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嘉宾：　　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练春海，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吕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韩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文博系副教授　　主持人：　　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的龙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作为特殊的文化符号，龙文化在中华文明传承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 ...

　　嘉宾：

　　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练春海，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吕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韩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文博系副教授

　　主持人：

　　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的龙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作为特殊的文化符号，龙文化在中华文明传承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考古研究中，学界发现了不少有关龙的遗迹。在中国龙年到来之际，请为我们简要梳理一下考古发现中的重要龙文化遗存。

　　韩建业：龙是中国古人信仰中的神圣物象，不能简单理解为是一种动物，但常以某种或某几种动物的形态表现出来。因为龙不是特定的动物，所以从考古发现中辨认龙的形象并不容易。我认为中国最早的龙形象，是7000多年前湖南洪江高庙白陶上和辽宁阜新他尺西沟石牌上的大口獠牙龙，以及阜新查海的长近20米的石块垒砌的龙。高庙的龙形象两侧还带翅膀，那就是飞龙了。距今6000多年的龙形象，以河南濮阳西水坡的类似扬子鳄的蚌塑龙最为引人注目，在一座墓葬的墓主人身旁，东侧龙西侧虎，被认为是已出现天文学上二十八宿体系的物证。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流行各种鱼纹，有些正面的鱼纹还有大口獠牙，这些鱼纹在古人心目中有可能象征龙。赵宝沟文化陶尊上也有龙形象。距今5000多年在红山文化发现不少玉龙，凌家滩文化也有玉龙，甘肃武山、甘谷等地陶瓶上的鲵鱼纹可能也是一种龙形象。距今5000年后良渚文化玉琮等上面流行的所谓神人兽面纹，实际是神人（神化祖先）乘龙升天的神人神龙纹，龙口中仍可见獠牙。距今4000多年的夏代前后，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湖北天门石家河、河南新密新砦等遗址均见有龙形象，陶寺大墓陶盘上的蟠龙纹口中衔有神禾；石峁石雕上的龙有的仅有正面头脸，有的是有头有尾的全貌，正面龙额头两侧有上翘的角状物，和晚商青铜器上的龙纹图像接近；石家河等出土的玉器上的龙形象，虽仍有大口獠牙，但已基本是人面形象。距今3800年进入夏代晚期，直至商周以后，考古发现的龙形象更多，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所谓饕餮纹，有不少就是变化了的龙形象。

　　练春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龙是一个自产生之日起，就不断地吸收各种飞禽走兽的形貌特征而创造出来的具有神秘气息的复合形象，这种包容性也是它重要的特点。先秦时期，受交通阻滞或时空区隔的影响，华夏不同地区出现的龙形象其实千差万别，如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出土有C形外观的红山文化玉猪龙，安徽阜南朱砦润河出土的龙虎尊器肩上盘着的三条长有蘑菇角的夔龙，或者是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柱形器上的羊首龙，这些龙的头部虽然差别极大，但基本上都是蛇身造型。先秦的龙形象既有剪影式的侧面形态，也有一头双身的剖展形态（又称双身龙），还有有首无身的正面形态（又称饕餮纹）。秦汉的大一统，推进了龙形象的发展，使其视觉特征更趋于一致，同时龙的蛇身也开始向兽身演变。受当时社会流行羽化升仙观念的影响，汉代的龙出现了一个新的倾向，龙身上通常会加上一对羽翼，这种龙也称应龙，是汉代龙形象的主流。汉代的龙形纹饰风靡全国，广泛地出现在金银器、青铜器、玉器、漆器、画像砖、画像石、瓦当、帛画等事物上。以广州南越王墓、河北满城汉墓、江苏狮子山汉墓、江苏大云山汉墓、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等诸侯王陵为例，这些墓葬中出土的很多文物中，比如玉器类的玉具剑、玉璧、玉佩等等，上面都发现了龙纹，造型各异，或势如奔雷，或质朴无华。

