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关注和研究河西史，尤其是近十年来专门研究凉州粟特人，即将出版《粟特人与武威》一书，同时也关注着凉州吐谷浑人的历史及文物。我以前在兰州大学工作时，曾发表过论文《从敦煌文献看归义军时代的吐谷浑人》，另外接收过一位留学生旗手瞳博士，她专攻吐谷浑及吐蕃史，2014年在《史学杂志》第123编第1号发表论文《吐蕃による吐谷浑支配とガル氏》；两年后我调到浙江大学工作，目前正指导博士生李生平研究包括吐谷浑在内的西部鲜卑族群。2019年秋，武威市天祝县祁连镇岔山村发现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武威市文物局王树华局长第一时间告知相关讯息，翌年我也曾与同事及学生考察过此墓，惜因时间关系和疫情影响，未能到兰州一睹慕容智墓出土的文物，但在2022年夏，中国丝绸博物馆在杭州举办“西海长云展”，展出了慕容智墓与青海都兰、乌兰墓葬文物，我曾三次前往观览， 11月25日在浙大举行“西北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读班”2022年度第29场，生平对该展文物作了详细解读，大家共同与谈，加深了对吐谷浑墓葬的认识和理解。

除了关注凉州吐谷浑历史之外，还有个因素让我无法拒绝凉州文化研究院的邀序，那就是我对武威历史的研究情结，以及与凉州文化研究院的关系。成立于2017年的凉州文化研究院从翌年起，每年在武威召开关于凉州历史文化的学术会议，以及在敦煌文博会召开期间举办五凉文化论坛。我是唯一一位每次都参加的外地学者，五年中提交了七篇论文：《粟特人与武威》（2018年）、《凉州胡睦伽陀的种族与唐初河西局势》（2019年）、《唐代“安门物事变”史实考辨》（2020年）、《番禾粟特人考略》（2021年）、《五凉史料的特点、困境及其突围》（2021年）、《东魏、北齐凉州考》（2022年）、《从领护官的变化看五凉的民族动向》（2022年， 但因疫情延期）。2020年，凉州文化研究院聘我为学术委员、兼职研究员，三年来我为研究院审读过10多本书稿，以及评审了一些项目书；特别是在2022年，研究院又以柔性引进人才的方式，与我签订合作协议，让我更觉得应该为武威历史文化的研究略尽绵薄之力。2022年以来，除评审书稿和项目之外，我发表的与凉州有关的四篇论文与两本著作中，也将第二单位署作凉州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以作为自己应尽的义务。

出于这样的学术情结与渊源关系，让我无法拒绝为《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研究》一书作序。

自汉代设立河西四郡以来，武威因位于河西走廊的最东部，与中原京城距离最近，所以发展也最快，到三国魏初，凉州治所定在武威，从此成为长安以西的通都大邑，是辖控西域、沟通东西丝路的重要城市。唐设河西节度使，仍治武威。吾师齐陈骏先生精研河西史，在《凉州文化与武威的开发》一文中指出：“古代真正的西部文化应在凉州，而凉州的中心，则是武威郡”。

武威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北的战略基地，这从唐河西节度使所辖凉州赤水军为天下第一大军就可看出；二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荟萃之地，这得益于丝绸之路的贯通，尤其是河西走廊是黄金孔道，联通东西，积淀文明；三是多民族聚居交融的熔炉，月氏、匈奴、汉、氐、鲜卑、卢水胡、吐蕃、嗢末、党项、蒙古、满族先后控有其地，吐谷浑、粟特等民族也曾在此定居生活。

在武威地区，目前留下文物最多的少数民族应数吐谷浑，主要是凉州区新华镇青嘴、喇嘛湾与天祝县祁连镇岔山村“大可汗陵”、马场滩村等地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出土了大量的文物，特别是10方墓志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告诉我们唐代吐谷浑人在凉州南山的生活面貌和精神世界。

