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托林寺红殿壁画研究：历史、图像与文本

【作者】王瑞雷

【责任编辑】胡畔

【出版单位】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月

【开本】787mm×1092mm 1/16

【字数】600千

【ISBN】978-7-308-20927-4

【定价】188.00元

【资助】浙江大学文科高水平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承古烁今，托林寺是吐蕃王室后裔益西沃（Ye shes ’od，947—1024）在象雄文明故地所开创的古格王国的政教中心，它不仅是古格王室参政议政和颁发诏令之所，更是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启序幕之圣地。本书以该寺红殿壁画为切入点，通过对历史、图像及所据文本的翔实考证，呈现了古格佛教艺术复兴之潮、西藏地方政教变迁之景和我国多民族文化交织之维。

吉光片羽，托林寺红殿是由古格国王赤·南喀旺布平措德（Khri nam mkha’i dbang po phun tshogs lde，1409—1481）主持重建，为现存15—16世纪古格王国佛教复兴期遗留至今的最大的佛殿。作为王室贵胄参拜礼佛的重要礼仪空间，其壁画是昭示早期古格王国政教韬略的历史之镜；其图像配置隐现了西藏西部与卫藏地区诸教派的互动关系和政教话语。通过剥丝抽茧地接通历史、图像和文本所依，作者发现红殿借古开今重构了古格早期艺术传统，壁画呈现了先祖益西沃与大译师仁钦桑布（Rin chen bzang po，958—1055）于11世纪初所建立的“瑜伽上派”（Yo ga stod lugs）之传规。该传规曾被后藏地区年楚河流域诸寺传承，后经由布顿·仁钦珠（Bu ston rin chen grub，1290—1364）和萨迦派叔侄发扬光大，才得以见诸托林寺红殿的绝世精美壁画。

金玉珠贝，托林寺红殿遗存的解读关乎西藏西部文明演进的关键性内核，是西喜马拉雅地区重要的历史性纪念碑，其壁画内容为古格王国中晚期扑朔迷离的政教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线索。壁画所据文本及图像传承具有连续性、正统性和层累性，其图像遗存以深奥精妙的视觉语言再现了波澜起伏的古格政教关系演变进程。托林寺红殿艺术以冰山一角实证了藏传佛教是融合本土宗教实践而形成的文化系统；古格早期艺术传统及其与卫藏地区在政教方面的关联互动，丰富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内涵。

    要了解今天西藏藏传佛教艺术，必须了解后弘期的古格佛教，而要了解古格佛教，作为古格王家寺院的托林寺红殿就极为重要。瑞雷的这部新著，是迄今为止所见研究托林寺红殿最具深度和广度的成果。全书不仅重点突出，以问题和专题研究为突破口层层深入，而且视野广阔，对西藏西部及其周边地区的佛教艺术遗存均有涉及。全书图文并茂，内容丰富，论证精密，新见叠出，堪称中国新一代藏学研究新秀面对世界的华丽亮相，一册在手，西藏西部佛教世界的大千世界和无限风光可尽显眼底，乃不可不读之难得佳作。

——霍巍，四川大学杰出教授，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

    作者从遗存至今的托林寺红殿入手，揭示了隐含在壁画背后深奥难明的佛教密宗曼荼罗图像和仪轨，展现了西藏西部及后藏地区15世纪前后波澜起伏的佛教史，也为我们探寻古格王国中期扑朔迷离的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新线索。图像与文献互证，见微知著，个案研究而成为鸿篇巨制。

——张建林，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一位学者敢将托林寺红殿壁画作为研究对象确实需要相当大的勇气。虽然它只是一座佛殿，但其内部壁画的研究需要涉及西藏阿里15世纪前后的历史、社会、重要人物、图像学与艺术风格等多重讨论，学者不得不面对西藏西部这一历史时期的黑障，发前人之所未发，殊为不易。此前诸学者之论，多囿于一隅，或有此顾虑。瑞雷博士论文即以此为题，今又以十余年功力之积淀，删订成册。翻阅一过，颇觉欣喜：宏观之处，纵论阿里艺术史之脉络；细微之处，抽丝剥茧，发凡出新，娓娓道来，洵属近年来西藏艺术史研究成果之大作。

——罗文华，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员，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长

    西藏艺术史的研究之路虽然孤寂、艰辛，充满曲折，但瑞雷一路披荆而来。其新著视野广阔、极富洞见，不仅从微观层面解决了托林寺红殿壁画前人未能解决的历史、图像与文本传承等问题，更是从宏观视角试图构建了15—16世纪古格王国佛教艺术的发展脉络，以及古格与后藏地区佛教互动之关联。借唐代大诗人高适名句相赠：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

——熊文彬，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及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

