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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Ⅰ号”船说：从中国水下考古看海上丝绸之路》：一部基于考古学的南宋沉船“南海Ι号”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史学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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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Ⅰ号”船说：从中国水下考古看海上丝绸之路》
本书以“南海I号”的发现、打捞、考古和出水文物、海贸研究为主线，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案例，充分反映出“中国水下考古”为世界水下考古技术发展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实施整体打捞“南海I号”的“华天龙号”起重船，也展示了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良好形象。
本书通过介绍以“南海I号”为代表的中国远洋商贸沉船的出水，表明中国在历史上是海丝商贸的重要商品产地与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动力源。中国海商不断开辟新航线，扩大海洋贸易地理范围和朋友圈。中国传统文化更加频繁且规模化的走向世界。中国与海丝沿线国家共同创造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作者简介
魏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科技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通识游学课程“海上丝绸之路”课程负责人。主要从事海洋考古、海上丝绸之路考古、博物馆管理研究。1991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先后获学士（1996）、硕士（1999）和博士学位（2002）。2005—2014年间任“南海I号”考古项目领队。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文物局专家组专家。曾入选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全国先进工作者，“广东特支计划”宣传思想文化领军人才。曾获文化部创新奖、国家文物局科学技术与创新奖一等奖、田野考古奖一等奖等科研奖项。
本书以一艘800余年古沉船——“南海Ι号”为圆点，阐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前世今生和中国水下考古的发展历程，展示了中国造船史、航海史、物产史、海丝贸易史等最新研究成果，为世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中国方案。
本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南海I号”为代表的中国远洋商贸沉船的出水为圆点，向读者介绍中国水下考古技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波澜画卷等，旨在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让读者深切的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积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增强社会大众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
目录
贰 打捞篇
叁 考古篇
肆 货物篇
伍 海贸篇
本书前言
泉州郡守司马伋完全没有想到，他在大宋淳熙十年（1183）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一次公务活动将会被历史永远铭记。天光微明之时，这位司马光的曾孙就带领着泉州市舶提举林劭等一帮同僚赶到了泉州城西的延福寺。按照朝廷的规定，他们要在这座寺庙里拜祭海神通远王，祈求海神保佑风调雨顺，海定波宁。朝廷非常重视这项祭祀活动，因为“波涛晏清、舳舻安行”不仅能为当地的生产生活提供天时之利，更重要的是保证了作为朝廷重要财政来源的海洋贸易顺利开展。故而，朝廷明令广南东路、两浙路、福建路等市舶司所在地的官员都要组织“祈风”祭祀活动。沿海各地民众信仰的海神并不一致，比如广南东路的广州祭祀南海神广利王、两浙路的明州祭祀东海神广德王，而福建路对于通远王、天后（天妃）有着广泛的信仰基础。在泉州一带，人们相信通远王虽然是山神出生，但后来法术精进，成为一方非常灵验的海神，向他虔诚祈祷有关水旱灾害、疾病、远航的事情都能得到庇佑。相传北宋仁宗年间，泉州出现大旱，郡守蔡襄来寺中向通远王祈雨，很快天降甘霖解决了旱情。蔡襄感念祈雨有应，便奏请朝廷加封通远王为善利王，不久又加封至广福王。可以说，这位通远王被认为是在玄天上帝和妈祖信仰兴起之前，福建沿海地区最为灵验的海上保护神。
