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节选自《了不起的世界文明——找寻世界十大考古遗迹》第五讲，原题为“乌兹别克斯坦——追踪大月氏的身世变迁”，标题为编者所拟

文丨王建新

张骞出使西域

寻找的大月氏在哪里

中国的《史记》《汉书》记载了这样一群游牧人，他们是月氏人。“月氏”两个字，“氏”在这里不能念 shì，只能念“支”（zhī）。但是也有人把“月氏”念成“肉支”。时至今日，“月”的读音尚未有定论。从中国古代的文字语音来看，我们有一个肉月旁，可能“肉”“月”本身就不分。而在国际考古学界，近年来大家更多念作“月氏”（yuè zhī）。

按照《史记》《汉书》的记载，古代月氏人曾生活在“敦煌祁连间”，后来被匈奴打击而西迁，先迁到伊犁河流域，然后再次被匈奴支持的乌孙打击，又迁到了阿姆河流域，就是今天的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一带。时在公元前 2 世纪中。

月氏人的西迁引发了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 139 年或前 138 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城，他的使命就是寻找西迁中亚的月氏来共同对抗匈奴。这是丝绸之路上的重大事件。但是这么多年来，古代月氏人的考古学文化究竟是什么，哪些是他们留下来的考古学遗存（包括中国境内，以及西迁到中亚后的），一直不清楚。从 2000 年以后，我就开始了寻找月氏的考古学文化这条路。首先第一个问题：月氏的故乡“敦煌祁连间”究竟在哪里？

按照传统的认识，河西走廊有敦煌，有祁连山，大家可能想当然就认为“敦煌祁连间”应该就在河西走廊。但如果仔细读汉代文献，包括《史记》《汉书》《盐铁论》等，就会发现汉代文献中所说的祁连山，并不是指今天的祁连山，而无一例外指今天的天山。所以汉代的“敦煌祁连间”并不是河西走廊，而是今天的敦煌和天山之间。这一点，从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攻匈奴之战及其结果就可明确。元狩二年春，霍去病第一次攻匈奴，打的是河西走廊的东部，过焉支山千余里，就是今天甘肃省山丹县那一带的胭脂山，打败了匈奴的浑邪王、休屠王等五王，俘获了休屠王的金人；然后回来休整了一下，又接着打了一仗，在当年的夏八月，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九月。第二仗攻匈奴至祁连。那么这个祁连在哪里？传统认为就在张掖附近的祁连山，这是需要讨论的。

第二次攻匈奴，除了霍去病外，还有另一个将军：合骑侯公孙敖，他们两个率军分兵异道前往。在这个过程中，霍去病先赶到，打了胜仗，公孙敖迟到。按汉代的法律军规，失期当斩，因为他还是个合骑侯，便拿他的爵位顶了死罪，废为庶人。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们进攻的目标“祁连”在张掖的话，如何分兵异道？公孙敖为什么会失期？霍去病的进军路线要经过居延，居延的位置，无论从历史文献或考古资料上都很明确，在今天内蒙古和甘肃之间的额吉纳旗一带。如果霍去病要去打张掖，就会先北上，再南下，等于绕了个大圈子，那么公孙敖“异道”的进军路线只能是陇西→河西走廊东部→张掖。这样的路线，距离要比霍去病近得多，怎么会迟到？这不合理。

关于西汉河西之战错误认识的示意图

显然，霍去病第二次作战进军的目标“祁连”不应是河西走廊的今祁连山，而应是今新疆哈密的东天山，这样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霍去病的进军路线是北地→居延→东天山；公孙敖的进军路线是北地→陇西→河西走廊→东天山。霍去病走的是草原之路，有水有草，气候凉爽，又是骑兵，行军速度比较快。而公孙敖走的是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到了张掖以西是大片的戈壁，天气热又缺水；出了河西走廊再往东边天山走，敦煌以西经星星峡至哈密之间，是荒无人烟的数百里黑戈壁，沿途没有大的绿洲和水源。再加上夏秋之际气候炎热，可知公孙敖的进军过程十分艰难，最后无奈导致失道、失期。

河西走廊位置示意图

元狩二年霍去病两战匈奴，攻至祁连，使匈奴的浑邪王降汉。以后，“金城（今兰州）、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出了兰州，进入河西，顺着南山往西走，至罗布泊，匈奴被扫光了。这里的南山很明显就是今天的祁连山。而同一段内容中先述的霍去病所攻祁连山与后述之南山，显然并非一处。今祁连山在汉代称为南山，不是汉代的祁连山（天山），这里已非常明确。