　　吕鹏：最近写了一本关于猪的小书，发现猪是龙的最早的原型动物。最早的龙的形象是出自于辽河流域的猪龙。内蒙古敖汉兴隆沟遗址H35（兴隆洼文化，距今约8000—7500年）中发现了猪首蛇身的形象，该坑是最大的一座圆形灰坑，位于发掘区东南部，周围环绕着6座稍小的圆形灰坑，其最大口径4.22米，坑底中部相对放置2个猪头骨，西侧猪头骨破损严重，躯体由陶片和自然石块摆放而成，略弯曲，头部朝向东南，尾部朝向西北，通长约0.72米，东侧猪头骨较为完整，吻部朝向西北，额顶正中有一圆形钻孔，躯体由陶片、自然石块和残石器摆放而成，大体呈“S”型，头部朝向西南，尾部朝向东北，通长1.92米。辽宁阜新查海遗址（以兴隆洼文化为主，距今约7900—7600年），中心墓区的北部发现有巨大的龙形堆石遗迹，全长19.7米，该遗迹建造在基岩脉上，由大小比较均匀的红褐色玄武岩自然石块堆塑而成，其腹下有10座竖穴土坑墓，其背部、头部和尾部均有房址。研究者推测该遗迹是信仰崇拜祭祀类神祇，可能是具有原始宗教信仰目的的巫术作品。

　　猪龙的形象在辽河流域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中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内蒙古敖汉小山遗址1件赵宝沟文化（约距今6200年）的尊形陶器上刻画有完整的“猪首蛇身”图案，该尊形陶器出土于F2第2层，其腹部刻划有完整的鹿、猪和鸟形象，其中，猪的头部经写实处理，细眼长吻，鼻端上翘，犬齿长而略弯，蛇形的躯体呈“S”形蜷曲，刻划网纹与磨光两部分错落有致，呈现为鳞纹。红山文化晚期（约距今5300—4800年）出土有玉猪龙，其中，正式发掘出土的有3件，分别出自于内蒙古朝阳牛河梁遗址的第二地点M4（2件）和第十六地点的积石冢石棺墓内（1件）（均为边缘墓，并非高等级墓葬的标志性器类，但具有专属性和普遍性），此外，各博物馆还收藏有20余件玉猪龙，其造型特征有强烈的共性：精细雕琢，头部较大，双耳竖立，双目圆睁，吻部前凸，多数褶皱明显，身体蜷曲如环，中部较大圆孔多由两面对钻而成，首尾相连或分开，颈部有1个自两面对钻而成的小圆孔，少数颈部有2个小圆孔，玉猪龙出土时多成对放置于死者的胸前，可能是用作佩饰。辽河流域崇龙习俗的核心内涵是：求雨祈求旱作农业（以种植粟和黍为主）丰收，这是辽河流域在距今5300—4800年前红山文化晚期进入初级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红山文化玉猪龙对商周时期蜷体玉龙的造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应为中华龙的本源，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韩鼎：在梳理龙文化遗存之前，首先应明确，当前我们对“龙”的认识是对历代“龙”观念的叠加和扬弃的结果，同时，龙的形象也存在不断演进的过程。因此，很多早期艺术中（尤其是新石器时代），我们称之为“龙”的形象，在所属文化中对其属性可能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整体来看，这些材料对于中华龙形象的形成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于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早期艺术，下面仅对早期遗存中的龙形象按照材质进行简要梳理（有些在之后讨论中有涉及的，这里不再列举）。

　　1.堆塑龙：目前所见最早的可能与龙相关的形象是辽宁阜新查海遗址聚落中心的石块堆塑龙。该龙长19.7米，龙体南侧紧邻墓地和祭祀坑，特殊的位置表明该龙应与祭祀活动相关。相近时期，兴隆洼遗址祭祀坑中，发现有以穿孔猪头骨为首、以S形石块堆积为身的“猪首龙”。中原地区，濮阳西水坡遗址中发现的蚌塑龙、虎，表现出与天文星宿的相关性（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该龙有足，其原型可能为鳄。在湖北黄梅焦墩遗址（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约距今6000年）曾发现用卵石摆出的长江流域最早的龙形象。