▲《岭外代答》（淳熙五年(1178年）中的南海航线
两宋王朝与北方地区契丹、女真、党项建立的政权长期对峙，隋唐时期连通中国与中亚、西亚的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东西方之间经由陆路进行的货物交易和人员往来断绝。为了维持政府的财政和军备开支，以及向北方政权支付数量巨大的“岁币”，宋王朝把扩大海洋贸易作为增加收入的重要手段，宋高宗赵构就很直白地对臣下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朝廷在拓展与海外的贸易方面投入了极大精力，不仅派遣使者去海外“招商”，还在沿海地区的广州、泉州、明州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洋贸易和使节往来事务。特别是福建路的泉州这座著名的港口城市，地方行政长官郡守、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市舶提举等官员每年夏四月和冬十月或十一月要各去一次延福寺的通远王祠祭拜，分别进行“回舶祈风”和“遣舶祈风”仪式，祈求外商远来和商人出海都能平安顺利。
▲“南海I号”出水的金戒指
有文人描述延福寺外“车马之迹盈其庭，水陆之物充其俎”，祭祀现场人山人海，非常热闹。虽然祭祀过程繁缛冗长，但看得出主祭的司马伋大人心情愉悦。祭祀结束后，他邀请同僚一起游览了附近的优美风景。后来，他还让人将这次祭祀活动刻石记录在泉州郊外九日山的崖壁之上：
在登舟踏潮尽兴而还的司马大人看来，完成祈风祭拜后，法力无边的通远王自然会彰显灵应，确保海商能够“顺风扬帆，一日千里”。然而，一艘当日从泉州出发的商船却似乎没能享受到这份福运，它在更南方的广州补充了一些铁器和美酒后继续南行，随即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谁也没想到，再次听到有关这艘商船的消息，已跨越过800余年的时光，直到1987年的那个春天……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办的中国文物大型拍卖活动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一批来自南中国海海域的古代文物在为商业打捞者赢得巨额财富的同时，也意味着水下文化遗产本身已遭遇灭顶之灾。尽快加强对我国管辖海域水下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工作成为中国政府和考古专家们的共识。恰在此时，一项中外合作寻找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沉船的行动也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调查人员使用水下抓斗从海底打捞出了精美的瓷器和长达1.7米的黄金项链。闻讯赶来的考古专家对出水文物进行鉴定后确定它们应该来自一艘宋元时期的古代沉船。围绕着这艘后来被命名为“南海Ⅰ号”的沉船的考古和保护，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正式拉开了序幕。
精彩文摘
1987年初，当中国北方仍然春寒料峭之际，南方的广州却早已花团锦簇，美丽的风景和适宜的温度让这座滨海城市中的每个人都充满了活力。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一位西装革履的高个子外国人来到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交通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广州救捞局办公楼，他向办公楼门口的值班人员声称，自己是英国海洋探索与救援有限公司（Maritime Exploration & Recoveries PLC）的创始人罗伊·马丁（Roy Martin），这次专门前来拜访广州救捞局领导，希望商讨一项神秘的合作业务。无论值班人员怎么询问，马丁先生都不肯说出合作业务的具体内容，只是不停强调如果见不到广州救捞局的领导绝不会透露任何信息。当时，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9个年头，在广州街头见到外国人不足为奇，但是外国人主动上门来要求洽谈合作业务还不算太多，按照外事工作的相关要求需要认真对待。于是，值班人员立即向局领导进行了简要汇报并把马丁带到了会客室。直至见到广州救捞局的外事负责人后，马丁才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原来这位出生在英国南安普顿的马丁是一位资深海员，曾受雇于一家老牌的海洋打捞公司，负责东南亚地区的沉船打捞业务。退休后，他自己注册成立了英国海洋探索与救援有限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搜寻并打捞具有商业价值的沉船。马丁称自己系统研究过17—19世纪珠江口附近的沉船资料，已经掌握了300多艘具有打捞价值的沉船信息，希望在中国找一个能够长期合作的业务伙伴，共同开展打捞沉船工作，以获取经济回报。为了展现自己的诚意，马丁表示可以共享一艘沉没在广东上下川岛附近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莱茵堡号”（Rijnsburg）的信息，协商进行合作打捞。同时，马丁还说自己不仅掌握了这艘沉船的大致地点，而且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商用声呐设备及金属探测仪，能够使寻找沉船的工作更加顺利。