    西藏西部的佛教艺术在西藏艺术的发展演变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其中既有早期特定地理环境和特殊历史时期所形成的中亚波罗艺术风格与克什米尔造像样式，也有自13世纪以来卫藏地区业已形成的藏传佛教各派的新风格。包括托林寺在内的西藏西部寺窟艺术，其早期一方面沿袭了吐蕃艺术余脉波罗—中亚式样，另一方面接受了后弘初期与之相邻的地域艺术样式克什米尔艺术。12世纪中后期，又深受卫藏地区、尼泊尔及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沿线艺术题材及图像样式的影响。15至16世纪，早期扎根于此地的来自卫藏腹地的萨迦派与止贡噶举在该区域仍有传承和发展，新生教派格鲁派及相关艺术初见端倪并日渐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共同创造了古代阿里高原丝路东西文化交流互鉴与有机融合发展的历史面貌。15世纪中晚期的托林寺红殿与白殿绘画，保留并糅合了早期克什米尔、波罗艺术以及12世纪之后来自卫藏地区的艺术样式，并日渐形成一种具有本土化的地域样式“古格风格”。对西藏阿里不同时代，不同阶层图像的分析，可以析离西藏艺术不同阶段的发展面貌及具有辨识度的图像样式和时代风格。

    汉藏佛教艺术领域对佛教图像的构成与配置，特别是图像所依据经典文本的研究至关重要。瑞雷这本专著《托林寺红殿壁画研究：历史、图像与文本》正是十余年来寺院壁画个案研究最为突出的成果之一。全书依据寺院的布局结构，循序对佛殿（净香殿）与经堂壁画内容、图像配置展开了详尽的解读，包括壁画题记的准确录文，图像题材辨识与佛菩萨、眷属等尊格认定，曼荼罗配置分析等。全书对壁画可能依据的文献进行了网罗与梳理，并将文献经典的尊格描述与壁画图像形貌展开逐一比对，进而确定壁画所依据的具体藏文文本和传承体系；全书对红殿图像展开绵密分析，结合近年来作者在西藏西部的考察所获及文博部门在该区域新近发现的同类题材的造像例证，综合11—15世纪西藏各地与作者研究主题相关的图像展开纵横讨论，分析其演变脉络和传承经纬。作者始终将红殿壁画放置在西藏显密图像形成与发展的大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确立了其在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中的明确定位。

    本书图像与文本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红殿佛堂瑜伽续部之金刚界曼荼罗、金刚萨埵曼荼罗与恶趣清净之普明大日如来和九佛顶曼荼罗图像配置的解读，以及经堂四壁以法界语自曼荼罗为主的《文殊真实名经》广、中、略诸注疏中诸曼荼罗图像的辨析表现得尤为突出，基本解决此前学界语焉不详的经堂文殊图像讨论，本人以为本书是目前寺院壁画文本与图像研究最好的范本之一。

    从红殿的形制和壁画配置来看，其演变路径与11世纪前后的桑耶寺、扎塘寺，以及11—14世纪夏鲁寺的发展形态有关，佛堂（净香殿）与转经道是西藏寺院此时典型的建筑结构，早期佛殿（吐蕃时期与11世纪初）普遍安置胎藏界禅定印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造像，至11世纪中后期转换为降魔触地印释迦摩尼佛与八大菩萨，或是纵三世佛与八大菩萨组合，周边另有十方如来或相关的经变画与佛传故事，前方经堂由早期的廊院逐渐演变而来，多为显宗集会殿，绘制经变画或所属教派祖师传记。重建于15世纪中后期的托林寺红殿，其图像体系完美地呈现了早期藏传佛教图像系统，其间有继承，也有发展和演变。其中面向东方的佛殿仍然保留了后弘初期流行的降魔触地印释迦摩尼佛，但两侧胁侍不再是观音和弥勒菩萨，而是采用了14世纪以来涌现的佛陀与目犍连、舍利弗二弟子三尊，以及十六罗汉，达摩多罗与布袋和尚的组合方式，此与浪卡子羊卓达隆寺所见十六尊者、布袋及居士的早期图像系统相近，亦与此时白居寺吉祥多门塔罗汉殿中的配置相应，完全是显宗的图像系统，另药师佛与三十五忏悔佛，分别具有13世纪前后藏区西部和河西走廊地区的地域特征。