　　2.玉龙：玉龙是早期艺术中龙形象的主要类型。目前所见最早玉龙是红山文化的蜷体玉龙（后详），并随着区域文化互动，影响了长江流域玉龙形象的形成。蜷体玉龙从红山文化至三代间延续不断，表现了我国早期艺术的传承性。另一方面，自商代开始，玉龙数量大量增多、形态多样，并随时代发展不断出现新造型。

　　3.彩陶龙纹：不少学者在讨论早期龙纹时，将仰韶文化彩陶上的鲵鱼纹视作龙纹起源之一。但可确定所描绘为龙纹的是陶寺文化出土的彩绘陶龙纹盘（彩陶和彩绘陶的区别在于前者先绘后烧，后者先烧后绘。彩绘陶色彩更丰富，但易脱落），根据龙纹吐出多层分叉舌和身上双瓦形鳞纹特征，汉学家艾兰认为其原型为短尾蝮蛇，经夸张和融入其他动物特征（如牙、耳）而成，绕盘一周的卷曲形象，可能受到了蜷体玉龙造型的影响。

　　4.青铜器龙纹：三代青铜器上龙纹的重要程度仅次于饕餮纹，数量丰富、类型多样。按照表现模式可分为立体龙形和平面龙纹（后者数量远大于前者），平面龙纹又可细分为：侧视龙纹、俯视龙纹、双身龙纹、顾首龙纹等。另外，青铜器常见将带状提梁作为龙身、两端铸成龙首的设计，这种“龙形化提梁”可视作立体龙形（龙首）和平面龙纹（龙身）的结合。

　　通过上述简单列举，可以看到龙形象贯穿了整个早期艺术，其传承之久、分布之广、载体之丰富……都是其他纹饰无可比拟的。可以说，从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开始，龙就是重要的文明标识。

　　中国社会科学网：能否选取一两件重要龙文物，就其发现、研究等情况为我们进行简要的介绍？

　　韩建业：距今7000多年，在相距遥远的湖南洪江高庙和辽宁阜新他尺西沟遗址，都见有大口獠牙的龙形象，不能不让人称奇。高庙遗址的飞龙形象刻画压印在陶器表面，不少是印在精美的白陶上面。飞龙形象最突出的特征，是巨口和一两对獠牙，巨口两侧一般还伸出双翼。发掘者将这类庞然大物推定为“飞龙”，是比较令人信服的，但因为描绘的是正面形象，所以看不到龙的身躯。龙形象常在一对“天梯”之间，或者被巨大凤鸟所托举，整体表现的都是向天上飞的景象。高庙遗址本身是有一处与“祀天”有关的祭祀场，发现有4个边长约1米的方形大柱洞，发掘者推测原来应该是“排架式梯状建筑”，可以理解为是有通天功能的“天梯”或“通天神庙”一类建筑。他尺西沟遗址房屋中所出石牌形器上的獠牙兽面纹，兽头两侧的“S”纹宛若龙身，应当与高庙獠牙兽面纹一样属于飞龙形象。这两处龙形象的发现，说明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在南到湖南、北到辽西的广大地区，可能已经广泛出现对上天和龙的崇敬信仰，是中国早期存在“一元”宇宙观的重要物证。有人说龙形象源于东方“苍龙七宿”在天空的排列形态，可备一说。

　　练春海：汉代与龙有关的代表性文物很多，我们不妨择其中两件，通过它们管窥两汉龙文物的一些特点。

　　一件是1994—1995年期间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西侧第5室东端淤泥中出土的龙形玉佩，通长18厘米，宽11.9厘米，新疆和田玉制成，是汉代出土玉佩中最为精美的作品之一。其外形呈西汉早期玉佩特有的W形，这种造型在战国之前和西汉中期以后出土的文物中都未曾见到。关于这件玉佩研究非常多，涉及玉器制作工艺、诸侯王陵墓葬制、纹饰美学等诸多方面。这件玉龙的造型比较特别，它长着四条兽足，一对极其繁复的翅膀，同时还有长着凤鸟的尾羽。西汉时期，战国创立的阴阳学说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社会上普遍重视阴阳平衡，因此，象征阳极之龙与阴极之凤相结合的图像也越来越多见，这件玉龙佩实际上是龙首与凤尾的结合。

