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位于新加坡河畔的亚洲文明博物馆，讲述了亚洲与全球文化的交流历史。走进展馆，除了展览“马尼拉大帆船——从亚洲到美洲”，印象最深的是展览对“多元共存”和“文明交流”的强调。展览除了展示文化和艺术的交流与互鉴，更体现了根植于新加坡这个依赖贸易的移民国家的思考。在展品陈列上，有意凸显来自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器物在同一场合的使用。展览虽然 ...

 位于新加坡河畔的亚洲文明博物馆，讲述了亚洲与全球文化的交流历史。走进展馆，除了展览“马尼拉大帆船——从亚洲到美洲”，印象最深的是展览对“多元共存”和“文明交流”的强调。

展览除了展示文化和艺术的交流与互鉴，更体现了根植于新加坡这个依赖贸易的移民国家的思考。在展品陈列上，有意凸显来自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器物在同一场合的使用。展览虽然介绍的是大帆船贸易遗珍，但也仿佛是当今新加坡社会的缩影。

随着新加坡对中国游客免签政策的实施，新加坡作为一个既以华人为主，又颇具东南亚风情的热带国家，不失为一个有趣的旅行胜地。除了广为人知的热门景点，位于新加坡河畔的亚洲文明博物馆（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也是我们了解新加坡的一扇窗口，它主要收藏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等地的艺术品，展示亚洲与全球文化的交流历史，值得花上一天细细探究。目前馆内除了著名的“黑石号沉船”常设展，正在举行的“马尼拉大帆船——从亚洲到美洲”也非常精彩，展览通过一百四十多件陶瓷、金、银器、漆器、家具、纺织品、油画、象牙雕刻等展品，呈现了十六至十九世纪繁盛的大帆船贸易所带来的亚洲、美洲与欧洲之间的文化和艺术交流。

图01: 位于新加坡河畔的亚洲文明博物馆。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图02: 特展：马尼拉大帆船——从亚洲到美洲

图03: “马尼拉大帆船——从亚洲到美洲”展览入口

我去看了两次“马尼拉大帆船”展览，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展览对“多元共存”和“文明交流”的强调。相较于国内前些年的“亚洲文明展”系列，本次展览除了展示文化和艺术的交流与互鉴，更体现了根植于新加坡这个依赖贸易的移民国家的思考。在展品陈列上，有意凸显来自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器物在同一场合的使用，例如饮用巧克力的一整套精美器具；在叙事方法上，展览注重艺术风格之间的影响和传承，无论是瓷器、漆器，还是家具、纺织品，不仅体现了大帆船贸易沿途之间的关联，还体现了后世对当时风格的继承与发扬；在人文思考上，展览突破了艺术层面的交流，将观众带往生产和销售艺术品的“人”的层面，告诉观众艺术风格之所以多元杂糅，除了贸易需求外，还有殖民地的建立、工匠的迁徙等因素。展厅穿插着“西班牙菲律宾殖民地的三位建立者”油画、日本使节“支仓常长像”油画这样的展品，直观地将不同类型展品的故事串联起来。

图04: 序厅的巧克力用具

一杯巧克力融汇亚洲、美洲和欧洲

序厅的展柜里，有景德镇的瓷器，墨西哥的手提箱和椰子壳杯，风格迥异，大小不一，乍一看，彼此之间似乎关联不大，但是在十六、十七世纪，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器物都有个共同的用途：饮用巧克力。十六世纪初，西班牙人从殖民地墨西哥获取了巧克力，这种食物很快就成为西班牙宫廷的宠儿，我们如今看到的器具，是那时上层社会的专享。

图05: 瓷壶和搅拌棒，中国景德镇，18世纪晚期，瓷，木，藤，亚洲文明博物馆藏。该瓷壶原本可能是咖啡壶，其手柄被替换成了缠着藤条的金属，盖子中间的洞可能也是后来为了放搅拌棒而增设的。

图06: 碟盏，中国，18世纪，瓷，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可可豆通常储存在带铁盖的大青花瓷罐中；巧克力液则盛放在瓷壶，通过搅拌变得均匀并产生泡沫；造型独特的碟盏用来放置杯子和点心；饰银的雕花椰子壳杯，即巧克力杯，用来盛装即将入口的热巧克力；这些器皿和工具可以存放在内置多个隔层的手提箱，保证墨西哥和欧洲的贵族们即使在旅行期间也能享用一杯热腾腾、冒着泡沫的巧克力。