    佛堂南北两侧壁所绘金刚界曼荼罗与金刚萨埵曼荼罗也是此时依据传统但有所创新的一种配置。西藏西部寺院大都是金刚界曼荼罗与恶趣清净曼荼罗相组合，但红殿佛堂安置了一铺不被常见的金刚萨埵曼荼罗。值得注意的是，侧重于佛教中观与唯识理论体系的文殊和弥勒菩萨，在帕尔嘎尔布石窟（12世纪初中期）中是位于主尊释迦摩尼佛与萨迦上师的两侧，但在红殿中则被安置在金刚界智拳印四面大日如来的两侧作胁侍菩萨，与之对应的北壁金刚萨埵曼荼罗，其两侧胁侍为莲花手和金刚手菩萨。这些胁侍菩萨均不见于曼荼罗所依据的文本，是壁画设计者特意的安排，应该另有其特殊的寓意。北壁莲花手、金刚手与金刚萨埵的三尊组合可追溯到吐蕃时期胎藏界三尊，即莲花手、大日如来和金刚手三尊组合，或与其正对面的金刚界曼荼罗互构形成类似于敦煌密教石窟中左右两侧壁金刚界与胎藏界相对应的义理有关，或者是为了以理趣般若属性强化此殿金刚界曼荼罗的义旨。

    佛堂南北两侧壁之东侧分别安置的是依《恶趣清净怛特罗》新旧译本所绘的恶趣清净曼荼罗，即减缩版的普明大日如来曼荼罗和九佛顶曼荼罗。此曼荼罗与金刚界曼荼罗的组合是西藏阿里寺窟中最为常见的题材，通常被安置在寺院佛殿与正壁相邻的两侧壁，一侧为金刚界曼荼罗，另一侧为恶趣清净曼荼罗。但在红殿此图像题材的组合方式略有变动或扩增，即金刚界曼荼罗与恶趣清净曼荼罗并非面对面呈现，而是呈前后（从西至东）分布。

    安置在红殿佛堂南北两壁紧随金刚界曼荼罗与金刚萨埵曼荼罗之后的恶趣清净曼荼罗，更多的作用在于禳灾祈福。14世纪以前，西藏西部出现的恶趣清净之普明大日如来其双手结禅定印，但不托法轮。元至正五年（1345）萨迦派僧人参与建造的北京居庸关云台，其普明大日如来尚不托法轮。至15世纪以后，藏地普明大日开始托法轮，此类图像特征与布顿厘注本有关，后被格鲁派传承。历辈达赖喇嘛造像也多托法轮，或与此有关。总体来看，红殿佛堂虽绘有瑜伽部曼荼罗，但仍然更多地保留了早期显教佛堂功能，其中在绘有降魔触地印释迦摩尼（与11世纪前后阿閦佛有固定置换关系）的殿堂内原本很可能置有纵三世佛造像。壁画下方的十二弘化佛传故事等都是早期佛殿固有的组合方式，实际上与北京居庸关券顶安置的祈福祛罪五部曼荼罗有异曲同工之妙。

    藏地寺院经堂多为僧众聚集听法讲经之处，此经转经廊河佛堂连接，形成具有供佛、礼佛、讲经说法的多功能空间。16世纪以后，经堂壁画更多表现佛传、本生故事、菩萨弟子以及宗教人物传等。但红殿经堂描绘的是由繁至简极具理论体系的《文殊真实名经》诸注疏中的曼荼罗，此为15世纪托林寺红殿设计者依据后弘期初译介于藏地，经布顿大师厘定和萨迦派传承的注疏文本而绘制。

    “文殊堂”图像配置或许是受萨迦文殊自称的萨迦派影响的例证，即使在佛殿门两侧安置与古格王等大的宗喀巴造像，正如本书指出的，图像的安排仍属于萨迦派体系，宗喀巴像的出现一方面与当时宗喀巴弟子在古格王室的宗教地位有关，另一方面或借宗喀巴彰示萨迦派的传承能力，因为这一时期的宗喀巴常被看作萨迦派传承人，即使到了16世纪的青海玉树囊谦县纳温拉康仓（gna’ bo’i lha khang tshang）中，宗喀巴仍被绘在萨迦派的传承体系中。

    托林寺红殿是托林寺的主要殿堂之一，考虑到佛堂的配置，红殿最初有可能是与迦萨殿同期的早期殿堂。此外，红殿壁画只绘密乘四部中的瑜伽部，没有无上瑜伽部内容，红殿本身也看不出西藏西部常见的三层殿建筑格局，现今重置的三世佛亦安置在经堂后方与佛堂衔接的位置，不像同时期佛殿将无上瑜伽密续造像供于楼顶密室，唯一可以讨论的是在门廊的上方绘有十六位供养女，这是13世纪前后藏地胜乐金刚曼荼罗中常见的十六天魔女，将之安置在红殿门廊上方位置，其寓意有待进一步观察。无论如何，自15世纪以后，以托林寺为中心的阿里地区诸佛寺中无上瑜伽密并不流行。这令人想起11世纪初古格王益西沃和绛曲沃为禁止无上瑜伽密续在阿里地区传播而从王室层面向广大僧俗发布敕令事件，看来此制度即便在古格王国后期仍行之有效。此外，在殿堂外涂红色常见于护法殿，外侧涂白色的多属于佛殿。托林寺红殿与白殿的称呼或与显密功能分割有关。红殿以瑜伽密续为主，白殿主要是显宗系统。红白殿之称谓也可能与16世纪之后第司·桑结嘉措修建布达拉宫之后出现的红宫与白宫之俗称有关。

