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月2日，“2023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新闻发布会在陕西省文物局举行。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贾强宣读“2023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入选名单，清涧寨沟遗址、韩城陶渠春秋京邑遗址、宝鸡下站遗址、汉唐漕渠与昆明池遗址（2012—2023年）、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北城墓地、神木杨家城城址（麟州故城）入选。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郭建树，陕 ...

 　　2月2日，“2023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新闻发布会在陕西省文物局举行。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贾强宣读“2023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入选名单，清涧寨沟遗址、韩城陶渠春秋京邑遗址、宝鸡下站遗址、汉唐漕渠与昆明池遗址（2012—2023年）、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北城墓地、神木杨家城城址（麟州故城）入选。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郭建树，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孙周勇与入选项目团队及受邀媒体参加发布会。陕西省考古学会秘书长种建荣主持会议。与会嘉宾共同为入选项目颁奖。

发布会现场 陆航/拍摄

　　入选“2023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的汉唐漕渠与昆明池遗址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共同发掘，项目负责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汉唐漕渠与昆明池遗址考古不仅确定了汉武帝为开辟“丝绸之路”而开凿的昆明池的池岸线、池深、库容及相关要素，还明确地发现、确定了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汉唐漕渠的取水口和部分渠身，共同构成了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汉唐时期水利工程考古。该项考古惊喜地发现了“八水绕长安”中久已不存的滈水，并籍此确定了周都镐京的东界、南界，共同构成了周代都城和水利考古的重要发现。

汉唐漕渠与昆明池遗址项目负责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 陆航/拍摄

　　漕渠是汉武帝为解决首都长安粮食问题在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开凿的运河，到隋唐时继续得到维护和使用。昆明池是汉武帝为训练水军在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两次开凿的人工池沼，建成后在训练水军之余，成为了汉长安城的重要水源和上林苑内最重要的园林景观。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其渠自昆明池，南傍山原，东至于河”，昆明池开凿后与漕渠相连，共同组成了庞大的水网。

　　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开展丰镐遗址考古曾勘探确定了昆明池的基本范围，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对昆明池开展了新的勘探，进一步确定了昆明池范围和进、出水口及周围遗存。两次考古在确认昆明池位置、周边遗存分布的同时，在昆明池池岸位置、池形、池内高地、进出水口位置上的认识上，存在明显差异；特别是在进、出水口的位置上，均与文献记载不同，且均未发现漕渠，因此学界对两次考古的认识一直持不同意见。

昆明池西岸出水口局部（由东向西） 陕西省文物局/供图

昆明池西岸出水口发掘（东南-西北） 陕西省文物局/供图

　　2012年秋至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先后对项目涉及的汉唐昆明池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勘探。从2019年开始，先后对六个关键节点展开重点发掘，获得了以汉唐漕渠、昆明池等水利工程为中心的一系列重要认知。确定汉唐漕渠与昆明池进水区、出水渠道，确定昆明池池岸位置与池深，发现太平遗址，确定滈水及镐京东、南界。滈水的发现和确定，是长安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发现。2012—2023年开展的汉唐漕渠、昆明池考古勘探与发掘，从考古学上确定了攸关汉唐都城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的漕渠渠首及部分渠线，确定了汉唐昆明池的池岸线和进、出水口，发现了与文献记载一致的漕渠与昆明池间的沟渠联系，表明之前多数学者的研究无误。十余年来的汉唐漕渠与昆明池考古，作为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汉唐时期水利工程考古，清晰而明确地揭示出汉唐时期国家水利工程的宏伟面貌。与此同时，太平遗址的发现揭开了客省庄文化核心遗址发掘的大幕。

记者：陆航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