图07：椰子壳杯，墨西哥，17或18世纪，椰子，银，亚洲文明博物馆藏。椰子原产于印度和中东，在13世纪被带到了欧洲，不仅珍贵稀少，还被认为具有抵御毒药的功效。

根据展览介绍，在十七世纪的墨西哥，不管是一天能喝四次巧克力的富人，还是土著劳工，人人都爱巧克力。而且，在全球海上航线建立后，该饮料迅速蔓延到欧洲和北美。可可豆在菲律宾首次出现可能是在1670年左右，之后菲律宾成为第一个种植这种作物的亚洲国家，巧克力也成为风靡世界的佳饮。

东方奇珍的美誉与传承

大帆船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和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之间一年只往返一次，每到1月或2月——满载珍宝的大帆船的卸货时节，阿卡普尔科市集就成了熙熙攘攘的国际贸易地。与瓷器一样，来自中国的丝绸、茶叶，中国和日本漆器、折扇，菲律宾的家具、象牙雕刻，印度的棉花，还有东南亚的香料、植物……令人们从美洲各地赶来竞相购买，有些商品还从墨西哥再销往加勒比、南美洲、西班牙等地区。

图08: 牧师法服，中国，西班牙，17世纪末，丝绸，亚麻，棉，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藏

这件华丽的十七世纪牧师法服是受西班牙一座教堂委托制作，由丝绸、亚麻和棉花制成，很可能出自中国艺术家之手，因为虽然正中的皇冠是欧洲式样，但上面绣的狮子更像是艺术家结合了欧洲徽章和中国狮子的形象。

中国丝绸成本低廉，品质卓越，是马尼拉大帆船上最受欢迎的产品。只是墨西哥和西班牙有自己当地的丝绸产业，他们曾四次发布禁令想要挫败来自中国的竞争，然而，权贵们将亚洲丝绸视为奢华的代名词，墨西哥城和利马的商人、行政人员经常无视这项法令。

图09: 马尼拉披肩，中国，20世纪初，丝绸绣花，编织，弗朗茨·梅耶博物馆藏

马尼拉披肩就是丝绸贸易繁盛的明证，它们也被称为钢琴披肩、佛拉明戈或探戈披肩，又或者西班牙、墨西哥披肩，只是看到这么多与其来源、功用相关的名称，就能想象它有多受青睐。事实上，这种披肩虽然从马尼拉发出，但却是在中国南方制作的。许多披肩上都绣有典型的中国外销图案，比如蝴蝶、宝塔、牡丹、桥梁、亭子和人物。

图10 : 身着披肩的女人，胡安·卢纳（Juan Luna，菲律宾，1857-1899年），西班牙马德里，1889年，布面油画，阿亚拉博物馆藏

菲律宾现代艺术的先驱胡安·卢纳描绘了一位时髦的欧洲女性，她莞尔转头，似乎正在向我们展示这件华美的马尼拉披肩和手中的亚洲折扇。

图11: 展览现场

看到熟悉的牡丹了吗？针线和工艺在岁月的长河里代代相传，既连接着不同的布料，也连接着不同的文化。这里展示的墨西哥服装所用的特旺纳（Tehuana）刺绣，与东南亚土生（Peranakan，特指外国人与当地人通婚生下的后代）珠绣和中国制的马尼拉披肩，均采用了类似的工艺和设计。而且，即使在大帆船贸易消失很久之后，这些商品依然遵循着古老的贸易路线。

图12: 展览现场

陶瓷部分的展示颇有意趣。景德镇印有欧洲徽章的外销瓷和墨西哥仿青花瓷的器皿隔空相望，仿佛是老朋友你来我往的聚会。

图13: 饰何塞·德·加尔韦斯(Jose de Galvez)盾形徽章的盘子，中国景德镇，约1775年，瓷器，墨西哥城弗朗茨·迈耶博物馆藏

图14: 鲤鱼汤碗，中国景德镇，1760-80年，瓷，镀铜底座可能产自西班牙，18世纪晚期，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藏

这只鲤鱼汤碗的鱼头上装饰着菲律宾皇家公司第一任总管的徽章。1750年左右，欧洲的陶瓷工厂开始生产动物形状的汤碗，后被中国仿制，并销往欧洲。中国生产的动物汤碗既昂贵又精美，是宫廷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餐具。