唐代颜师古给《汉书》作注时便认为，“匈奴人呼天为祁连”，祁连山是天山的匈奴语音译。所以在汉代文献中，祁连山指的都是天山，没有例外。而至范晔撰《后汉书》时，已开始搞错，他认为古代月氏人活动的“敦煌祁连间”在“张掖酒泉地”。

我们的工作还是先从河西走廊做起。河西走廊若以张掖为中间点的话，以东和以西的地形、地貌很不一样。张掖以东的焉支山与祁连山之间，海拔和降雨量较高，有大面积草原，适合游牧生活，我认为很有可能是匈奴的浑邪王、休屠王活动的区域。沙井文化虽然有草原文化因素，但分布于干旱的河旁平原地区，属于典型的灌溉农业文化遗存，应该与月氏文化无关。

沙井文化中的青铜器

而张掖以西，包括今天的嘉峪关、酒泉、敦煌等地是大片的戈壁，戈壁滩中有一些绿洲。绿洲只适合发展以定居农业为特征的绿洲经济，因为它面积有限，不适合游牧经济存在。而按照文献记载，古代月氏人至少有几十万的规模，是一个比较大的游牧人群。所以河西走廊西部的地貌环境不适合他们生存。从现在已经获得的考古资料来看，无论是史前时期还是历史时期，在河西走廊西部，从来没有一个大规模的游牧人群存在过。

那么古代月氏人究竟在哪里？我们穿过整个河西走廊，寻到了天山的最东端东天山。在东天山地区，我们做了 20 多年的工作。

按照《史记》《汉书》的记载，大致在匈奴的老上单于期间，即公元前 174 年到前 160 年这十几年中，匈奴人对月氏人发动了毁灭性打击，很可能是偷袭。偷袭中杀掉了月氏王，他的头颅后来还被做成了酒器。月氏人被迫迁徙，先迁到了伊犁河流域（伊犁河流域上游在今天的新疆境内，下游已经到了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此地原来是塞人（西方称为塞克或者萨卡，中国文献记载是塞人）的居住区域，月氏人进入以后，迫使塞人迁走。但不久之后，月氏人的宿敌乌孙人在匈奴的支持下又打到了伊犁河流域，迫使月氏再向西迁。而正是这段历史，促成了张骞的“凿空西域”之行。

张骞出使西域路线及公元前2世纪的中亚

（采自[日]小谷仲男《大月氏：寻找中亚谜一样的民族》，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9页）

张骞出使西域的出发时间，文献上并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进行推算。张骞出发后不久便被匈奴人截获了，当时的军臣单于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月氏人在我们的北边，你想越过我们去找月氏人，可能吗？就像我们想越过你们汉王朝，去跟南边的南越国一带发生关系，你们能答应吗？注意，军臣单于说月氏人在他们的北边。如果这个时候月氏人还生活在伊犁河流域的话，可以说在北边，是西北方向；但如果他们已经到了阿姆河流域的话，无论如何不能说在北边了，是西南方向。所以张骞被匈奴抓获的这个时段，月氏人还在伊犁河流域。

张骞被匈奴扣留了十余年，匈奴人给他娶妻，并生了孩子。后来匈奴人放松警惕，张骞便悄悄逃脱，去完成他的使命：联合大月氏共同对抗匈奴，但他在阿姆河流域待了一年多也没能说服月氏人，月氏人不想再和匈奴打仗了，所以张骞只好返回。在返回的过程中，因害怕再次被匈奴截获，“并南山，欲从羌中归”，他想顺着南山一带从青海回来，结果又被匈奴截获，滞留了一年多。公元前 126 年冬军臣单于逝世，张骞趁着匈奴发生内乱得以逃脱。公元前 125 年，才从匈奴返回长安。文献上说，张骞这次出使的整个过程是 13 年，那么出发时间便是公元前 125 年往前推 13年，即公元前 138 年。也就是说，公元前 138 年的时候，月氏人还在伊犁河流域，等到张骞在匈奴待了十余年，再去找月氏人的时候，月氏人已经到了阿姆河流域。

所以我们大致能推测出来，在公元前 138 年到公元前 130 年左右的时段里，月氏人可能从伊犁河流域迁到了阿姆河流域，这种推算不可能精确到某一年，只是有个大致的年代范围。