　　另一件是河南永城芒砀山杮园汉墓中的壁画。杮园汉墓位于保安山东边，是梁孝王刘武的儿子梁共王刘买之墓。墓葬主室前厅出土了一幅宽3.27米、长5.14米的天顶壁画，极为珍贵。壁画内容以青龙、白虎、朱雀以及鱼妇构成的四神为主体，画面气势恢宏，内容紧凑，主题鲜明且无一处败笔，一气呵成，看起来是由当时的宫廷画家起的底稿。画中的细节非常值得品味，青龙在画面中占据着主体的地位，其头上的鹿角造型和身上的羽翼非常写实，但鳍部、足部、尾部却生长出了花朵，为画面增添了些许奇幻色彩，这大概是画家表现仙界时的奇思妙想。此画的出土，轰动一时，考古、历史、美术界学人纷纷对它展开研究，通过它探讨汉代四神信仰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升仙观念、丧葬观念和皇家绘画思想等方面的学术价值。

　　吕鹏：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彩绘蟠龙纹陶盘，目前共有4件，都出自于早期王墓当中（距今4300—4100年）、且每座墓仅有1件，分别出自于3016、2001、3072、3073号墓。绘于黑色磨光陶衣上的朱红色龙纹，在陶盘的内壁和盘心作盘曲状。龙纹蛇躯麟身，方首圆目，巨口长舌，无角无爪，整体形象为蛇。关于其巨口中是长舌，还是致幻类植物或农作物的粒穗，学者们有不同的认知，我从生业考古的角度来看的话，陶寺遗址处于比较发达的农业经济阶段，农作物包括粟、黍、稻米和大麦，蟠龙口中之物应为农作物的穗例，隐含着陶寺先民期盼农业丰收、人口增长的愿望。陶盘本是盛食器或水器。但这类彩绘陶盘火候很低，烧成后涂饰的彩绘也极易剥落，所以应是用于祭祀的祭器而非实用器。在陶寺早期墓地中，稍大的中型墓虽有绘朱彩的陶盘，但其上绝无蟠龙图像。这表明龙盘的规格很高，蟠龙图像也似乎有特殊的含义，而非一般纹饰，有学者推测它很可能是族属的标志，如同后来商周铜器上的族徽一样。

　　韩鼎：简单谈一谈最早的玉龙——红山玉龙，根据形式特征又可分为：C形玉龙、玦形玉龙两种形式。篇幅所限，这里我们只谈C形玉龙。

　　由于目前所见C形玉龙均为采集或传世品，缺乏出土地层信息，因此学界曾对其时代有不同看法。通过对采集地三星他拉、东拐棒沟遗址的调查，明确这些区域均为单纯的红山文化（早中期）遗址，故可确定C形玉龙属于红山文化，不晚于距今5500年（刘国祥《“中华第一龙”C形玉龙文化血脉揭秘》）。虽然属红山文化，但若将其置于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去认识，便可发现C形玉龙的出现不是巧合，而是有着久远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承。

　　第一，兽首+几何“身躯”的构形观念。兴隆洼文化（距今7500—6500年）是红山文化的重要来源，该文化中就已出现兽首+几何“身躯”的构型模式，如兴隆洼遗址35号祭祀坑中曾发现两个额顶钻孔的猪头骨，并用陶片、残石器和自然石块摆放出S形躯体（见前图）。证明兽首+几何身躯的构形观念在东北地区由来已久。

　　第二，C形（玦形）玉器的传统。目前，最早的玉玦出土于距今约9000年的乌苏里江畔的小南山遗址，是我国最早的玉器类型之一。后在兴隆洼文化中进一步发展（作为耳坠使用），成为该文化最典型玉器之一。后在左家山遗址中出现玉玦+兽首的玦形玉龙雏形。红山文化中玉玦虽有所衰落，但以玉玦造型为基础，出现了玉钩状器、C形玉龙、玦形玉龙、玦形玉鸟等形象，可视为东北地区C形玉器传统的另一种延续。

