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杭州举办了第19届亚运会。在亚运会前夕，杭州的诸多博物馆围绕着亚运文化和亚洲文化交流以及杭州的城市历史，推出主题展览。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在2022年11月推出了“千帆之下——唐宋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众生相”展览（图1）。该展览围绕着唐宋时期东亚区域的海上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展开叙事，旨在通过人物的视角来解读东亚文化圈在唐宋时期的海上交往图景。

一、策展的视角：大历史观下的小切口

海上丝绸之路是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都极其庞大的一个主题，广义上的海上丝绸之路包含了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所有海上通道，从时间范围来说，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流故事几乎横跨了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展览的场地——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临时展厅总展线只有约176米，这样宏大视角下，面对有限的展陈空间和有限的文物，我们怎么样来组合出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

策展团队首先把海上丝绸之路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里进行了解读，从唐代到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型变革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原王朝的都城，从关中逐渐迁往沿海。隋唐时期，尤其是前期的政治经济重心是以关陇地域为本位，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在对外交流方面，也是立足关陇，打通西域，陆上丝绸之路在隋唐时期得到了复兴。安史之乱后，唐朝在西域的控制力逐渐削弱，西北丝路被切断，加上造船技术的进步，以及海路交通所具有的低成本、快速和大载量的优势，南方的扬州、泉州、广州等开始成为胡商辐辏之地，唐朝的对外重心向东南沿海转移。随着五代战乱的结束，宋代将都城从关中迁移到了开封，北方大片土地被辽、西夏政权所占据，宋朝的西向之路被阻遏。而南宋更是将都城进一步迁移到了东南沿海的临安（杭州），国家的经济重心和对外交流的重心同时向东南方向倾斜，向海而行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由此而起。即便到了元明清时期，中国的首都再也没有迁移回到中原或关中，而是选择了靠近沿海的北京或南京。

在这个大的历史趋势下，可以看到海上丝绸之路从唐代中后期开始走向繁盛，因此，展览的主要关注焦点就定在了唐宋时期。

另一方面，策展团队探讨了浙江、杭州区域在海上丝绸之路的特殊地位。唐宋时期，经济重心的南移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从隋代开通大运河开始，杭州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南端终点，起到了重要中转枢纽的作用。杭州连通钱塘江、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三大水系，“咽喉吴越，势雄江海”，因此有诸多的来往船只在杭州中转，在唐中后期就形成了“万商所聚，百贷所殖”的盛景。杭州周边的港口，以福建省的福州为界限，在此北的杭州、明州、温州、台州等地皆是以东北亚尤其是朝鲜半岛和日本作为主要交流的对象。因此，展览将关注的地域焦点定在了“东亚海上丝绸之路”。

策展团队在大的历史和地理视角下，选择了一个较小的切口——唐宋和东亚，这两个词语将“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大叙事缩小到了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区域。再进一步，策展团队将展览的切入点定到了“众生相”，以千帆之下人的故事，来讲述海上丝绸之路，因人而叙事，既避免了“宏大叙事”，也让展览的故事性得到了保证。

二、 选择的难题：小人物反映大历史

既然是以人为切入口的展览，那么选择什么样的人，就成为策展团队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选择的人，需要有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反映出这个时代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面貌，是展览最大的难题。

以人物为线索讲述丝绸之路故事的展览已有先例，2019年，中国丝绸博物馆策划推出了“丝路岁月：大时代下的小故事”特展，就选取了13个时代不同、民族不同、身份不同的族群或人物，以小见大，呈现丝绸之路上的文化碰撞。本次展览较之“丝路岁月：大时代下的小故事”展，切口更小，时间和空间的范围更窄，可选择人物的范畴也更小。策展团队从唐宋时期的东亚选择了15个人物或群体，来表现唐宋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众生相，这些人物或群体的选择是立足于以下标准的（图2）。

首先第一个标准，是这个人物在某个方面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比如在讲述唐代中后期东亚民间私商的兴起的时候，必然会把视角放到浙东最重要的港口明州（宁波）。唐中后期开始，中国的经济重心和政治重心逐渐南移，由原来的关中移向中原地区，进而在南宋南移至江南，这使得江南区域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明州作为港口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洋流季风的影响、浙东运河的再疏通、唐中期开始的独立建制，都让明州港口得到了发展的契机。通过浙江近海的航线，明州也能沟通邻近的温州、台州、福州各港口，进而组成唐宋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贸易港群落。而明州私商的崛起，张支信（或作：张友信）是典型的代表人物，他曾创下了当时中日航线的最快记录，也开创了明州商人承接海外人员运输订单的先河，又曾以商人身份担任日本大宰府的“唐物通事”，在日本史料中，留存有诸多记录。将这样的人物作为展览介绍的主体，无疑是需要的。