图15: 罐，墨西哥普埃布拉，18世纪，锡釉彩陶，弗朗茨·梅耶博物馆藏

中国外销瓷器对墨西哥陶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墨西哥普埃布拉（Puebla）的制陶技术主要来自西班牙，但其装饰和纹样却是中国青花瓷样式。这件陶罐上的魁札尔鸟有着浓郁的蓝色，其色泽和图样取自中国外销瓷器上常见的凤凰或锦鸡。

图16: 展览现场

中国和日本的漆器在美洲和欧洲备受珍视。天然生漆是从漆树上提取的树脂，最早发现于东亚，由于这种树脂会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变硬，无法继续加工，因此极为稀有和珍贵。明代中国外销漆器以剔红居多，有些采用了戗金、款彩等工艺；16世纪起，日本漆器大量出口，为了满足欧洲人的品味，艺术家除了采用黑底莳绘（maki-e）的纹样，往往还饰以螺钿。许多日本外销漆器都有宗教功能，比如神龛、讲台、储物柜等，在众多日本漆器中，欧洲人尤其钟爱带抽屉的储物柜。

图17: 饰耶稣会徽的便携式神龛，日本，1600年左右，木质漆器，螺钿；瓜达卢佩的圣母和圣胡安·迭戈异象，墨西哥，18世纪。神龛内部的原画已被替换为五幅18世纪的画作。丹尼尔·利布松收藏

欧洲人不止在殖民地印度大量种植漆树，还在本地开发仿制品。从17世纪起，中国和日本的漆器就传入了墨西哥，当地艺术家结合本土文化，生产出了有别于亚洲原产漆器和欧洲漆器的新产品，并将这种贝壳镶嵌工艺（Enconchados）运用在绘画中，形成了新的艺术形式。

图18: 瓜达卢佩圣母，奥古斯丁·德尔皮诺（Agustín del Pino），墨西哥，18世纪初，木板油彩，贝壳镶嵌，弗朗茨·梅耶博物馆藏

图19: 木箱（盖），墨西哥，1779年，木质，彩色清漆，黄金，金属，弗朗茨·梅耶博物馆藏

白银：从大帆船贸易的货币到艺术媒介

图20: 展览现场

展厅里有一个牢固的大铁箱，箱子盖内侧是错综复杂的铁条，据说西班牙人曾用这样的箱子运送金银财宝，铁制的配件和复杂的锁能够防盗。有学者估计，大帆船贸易期间，每年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在100万比索至400万比索，其中至少一半流入了中国。当时的中国凭借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可匹敌的制造业和外销网络，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西班牙想要获得中国商品，唯一可以用来交换的就是白银。

大帆船贸易通过白银在亚洲购买商品，起初用的是银条或者银锭，后来用的是银元。西班牙银元对世界贸易至关重要，并在18世纪末成为第一种国际通货。墨西哥比索，中国银元、海峡元（今天的马来西亚林吉特和新加坡元）、菲律宾比索和美元等货币，当初都是源自于西班牙银元或者其他效仿它的银元。

图21: 西班牙银元，墨西哥，1734年，银，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藏

这件展品是1734年在墨西哥城铸造的西班牙银元，波浪上方两个戴着王冠的地球象征着旧世界和新世界，拉丁文“VTRAQUE VNUM”意思是将新旧世界“合二为一”，地球两边是大力神的海格力斯双柱，柱身上缠绕的卷轴上书“PLUS VLTR”，意为“大海之外，还有领土”，直指西班牙征服全球的统治意图。这枚银元上还有几个明显的汉字戳，如“信”、“仙”等，是因为当年银元流入中国沿海的贸易城市之后，做外贸的商号对其进行秤验并在上面加印自己商号的印记，保证真假和成色。汉字戳就是这枚银元从墨西哥城辗转到华商间流通的印迹。

随着中国在大帆船贸易中获得大量的白银，将银用于艺术生产的情况日益增长，白银变成了表达艺术的媒介。从17世纪开始，银匠们为欧洲和美洲市场提供精致的银器，主要委托来自于教堂，产品包括圣杯、架子、箱匣等礼仪用品。

