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关可敦墓即青冢说的证据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青冢与可敦墓在含义上的关联性。历史上王嫱生前的正式身份是匈奴单于的阏氏。虽然蒲立本曾假设可敦的词源正是来自阏氏,但这一推想之后遭到了来自语言学的质疑:阏氏一词似应与叶尼塞语中表示“妻子”的相关词汇有近亲关系。(30)与之相对,噶仙洞北魏石刻祝文中“先可寒”、“先可敦”称衔的出现,则加强了可敦一词率先被东胡系统的鲜卑等部族使用、随后才进入突厥语中的观点。(31)而随着匈奴语在汉晋以后的消逝,阏氏、单于之类的旧称在北方民族中也渐渐被可敦、可汗取代而遭到遗忘,尤其是到了《突厥语大词典》成书的11世纪前后,可能只有少数汉化较深的北族人士才有可能凭借汉语的渠道知晓阏氏这一古老的用词。至于那些造访或风闻过青冢的、以突厥语或契丹语为母语的普通大众,会自然地把昭君作为君主正妻的身份理解成其最为熟悉并习用的可敦一语,并进而把带有一定文学色彩的昭君墓——青冢意译成含义更简明易懂的可敦墓。(32)故后者与青冢在涵义的相通性上实无滞碍。

　　青冢在地理位置上无疑处于辽夏双方的边境地带,从位于今呼和浩特市南郊大黑河畔的此地西去当时的两国边界约在150公里内,恰好契合《突厥语大词典》将可敦墓置于“唐古特与秦之间”的描述,与漠北可敦城相比明显要更合适。(33)此外,青冢所在地呼和浩特市的纬度是北纬40度50分,与八剌沙衮所处的北纬42度44分之间的误差数值也远小于漠北可敦城。故《突厥语大词典》所附舆图将可敦墓与八剌沙衮定在近乎同一纬度上的做法,可谓“虽不中亦不远”;再考虑到喀什噶里当时的工作条件及受到的客观环境制约,能够得出这样的认识已属难得。

　　至为重要的是,巍然若山的青冢因为王昭君的传奇经历而演变为中古时期北方华夏边缘地带最负盛名的一处纪念性遗迹。即以唐诗为例,直接以咏青冢或昭君墓为题的作品即有多首,至于平常赋诗时引之入典的场合就更属常见,其间不乏传世佳作。(34)青冢的知名度可见一斑。辽代诗文创作虽不及前朝繁荣,但并未影响到青冢作为古迹胜地的赫赫名声。早在耶律阿保机于神册元年(915)经略漠南代北地区时,就曾“勒石纪功于青塚南”。(35)在辽圣宗统和二十九年(1011)的《耶律隆祜墓志》中,也有“因兹高树于德基,下欺青冢;从此长流于善水,小视黄河”。(36)志文以青冢与无人不知的黄河相对仗,益见辽人对它的熟悉程度。前文述及可敦墓之名按比鲁尼之说系“一位贵妇人的坟墓”,既然它的声名能够远播他乡而被异邦学者知晓,那么显然唯有青冢才足以当之。

　　然而为何青冢(可敦墓)会被喀什噶里定义成一座城市呢?答案不难索解,因为其附近即为辽代西南部的战略重镇丰州。《辽史·地理志》“丰州、天德军”条称其地“有大盐泺、九十九泉、没越泺、古碛口、青塚——即王昭君墓”。(37)丰州在辽、金时期均为镇抚西南的要冲,故相继成为两朝西南路招讨司(又称西南面招讨司)的治所,其旧址位于今呼和浩特市东郊白塔。(38)而早在此前的唐朝,青冢附近约十里即是单于都护府的后期驻地振武军所在地。(39)据此可知,青冢一带的军事战略地位由来已久,故辽代在此新建丰州旨在延续与强化其地固有的军事戍守功能,为此又将天德军节度使也移置于该城。(40)当然,辽朝面临的总体边防形势不同于唐代,后者设置单于都护府重在防御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南下,而契丹对于大漠以北的草原部族的监控则由西北路招讨使实施完成。管控漠南靠近河套一带的西南面招讨司的职能恰如宋臣余靖指出的——“掌河西边事”,也即负责对西夏的边防事务。(41)故辽代青冢一带的防御方向、对象等与前朝已有很大差别。另一方面,青冢自唐代即已成为漠南河曲附近的标志性地理符号,无论是就历史或知名度来说,都超过丰州(按唐代丰州尚不在此地)这一新出现的地名。借人们更为熟知的青冢(可敦墓)来代指丰州实属平常,所以比鲁尼的解释与喀什噶里的定义并无冲突。在明白了两者的这层对应关系以后,我们才能对《突厥语大词典》描述的唐古特人与可敦墓之地发生战事的真正历史背景有准确的理解。

