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跨文化融合与传播的重要标本，丝绸之路上多元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体现了跨越时空的特征，这种交流是古代世界文明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历史上，粟特人借助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商业活动，在丝绸之路上发挥着中介作用。彼时，随着东西方世界往来日渐频繁，粟特与印度、西亚、地中海世界和古代中国之间的联系逐渐建立并得以加强，最终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丝路多元文明体系，体现了希腊化、伊朗、中国、游牧民族等外来文化与粟特本土文化的互动。粟特今属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一带，这两国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粟特文明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与互鉴，是“多元一体”丝路文明的生动例证。

菲利普·柯丁（Philip D. Curtin）在《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中提出，“不管跨文化贸易的初始阶段采取何种形式，贸易聚落成为城市生活出现后最为普遍的机构形式。‘商业专家们’离开自己的故乡，以移民身份定居在其他城镇——通常不是一个边缘城镇，而是一个寄居社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城镇。那些外来的商人在那里安顿下来，学习语言、了解习俗、并掌握寄居社区的商业运作方式。然后，他们可以作为跨文化经纪人，帮助并鼓励当地人与不远千里来自故乡的人进行贸易往来……那些本想在国外开辟一个贸易区域的商人开始在寄居城镇建立一系列贸易区。结果，相互联系的商业团体形成了贸易网络，或称为贸易离散社群。”粟特人在大的城镇或交通要道活动，并且建立了许多聚落，他们在从事政治、经济等活动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多元文化的传播者，承担了“丝绸之路上的向导，交易中的商人和诸国交往的顾问”等多重角色。乔纳森·卡拉姆·斯卡夫（Jonathan Karam Skaff）也充分肯定了公元7世纪到8世纪粟特贸易离散社群（The Sogdian Trade Diaspora）所发挥的重要文化媒介作用。

国内外学者充分肯定了入华粟特人在商业贸易、政治活动和文化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谢弗（E. H. Schafer）曾用“撒马尔罕来的金桃”来指代人、家畜、野兽、飞禽、毛皮和羽毛、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物、纺织品、颜料、工业用矿石、宝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等，这足以说明粟特人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然而相比丝绸之路开通以来学界对粟特地区和粟特人研究的丰富成果，有关希腊化时期粟特本土以及希腊化文化元素东传的研究略显薄弱。

学界关于粟特希腊化问题的研究主要置于古代中亚文明、古代伊朗文明、希腊化文明和丝路文明等宏观领域。粟特位于希腊化世界的边缘地带，但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其成为希腊化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希腊化文化传播之地。近年来，考古学、文献学、钱币学和民族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日渐丰富，这为我们考察入华粟特人在希腊化文化的东传中所发挥的媒介作用提供了宝贵资料，希腊化文化元素出现在墓葬、银器、钱币、文献等与粟特人直接或者间接相关的场景中，成为研究民族交流和文化互动的重要题材。

20世纪70年代以来，粟特人墓葬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和河南等地都有发现，墓葬时间基本集中在北朝后期至唐朝之间。此时距离希腊化时代的结束已经过去将近5个世纪，但墓葬中依然体现了希腊化文化的遗存。

如山西虞弘墓中的“夫妇对饮图”，图中男女主人都手持一个杯或者碗对坐；男主人的坐姿基本相同，女主人一般盘腿而坐，并由站立的侍者在一旁服侍；夫妇宴饮的地点都在一种形制相仿的建筑中，而且男女主人的形象都是以侧面像而刻画。粟特本土塔里巴尔祖（Tali Barzu）和片治肯特（Panjikent）遗址发现了与上述特征有相似之处的图像。塔里巴尔祖城堡位于撒马尔罕南1.5公里处的达尔贡右岸，根据考古发现，城堡所反映的时段是从公元前1000年上半期到公元8世纪上半期，大致分为6个历史阶段。在第三阶段的希腊化时期考古层发现了高脚杯、单耳罐、双耳罐、典型的希腊大酒壶等大量陶器。人的肖像位于陶罐手柄之下，并带有典型的诸如花瓣和叶形装饰的希腊化艺术母题。另外，第五阶段的考古层发现了一些带有希腊化特征的物品，尽管反映的是公元5―7世纪的历史，但还是有希腊化的艺术母题。其中一个陶器上刻有希腊悲剧的场景，另外两个陶器的碎片上刻有戴头盔的战士，一个人物是四分之三侧面图，一个是标准的侧面图，并戴着鹰头状的头盔，这些均源自希腊化的母题。

