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经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载体，是汉、魏、唐、后蜀、两宋、清七朝官方钦定的权威文本。石经从经文文本到书写文字都体现出时代的标准，带有定本之属性，具有极高的文本价值和深远的历史影响。而创刻于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广政年间的蜀石经，在七朝石经中，又有其鲜明的特点，具有重要而独特的文献价值。

七朝石经中，蜀石经是唯一的经注本，其余六朝皆单经本。因此，蜀石经的字数最多、规模最大，所谓“宏工巨制”，“绝后空前”（杨守敬跋语）。而且，七朝石经中也唯有蜀石经为地方性的割据政权所创始。其镌刻时代由后蜀延续至宋，也是刊时最长的一部石经。

今天经常被提及的儒家经典“十三经”的概念，其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中间出现过六艺、五经、七经、九经、十二经等阶段。而正是在蜀石经中，《孟子》首次入经，实现了“十三经”的第一次结集，在儒家经典体系转换和学术转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唐代以前，我国书籍依靠抄写流传。在唐代萌发的雕版印刷业，到宋代开始较为流行，自此我国诸多书籍的形态从写本转向了刻本。蜀石经处于写本经籍向刊本流布的节点上，在经籍史上具有特别意义和价值。关于蜀石经的底本来源，传统上多将孟蜀时期刊刻的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但近年学者深入研究后发现，各经情况可能不尽相同，底本来源当分经讨论。而入宋续刻、补刻之四经，与五代、宋监本系统以及蜀大字本诸经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厘清。蜀石经在南宋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是宋代学者研经治学重要的引证之本。蜀石经是探讨儒学经典文本传承、流变链条上不可或缺的环节。

与文物价值、学术文献价值相比，蜀石经碑的艺术欣赏价值亦毫不逊色。蜀石经笔画师法欧体，秀整苍劲，宋拓贞珉，纸墨古泽，清代书法名家何绍基评价其“字有欧法，古味殊胜”，可为展玩临书之本。

在宋代以后开始湮没，至明清时仅有少量拓本流传，蜀石经成为历代藏书家的心头所好。

现藏上海图书馆的《毛诗》残拓，为清代藏书大家黄丕烈之旧藏。黄丕烈得到这件孤本后，将之重新装裱，并配以楠木书匣。而黄丕烈的装裱和书匣历尽二百多年后保存至今，成为了我国书籍装潢艺术的鲜活例证。

拓本之后，附有黄丕烈的好友、乾嘉时期考据大家钱大昕的信札，信中提及了向黄氏借读《毛诗》残拓一事。黄丕烈则手书跋语三则，其中有诗云：“留此聊为金石佞，廛中宋刻未须夸。”自注：“余喜聚宋刻，颜所居曰‘百宋一廛’，今此刻出蜀广政，又在北宋前矣。”黄丕烈以佞宋刻本著称，作此跋时称因财力问题“卖书为买书计”，然仍对《毛诗》残拓不忍割舍。而此时钱大昕也魂归道山，黄丕烈“展此遗札，题此寄慨”，便把钱大昕的信札装裱在内。

蜀刻，宋拓，黄跋，钱札，孤本，得其一者即可称珍宝，而这部《毛诗》残拓，几乎聚集了以上所有要素，在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的同时，也让后人窥探到个体生命的感慨，见证一段动人的故友情谊。

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周礼》、《春秋》三传残拓，则在曾经的藏主刘体乾的一番操作下，又有了别样的故事。其实在入藏之前，这部分的残拓已经有翁方纲、钱大昕、段玉裁、阮元、孙星衍、何绍基等留下墨迹；刘体乾在收藏这批残拓之后，更是遍邀名家，最终各家题签、题端、观款、题跋等总计225条，涉及人物超过了100人，其时间跨度从乾隆五十二年（1787）到民国十七年（1928），接近一个半世纪。另有十二幅同题《蜀石经斋图》的绘画，出自吴昌硕、萧愻、顾麟士、林纾等名家之手。为此，刘体乾甚至单独制作了一册《蜀石经题跋姓氏录》，除了上述所举，还有众多名流显贵、学术大家、丹青圣手，如瞿中溶、梁章钜、何绍基、祁寯藻、朱学勤、潘祖荫、杨继震、王懿荣、陈衍、瞿鸿禨、缪荃孙、杨守敬、王闿运、林纾、王树柟、丁传靖、郑孝胥、章梫、陈宝琛、沈曾植、杨锺羲、柯劭忞、吴士鉴、朱祖谋、章钰、孙雄、余诚格、徐世昌、王秉恩、周贞亮、马其昶、邵章、黄濬、冒广生、张謇、康有为、徐珂、姚永檏、劳乃宣、曹元弼、朱师辙、钱泳、张之洞、汪鸣銮、吴大澂、罗振玉、王国维、李瑞清等等。这部分题跋作品的篇幅，甚至超过了拓片部分，俨然构成了一部书法集、绘画集。

