如礼义之教”;当时有汉人改姓蒙古的，也有色目人改为汉姓的。陈先生说：“汉人以蒙古为名，是出于利禄”;“色目人取汉名，则出于醉心文化。”色目人追求中华学问，因为“学问可以美化气质”。故在元朝时，“西域世族，类能以诗书化其朴野。虽起家甲胄，一二传即沾被华风。其旧俗譬之江河，中国文明则海，海无所不容，教无所不化。”总之，西域人之华化，是慕效华风，出于自愿。

我们如果以陈先生总结的上述各点作为启示，去思考以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化与汉化的问题，我们的思路必能豁然开朗。外来的文化，确是必须适应我国的历史、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才能融入到我国的文化中来。不管以夏变夷，还是以夷变夏;不管我们想拿外国的什么东西来改变自己，还是我们要去改变外国，都要看是用什么东西去使人家改变。当然，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问题是我们怎样吸取精华，去除糟粕，以使我们的文化得到升华，发扬光大。

 

五、十五六世纪以后东西方的不同命运

 

丝绸之路的繁荣到元朝时可算最后的一个阶段，元末以后，进入衰落时期。衰落的原因甚多，可分为内因和外因。总的说是时代变了。这种变化就发生在十五六世纪以后，即资本主义开始发展以后。当然，东方各国内部的政治经济情况应当说是决定的原因。

因汗位之争，13世纪60年代后期发生了海都、都哇的叛乱，1269年以海都汗为首的反对忽必烈与伊尔汗的同盟成立。在西面，也发生伊尔汗国与察合台汗国的战争。遂使中亚地区兵连祸结，延续多年，这影响到丝绸之路的交通，以至影响中亚和西亚经济的发展。

1321年左右，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东部被称为蒙兀儿斯坦。西部群雄混战，终被帖木儿统一。在帖木儿及其后继者的时期，中亚的经济文化曾一度相当发达和繁荣，出现了像兀鲁伯那样尊重科学而且本人也是科学家的君主。在帖木儿、沙哈鲁和速檀·忽辛时期，撒马尔罕、赫拉特都曾成为繁荣富庶、文化发达的都城。但到15世纪后半期以后，中亚诸国却无可挽回地衰败下去了。到明朝时，今新疆地区的蒙兀儿斯坦诸汗王，不断侵犯边境，明朝无法根绝这种状况，只好闭关绝贡，拒绝同西域的交往。而再西的中亚地区，宗教的狂热更加高涨，对异教、异文化歧视空前。所以我认为，从15世纪后半期起，丝绸之路就进入了衰落和几乎中断的时期。这种局面，甚至延续到清代。

与此不同的是，在西方却迎来了一个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的时期。

15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欧手工业逐渐向工场手工业发展，贸易从小范围扩展到海上发展。

“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和十六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

由于从《马可·波罗游记》等传播的信息了解到东方的繁荣富庶，那些西欧国家想寻找去东方的途径。可这时联系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上充满危险;海路方面，以前阿拉伯虽有通中国的海上交通，但西欧直接通东方的海路还是没有的。于是，西欧诸国都努力去开辟新航路。在这方面，走在最前面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结果，迪亚兹于1488年抵达了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到达了美洲;1498年，达伽马到达印度。1521年，葡萄牙人麦哲伦实现了环球航行。这些可说是基本开通了从西欧直通东方的新航路。吴于廑先生对这些事件的评价认为，这是将自古以来陆上交往为主的局限突破了，海道取代了陆路交通的主导地位，海道无往而不达，海运的船舶取代了陆上的马、骆驼、大篷车等等。所以，15世纪以后的海上交通必然要突破陆上交通的局限。海道大通以后，交往的范围不再是地区性的了。它对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这也是西欧人寻找去东方道路的结果。而其时的陆路交通仍为畏途，故随着新航路的开通，西方也不再那么依靠陆路交通了。

开辟新航路的行动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努力。在这些国家的内部，则发起了改革，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恩格斯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这个时代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新教的欧洲则称之为宗教改革。”总之是一个封建主义被市民阶级粉碎，以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它包括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农民战争等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运动。

文艺复兴首先在资本主义先进的意大利发生，相继在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和东欧都有表现，自然科学也是在这场革命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经过对宗教及其精神枷锁的反抗与打击，把教会的“精神独裁”摧毁了(恩格斯语)。于是，在欧洲，终于导致了一个产生大量巨人的时代的到来，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奇观。政治上改革的结果是国王的政权依靠市民阶层打垮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起民族国家。