　　第三，复合性兽首的构成。C形玉龙的头部包括：梭形眼、上翘鼻尖（鼻孔向前）、獠牙、“鬣毛”、额上和颌下的网格纹等，显然不是某种真实动物的再现。而这些特征在与红山文化区域相邻且时代更早（或相近）的赵宝沟文化陶器纹饰中均有表现，这些陶器纹饰很可能对C形玉龙形象的出现产生了影响。

　　赵宝沟文化陶器上常见几何纹（包括C形纹）、动物纹。动物纹饰包括鹿纹、猪纹、鸟纹，如小山遗址出土的陶尊（F2②：30）。但以鹿头+几何身躯的鹿纹最为常见，如敖汉旗南台地遗址群采集的灰陶尊和灰陶豆，其上纹饰较为繁复，但可辨识出“鹿头”+“∽”或“”形身躯；再如赵宝沟遗址出土的陶尊残片（F6①：7），其上有用网格纹填充的鹿纹，相比于前例，该例中鹿纹的角、身都更加抽象，整体形似J形。如果将该例的鹿头方向翻转，其造型就基本与C形玉龙相近了（如假想图）。

　　对比赵宝沟文化陶器纹饰和红山文化的C形玉龙，可以发现一系列的共同点：包括C形刻纹与玉龙C形躯体、柔化鹿角（末端上勾）与玉龙的∽形“鬣毛”、猪纹的三角目与玉龙的梭形目、猪纹和玉龙共有的翘鼻与獠牙、动物纹身体中的菱形填充纹与玉龙额上颌下菱形网格纹等。这些不容忽视的一致性，表明C形玉龙的产生很可能受到了赵宝沟陶器纹饰的影响。

　　整体来看，红山文化C形玉龙的形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

　　1.造型与材质方面：C形玉器在东北地区有着久远的传统。距今9000年左右的小南山遗址首创了玉玦造型，自此对C形玉器的审美传统在东北地区有序传承，并在兴隆洼文化中强化，后在红山文化中加上兽首、鸟首等，形成了C形身躯的动物纹。

　　2.构型理念方面：C形玉龙是兽首与C形“身躯”的结合，这种动物头部+几何形身体的构型观念，在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中均有出现，红山文化继承了这一观念（因此，玉龙的原型并非蛴螬、蚕、胚胎等C形物象，红山文化玦形玉鸟可辅证此观点）。

　　3.兽首的构成方面：C形玉龙的兽首部分与赵宝沟文化的鹿纹、猪纹在细节上有较强的一致性，如柔化的鹿角（鬣毛）、獠牙、拱嘴、梭形目等，可推测红山玉龙兽首部分主要是以赵宝沟文化的鹿纹、猪纹为基础而形成的复合动物纹。

　　最后，我们再谈一下红山玉龙的影响。红山文化通过远距离交流网（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将蜷体玉龙（C形、玦形玉龙）的观念传输至安徽凌家滩文化，之后在长江流域传播，崧泽、良渚、后石家河文化中都先后出现了具有本地特色的蜷体玉龙。至商代，蜷体玉龙依然是玉龙造型的最主要形式，仅妇好墓就至少出土了18件蜷体玉龙；西周之后逐步减少。蜷体玉龙的造型从红山文化延续至战国、西汉时期，三千多年的发展史充分反映了我国早期艺术的传承性。另一方面，不同区域文化都选择用珍贵的玉石制作蜷体玉龙，说明蜷体玉龙所反映的精神观念，在从东北到江南的广大地区得到了普遍认同，体现了各区域文化在精神层面“多元”到“一体”的发展趋势，提供了中华文明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心理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龙文化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从这些龙文化遗存和龙文物中折射出中华先民对于龙文化的哪些特殊认知？这些认知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哪些突出的特性？