第二是这个人物有足够的“故事性”。展览的本质其实是讲好故事，人物本身具有故事性，无疑能给展览语言的组织带来极大的便利，也能便于观众理解策展人所要表达的内容。在第一单元“大国邦交”中，策展团队要通过人物故事来构筑唐宋时期东亚外交的大体框架，在这个内容中，日本遣唐使自然是非常重要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有许多人物为观众熟知，如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井真成等，策展团队最后选择了唐玄宗时期的遣唐使藤原清河，是因为这个人物，具有足够多的故事可以讲述，而这些故事足以让观众对遣唐使团体有充分的了解。观众可以通过他参与开元十二载（753）正旦朝的经历，了解唐朝对遣唐使的接待形式；通过他在唐朝的仕宦经历，了解遣唐使在唐的活动；通过他最终归国未成的经历，了解遣唐使往返路途的风险；通过这一使团携带的物品，了解唐日双方文化交流的内容……从一个人的经历上可以展开讲述许许多多的历史侧面，就得益于这个人的经历有丰富的故事性。

第三个选择标准是人物不仅有“知名度”，还要有“鲜为人知”的一面。在展览中，策展团队选择了一些称得上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比如白居易、苏东坡这两位杭州的“老市长”，杭州的观众对他们无比熟悉，但是展览文案却跳过了大家都十分熟悉的内容，把白居易和苏东坡放在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历史背景下，去讲述他们对东亚文化圈的重大影响——白居易对日本和朝鲜半岛文学的巨大贡献；苏东坡对日本五山文学的影响等。另外如平清盛这一人物，他是日本NHK2012年大河剧的主角，如果了解一点日本历史，对源平合战的故事就不会陌生，而展览中讲述了平清盛和日宋贸易的关系，特别是宋钱作为国际货币的推行，无疑为许多观众提供了一个较新的认识历史人物的视角。

最后，策展团队还将生活在滨海区域的普通百姓作为一个团体，介绍他们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他们的信仰、生活，这是博物馆人文关怀的一种体现。在以往的以人物为主要内容的展览中，大部分的内容都集中在“名人”群体，而生活在历史长河中籍籍无名的百姓群体往往是宏大叙事中被忽略的群体。展览中选择了两个角度来表现滨海之民的生活情况，其一是通过历史文献的记叙，还原在唐后期到宋代，浙江沿海居民居住分布的情况。其二是选取了一个有趣的角度——浙江台州温岭七夕“小人节”习俗，从“小人节”习俗中留存的唐宋文化历史元素，来解读滨海之民的信仰生活中所蕴涵的文化交流元素。

在梳理了可选择的历史人物后，策展团队最终将整个展览分为四个篇章，第一篇章大国邦交，通过遣唐使、履行外交职责的吴越商人、宋代派遣的高丽使节等人物，展现自唐到宋东亚世界外交交流的宏大画卷。第二篇章川流四渎，以鉴真、义天、南浦绍明等文化名人的经历，表现文化在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传播。第三篇章商旅辐辏，介绍张支信、谢国明等活跃于东亚的商人以及各国进行海外贸易管理的重要人物，构筑唐宋东亚海上商贸圈的全景。第四篇章向海而生，则以海滨的民众为主角，说明他们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

三、故事的展览：展品的选择和组合

策划一个展览，既要讲好“展览的故事”，也要做好“故事的展览”，也就是说，如何用展览的语言，将策展人想要表达的故事讲给观众，这个过程就需要展品，尤其是文物来传达好策展人的思路。展品的选择和组合就是策展最关键的一步。

在选择好要表达人物以后，需要做的第一步是把“人”和“物”联系起来，这一步，策展团队通过“专题”的形式实现。如许多人物的故事在某一个侧面，便可以将它和“物”链接起来，通过专题的链接，也可以进一步将人的故事过渡到讲物的故事。

以藤原清河为例，日本正仓院事务所收藏有两面圣武天皇所珍重的铜镜——鸟花背八角镜和盘龙背八角镜各一面，研究学者推测为藤原清河使节团带回。铜镜自汉以来，作为中原王朝常见的赐物，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在日本弥生时代中后期（公元前10世纪—3世纪中期）的墓葬和遗址中，铜镜作为贵族的陪葬品和祭祀品大量出现，以赐物的身份，成为日本初生的大和王权用于说明自身政权合法性的工具。汉代对铜镜的信仰也异化进入日本政治社会，为铜镜赋予了一定的神圣性。通过藤原清河使节团带回的铜镜，我们可以反过来追溯铜镜流传的历史，表现中日之间文化交流的一个独特现象，人和物就通过“铜镜的流传”这一专题联系到了一起（图3）。