我们在东天山地区做了差不多 10 年的工作，但为了确认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必须走出国门，必须去找西迁中亚的大月氏遗存，和东天山的游牧文化遗存进行比较。从 2009 年起，中国的考古学者们开始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南部、卡什卡达里亚州东北部和苏尔汉河州境内的西天山山脉的山前草原地带开展考古调查，全面了解古代游牧文化遗存的分布状况。到了 2013 年的年底，我们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订了合作研究协议，正式组成了中乌联合考古队。

在连续多年的调查基础上，2015 年下半年，我们选择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市西南 20 公里处一处游牧聚落遗址撒扎干遗址（Sazagan）进行小规模发掘，共发掘了 5 座中小型墓葬、1 座超大型墓葬、1 座早期游牧民的石围居住遗迹和 1 处中世纪墓园。这项工作从 2015 年下半年持续到 2016 年上半年，通过发掘获得的资料跟已有发现（包括在哈萨克斯坦的西南部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北部，和撒马尔罕盆地其他遗址的发现）的对比，我们判断这个区域的文化和北边的文化有强烈的一致性，在时间和空间上同《汉书》等文献记载中的古代康居的范围一致。所以，位于撒马尔罕盆地南缘的西天山北麓山前的撒扎干遗址，应属古代康居文化，跟月氏的时间都在公元前后。这一发现让我们确定了康居国的南界已到达撒马尔罕盆地的南缘，西天山的北麓。如果我们要找古代月氏的遗存，还要再往南到西天山以南，到巴克特里亚去找。

2016 年下半年，我们在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州拜松市（Boysun）南的拉巴特村（Rabat）发现了拉巴特 1 号墓地，2017—2018 年进行发掘，一共发掘了 90 多座小型墓葬。这些墓葬和过去苏联时期考古学家在塔吉克斯坦发现的墓葬很相似，它们都分布在阿姆河以北的北巴克特里亚地区河旁平原周边的山前地带，具有明显的游牧特征：形制上流行右侧有偏室的偏室墓，葬式绝大多数为头向北的单人仰身直肢葬。从文化特征上，我们判断拉巴特墓地的年代大致时间也在公元前 1 世纪左右，空间范围跟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古代月氏人分布范围一致。由此我们认为，以拉巴特遗址为代表的，包括过去在塔吉克斯坦南部发现的阿鲁克陶、科库姆（Kokkum）、图尔喀墓地及丹加拉的克希罗夫墓地（Ksirovs），它们代表了同一考古学文化，应该就是古代月氏人西迁中亚以后留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拉巴特墓地的出土物

金步摇部件（左）、斯芬克斯形费昂斯吊坠（右上）、铜塔形坠饰（右下）

如何进行古代游牧文化的考古研究

研究作为游牧人群的古代月氏人，首先就有一个方法问题。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主要是在研究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农业文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此相比，针对古代游牧文化的考古研究工作并不是特别多，也缺少相应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游牧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这是大家对游牧人群的普遍印象，在国内外的历史文献中都有类似的说法，流传已久。但这种印象比较片面，因为这些文献的作者本身并不是游牧人，而是生活在农业文明中的人，缺乏对游牧生活的亲身体验，他们的信息来源很可能是道听耳闻，只看到了夏季场景。欧亚大陆的北方草原地区是游牧人群的主要分布区，纬度高、海拔高，冬季十分寒冷，最低能到零下 40 摄氏度，且寒冷的时段长，三个月算短的，一般是四到六个月，长的还会超过半年。所以在冰天雪地中让游牧人去放牧、逐水草而居，是不可能的。没有一年四季在草原上放牧的游牧人，冬季定居过冬是普遍、必需的。他们通常会选择避风、向阳、有水、有草的地方，一般会在山脉的南侧和东南侧，或者山谷当中。所以“游牧中有定居”，才是古今游牧人群普遍的生存方式。

游牧人冬季定居就会留下居住场所。过去我们研究游牧文化的时候，往往只进行墓葬的发掘研究，忽视了聚落遗址的存在，而游牧人的聚落有非常明显的季节特征。根据上面的思考和认识，我们在考古实践当中提出了游牧聚落考古的思路和方法，提出居住遗迹、墓葬和岩画，是古代游牧文化聚落遗址“三位一体”的基本要素，使游牧文化的研究立体化、全面化、系统化了。