　　韩建业：龙在中华上古先民心目中是能够沟通天地的极为神圣的事物。传说华人始祖伏羲女娲诞生时就身披龙鳞，汉代及以后墓葬画像上面绘制的伏羲女娲，也多画成人首龙身（或谓蛇躯）的形象。“二月二，龙抬头”，农历二月二前后东方苍龙七宿的龙角星露出地平线，意味着春耕开始，而这天恰好也是传说中伏羲女娲的生日，由此也可见伏羲女娲和龙的密切关系。传说中后来许多帝王的诞生也都和龙有些关系，民间还有“真龙天子”一说。孔子还曾将他所敬仰的老子比喻为龙，“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正因为华人自认为是龙子龙孙，是“龙的传人”，所以中国很多地方尤其是黄河流域的人，历来称呼父亲为“龘”，俗写为“大”。现在大家只知道“龙行龘龘”，将龘理解为龙腾飞的样子，而很少有人知道龘也是对父亲的称谓。龙的形象及其观念从七八千年延续至今，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龙崇拜常常和天文学、观象授时连在一起，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龙形象和观念遍布中华大地，在全国各地大同小异，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和包容性；中华龙与天地圣人等神圣事物紧密联系，与那种喷火的恶龙有天壤之别，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练春海：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而龙形象正是我们解码传统的一把密钥。秦汉时期的大量文物遗存，折射着中华先民对于龙文化思考的智慧光芒：首先，秦汉时期，龙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水平密不可分。比如，精彩绝伦的龙形象不仅在汉廷宫苑的装饰中随处可见，也在三公的袍服上可见，虽然受王朝创建人刘邦的影响，龙形象与皇家的关联愈来愈紧密，但它还不是皇帝专用的符号。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中央集权的发展与加强，龙形象在汉魏时期逐渐向帝王靠拢，成为皇权事实上的象征，到明清时期真正成为皇家专用的符号。其次，龙形象在不同历史阶段，代表着不同的社会意义。在早期氏族联合、方国合并时期，龙形象代表的是部族的联盟与重组，信仰蛇图腾的部族与信仰猪或者羊的部族在特定条件下合并，作为联合标志的图腾就会吸纳猪的吻、羊的角和蛇的身体等局部外形特征，创造出一个新符号；而到后期，龙形象的演变则反映了抽象的观念与文化之间的融合。正如在阴阳平衡与羽化观念的影响下，汉代的龙多为带翼的应龙一样。最后，龙形象在中华信仰系统中是一个吉祥符号，但是构成这种吉祥符号的元素却是来自凶兽猛禽的身体局部，它们能够带来辟邪的能量，龙形象的特征表明，美丽与安好要以强大的力量作为后盾。龙形象的创造反映了中华文明是华夏民族团结、拼搏、智慧的结晶。

　　吕鹏：中国龙具有和平性。西方的龙多是恶龙，它们站在人类的对立面上，是具有侵略性的；它们在外形上接近于恐龙或蜥蜴，长着翅膀；在行为上，它们会干坏事，动不动就喷火烧毁村庄和城堡，把美丽的公主囚禁起来，让勇敢的骑士或王子来拯救。中国的龙是神龙，是祥瑞，它们与人友好相处，是具有和平性的、温情的神奇动物。中西方龙的形象差异根植于中西方地理环境、人群构成、生业方式、社会模式、文化传统或传承、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

　　中国龙深含着和合为一的思想。中国龙的形象是多种动物、植物甚至是自然现象的复合体，它的体型有固定的形态也有万千种变化。它能上天入地、行云布雨、翻江倒海，它能在天空翱翔，也能在深渊潜游。它能护佑人民，给人民带来福报。

　　中国龙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宅兹中国，万物生华。就考古看，各地区各考古学文化的族群有其动物图腾或信仰，包括鸟、鱼、鳄鱼、蛙、猪、羊、牛、蛇等动物形象，这与各地自然风貌、风土人情、生业方式和宗教信仰密切相关。我们的族群在突破血缘不断融合过程中，将自身信仰之物投诸于龙的身上，从而复合、塑造和丰满了龙的形象。

　　中国龙体现了以农为本的思想。古人拜龙敬龙，是因为龙具有播云布雨的功能，人们期盼风雨调和、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风平浪静、一帆风顺，这是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一种体现。

　　韩鼎：我想通过商代龙形象的演变，简单谈谈早期“龙”观念的形成（对早期艺术的解读不免会有一定的主观性，望方家指正）。

　　《易》：“飞龙在天。”《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龙，水物也。”《管子?水地篇》：“龙生于水……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说文解字》：“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上述较早的文献呈现先民对龙基础“能力”的认识：“潜渊”与“登天”。而这一观念很可能形成于商代。