于是，满目琳琅的名家翰墨，连同字体端劲的金石墨拓，共同构成了一组空前绝后的艺术图卷。

1921年，身为遗民的刘体乾请当时15岁的逊帝题端，溥仪篆书“孟蜀石经”四个大字。于是，围绕着“御题”，吴庆坻、杨钟羲、沈曾植、余肇康、陈三立、吴庆焘、章梫、吴士鉴、朱祖谋、郑孝胥、曹元弼、康有为等“遗老”，纷纷在纸上“山呼万岁”，他们称颂这位“冲主”书法“雄姿走螭龙，奥雅胎石鼓”（陈三立题），“历代帝王谁擅篆，冲龄掇古仰云虬”（康有为题），而“圣上稽古同天”（曹元弼题），可谓“中兴祯兆”（朱祖谋题）。

此外，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授权，《蜀石经集存》还将馆藏的近代成都出土的残石拓片收录其中，并尽量选用了有收藏者题跋钤印的拓片。

饶是刘体乾再如何苦心孤诣，他的收藏也摆脱不了云烟过眼的命运。《周礼》、《春秋》三传残拓在归合肥李氏望云草堂之后，又归祁阳陈澄中郇斋，并由其携入香港。1965年，为了防止珍稀国宝流失海外，经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国家文物局克服重重困难，购回了包括《蜀石经》四经、《嘉祐石经》、宋台州刻本《荀子》等一批郇斋善本，交由入藏北京图书馆收藏。丁瑜《郇斋携港藏书回归知见杂记》一文谈及了此次购藏细节：

在此之前，《毛诗》残拓也已经入藏上海图书馆。自此，历经磨难沧桑、仅存吉光片羽的宋拓蜀石经，结束了长达六七百年的漂泊，进入公藏时代。

1926年，刘体乾以所得《周礼》、《春秋》三传四经残拓黑白影印售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蜀石经的流传。囿于当时的摄影制版技术水平，原件上的诸多藏印、批点细节无法有效呈现，甚至给今日学术研究带来干扰。上图藏《毛诗》残拓和近现代新出残石拓本则均从未出版。

本书首次将现存蜀石经残拓进行全面系统汇编影印出版，采用彩色印刷，对于国图、上图藏本原大原色，高度仿真还原，以全面呈现蜀石经残拓经、注文字和历代流传过程中纸张、藏印、批点等痕迹的细节。

本次制版、印制由代表业界最高水准的雅昌公司承担。全书八开，用纸为120克东方雅韵，吸墨均匀，可完美呈现原件历经岁月沧桑后各种色彩痕迹丰富的层次变化，而又触感柔和，视觉舒适。半裸脊锁线精装，全书可充分摊平，页面拼接处墨拓一笔一画、绘图一枝一叶都完整无缺。

书名“蜀石经集存”五个字，辑自与蜀石经书风相近的欧阳通《道因法师碑》之书法，采用烫银工艺，施于柔感织棉材料的蓝色布面。封底挑选近代出土《毛诗·鲁颂·駉》残石轮廓，里面文字则嫁接了《毛诗》残拓中《邶风·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四句，采用铜板压凹技术，笔画细腻又富有立体感。配以宏帛155钛美米白函套，整体效果阔气而又庄重典雅。

蜀石经的古香可爱令人叹为观止。而本书除了高度还原底本之精妙细微之处，最重要地，是一部高质量的古籍整理图书。主编虞万里先生“序言”八千余字，编者王天然先生“概述”二万多言，尽述蜀石经镌刻背景、经过，与拓本流传、形制特点、文本来源，等等；王天然先生还对残拓文字进行了详尽释录。

二位先生的论述严谨扎实，代表了当前蜀石经研究前沿的成果，便于读者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下了解蜀石经的前世今生。文字部分放在别册，锁线装帧，读者可将之与图版对照阅读。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一书中，对“善本”的定义有“三性”之说，即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项得其一者即可称为善本，而本书的底本蜀石经残拓完美地契合了这三项标准。国图、上图所藏蜀石经残拓皆为一级文物，学者即使亲临访书也很难调阅。以适当的影印方式，配以深度的研究性文字，并以合理的价位，让珍贵的文献化一为百千，走入读者书斋，正式本书的出版追求。

“片纸犹留劫外天，人间孤本此流传。”（蔡宝善题诗）携取一册，或研经稽古，或展玩临池，即可续写翰墨因缘，成全无量眼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