再如路允迪这个人物，作为宋徽宗宣和年间派遣前往高丽出使的正使，他的使节团留下了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在这份文献里，留下了对高丽青瓷的详细记录，为我们今天了解高丽青瓷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展览中展出了高丽青瓷的完整器，以及包括德寿宫在内的杭州南宋遗址中出土的高丽青瓷残件，以物的展示，说明高丽青瓷的特征和流传的途径。

海上丝绸之路被一些研究者称为“瓷器之路”。在唐宋之际的海上商路上，流通最大宗的货物是瓷器，其优势在于耐保存，还可以作为船行时的压舱物和储存其他货物的容器，因此成为最受欢迎的货物。本次展览的展品组织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以各种瓷器作为主要展品，同时涵盖了玻璃器、钱币、古籍、铜器等各种能够表现文化交流特征的展品，集合了来自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宁波博物院、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灵隐管理处6家文博单位的116件（套）的展品，用物构筑了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人的世界。

四、展览的动因：如何在西湖讲述海丝

故事

在展览的策划过程中，策展团队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作为特色鲜明的专题类博物馆，如何在博物馆自身的主题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叙事之间找到连接点，也就是说，西湖博物馆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展览。策展团队在展品调集的过程中，重走了展览中所提到的杭州到明州的那一段古老的路途，实地理解了杭州和明州之间的历史联系，更透彻地将历史地理知识融入到展览的最终文案中，通过这个展览，开展了思考海上丝绸之路这一遗产体系与杭州西湖、运河等世界遗产之间关系的探索，这是从微观角度思考世界遗产价值的一次探索。举例来说，杭州作为江浙沿海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本身就与海有密切的联系，在唐宋时期也是江南地带比较重要的港口。同时，杭州作为京杭运河的南端终点以及浙东运河的起点，起到了将海上丝绸之路和内陆交通连接起来的重要作用。

在展览中，策展团队刻意收集唐宋海上丝绸之路叙事中和杭州、西湖相关的人和物，将之集中呈现在展览中。比如讲述鉴真的故事时，将重点放在了鉴真东渡时带去的阿育王信仰，将之和西湖雷峰塔的阿育王塔作联结。这种叙事方式既建立了博物馆主题和展览主题之间的联系，同时也缩小了展览的叙事切口。

五、蓝色的运用：展览的设计和布展

整个展览在设计的过程中，策展团队和设计团队进行了反复的沟通，最终选择海的蓝色作为基调主色，以深浅不一的蓝色制造错落感和层次感，以白色、淡黄色和黑色作为辅助色，打造出简洁、明快的整体设计风格。展览的展线以人物展板为主要逻辑链，因此展板设计的整体性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西湖博物馆总馆的临时展厅存在大量的空白墙面，需要以版面来填补展线，所以在文案撰写的过程中，就充分考虑到了展厅的特殊情况，设计方同时也借助具有海水波纹的整体蓝色版面来覆盖墙面，通柜内部也采用整体版面，和墙面进行呼应，构筑展览设计的整体性，让参观者最大限度地关注展览的主线脉络。

在文物展品的布置上，展览团队对展台做了特殊设计。展览的展台全部使用特殊订制的木结构展台，展出展品的表面使用水纹玻璃营造出展品“漂浮在海面上”的感觉（图4）。展品中有不少瓷器，瓷器的展示对光照的要求非常高，因此要避免蓝色水纹玻璃的反光影响瓷器本身的色泽展现。策展团队在提出创意设计后，对水纹玻璃的材质和反光度进行反复挑选测试，选择合适的材质，营造出海上丝绸之路物资外来的展陈效果。

展览中还做了大量的场景复原，在出水瓷器展示的部分，以“南海Ⅰ号”沉船作为原型，复原了一艘宋代的海船，同时以水纹灯营造出海上航行的气氛。“滨海之民”篇章除了版面以外，还以蓑衣、渔具、斗笠等渔民常用的工具以及老旧的砖块，搭建了渔民生活的场景，供参观者身临其境地体会滨海民众的生活。

另外，策展团队用带有海鸥鸣叫声的海浪声作为展厅背景音，营造一种沉浸式的观展氛围。展览主视频邀请了知名学者孙英刚、包伟民解读唐宋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大背景和杭州在此阶段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在展厅循环播放的同时通过自媒体传播，对展览内容进行深入解读。展览期间还与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合作，邀请了四位学者，从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传播、中韩交流、中日交流等多个角度开展线上讲座，进一步提升展览的学术传播水平。

一个展览的完成，并不是策展团队任务的结束。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仍在延续，千百年来，浙江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山海呼应的地理环境中勇立潮头，扬帆海外，书写了无数不平凡的故事，将海洋精神深深刻入了浙江人的骨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