　　二里头文化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以蛇身为主体，其上有菱形背鳞（原型可能为尖吻蝮，即五步蛇）、尾端内卷；面部特征（面廓、鼻型、鼻管等）表现出与石峁8号石雕、新砦出土兽面纹陶片、后石家河文化玉蝉的相关性（不再展开），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龙形象没有龙角和龙爪。

　　商代中期，青铜器上开始出现龙纹，以郑州小双桥青铜建筑饰件、阜南龙虎尊为代表。其上龙纹在继承二里头龙纹特征的基础上，增加了菱形额饰、双角。菱形额饰可视为一种神圣性符号，自良渚文化以来在兽面之上有序传承（《早期艺术中“兽面—菱形”主题研究》）。至于双角，学界一般依其造型称之为“瓶状角”，自然界中与之相近的有长颈鹿角，但并非其原型（我国直到明朝郑和下西洋才带来最早的长颈鹿）。对比后石家河文化和殷墟出土玉鹿头像，可推测瓶状角表现的是鹿角，更具体的说是鹿第一次长出的初茸角。以殷墟出土动物骨骼中常见的梅花鹿为例，梅花鹿两岁第一次长角，不分叉，新长出鹿茸的顶部常见圆鼓部分（之后会变尖变长），正与中商时期的龙角一致。基于上述证据，可知在商代中期龙形象的最大变化是增加了鹿的初茸角。

　　商代晚期，一部分龙纹仍有角无爪，另一部分龙纹则增加了新的部件：一对龙爪。需要注意的是，殷墟出土有爪龙纹一般仅有一对腿爪，其趾前三后一呈握持状，这是鸟类为抓牢树枝而进化出的特征，而且，自然界中也仅有鸟类具有一对腿爪。故可推测商代晚期龙纹新增腿爪的原型为鸟爪。此外，该阶段龙纹常见獠牙齿，可能源自虎；除菱形外，背部新增瓦形鳞纹。

　　需要说明的是，属商代晚期的三星堆遗址也发现有龙的形象，但常见两对腿爪，且前肢有翼，三星堆的龙应是以中原的龙形象为基础融入当地观念的一种创新。

　　西周早期，仍有不少例子传承晚商时期一对腿爪的龙形象，但之后大部分龙纹出现了新变化，龙爪由一对演变为两对，从外形来看，龙纹便更似爬行动物。

　　通过简单梳理三代龙形象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到：二里头文化奠定了以菱形背鳞、尾端内卷的蛇身为主体的三代龙形象的基本形式。商代中期，在二里头文化龙形象的基础上增加了瓶状角，瓶状角的原型为鹿的初茸角。晚商时期，部分龙纹增加了一对以鸟爪为原型的龙爪。西周时期，大部分龙纹增加了另一对龙爪，形成四条腿爪的龙形象。这一演变过程体现了对龙怎样的认识变化呢？

　　在商人的观念中宇宙是分层的：天上为帝和祖先所居（甲骨卜辞中有祖先“宾于帝”的描述），地上为人间，地下有黄泉（岳洪彬《再论商代的“黄泉观念”》）。逝者埋葬于地下，其神魂是如何穿过黄泉飞升天界的呢？这时就需要一种既能“潜渊”又能“登天”的载具——龙，但龙为何能“潜渊”“登天”呢？

　　考察商代龙形象的构成元素，包括：蛇（蛇身）、鸟（鸟爪）。蛇与地下、墓葬、黄泉相关；鸟与天上、帝相关（卜辞“帝史凤”）。蛇与鸟分别对应了黄泉、天上两个不同的宇宙层次，而它们又见于人间，因此被视作具有打破分层宇宙（生死界限）能力的象征性（《早期“人蛇”主题研究》）。将蛇与鸟的特征融入龙，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两者象征性的融合，即“龙”因蛇身而能“潜渊”，又因鸟爪而能“登天”，这也是祭祀礼器上重视龙纹的原因（西周之后，又增一对龙爪可能出于审美，也可能受到三星堆龙纹的启发）。

