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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考古参评项目 | 青海都兰夏尔雅玛可布遗址
原作者: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 |
发布时间：2024-1-31 2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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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发掘单位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项目负责人杜玮项目概况夏尔雅玛可布，蒙语意为“黄色山羊出没的河滩”。遗址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巴隆乡河东村西3公里处，坐落在柴达木盆地东南边缘昆仑山脉支系布尔汗布达山北麓，地处伊克高里河、哈图河两岸山前冲积台地，海拔2990米（图一）。遗址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500～前1000年。图一遗址位 ...
夏尔雅玛可布，蒙语意为“黄色山羊出没的河滩”。遗址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巴隆乡河东村西3公里处，坐落在柴达木盆地东南边缘昆仑山脉支系布尔汗布达山北麓，地处伊克高里河、哈图河两岸山前冲积台地，海拔2990米（图一）。遗址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500～前1000年。
遗址于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发现，2013年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至2020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西北大学开展了三次诺木洪文化遗址考古调查，对柴达木盆地包括该遗址在内的15处遗址进行了科学、全面的调查，确认该遗址是目前唯一一处既有居址又有墓地的诺木洪文化大型聚落。2021年至2023年，两家单位对该遗址进行正式发掘，累计发掘面积2300平方米。
遗址规模宏大，目前探明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功能区划复杂，主要由居址和墓葬组成。遗址被哈图河横穿而过，被分为西北—东南两个大台地。西北台地位于哈图河西，为单纯墓葬区（A区墓地）；与之隔河相望的东南三角台地为居址区；居址区西南、东南方向还有两片墓葬区（B区、C区墓地）；另外在外围发现零星居址（图二）。
一、居址区考古发现居址区位于东南台地，目前探明面积约10.48万平方米，可分为居址核心区和居址边缘区。目前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核心区，边缘区域仅经过勘探和试掘。另在居址外围还发现零星居址。（一）居址核心区居址核心区位于哈图河与伊克高里河三角交汇台地处，平面呈三角形，南高北低，西侧被哈图河常年冲刷破坏，现存面积约3.5万平方米。发掘前地表可见以石块垒砌的两重石构墙体和部分石围建筑（图三）。发掘区主要位于内圈石（城）墙中部和东部，发掘总面积约650平方米（图四）。
居址核心区地层堆积最厚约3米，初步确认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现重要遗迹有壕沟1条、高台硬面1处、房址7座（图五）、瓮棺葬1座（图六）。第二阶段发现重要遗迹有土坯墙1堵（图七）、木构圈栏1座（图八）、铜冶铸遗存废弃堆积1处（图九）和少量灰坑、灰沟、火塘等；另外发现6处呈土丘状灰堆，由倾斜坡状堆积层层叠压，夹杂大量炭屑、动物骨骼、陶片等遗物（图十）。第三阶段发现的重要遗迹有内圈石（城）墙1座（图十一，图十二）、石堆等。
图五 居址核心区第一阶段东部房址及细节
（1.东部房址 2.F1石墙细部 3. F1圆陶片土台 4.F1内用火遗迹 5.F1北侧用火遗迹）
图六 居址核心区第一阶段瓮棺葬
（1.T113018出土泥范和青铜器 2.T113108泥范凹痕 3.T113109疑似陶范 4.T113109出土铜渣显微照片）
图十 居址核心区第二阶段灰堆
（1.T112106灰堆剖面 2.T112108灰堆平面）
（1.内圈石城墙 2.东南部石墙枕木 3-5.南部石墙细部）
居址中出土大量陶器、石（玉）器、骨角牙器、铜器、木器、毛织物等遗物和人骨、动植物遗存（图十三）。
（1.铜刀 2.铜锥 3.细石核 4.石镞 5.骨笛 6.骨柄石刃刀 7.穿孔木器 8.钻木取火器 9.绳索 10.编织物）
（二）居址边缘区与外围居址
居址边缘区域面积约7万平方米。文化堆积较薄，最厚不超过1米，勘探调查与试掘仅发现少量灰烬、陶片、动物骨骼等，已发掘遗迹以石构建筑为主（图十四）。
二、墓葬区考古发现
（一）总体概况
遗址现已发现三片相对独立墓地（A、B、C三区），总面积14余万平方米。结合地表踏查、考古勘探、激光雷达扫描、RTK定位，共发现墓葬3228座，已发掘52座。墓葬在地表可见石围、黄土坑两种标识物。由碎石、沙土组成的略凸起于地表的石围应是在下挖墓穴和二次扰乱时将墓葬填土堆在墓口周围而形成的；黄土坑（K）是由于二次扰乱、椁室塌陷、自然黄土沉积而形成的（图十五）。对黄土坑和墓葬的精细解剖发掘揭示了第一次下葬后并不填满墓坑、后期在墓室南部下挖扰乱、再次填满墓坑的完整过程（图十六）。