同时，在兴建于公元5世纪的片治肯特遗址也发现了希腊化文化元素的图像，反映了希腊化文化元素在当地的延续。大厅北墙《宴饮人物图》描绘了“两两对坐的四个人，穿着及膝的丝绸袍子，坐在锦绣毯子上，手持金色的来通杯，角杯有时是鸟头形，有时是岩羊形。其中一位手捧着一束鲜花，另一位头戴皮毛帽子，帽子上有彩色镶边，注视着持花者。另外一位正扭头回望，高举的手中酒液正从角杯中倾注而下，恰好落入口中”。马尔夏克认为，“片治肯特壁画所体现的技巧毫不逊色于古典时期希腊庙宇浮雕技巧。”由此可以看出，墓葬中的部分特征体现了希腊化文化元素在粟特本土延续的同时，也经历了自西向东的传播。

南北朝时期的金银器在器形和纹饰等方面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其中就包括希腊化文化元素。宁夏固原北周大都督李贤夫妇合葬墓中出土了一个鎏金银壶，银壶腹中部有6个人物肖像，可分为三组。据专家考证，这6个人物展现的故事可能源于“帕里斯裁判”和“特洛伊战争”的古希腊神话传说。乐仲迪（Judith . A. Lerner）等学者认为“银壶的形状类似萨珊波斯银壶，但是管口和手柄上的人头像并不属于萨珊波斯风格”，它很可能是来自在敦煌从事商业活动的粟特商人之手。希腊人在刻画人物形象时习惯使用四分之三的脸部比例，银壶上的人物像体现了这一艺术特征。北周安伽墓和史君墓中未出土胡瓶实物，但发现的围屏石榻和石椁浮雕上有胡瓶形象。唐代开始生产陶瓷胡瓶，出现了仿粟特银壶，比如发现于1975年的房陵大长公主墓内保存有27幅人物壁画，全系侍女图。在前甬道东壁第三图的侍女左手提一只长颈大口瓶壶。粟特本土的片治肯特壁画上也出现了素面银壶图，有的在人物旁边放有银壶，有的手持银壶。

银碗也是希腊化文化元素东传的一个很好例证。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的器物体现了粟特、伊朗、突厥、拜占庭、嚈哒等多种文化元素，其中鸳鸯莲瓣纹金碗和鎏金双狮纹银碗体现了较为明显的希腊化文化元素。陕西西安沙坡村出土的鹿纹十二瓣银碗壁锤揲出12个凸凹起伏的瓣状，口沿下渐收，成为略有弧状的斜壁，圈足。根据林梅村教授的研究，银碗具有典型的西方特征，地中海东北部地区银器在造型上较早、较多地采用了口沿下内束，使口以下出现颈部，并与器腹之间形成折棱的表现手法，但颈部高，无圈足，器体刻划或锤揲出起伏的瓣状装饰，其渊源可能是希腊建筑圆柱上带凹槽的做法在银器上的运用。银碗内正中装饰有一鹿形纹样，其口沿下有一行粟特文，读作“zrwmpntk”，意为“祖尔万神之奴仆”。尽管金银器上的希腊化文化元素并不是非常的丰富和明显，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线索和信息，这些发现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希腊化文化的东传与粟特人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斯坦因于1907年在敦煌以西烽燧中发现的古信札为研究粟特钱币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些信札至少有一封成书于姑藏，两封成书于敦煌，一封寄往撒马尔罕，其余的很可能是寄往楼兰的，这明显证明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区域商业网络和彼此之间的频繁互动。其中II号古信札是由居住于甘肃河西的商人那尼槃陀（Nanai-Vandak）写给他的撒马尔罕主人拔槎迦（Varzakk）的。据亨宁推算，II号古信札大致写于公元312―313年间，信中写道：