游牧人的冬季营地夏季也使用。夏季，一般的牧民“逐水草而居”，一些“老、弱、病、残、妇、孺”便留守在这里，一年四季使用它。古代月氏人也是这样一种生活状况。匈奴突袭他们的时候，首先打击活动在夏季牧场的青壮年，这些人被称为大月氏。月氏王被杀，只得向西逃避，他们来不及也无法把留守在冬季营地的那些老弱病残妇孺带走，这部分人只能留在原地，被称为小月氏，即《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所说“其余小众不能去者”，接受匈奴人的统治。大月氏西迁，小月氏过了若干年南迁到今天祁连山以南的青海，所以文献记载他们为“保南山羌”，到羌人生活的地方去了，这便是月氏人如何分成了大月氏和小月氏。

古代岩画与聚落遗址有共存关系，道理很简单，岩画是人画、人刻的，岩画点附近往往会有古代游牧人的遗址。对古代居住遗迹、墓葬、岩画进行三位一体综合研究是游牧聚落考古的基本思路。按照这样一种思路，我们对东天山地区的游牧聚落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做了 20 多年的工作，发现了数百处游牧聚落遗址，其中大量的是小型遗址，往往为冬季聚落；也有少量大型遗址，则既有冬季聚落，也有夏季聚落。

上面说过，游牧人的聚落有非常明显的季节特征，冬季聚落大多在山脉南侧和东南侧，夏季聚落会在山脉北侧，因为没有那么寒冷了。夏季，普通牧民不断地“逐水草而居”，但贵族、部落首领和更高的统治者，出于管理统治的方便和自身安全的考虑，会在夏季牧场附近建立夏季的统治中心，所以游牧人最高统治中心就是王庭、单于庭，也有冬庭、夏庭之分。

我们在东天山北麓北坡，新疆的巴里坤县境内发现了两处王庭级的大型聚落，其中一处是石人子沟遗址群，这个遗址群的遗迹分布范围达到 34.43 平方公里，有大量石构建筑，也有夏天的居住平台和帐篷结构，以及墓葬、岩画和祭祀性、礼仪性建筑遗迹。我们在巴里坤，特别是在石人子沟遗址群连续做了多年工作，一直持续到现在。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建立了东天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年代，也初步认为，东天山地区公元前 5 世纪到公元前 2 世纪的游牧文化遗存，很有可能就是古代月氏的文化遗存。

上：石人子沟遗址一期遗存岩画 

1. 北山羊 2. 盘羊 3.鹿 4. 马 5. 人物 6. 战士 7. 骑马 8. 巫师 9. 战争 10. 射猎

下：石人子沟遗址二期遗存岩画 

1. 北山羊 2. 鹿 3. 犬 4. 对马 5. 马车 6. 骑骆驼 7. 骑马 8. 对兽 9. 射猎

这一时期的大中型墓，流行竖穴墓道右侧偏室的形制，就是在竖穴墓坑里人骨的右侧挖一个偏室；葬式流行直肢葬，而此地在公元前5 世纪前的葬式是屈肢葬。人群发生了变化，墓葬形式也会不一样。这些大中型墓中出土了陶器、铁器，还有羊、虎、格里芬等动物形的金器，以及动物纹金、银、铜装饰品。格里芬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下的一种鸟嘴神兽，从现有的考古发现来看，格里芬形象最早可能出现在阿尔泰山一带。在巴里坤的石人子沟遗址群中也有很多格里芬的形象，说明他们跟阿尔泰山文化有密切联系。

东天山地区处于东西南北交通的十字路口，古代月氏人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对于他们从一个游牧人群逐渐变成一个国家，对于他们民族性格、文化特征的形成，有重要的意义。

在约公元前 2 世纪以前，古代月氏人的活动中心应该在东天山一带，公元前 2 世纪中叶，匈奴人打败了月氏人，大部分月氏人西迁。这个年代判定既有考古学上的相对年代，也有碳 -14 测定出的年代，与文献记载相吻合。而空间上的“敦煌祁连间”，我们认为是在以东天山为中心的区域，包括东天山的周边，以及向东、向北进入到蒙古草原的一部分区域。从已发掘的遗迹来看，这一时空范围内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都具有鲜明的游牧文化特征。

无论农业、游牧，或者半农半牧，人群都要居住。农业或半农半牧的聚落通常离耕作地农田较近，而农田又要离水较近。所以只要有农业生产，无论是农业人群还是半农半牧人群，都会选择离耕作地较近的河湖边上生活。这是农业聚落与半农半牧聚落的普遍选择规律，从古代到近代都是如此。