（1.可见光影像 2.激光雷达地貌模型 3.石围微地貌剖面图）
（二）A区墓地
A区墓地位于哈图河西二级台地上，平面呈长三角形，面积8.12万平方米，勘探推测A区墓地共有墓葬2611座（图十七）。地表石围直径多为3～8米，初步来看，东侧地表石围直径较小，西侧地表石围直径较大。墓地整体布局规律明显，墓葬均为东北—西南向，排列整齐、分布密集，墓葬之间少有打破关系，表明墓地使用过程中经过严密规划。其中2021、2022年在东南部、中部偏西、北部分三个区域共发掘墓葬38座，祭祀坑6座（图十八）。
墓葬均为近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规模较大者长约6米，宽3米有余，深约3米（图十九，图二十）。大部分墓葬有内外椁，个别无内椁者用木板作为葬具。外椁多由圆柏原木垒砌，挡板竖置，侧板横置，顶部铺设盖板；侧板底部设有基槽，部分连接处还保存有榫卯结构；内椁由木薄板拼接而成，有的有彩绘痕迹（图二十一）。
（1.M16外椁榫卯结构 2.M3北部侧板基槽 3.M10外椁挡板 4.M10外椁侧板）目前已发掘的墓葬均为“二次扰乱葬”，尤其上半身骨骼缺失、散乱。随葬品多见小双耳罐、双耳鼓腹罐、束颈罐、腹耳罐、带耳盆等陶器（图二十二），较多铜泡、铜铃、铜镞及零星竿头饰、衡末饰、马策、铜牛等铜器，大量滑石珠、红玉髓珠、牙坠饰、海贝、绿松石珠等组成的装饰品，以及牛角、羊肩胛骨和羊排和树皮箭箙等（图二十三，图二十四，图二十五，图二十六）。
（1.M10陶器组合 2.束颈罐 3.腹耳罐 4.双耳盆 5.双耳鼓腹罐 6.小双耳罐 7.小双耳彩陶罐 ）
（1.铜竿头饰 2.铜管 3.铜铃 4.铜钉 5.海贝 6.穿孔牙饰 7.管状滑石珠 8.瓶状滑石珠 9.扁滑石珠 10.红玉髓和绿松石珠）
（1.铜器 2.骨柄铜锥 3.铜镞 4.铜斧 5.铜牛 6.铜马策 7.觽状青铜器 8.菌状青铜器） 
图二十六 A区墓地M18出土树皮筒（修复后）及其内的铜锥和编织带
（三）B区墓地
B区墓地位于居址核心区西南二级台地上，现存面积3.54万平方米。勘探确认共有墓葬454座（图二十七），石围直径不超过5米，其中2023年发掘11座。 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有序。为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约2米，宽1.5米，仅有一重木椁，较之A区墓葬规模明显偏小，但亦为二次扰乱葬。仅随葬少量陶器、青铜器和树皮制品（图二十八）。
（1.M50 2. M44 3.M50出土双耳罐 4.M52出土木柄石钺 5.M42出土铜刀 6.M40出土树皮制品）
（四）C区墓地
C区墓地位于居址核心区东南二级台地上，面积2.57万平方米。勘探确认C区墓地共有墓葬163座，石围直径也不超过5米，2023年发掘3座（图二十九）。发掘墓葬均为近长方形的竖穴土坑石椁墓，皆为二次葬，随葬器物很少，仅见有少量陶器和树皮制品（图三十）。
（1.M40 2.M41 3.M40出土双耳罐 4.M40出土树皮筒）公元前二千纪后半叶的夏尔雅玛可布遗址是已知规模最大、资料最为丰富的诺木洪文化大型聚落；该遗址的发掘也是继搭里他里哈遗址试掘后七十多年来对诺木洪文化遗址的首次科学发掘。它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诺木洪文化的内涵，实证了柴达木盆地3000年文明史，是早期人群适应、征服青藏高原的关键例证，其具体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
（1）首次揭露柴达木盆地面积最大、功能完备的史前大型聚落，为全面研究诺木洪文化面貌、年代分期、聚落形态、生业经济、手工业技术等提供了丰富材料。该遗址是目前所见唯一一处既有居址又有墓地的诺木洪文化聚落，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发掘确认居址区堆积可分三个阶段，揭露了石（城）墙、房屋建筑（木构圈栏、石砌墙体建筑、土坯墙）、（铜）冶铸遗存等；墓葬类型有竖穴土坑墓、石椁墓、瓮棺等各类遗迹；显示出遗址复杂的形成过程和鲜明的聚落功能规划，尤其是（铜）冶铸遗存堆积的发现，对于了解西北地区青铜冶铸手工业具有重要意义。（2）发现迄今为止西北地区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好的史前墓葬群，为探索西北地区史前埋葬习俗和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绝佳案例。遗址发现三片相对独立墓地，总面积14余万平方米，发现墓葬3228座，是目前西北地区发现数量最多的史前墓葬群。极度盛行的二次扰乱葬，为探讨甘青地区这一重要葬俗的实施细节、发展演变以及人群流变贡献了丰富材料；三片墓地的墓葬规模形态已显示出等级差异，为揭示柴达木盆地乃至青藏高原史前社会分化提供了绝佳案例。（3）遗址汇聚的多元文化因素，为探讨史前农牧文化互动、早期丝绸之路和古代多民族融合进程提供了历史依循。出土的大量动物等遗存显示了畜牧业在诺木洪文化中的重要性，使夏尔雅玛可布成为探讨严酷高原环境中的人地关系的珍贵样本；土坯、红玉髓珠、海贝、彩陶、青铜器、漆器、大麦、粟、牛羊骨骼等遗存，是青海作为早期丝绸之路关键路线的实证，展现了柴达木盆地羌中道作为文化十字路口的枢纽地位，见证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渐进式发展和古代多民族多元一体融合的历史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