▲1987年出水瓷器与金饰
在国际上，打捞沉船是一项非常有利可图的事。早在17世纪，欧洲国家已经有商业公司尝试使用潜水钟和重潜技术在港口附近搜寻沉船和打捞船货。随着潜水装备和水下探测技术的不断进步，20世纪之后，沉船打捞业务从港口和海岸附近扩展到离岸更远、水深更大的海域，成功打捞出的沉船也涵盖了从古代到当代的各种类型。商业打捞者们普遍认识到，一旦发现并成功打捞沉船，特别是那些装载着大量商品和货币的古代船舶，将会带来丰厚经济回报。因而，打捞者趋之若鹜，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沉船。这些打捞行为虽然给打捞者带来了大量的经济收益，但是对海洋中的古代沉船来说却是灭顶之灾，因为大量古代沉船被打捞者破坏。为了遏制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沉船的无序破坏行为，欧美主要沿海国家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纷纷出台海洋文物保护法律，保护自己管辖海域的文物不受劫掠。以盈利为目的的沉船商业打捞行为在西方发达国家管辖海域受到了极大限制。于是，大批国际打捞公司和个人寻宝者把目光投向了当时在水下文物保护立法方面还极不完备的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和南中国海海域。这里曾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商船和航路汇聚之处，沉船数量众多且船货大多数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加上一些被刻意宣传的通过沉船打捞“成功”致富的故事，让这里成为海洋打捞者垂涎的宝库。
马丁具有丰富的海洋打捞经验，并且在东南亚海域工作多年，自然也不愿意放过这样的机会。他查阅了大量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资料，并结合当时的生还者描述和新闻报道，锁定若干艘东印度公司的沉船，其中就包括18世纪后期沉没的商船——“莱茵堡号”。
▲“南海I号”船舱货物分布情况
1602年，欧洲新兴的荷兰共和国议会决定授予新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以控制印度洋和太平洋海域的贸易活动。除了贸易权，荷兰东印度公司还被赋予了在东方贸易地建筑城堡、指派长官、扩充武装，甚至与其他国家缔结合约等特权。利用这些特权，荷兰东印度公司迅速提升了自身的实力，并以其东方总部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为中心建立起庞大的殖民贸易体系。根据文献记载，在17世纪前6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向亚洲水域派船次数超过30000次，涵盖了700多个目的地，为荷兰共和国赢得了“海上马车夫”的称号。为了增强航运能力，提升自己在东方地区海洋贸易中的竞争力，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765年决定新建数艘远洋商船。作为荷兰六大造船基地之一的泽兰（Zeeland）造船厂承接了造船任务，并很快建成一艘长42米、排水量达到850吨的商船——“莱茵堡号”。1768年7月，“莱茵堡号”商船被派往遥远的东方，承担起巴达维亚和荷兰共和国本土之间的货运任务。1771年秋季，“莱茵堡号”的船长罗伊洛夫·斯科特（Roelof Schot）接到公司总部的命令，要把一批金属货物运回欧洲，但是在此之前需要先去澳门、孟加拉两地完成两项其他商业任务。对于这次航行，斯科特船长并没有特别在意，因为他已经带领“莱茵堡号”完成了3次横跨半个地球的远航，拥有丰富的航海经验。1771年10月，已经航行到距离澳门不远的上下川岛西侧海域的“莱茵堡号”遭遇台风袭击，船舶触礁沉没。“莱茵堡号”的船员中，只有船上的大副与另外4名船员凭借船舶沉没前幸运找到的几块漂浮物而死里逃生。后来，这几位被当地渔民救起的船员在澳门搭乘英国商船返回欧洲。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份档案详细记录了这5位幸存者对“莱茵堡号”沉船事件的详细描述，包括航行的基本情况，遇到台风时的船上应对措施，触礁时的情况，以及他们的逃生经过。根据他们对触礁时周边海洋环境的描述，可以判断当时“莱茵堡号”应该位于下川岛以西，即现在广东省阳江市东平镇对出海面的大、小帆石附近。这里距离珠江入海口约102海里，海水深度为24~26米。
查询到“莱茵堡号”海难报告的马丁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他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历史档案中不仅了解到“莱茵堡号”触礁时的更多细节，而且根据档案所附派船记录，知道了船上所载货物的详细数据，“385.5吨锡锭、6箱白银，以及130多吨胡椒、可可、布匹等货物”。如果能找到“莱茵堡号”并把船上的金属货物打捞出来拍卖，显然会得到一笔不小的财富。于是，马丁立即赶来中国，尝试向广州救捞局提出合作寻找并打捞“莱茵堡号”的建议，因为他知道没有中国政府的同意和中国国有专业救捞机构的参与，是不可能实施这个商业打捞项目的。