　三、《突厥语大词典》所记唐古特人与可敦墓之战的历史背景

　　喀什噶里记录的民歌中,描述了唐古特人与可敦墓之间的战事,“可敦墓(的人)在喧闹叫嚷,挑起了与唐古特伯克的战争;直到他们的鲜血似汩汩的流水一样淌出,而他们的颈脖也(一样)喷出了血水”。诗歌的原注称可敦墓的人与唐古特人交战,而后者取得了战争的胜利。(42)根据丹柯夫英译本所附的原书词语与专名索引,这是《突厥语大词典》原文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可敦墓的段落。(43)因此事实上该诗歌也是辞书中唯一一处确凿无疑地揭示了唐古特人与可敦墓居民相交战的文字。然而丹柯夫却并不这样认为,他在前揭文中将辞书中多首反映唐古特人与外敌作战的诗歌悉数检出,均置于唐古特人与可敦墓居民交战的标题下,看来其确信可敦墓一方(即他认为的甘州回鹘)是唐古特当时面临的唯一对手。至于这一处理是否稳妥,我们尚需就个中实例来进行验证。

　　在这些反映唐古特人征战情景的诗歌中,有一首直接赞扬了其君主的智谋,诗歌原文的大意是“唐古特的可汗欺骗了(敌人),致使死亡降临到了其头上”。随后的内容则生动描绘出失败一方彼此怨尤及面临死亡时惊惧不安的情景。丹柯夫的译文明确将此处唐古特可汗的敌人补译为可敦墓的君王。(44)这样诗歌的主旨系两位君主相互较量,而寡谋的可敦墓君主因为中计最终战败身死。然而,此事有基本史实依据吗?借助此前关于可敦墓指代丰州的考察结论,可以初步判断唐古特人战胜可敦墓居民之役应与辽夏间的激烈军事冲突有关。下面拟结合具体史实深入探析诗歌所反映的历史背景。

　　以辽夏关系而论,除了一些局部性质的边界摩擦和小型冲突之外,双方在11世纪经历的大规模战事均值辽兴宗时期,一次是辽重熙十三年的兴宗亲征元昊之役;另一次则是重熙十八年兴宗利用元昊去世之机,再次兵分三路以讨伐西夏的报复性战役。第二次战役双方互有胜负。当时辽军北路和中路都有相当收获,尤其是北路军一直推进到贺兰山下,击败了夏军直至俘虏了刚即位的西夏幼主生母和不少臣僚家属;唯萧惠的南路军遭逢失利。此番较量显示出参战双方均未取得显著的军事优势。因此要推断《突厥语大词典》中上述民歌指涉的是第二次重熙之役颇为勉强。与之相比,1044年的首次重熙之役则结局迥异。此战初期,兴宗大军顺利抵达西夏腹地,迫使元昊退守贺兰山并主动求和,但随后兴宗又接受韩国王萧惠提出的继续用兵的请求,导致战事延续。而元昊则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应对策略,有效地削弱了辽军的战斗力,然后又抓住战机,全力出击,造成辽军惨败而归,甚至连兴宗本人都几乎不免。(45)因此,从夏方的战果来看,将1044年之役与突厥民歌描述的战事相联系更为恰当。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辽代防备党项而设置的西南面招讨司在此役中发挥了应有的军事功用。《辽史》明确记载兴宗讨伐大军的集结地正是在丰州的九十九泉。(46)可见毗邻夏国而以治所丰州为中心的西南面招讨司的辖境成为辽军出击的前线阵地。这也间接证实了《突厥语大词典》收录的诗歌以可敦墓作为唐古特的敌对方确有基本的史实依据,而唐古特伯克显然非西夏军队的最高统帅元昊本人莫属。在前述表现唐古特君主凭依计谋制胜的诗歌中,那位诱使敌人受到死亡惩罚的可汗也是暗指李元昊,因为善于用计挫败对手正是其平生用兵的特点,而其父李德明和其子谅祚均无法与他匹敌。(47)笔者颇疑此类赞颂元昊个人英武多谋的诗歌,最初源自党项人的口头创作,之后才在喀喇汗王朝境内辗转流传。只是在流传过程中,西夏君王击败的真实外敌已被远在西域、并不熟悉具体背景的突厥人大大虚化,最终仅剩下可敦墓这样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标志性地理名称。(48)

　　不过1044年发生的战事虽然以辽方的惨败收场,但兴宗本人毕竟得以幸免,数年之后还发起了针对西夏的新战事。仅从此点出发,我们即可判断丹柯夫将前引诗歌中被唐古特可汗消灭的敌人补译为“可敦墓君主”,与史实全然不合。何况因误中元昊计谋而遭致覆亡的对手并不只限于辽军将士,在之前爆发的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等一系列宋夏边界战争中,元昊同样屡次采取诱敌与设伏相结合的战术,成功聚歼了轻敌寡谋的宋军。(49)因此在没有更多背景材料的支持下,将喀什噶里辞书中反映唐古特人征战题材的诗歌悉数当作西夏与可敦墓指涉的契丹之间的冲突明显证据不足;何况辽夏之间的大规模武力对抗仅仅发生在兴宗重熙年间,故丹柯夫的上述处理殊失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