当然，吐谷浑人与凉州的关系，并不仅仅发生在663年吐谷浑国灭亡以后，国王慕容诺曷钵率其流亡政权迁居凉州南山的唐代时期。正如书稿中所述，早在十六国后凉时，吕光进击吐谷浑，就在其地设置浇河郡。此后历经南凉、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李轨大凉、唐诸朝，都与吐谷浑或和或战，发生关联。到武周时期，凉州都督郭元振安置前来投降的吐谷浑人，分置于河西诸州之左侧，称“吐浑所降之处，皆是其旧居之地”。这一点也为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记同一时期吐谷浑（即吐浑）人归顺瓜、沙二州所证实。这不禁让人重新思考吐谷浑与河西走廊的关系，很可能在4世纪前后吐谷浑西迁以后，曾经一度广泛居住在整个河西走廊，只不过后来翻越祁连山，南迁至青海及甘、川交界地区，河西走廊便成了吐谷浑人的旧居故地。北魏末，吐谷浑国王伏连筹两度率军北上，助魏讨定凉州城的叛乱。北魏凉州与吐谷浑之间的文化关系也很密切，如温子升的《凉州乐歌》唱道：“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路出玉门关，城接龙城坂。但事弦歌乐，谁道山川远”；而魏使傅标出使吐谷浑，也看到国王的床头摆放着温子升之书。西魏时，权臣宇文泰亲率大军三万征讨吐谷浑，军至武威姑臧。北周时，无论是凉州刺史史宁南攻吐谷浑，还是吐谷浑北攻凉州击毙刺史是云宝，都是凉州与吐谷浑之间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书专门研究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重点是墓葬发掘史、研究史、墓葬及墓志研究四个部分。663年吐谷浑亡国以后，王族余部驻留凉州9年，即便是在672年离开凉州短暂迁至鄯州，之后内徙到灵州居住，一些王族人物在身故后仍然归葬凉州，这表明凉州与吐谷浑之间确实关系密切，内徙的吐谷浑人将之视为故乡。史籍中对吐谷浑在凉州的情况记载较为稀少，而清末以来不断出土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却提供了丰富而具体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2019年9月25日在祁连镇岔山村发现喜王慕容智墓，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出土800余件珍贵文物，以及两年后对祁连镇境内其他吐谷浑墓葬的发掘，使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成功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各界对武威吐谷浑人的聚焦关注。凉州文化研究院作为武威市的研究机构，积极开展对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研究，并于2022年11月完成了这本书稿。其思维之敏锐、速度之快捷、内容之丰富，值得称道。

自清末同治年间在青嘴湾发现弘化公主墓以来，武威地区接连发现吐谷浑王族墓葬，时至今日已经发现弘化公主李氏、慕容忠、金城县主李季英（慕容忠妻）、慕容智、慕容宣彻、慕容宣昌、李深（慕容若妻）、慕容曦光、武氏（慕容曦光妻）、慕容明等10人的墓葬，文物及墓志并出，数量颇为丰富，学术价值极高，墓葬地域与墓志所记陵区为我们了解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的分布提供了具体的茔域范围。另外，武威以外地区也出土了一些吐谷浑王族后裔的墓志，如甘肃榆中慕容仪（交河郡夫人）、宁夏同心慕容神威、陕西西安慕容曦皓、慕容瓌，以及成月公主、慕容曦轮等人的墓志。这些墓志及墓葬出土的大量文物，数量可观，具有第一手性质，为研究武威吐谷浑史奠定了重要的资料基础。

针对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本书在以下三个方面作了系统梳理：一是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的考古发现及研究史，从清末到最近，百余年间，进行逐一著录；二是武威吐谷浑墓葬的研究，包括墓葬区域、形制、习俗、墓主人、出土文物，十分细致，琳琅满目；三是武威吐谷浑王族人物的墓志考释，涵盖当地出土的全部10方吐谷浑人（含女眷）的墓志，梳理了吐谷浑王族的世系，并对墓志上的装饰图案、吐谷浑文字也作了完整考察。可以说，无论是研究史还是资料上，本书所做的工作都非常系统，给出了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的全景式内容，这为今后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而这一方面的工作，除了周伟洲教授《吐谷浑资料辑录》《吐谷浑墓志通考》曾对墓志做过整理外，尚无人对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进行如此系统的梳理。特别是墓葬中的出土文物，如丝织物、金银器、乐器、象牙浮雕棋子、胡床等， 带有鲜明的异域风格，是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对于阐明吐谷浑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应该是今后研究吐谷浑史需要拓展和全面研究的重要方向。

作为武威当地推出的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著作，梳理研究史，提供基础资料，自然是首要任务，书中也尽可能详细地给出墓葬的基本资料及相关研究史。不过，目前多限于文字描述，希望不久的将来能看到这些墓葬文物的图录著作的出版，以更加直观的第一手资料呈现；也期盼对唐代凉州吐谷浑的研究能推出精品之作，以提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