图22: 展览现场

图23: 银匣，菲律宾马尼拉，17世纪，银，宝石，圣奥古斯丁博物馆藏。该银匣在教堂用来存放圣餐，其原本装饰的珍贵宝石多数已遗失。银匣融合了欧洲、美洲的礼仪用品形式和中国的装饰元素，如边缘的波浪。

19世纪中期，教堂礼仪逐渐现代化，讲坛不再包银，银器的使用也越来越少，有些教堂选择将银器熔化或者出售。同时，私人对银器的需求开始增加，银广泛应用于餐桌摆设、装饰器皿、珠宝首饰等私人场合。

图24: 展览现场

图25: 牙签架，菲律宾马尼拉，19世纪，银，理查德和桑德拉·洛佩兹收藏。牙签放置于花蕊部分。

图26: 牙签架，菲律宾马尼拉，19世纪，银，理查德和桑德拉·洛佩兹收藏。牙签放置于菠萝上的小孔，16世纪的大帆船贸易将原产自美洲的菠萝带到了亚洲和欧洲等地。

图27: 香烟架，菲律宾，19世纪中期，银，理查德和桑德拉·洛佩兹收藏

贸易之外：迁徙、交流与多元共生

图28: 圣婴领航，菲律宾，17世纪，象牙，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大帆船贸易的250年间，共出航400多次，其中约59次因沉船或海盗劫掠而蒙损，航程艰险，花费巨大。西班牙皇家财政之所以资助大帆船贸易，不止是为了利润，也为了更好地控制亚洲殖民地，他们希望把传教、贸易与征服结合起来，带来了大量的传教士，以及圣人崇拜雕像，也委托菲律宾当地艺术家制作雕像，方便供奉。

图29: 圣伊格内修斯·洛约拉（Saint Ignatius Loyola），菲律宾或西班牙，17世纪末，木质雕刻彩绘，黄金，李急麟家族收藏

图30: 圣奥古斯丁（局部），菲律宾，17世纪，木质雕刻，菲律宾马尼拉王城区管委会藏

贸易繁盛期间，中国沿海地区的商人和工匠不仅依靠“福建-马尼拉”航线进行贸易往来，有些更是搬迁到了菲律宾，在当地完成委托生产和交易。展览中有一件产自菲律宾的象牙圣母雕像，其外衣的镀金装饰可能在墨西哥完成，但面部和身体呈现的是17世纪中国艺术品的风格特征，尤其是眼睛和鼻子，因为这件作品是由居住在菲律宾的中国工匠完成的。另一件展品“绘有马尼拉风景的木箱”，其箱盖内的装饰画是马尼拉最古老的风景之一，画中许多细节都与中国相关，尤其是画面右下角身着明朝服饰的人物，说明这幅画是由居住在马尼拉的中国画家所绘。

图31: 圣母像（局部），菲律宾，于墨西哥进行装饰，17世纪，象牙，镀金，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图32: 绘有马尼拉风景的木箱（局部），菲律宾，约1650-60年，木材，颜料，黏合剂，锻铁，普埃布拉博物馆藏

博物馆二楼的门厅和一楼的当代展厅分别有一个装置艺术——“生命之树”和“旅程”，它们也是展览的一部分，“生命之树”代表着家庭树，上面有华裔、非洲裔、菲律宾裔、墨西哥裔、西班牙裔的照片，以及大帆船贸易中的商品；“旅程”的中心是一块精美的地毯，装饰着四万多朵鲜花形成的地图，装置中的帆船满载着等待交易的货物，象征遥远国度之间的联系。

图33: 生命之树，展览现场

图34: 旅程，展览现场

展览虽然介绍的是大帆船贸易遗珍，但也仿佛是当今新加坡社会的缩影。新加坡既保存着殖民时期和土生文化的遗迹，也大力发展极为现代的科技产业。在这里，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和谐共处，不同宗教信仰在同一座庙宇中并存，政府组屋实行多种族共居，学校既有通用语言教学，也有丰富的母语课程。无论是如今的新加坡，还是数百年前大帆船上的艺术品，都没有因为全球贸易而过度同质化，它们呈现的是文化的多元交汇与繁荣共生。

马尼拉大帆船——从亚洲到美洲（Manila Galleon: From Asia to the Americas）

展览地点：亚洲文明博物馆

展览日期：2023.11.16—2024.3.17

（本文参考展厅文字及展览图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