东欧的俄罗斯，遭受蒙古金帐汗国的统治达两个半世纪之久(1240～1480年)。伊凡三世、瓦西里三世、伊凡四世这几位国王开始进行改革，把俄罗斯建成为一个专制制度的封建国家。彼得大帝(1682年即位)进一步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制，同时制定西方化的政策。兴办工场，发展贸易、教育文化与科研事业，建立正规的陆海军，以加强军事力量。随后发动战争，开拓疆土，夺得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从而赶上了西欧文明进步的步伐。这样，就使俄罗斯成为能够与西欧争霸的资本主义强国。

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就是向外扩展，去侵略东方的那些老旧的经济落后的封建国家。结果是：到1881年，俄国先后完全征服了中亚的三个汗国，使之成为俄罗斯的殖民地。英国为与俄国争夺中亚，从印度北进，控制了阿富汗，也使之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在近东，奥斯曼帝国被称为“欧洲病夫”，像清朝末期的中国一样，成为西方诸国共同瓜分的对象。奥斯曼帝国所属的埃及、阿拉伯、伊拉克、叙利亚都被英、法等国控制，伊朗也在英俄的竞争中沦为英国的半殖民地。

在中亚、西亚诸国落到如此下场的情况下，这些国家是否有所反省和进行了改革呢?以奥斯曼帝国为例，土耳其就开始进行了现代化和世俗化的改革，但当时西方列强还是纷纷前来瓜分奥斯曼土耳其这个老大帝国和所谓“欧洲病夫”，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领土几乎被瓜分殆尽。所谓“东亚病夫”的中国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也很像中国，那就是民族主义高涨。在中国表现为义和团运动，在奥斯曼帝国则是伊斯兰主义高涨，他们认为必须加强宗教，宗教兴则国家兴，还努力改革军事和加强军队。这和中国清朝政府的洋务运动也差不多，因为感到西方国家船坚炮利，打不赢，所以要改革军队。无论是奥斯曼帝国，还是其附属国，都是这样。如果没有强大的工业，是不可能建立起强大的军队的。故他们在改革中，未能创建出能够与西方列强抗衡的军队。

以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进行的改革，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土耳其又战败，领土再次被列强瓜分，根据列强的《色佛尔条约》，土耳其近乎亡国。凯末尔将军指挥土耳其军民抗击协约国侵略军，保卫住了土耳其在小亚细亚和东色雷斯的领土，得以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伊斯兰主义拒绝世俗化和现代化，使土耳其濒临灭亡，凯末尔雷厉风行的世俗化改革，终使土耳其转危为安。

土耳其的改革与西方国家的改革之不同在于：一是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改革他们的宗教，二是没有解放他们的思想，三是没有发展现代工业，因而也就不能建立强大的军队。由于他们认为只有宗教兴才能国家兴，求助于宗教的基本教义和民族主义，发展下去就变成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甚至在18世纪中叶，还在今沙特阿拉伯地区出现了一个为反对外敌入侵、为复兴伊斯兰和反对异教而形成的瓦哈比教派(这个教派的创始人名叫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1703～1791))，该教派尊奉的是该教的基本教义，即坚持《古兰经》和圣训，主张一切应回到《古兰经》中去，根据《古兰经》的规定，对一切违反穆斯林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人，对异教徒，任何穆斯林都有权发动圣战消灭之。

中国之所以没有落到中近东一些国家那样的境地，就在于能够包容各种宗教，多种宗教并存，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中国有融化外来文明的强大力量，即使不同的民族统治了中国，这类王朝的统治者们或他们的文化不但都被中国的主流文化所征服和同化，而且他们还总是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进行统治。无论是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还是满族人建立的清朝，都是这样。所以，他们建立的王朝不能说就不是中国的王朝。由于这些少数民族对中国主流传统文化认同，其文化之融合到这个传统文化的洪流中来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丝绸之路在历史上虽几度繁荣、几度衰落，其对构建中西交通、发展中外贸易、促进经济发展和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现在的中国已不同于以往，故能提出远胜于古代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宏伟设想，也有实现这一设想的政治经济实力。“一带一路”建设，将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给丝路各国带来振兴的希望，使沿线战乱不止的国家摆脱目前灾祸遍地的境遇，让沿线各国人民能够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

【注】文章刊登于《西域研究》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