但是游牧聚落有明显的季节区分，冬季聚落会选择在山脉的南侧或山谷内，也就是山前地带。这些地方避风向阳，有水源条件。夏季聚落主要是大中型聚落，往往会选在夏季牧场附近的山脉北坡居高临下、地势开阔、水源丰富、交通方便的场所，这样便于随时观察草原上牧民们放牧的情况，也体现出统治者高高在上的权势。

所以游牧聚落的分布区域主要在山前地带。当山前地带出现大量居住遗迹的时候，说明此地很可能开始有了游牧经济。游牧经济是人口发展到一定程度，畜群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一种选择，所以最有可能在半农半牧的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这是因为如果发生了气候恶化，首先打击的是农业，农业没有收成，就会影响到牧业，定居的牧业越来越难维持，迫使半农半牧人群要在更大范围去解决牲口的饲料问题，这就要游牧起来了。所以游牧经济产生于半干旱的荒漠草原地带，而不是更北的森林草原地带，因为后者的人口规模上不去，没有压力就不需要游牧，当然它后来成了游牧经济的一个扩张发展区域。

这就是说，不同的聚落、不同的经济形态，有不同的选择地，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当我们在东天山地区南北两麓山前地带发现大量聚落遗址时，就判断它是游牧聚落，而不是其他经济形态的聚落。大型聚落需要具备一些条件：一是要有充沛的水源，二是要有相对平缓的居住空间，因为要建房子、搭帐篷。大型聚落可能有几千上万人生活，不像小型聚落，一个小山沟就能盛下。

与这两个条件相对应，在大型聚落背后，一般会有常年积雪的高山。第一可保证这个区域有丰富的水源；第二，常年积雪的高山在 1 万年前的末次冰期时期冰川发育很好，冰川发育的结果导致山前地带有冰川堆积，形成一些比较平缓的冰碛垄。这些冰碛垄留了下来，就形成了比较平缓的台地，为大型聚落的存在创造了空间条件。这是聚落选择的客观因素。那么反过来，当古代游牧人选择这样的地方作为大型聚落的同时，他们会看到背后的高山，高山又会成为他们崇拜的对象，这是主观因素。主客观因素都具有普遍性。从新疆到中亚地区的一些大型聚落遗址，都可看出这样的规律。

石人子沟遗址群由六个遗址组成，从东到西有红山口、泉儿沟、石人子沟、西沟、小黑沟、大黑沟，一连串的遗址分布在山前地带，其中有大量的居住遗迹、墓葬、岩画，还有一些跟祭祀有关系的高台建筑。

石人子沟遗址共发现祭祀高台 3 座，从南至北呈品字形分布，其中中部高台位于遗址南部山坡上的最高处，东、西两座高台分别位于遗址东西两侧的山坡下，均距中部高台直线距离约 4 公里，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显然是特意规划的位置。我们在祭祀高台上发现了大量的用火痕迹，比较高的中部高台可能是祭天的，因为文献记载，匈奴人用火祭天，这里的游牧人群或许也用火祭祀。

中部高台周围有石墙，里面还保留着一个石墙木构建筑，可能是突如其来的大火使木建筑短时间内倒塌，人们又在其残存的石墙内部填土堆石，形成了一个台面，修建成可能用于祭祀的高台建筑再次利用。除此以外，我们还发现在高台周围有些圆形石圈，每个石圈内都有一具被肢解的人骨，人牲也可说明高台的性质。

石人子沟遗址群的工作我们年年在推进，但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因为它的规模很大，遗迹量很大。我们现在的工作重点还是调查测绘。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我们把每一座墓葬，每一座居住遗迹，每一块石头上的岩画都做了定位、测绘、记录。这是考古工作的基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也是我们在东天山的考古中逐渐形成的工作方式，总结起来叫作“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相结合的考古工作方式。

通过东天山的调查，我们解决了几个问题：首先，游牧经济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从现有的发现来看，游牧经济开始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半农半牧人群，并不是从草原上开始的。东天山地区，包括新疆北部、中亚北部的很大区域，很可能是欧亚大陆最早产生游牧经济的地方，时间大致在公元前 1300 年到前 1200 年。相比而言，蒙古草原的游牧经济要晚一些，并不是原生的。月氏、匈奴都算是早期的古代游牧人群，匈奴人建立了第一个草原帝国。过去我们认为北方文化就是游牧文化，这是不对的，北方在后来成为游牧人生活的地方，但森林草原地带不一定能产生游牧经济。

来源： 三联学术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