　　那么将鹿初茸角作为龙角又有怎样的含义呢？从生物学角度来看鹿角非常特殊，它是所有哺乳动物中唯一能在自然情况下周期性完全再生的器官。这种脱落与再生，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视作一种“重生”的能力。既然商人相信祖先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那么“重生”的观念对于祖先崇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重生”意味着打破生死界限，从这一角度来看，与鸟、蛇打破分层宇宙的象征性具有一致性。

　　整体看来，商代龙纹融合了对应黄泉和天上的蛇和鸟，又融入了具有“重生”象征性的鹿角，反映了商人对逝者能“乘龙”自黄泉飞升天界的希冀，以及祭祀活动能够打破分层宇宙、生死界限进而沟通人神、祖先的向往，是基于商代祖先崇拜的一种观念延伸。这种观念在后世帛画中有着更加清楚的表现，如《人物御龙图》（战国）和《马王堆T形帛画》（西汉），都描绘了逝者“乘龙”自黄泉（两幅画下方均有鱼）到天界的旅程。

　　中国社会科学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中国龙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影响深远，龙文化已经深入中华儿女的精神血脉之中，成为当今中国文化自信、自立、自强的重要传统文化支点之一，今天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推动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韩建业：龙文化的实质是“敬天法祖”，是对上天、天道或自然界、自然规律的敬畏，对祖宗基业道统的继承效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今天我们应当加强对和龙文化有关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深入挖掘解读龙文化的内涵，理清其发展演变脉络，继承龙文化所包含的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以及敬天法祖、诚信仁爱、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只有这样才能建设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让中华民族像龙一样腾飞在四海九天。

　　练春海：秦汉时期，龙文化承上启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和包容，在形象创造上，不仅吸纳珍禽异兽之长，还兼容了欧亚草原和近东艺术的一些文化因素，彰显出史无前例的国际化色彩。龙文化，源远流长，早已深入中华儿女的骨髓，成为当今中国文化自信、自立、自强的重要支点之一。今天我们要更好地推动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挖掘龙文化的精神，更好地拥抱开放、多元的国际社会。

　　第一，必须深入挖掘龙文化的内涵。龙文化在中国传承数千年，内涵极其丰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研究龙文化，可为更好地利用它提供理论支持，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第二，要加强龙文化的创新性表达。龙文化具有兼容并蓄的特征，与时俱进，不墨守成规，在吸纳的同时完善、发展与超越自我。推动龙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就要利用和借鉴现代科技手段将龙文化元素与创新产业相结合，创作更多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

　　第三，强化内在的平衡与龙文化的国际输出相结合。龙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从重视外在形式，到强调内在的平衡的过程，只有强调多元文化的融合、平衡，才能在国际舞台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共同研究、传承和发展龙文化，才能让龙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吕鹏：在和平发展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当下，我们要发扬龙文化中兼收并蓄、开拓创新、和平崛起的精神，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龙腾虎跃之势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这条东方巨龙必将引领时代风云，龙的传人必将健步前行。

　　韩鼎：中华龙的形象于距今近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萌芽，后以红山文化玉龙为代表的蜷体玉龙形象出现在从东北到江南的诸多区域文化中，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我国不同地区的先民已逐步产生了对于“龙”的共同观念。青铜时代，龙的形象进一步发展，融入蛇身、鹿茸角、鸟爪等重要部件，使得龙“潜渊”“登天”意义更加明确。该时期，各地区青铜器上的龙纹整体特征相近。外在形象层面的一致性，其实反映的是内在的文化认同。这种心理层面的认同，提供了我国早期区域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精神动力，是中华文明共同体重要的心理根基。在历史时期，龙的形象逐步完善，内涵不断丰富，并融入到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

　　龙——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明标识，近八千年的发展史见证了文明的有序传承，体现了各族同胞的文化认同，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蕴。“龙行龘龘，欣欣家国”，认识龙文物、研究龙文化、传承龙精神，对于当前坚定文化自信、赓续中华文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齐泽垚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