“拔槎迦老爷，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您的权威庇护之下！度路越飒槃陀之子毕娑从我这里拿走5 [……] 4个斯塔特，他把它存了起来，但没有过户。从现在起，您应该原封不动地得到它……”。

由此可以初步推测，4世纪早期的粟特商人依然使用斯塔特。实际上，在公元前3世纪中亚地区就已经开始使用斯塔特，直到8世纪粟特地区的商人仍然用它来标注银盘的重量，此时的斯塔特依然保持着16克的重量。另外，斯塔特也发挥着货币单位的角色，古典作家阿里安曾在《亚历山大远征记》中记载，亚历山大为了鼓励士兵占领粟特地区而将斯塔特作为奖励。

另外，在西安、扶风和灵台等地陆续发现的铅饼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1965年西安汉城遗址出土了13枚铅饼，1973年扶风汉代遗址出土了2枚铅饼，1976年甘肃省灵台县出土了274枚铅饼。目前，学界对铅饼上的文字和所受影响依然存有不同观点。部分学者认为铅饼上的文字可能是讹写的希腊文。根据克里布研究，吉姆·安德森（Jim Anderson）认为铅饼出现的铭文是ΒΑΣΙΛΕÑΣ ΒΑΣΙΛΕÑΣ（王中王）。就铅饼所受的影响来源而言，一种观点是铅饼与帕提亚后期的四德拉克马银币非常相似。

密兴·黑尔芬（Maenchen Helfen）认为“由于汉代中国与帕提亚帝国之间贸易频繁，帕提亚钱币才得以流入中国。受此影响，这类铅饼应该是中国工匠模仿帕提亚钱币的结果”；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铅饼“应与印度-斯基泰人、西北印度的贵霜人和巴克特里亚人的钱币相似”。实际上，当时的中亚和帕提亚都明显受到了希腊化文化的影响。早在公元前3世纪，粟特分别以撒马尔罕（康国）、布哈拉（安国）、渴石（史国）为中心，纷纷开展了仿亚历山大钱币、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欧泰德穆斯一世钱币和塞琉古王朝安条克一世钱币的造币活动。希腊化时期粟特仿造币上的文字虽与标准希腊文存在差异，但出现了希腊文书写的国王头衔“王”的币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欧泰德穆斯一世仿造币上出现了带有“王中王”的币文。奥斯蒙德·波培拉赫奇（Osmund Bopearachchi）根据币文变化，将此类钱币分为早期仿造币、过渡期仿造币和后期仿造币三个阶段，其中，过渡期仿造币是阿拉米亚文和希腊文的双语币。从“粟特国王”和“王中王”的无名王钱币过渡到King Kagaha和King HaSa，尽管钱币上的希腊文发生了变形，甚至变得更加模糊，但体现的仍然是希腊式钱币风格。在大月氏人占领粟特之后，希腊化文化元素在钱币上也体现了延续性，当地依然保留了希腊式造币传统。

摩尼教以官方形式传入中国是在公元694年，并且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敦煌、吐鲁番等地相继出土的多件摩尼教文献就是很好的例证。其中一则粟特文摩尼教文献与《伊索寓言》故事极为相似，反映了希腊化文化信息的东传。摩尼教文献中的《伊索寓言》故事经由勒柯克发表，亨宁对具体内容进行了解读。亨宁对此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人们一直很关注摩尼教在东西方故事和寓言传播中的作用，只是难以找到相关文献予以证实，而中国境内发现的粟特文文献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开头部分是希腊文书写的，大致意思是：