    瑞雷于2009年从西北师范大学敦煌艺术学院毕业后考入首都师范大学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便跟随我攻读硕士学位。他最终选择“夏鲁寺东无量宫殿曼荼罗”作为硕士毕业论文题目。夏鲁寺个案研究建构起了瑞雷博士阶段从事密教图像研究的框架。2012年瑞雷硕士毕业后同时考取了首都师范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博士研究生，但他最后依然留在首都师范大学读博。2012年本人与瑞雷及其他研究生赴藏区实习，在卫藏地区的考察结束后，瑞雷随我原单位的同事、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的廖旸老师前往阿里地区调查托林寺，回京商议后决定选择红殿作为博士论文选题，自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西藏阿里与喜马拉雅地区艺术研究的历程。

    在首都师范大学读研期间，当时同学间有文史功底很好的师友，同时恰逢本人藏文“黄埔一期”同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沈卫荣老师定时开设藏文文献课程。我打发首都师范大学的同学都去听课，学习文本分析的方法，大家在那里认识了很多语言能力超强的同学。像现在经常联系的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孙鹏浩老师、浙江大学历史学院侯哥侯浩然老师、陕西师范大学典哥谢光典老师等，同声相应，见贤思齐，跨专业的学习交流对大家都有裨益。我们大家都认可文本图像与实地考察，是汉藏艺术研究的不二法门。本人在新冠疫情前的十余年，每年暑假都带队组织研究生对河西走廊、敦煌、新疆及藏区各地进行长时间细致的学术考察，从而形成了重视文物考古资料、重视艺术发展形成的时空形态，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与民族的艺术联系放在更为广阔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的研究方法。回想某次瑞雷与我及同学去甘青地区考察，住10至25元的旅社，吃路边摊，被人家误以为是传销组织而举报……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美好的记忆。

    除了民族语言学习，瑞雷日语见长。2014年四川美术学院大足会议期间，我推荐他跟随日本早稻田大学肥田路美教授学习。承蒙教授悉心指导，在日本访学一年后，他对隋唐之际的汉传佛教图像学有了相对系统的学习，这在本书降魔触地印释迦佛早期源流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功力。2014年我正式调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瑞雷于2016年6月博士论文答辩后，同年7月进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做考古学方向博士后研究员，与本人继续合作两年。

    瑞雷博士论文成功的个案研究为他最近数年的学术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加上他本科期间得益于绘画专业的培养，使其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与图像的辨识力，这使得他在各地考察时容易发现新的材料、找到新的视角，陆续撰写了系列优秀的学术论文，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等项目，取得了不错的成就。非常感谢当时人文学院领导黄厚明老师的推荐，感念人文学院具有情怀的学术委员会老师及学校学术委员会的认可，瑞雷被推荐为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并获得通过，为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储备了人才。

    近日王毅先生在第三届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开幕式上致辞说：“环喜马拉雅地区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我们要用好这一地区的特色资源，大力增进文旅、宗教、媒体、智库、青年、地方友城等领域的交流合作，让古圣先哲的文明智慧为解决人类难题提供更多启迪，携手打造环喜马拉雅人文交流示范区。”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在学校与学院的大力支持下，近十年致力于环喜马拉雅及高原丝路、汉藏艺术领域的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开启了新的历程。希望浙江大学环喜马拉雅、高原丝路汉藏艺术与宋元以来杭州多民族文化交流研究以其内在的学理逻辑结合起来，建立完整的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基地。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我们现在关注的人还是太少了！

    记得2009年有天下午，瑞雷到首都师范大学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办公室咨询考研之事。门开了，他探头进来，我看见一张秦陇北漂青年诚恳但略显惊愕的脸……瑞雷庄浪人氏，家乡靠近天水，粗拙中糅合了更多的细腻与灵动。甘肃邻近的这几个县文脉昌盛，乡间弟子个个奋发向上，读书知礼，字儿写得好，瑞雷的父亲就写得一手好字，春节还给我门上写了对联。瑞雷硕、博、博后辗转北京、东瀛、杭州十余年，乡音未大改，我见过的说方言的学者都很厉害，可见瑞雷很不一般。

    愿吉祥！

谢继胜

2023年10月于余杭海兴雅苑

王瑞雷，甘肃庄浪人。现任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浙江省第七届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之江社科青年学者”。主要从事汉藏佛教艺术史、丝绸之路与跨喜马拉雅地区佛教艺术交流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已在艺术学、考古学、民族学、敦煌学与宗教学等领域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与国别史研究专项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课题以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等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