▲“南海I号”出水的铜秤盘、铜天平及铜砝码
与广州救捞局洽谈合作也是马丁精心选择的。他从香港朋友那里得知，根据中国政府颁布的沉船打捞管理办法，在中国管辖海域进行的沉船勘测和打捞活动必须委托交通部救捞专业机构实施。也就是说，如果不跟交通部下属的机构合作，寻找和打捞“莱茵堡号”的计划根本无法推进。在当时，交通部下属的专业救捞机构主要是烟台救捞局、上海救捞局和广州救捞局三家，分别负责黄渤海、东海、南海海域的海洋救助打捞、海洋工程施工及潜水培训工作。这三家救捞机构都拥有雄厚的实力。因为“莱茵堡号”沉没在南海北部海域，马丁决定直接与广州救捞局联系。在听完马丁的介绍及其合作意向后，广州救捞局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意识到此事较为复杂且不好处理。因为广州救捞局之前承接的都是国内的客户委托或者交通部直接指定的现代船只救助打捞任务，与外国公司合作打捞200多年前的沉船还没有先例。广州救捞局领导随即就此事召开专题会议，决定把马丁的合作意向向上级主管部门——交通部汇报。交通部批复：如果联合打捞项目能得到军事和文物等相关部门的同意，从引进先进技术的角度考虑，可以与外方合作开展“莱茵堡号”的勘探和打捞工作。经过多方努力，最终得到了中外合作开展“莱茵堡号”的打捞许可。
接下来，广州救捞局与马丁团队的代表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谈判，围绕各自的权利、义务据理力争。1987年6月，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向并在北京的燕京饭店签署了协议，合作寻找、打捞包括“莱茵堡号”在内的两艘荷兰东印度公司沉船。协议明确了打捞工作必须接受中方监管；除协议中约定的沉船外不得打捞其他沉船；如果在打捞过程中发现文物应无偿交给中方等权责。
▲“南海I号”出水的景德镇窑青白釉芒口小碗
虽然沉船体量不小，但在茫茫大海中搜寻起来仍然困难重重，即使马丁团队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但在没有明确地理坐标的情况下，合作双方都知道想顺利找到沉船并不容易。在大海中寻找“莱茵堡号”，显然不能依靠潜水员去进行漫无目的的水下人工搜寻，所以英方提供了多种先进的商用水下探测设备，包括定位仪、声呐和金属探测仪等。1987年7月10日，英国海洋探索与救援有限公司的技术员带着探测设备来到深圳蛇口码头，登上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广州救捞局“穗救207号”拖轮，一起奔赴下川岛海域，寻找“莱茵堡号”的工作正式拉开了序幕。
到达预定水域后，工作人员没有立即开始探测，而是先乘坐快艇到附近岛屿上架设定位仪，建立探测坐标。因为海洋探测不是随意而为的撞大运，需要有明确的测量规划。具体做法是工作人员根据探测需要划定测量区域，然后在区域内为探测设备设定测线，最终获得探测数据。在寻找“莱茵堡号”的项目中，因为探测区域范围很大，工作人员依托已建起来的坐标系统，把探测海域划分成边长为2千米左右的探测小区，然后在小区内规划出间隔50米左右的平行测线，引导工作船拖拽探测设备沿测线航行，到达探测区一端后折返，沿第二条测线进行探测。如此往返测量，一个小区测好后就转入另一个小区，直至覆盖整个探测区域。
▲“中国考古01”号考古专用船
英方带来的探测设备中，最先进的是侧扫声呐（Side-scan Sonar）。声呐是20世纪初由英国海军发明的，当时主要用于军事领域。声呐是一种利用声波在水下的传播特性，通过电声转换和信息处理，从而完成水下探测任务的电子设备，分为主动式声呐和被动式声呐两种类型。主动式声呐能主动向外界发射定向声波，当声波接触到水下目标后产生回波，声呐中的接收装置接收回波，计算其时间、幅度、相位等指标，测算出被探测物体的外形、大小和运动状态等信息。如果海底有沉船且凸出海床，声呐就能很好地绘制出它的外形轮廓。被动式声呐的出现早于主动式声呐，是一种通过被动接收舰船等水中目标产生的辐射噪声和设备信号，来测算目标的位置和某些特性的设备。声呐的发明借鉴了仿生学的研究成果，自然界中的蝙蝠、鲸鱼等动物都掌握着类似的声波探测技能。此次寻找“莱茵堡号”的声呐是主动式声呐。当然，使用声呐探测海底沉船也是有局限性的。比如说，当沉船被深埋在海床之下而没有形成海底凸起时，声呐探测就很难发现目标。为了增加探测的成功率，针对“莱茵堡号”上装载有大量金属货品的情况，英方还特地准备了金属探测仪。这种仪器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发射电磁波来激发被探测物体内部的涡电流变化，进而引起磁场扰动并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运用各种探测设备先行勘探，显然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节省人力。当探测设备发现水下疑点之后，再派遣潜水员进行探摸或者采用其他方式确定水下疑点的性质，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原以为搜寻“莱茵堡号”的工作将会非常顺利，不料半个月下来，一点有用的沉船线索都没有找到。虽然在这段时间里，声呐探测也发现过一些水下疑点，其中一个更是呈现出船体轮廓，甚至潜水员还采集回来一些木质船体构件。让人遗憾的是，木板上残留的铁铆钉表明它是一艘现代渔船，与“莱茵堡号”毫不相干。