猴子在动物们的集会上跳舞，由于受到尊重，猴子被选为王。狐狸非常嫉妒，当它在一个陷阱中发现了一块肉后，就把猴子带到那里。狐狸说，它发现了一个宝物，但不是自己占有，而是献给国王的。并且建议猴子自己去取，[猴子]走过去，但是没有注意到……

之后是粟特文书写的30行内容，大致意思是：

……谁将合适成为我们的国王呢？没有谁比您更合适了！所有动物都赞同您成为唯一的国王，现在正是宣布您成为我们国王的时候了。您的身体一半像人类，一半像动物。现在让我们快点出发吧，您应该坐在王位上，成为所有动物的国王。

愚蠢的猴子便跟随狐狸出发了。当它们快到了[陷阱]之际，[狐狸]转身对猴子说道：“好……已经来到我们面前，好运即将降临到您的身上……充满……不会……[陷阱]，但是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请您像一个国王一样吃吧。因此，请您先拿着这个[陷阱]”。

愚蠢的猴子听到这些话，立刻变得高兴了……

上述摩尼教文献的内容与希腊文版本中的“猴子与狐狸选王”故事极为相似，这说明，粟特人应该熟悉希腊语和希腊人的一些故事。粟特片治肯特壁画内容可以与此互证，片治肯特壁画反映了多元的神祇形象，如印度神、希腊神、佛教和摩尼教诸神，41/6室反映了第53个《伊索寓言》故事——《父亲与儿子》，1/21室反映的是寓言故事《下金蛋的鹅》和《狮子和兔》。随着信仰摩尼教的粟特人进入中国，他们所熟悉的一些希腊故事和寓言也随之东传。

此外，希腊赫拉克勒斯神也是一个重要例证。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发现了具有希腊化风格特征的丝织品，上面绘有赫拉克勒斯正在杀死一条蛇，并用人头鸟身的动物和植物装饰。出土的对饮织锦虽然有些破损，但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个珠环组成一个基本单元，一组是两人托腮对坐，一组是两人站立举杯对饮，饮者手捧来通杯。《北史》和《隋书》都记载了来自粟特地区的安国人何稠家族善于织锦技术。另外，关于赫拉克勒斯的崇拜其实早在亚历山大东征之际就已经显示出来了。阿里安在《亚历山大远征记》中既记载了赫拉克勒斯与亚历山大的关系，而且也说明只有像赫拉克勒斯和狄奥尼索斯这样的希腊神才能远征到这里，而他甚至要比他们征服得更远。早期粟特亚历山大仿造币、安条克一世仿造币和欧泰德穆斯一世仿造币上也出现了赫拉克勒斯的形象。因此，笔者认为，将这些丝织品与粟特人联系在一起是有其合理性的。

我国境内考古发现的与粟特人相关的希腊化文化信息看似零散、表面并具有不确定性，然而，如果我们将其放置于整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希腊化文化元素进入粟特文化圈之后，呈现了延续性和传播性较强的特征。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其一，粟特的政治历史导致了对外来文化的接纳与传承。作为希腊化世界的组成部分，希腊化文化元素传入粟特，这为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创造了条件。粟特与希腊世界的交流早在波斯帝国时期就已经发生，但这一时期粟特与希腊文化的接触仅仅是局部的。粟特真正受到希腊化文化元素的影响始于亚历山大对粟特的征服，在其继承者和塞琉古王朝时期得以进一步巩固和发扬，并被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所继承。公元前2世纪中期，大月氏人的入侵终结了希腊人在粟特的政治统治，但是传入并对当地产生影响的希腊化文化元素并未由此结束，在之后嚈哒、突厥等游牧民族统治时期的粟特地区也延续了希腊化文化元素。

其二，粟特城市对多元文化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希腊-马其顿人的征服，粟特大多数早期城市和定居区逐渐衰落。为了巩固统治，亚历山大在所征服之地纷纷建立了城市。塞琉古王朝沿袭了亚历山大的传统，在交通要道中心或者重要区域也进行了建城活动。撒马尔罕、布哈拉和渴石无论是在希腊化时期，还是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后，都占据着重要战略地位，承担着军事基地、行政中心、地区贸易中心、国际与地方商道沿线的交流中心、贸易站点和传播文化的功能。正如徐晓旭教授所言，“丝绸之路是在希腊化时代后期开通的，希腊化时代虽然随后也在欧亚各地陆续结束了，但希腊化本身并未完结；多城市经历的希腊化时代和/或后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化，在城市后续的发展史上或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三，粟特离散社群对多元文化传播发挥了重要媒介作用。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粟特成为连接中国与萨珊波斯、拜占庭和印度之间贸易往来的中转站，大量粟特人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荣新江教授勾勒出一条粟特人东行进入中国内地后的路线图，“这条道路从西域北道的据史德（今新疆巴楚东）、龟兹（库车）、焉耆、高昌（吐鲁番）、伊州（哈密），或是从南道的于阗（和田）、且末、石城镇（鄯善），进入河西走廊，经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再向东南经原州（固原），入长安（西安）、洛阳，或东北向灵州（灵武西南）、并州（太原）、云州（大同东）乃至幽州（北京）、营州（朝阳），或者从洛阳经卫州（卫辉）、相州（安阳）、魏州（大名北）、邢州（邢台）、定州（定县）、幽州（北京）可以到营州。在这条道路上的各个主要城镇，几乎都留下了粟特人的足迹，有的甚至形成了聚落。”粟特人定居于丝路沿线的城镇，承担着与粟特本土之间沟通的桥梁，扮演着文化传播的重要中介作用。

其四，入华粟特人所承担的角色为多元文化传播创造了条件。大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证明入华粟特人从事不同规模的政治和经济活动。据《北齐书·杨愔传》载：“太保、平原王隆之与邻宅，尝见其门外有富胡数人。谓左右曰：‘我门前幸无此物。’”据《魏书·安同传》记载，“登国初……同频使称旨，遂见宠异，以为外朝大人，与和跋等出入禁中，迭典庶事。太祖班赐功臣，同以使功居多，赐以妻妾及隶户三十，马二匹，羊五十口，加广武将军……以谋功，赐爵北新侯，加安远将军。”又如，《康达墓志》称：“曾祖蕞，齐任上柱国。祖逵，齐任雁门郡上仪同。”康、安均属于“昭武九姓”，广武将军、安远将军、上仪同等都属于军事职官，由此可以推断，北朝粟特人以担任武官为主，这应该与中国北朝政治形势有关。从北朝后期开始，中原王朝为了控制粟特聚落，将萨保专设为职官，专门授予胡人首领，管理聚落行政和宗教事务，萨保体制与丝路贸易和粟特聚落的建立密切相关。

从传播考古学的角度看，粟特人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媒介人物”的职能，发挥着重要的信息传播作用。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8世纪中期，希腊化文化经由希腊-马其顿人正式传入粟特，经历了与当地文化以及伊朗、中国和游牧民族等外来文化元素的交流和互动。粟特本土的希腊化文化遗产及其文化影响日益被地方文化和外来文化等多种因素所冲淡，但希腊化文化在当地建筑、艺术、钱币、宗教等方面还是得以延续。在我国境内发现的与粟特人相关的遗迹体现了他们在与不同民族和国家往来中所吸收和接纳的文化元素，同时也见证了其华化进程中的适应与融入。虽然希腊化世界和古代中国在时间、空间和文化背景上相差较大，但经由丝绸之路引发的大规模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包含了希腊化文化的东传。

鉴于粟特本土及其聚落出现的相似希腊化文化元素，而且传入中国的路径与粟特商人活动范围基本吻合，因此，笔者认为长时段的考究希腊化文化的东传，既可以探讨粟特本土多元文化因素的传承与延续，也有助于思考粟特人在东西方文明多空间迁移过程中所发挥的媒介和传播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