探测工作的转机意外降临在探测进行了20多天后，声呐接收器突然显示出海床上有一个面积不大的凸起物。对此，英方技术员并没有太注意，因为这个凸起物实在太小了，跟“莱茵堡号”40多米的庞大体量有着天壤之别。然而，负责此次探测任务的广州救捞局现场总指挥尹干洪正好在监控室，也看到了接收器上的这个海底影像。长期的打捞经验使他坚持认为这个小凸起在被泥沙淤平的海床上很是突兀，提出把工作船开回去，让潜水员到海底实地探摸。潜水员很快从海底返回，报告说在海底摸到一个长约2米，高出海床0.5米的礁石状物体。由于这个物体胶结得很厉害，没法判断是什么东西，他费尽力气才从上面抠下了一小块。经过辨认，这块物体虽然糟朽得很厉害，但可以看出是有着明显人为加工痕迹的一小截木块，技术人员判断这个木块或许跟沉船有关。经过简单商量，中英双方负责人一致同意使用水下抓斗多捞些样本上来。当巨大的抓斗把海底堆积物抓起并倾倒在工作船甲板上时，在场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因为，散落在甲板上的泥沙中包含有大量陶瓷碎片以及一段木桅杆，显然这些都与沉船有关。更大的惊喜随之而来，当人们用水枪冲开大团的泥沙时，一位眼尖的工作人员忽然看到淤泥中有条闪闪发亮的东西。他用手一扯，却越扯越长，最终拉出来一条1.7米长的金链子。这位工作人员或许会激动于如此大件金器的发现，或许会震撼于它的制作精美，但是当时的他一定不会想到自己随手拉出来的文物，竟牵出了一个惊天的海底宝藏，而该宝藏又将给中国的水下文物保护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改变。金链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叫作“鎏金腰带”，是那艘后来被命名为“南海Ⅰ号”的古沉船上最有代表性的“网红”文物之一。现在，这件文物已改名为“宋金项饰”，是《国家宝藏》第二季中广东省博物馆推荐的国宝级文物。
▲“南海I号”出水的德化窑青白釉印花四系罐套装喇叭口瓶
发现了陶瓷、金银器当然是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遗憾的是抓斗的巨大挤压力让出水的绝大部分瓷器成为碎片。事后，船上工作人员挑选出一些保存完整的陶瓷器、金饰、锡壶以及银锭等，共有207件。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各种各样的陶瓷器，有刻划荷花纹饰的青瓷碗、葫芦造型的青白釉瓷瓶、印花或划花的小瓷罐、仿金属器制造的绿釉瓷碟，以及大小不一的各式粉盒，甚至还有一件器物底部有墨书“郑知客”三个字。其余的陶瓷器碎片则被再次抛入海中，这个做法在当时可能只是不了解碎片价值而做出的无心之举，但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些陶瓷碎片形成的凝结物给未来的水下考古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打捞出沉船文物，作为项目总指挥的尹干洪在高兴之余也感觉到了事非寻常，因为出水文物与“莱茵堡号”货物清单的记录并不一致。他立即把此次的发现及自己的判断向广州救捞局的领导作了汇报，同时当场决定，“在没有弄清打捞这批出水物品的年代和性质前，暂停一切打捞作业”。对此，英国海洋探索与救援有限公司的代表极度不满，要求继续用抓斗打捞以便获取更多文物。对于英方的要求，尹干洪态度明确，“这不是我们要找的“莱茵堡号”，我不同意继续这样的破坏性打捞”。第二天，广州救捞局决定从广州调派船舶来工作现场取回出水物件，并由专人护送到负责管理广东全省文物工作的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下称“广东省文管办”）进行鉴定。广东省文管办立即组织广东省博物馆和其他文博单位的数名古陶瓷专家对文物进行鉴定。陶瓷断代对于见多识广的专家来说并不困难，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批出水文物中的陶瓷器的年代相当于宋元时期，是我国南方的江西景德镇、浙江龙泉和福建德化一带窑址的产品。种种迹象表明它们来源于同一艘古代沉船。由于事关重大，国家文物局也派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专家进行“会诊”，给出了相同的鉴定结论。在获知文物鉴定结果后，广州救捞局决定终止本次中外合作的沉船探测打捞作业，所有工作船和人员撤回广州待命。英方人员虽然对此心有不甘，但是遵照合作协议，他们只好暂时返回英国。不过，马丁和他的合作伙伴并没有放弃寻找“莱茵堡号”。在随后的两年中，马丁又先后带着筹集到的资金两次租用广州救捞局的工作船和人员，返回下川岛附近海域继续搜寻“莱茵堡号”沉船，均无功而返。1989年夏季，马丁为打捞“莱茵堡号”沉船而募集的资金告罄，宣布公司破产并放弃寻找。
1987年8月，广东省文物部门对外宣布：在广东省的下川岛附近海域，发现一艘宋元时期沉船。而在此之前，国家文物局已于1987年3月牵头成立了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筹备组建专业队伍和启动人员培训。因为南海宋元沉船发现在后，所以国家文物局的这一举措并不是对这艘沉船的未卜先知，而是出于中国水下文物保护的客观需要和对发展水下考古事业重要性的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