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蒙古高原荒野中的神秘匈奴贵族墓地，一定也有很多人好奇，中国考古人如何在这个渊源深厚的北方邻国开展考古工作，那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在匈奴历史研究上绕不开彼此的双方，在发掘现场又经历了怎样的磨合？

 

 

 

　　今年6月，为了确定蒙古国后杭爱省的高勒毛都2号墓地遗址是否适合中蒙联合发掘，并进行磋商合作，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处处长张慧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等一行四人组成的考察队专程赴蒙调查。

 

　　在机场迎接的乌兰巴托大学考古学系主任德·额尔登巴特尔教授是蒙古最为知名的考古学者之一，曾在该国多家考古机构工作，也多次出访中国，一直盼望能跟中国进行考古合作，特别是在匈奴墓葬的发掘与研究上，关于匈奴的最早文献都来自中国。他认为，这个话题的研究绕不开中国。这次合作跟他的呼吁不无关系。
 

工作之余


工作现场
 

　　为了熟悉当地的考古情况，队员们先后参观了蒙古国家博物馆、乌兰巴托大学考古学系的博物馆。在乌兰巴托大学考古学系的博物馆里陈列了几十年来考古学系师生的工作成果，以著名的高勒毛都2号墓地1号墓群出土遗物为主，正中间展柜中摆放着精美程度不亚于中国所见的汉代玉璧，还有罗马玻璃碗及草原风格的金银车马器和铜器。无疑，草原文明、汉代中原文明和罗马文明当时就在这里交汇，让人颇有时空穿越的感觉，这个遗址显然是研究古代草原文明、中原文明和西方罗马文明交流影响的好地方。

 

　　乌兰巴托大学的规模很小，博物馆安防条件有限。这些珍贵的金银车马器平时都是存放在银行保险柜里，这次是专门拿出来给中国客人看的。通过一部纪录片，队员们第一次看到了高勒毛都2号墓地的概况。这是2001年左右发现的一个巨大的墓葬区，十多年间先后进行了数次调查和发掘。其中，已经发掘的1号墓群包括一座主墓和28座陪葬墓，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匈奴贵族墓。

 

　　德·额尔登巴特尔教授认为，这个墓地就是匈奴的王族墓地。纪录片虽然画面并不是很精美，但是完整记录了整个考古项目的过程，这让中国考古人很受启发，“我们往往只注重考古现场的记录，对于现场的故事，却疏忽得多”。

 

　　午饭之后，中蒙双方人员准备出发，先往西走500多公里到后杭爱省省会车车尔勒格，再走100多公里到高勒毛都。遗址在无人区，一切都要按照野营的方式准备。越野商务车装上了帐篷、睡袋、炉子、锅碗瓢盆，离开市区后又采购了矿泉水、方便面、火腿肠等。下午5点正式出发时，车顶的行李架已经像座小山，每个人的座位底下也都塞满了东西。

此前由蒙方已发掘的1号主墓，出土了一枚精美的汉代玉璧。


高勒毛都2号墓地出土的文物
 

 

　　车子一路向西行驶，除了加油、方便、吃饭外几乎没怎么停。凌晨两点，车子驶离公路，开到了草地上，只有车灯照到的位置能看到草，还有月光下远山的浅影。没有路，也没有人，车外气温已从20多摄氏度降到了2摄氏度。草原一眼看去是平坦的，但是地面并不平，总有大大小小的坑或者水冲出的沟，好几次车颠簸得似乎都要翻了，沉睡的人们也都醒了。

 

　　草原上没有路，司机是怎么找到营地的？教授说，草原上开车就是看星星和山势来确定方向，导航是根本用不了的，即使这样也容易走错。凌晨3点半，车子在一处有灯的蒙古包宿营。

 

　　第二天一早，车子继续前进，中午终于赶到车车尔勒格。远远看见密集的建筑，大部分是小平房或者彩色的铁皮房。车在城市边上停下来，减震终于被颠坏了。司机确认自己没法解决问题，于是开到城里修车。考察队员不得不到教授的朋友家里歇息。

 

　　主人热情地做了奶茶和羊肉干手擀面招待大家，面条是蒙古最传统的食物，有些像羊肉糊汤面。下午3点，车修好了，继续赶路，又是一路颠簸，车在小树林和河沟之间任性地穿行，还有草皮退化之后的沙地。司机切换着二驱、低速四驱和高速四驱，有惊无险地穿过一片片沙地和一条条河沟，教授拿着GPS，指挥着车向遗址开去。下午6点，终于到达目的地。

2号墓地发掘现场


工作间隙休息
 

 

　　遗址位于一个小山坡上，周边有松树林，地上草皮稀少，大部分地方露出了沙子。卸下行李，搭建帐篷，一切准备完毕之后，队员们去参观遗址全貌。高勒毛都2号墓地是蒙古境内第二处大型匈奴贵族墓地，高勒毛都的蒙文名称写成英文是GOLMod，高勒毛都1号墓地，距离此地150公里。

 

　　2号墓地中的1号墓群，前些年已经发掘完毕并回填，地面用石头标出了墓葬原来的形状和位置。

 

　　在静静的松树林里，散落着几十座大型积石墓葬，和中国考古人所熟知的甲字形墓很像——方形或者长方形的墓室，斜坡墓道。事实上，教授也认为这是受汉代贵族墓葬的影响，并把这一点写进了考古报告。不同的是，这些墓室的顶部都有数米高的石块砌成的方形石台，墓道的边缘也有石块标注。每个大墓的一侧，呈弧形分布着数量不等的小型陪葬墓，像是一弯月亮。

 

　　墓顶积石露在地面上的有半米到两米不等高度，教授当年就是根据这些线索绘制出了墓地的总平面图。虽然远离人烟，这里并不是没有人光顾。教授说，根据墓室顶部积石的情况，他判断有一部分墓葬已经被盗掘，本次计划发掘的墓葬是保存相对完整的一座。

 

　　1号墓墓顶积石长宽都在50米左右，墓道长约30米，宽7米。受技术条件限制，这个墓葬并没有一张很好的高空照，所有外景照片都是教授在树上或者梯子上照的。可以想见，对于这么大规模的遗迹，没有气球或者无人机，是很难拍到全景的。教授也希望中国考古人的到来，能够在技术上提供帮助。

 

　　队员们在树林间穿行，教授介绍着不同位置的墓葬。这里就是驰骋草原大漠的匈奴贵族们的最后归宿，现在只剩下静静的松树林和稀疏的草皮。所有人都会好奇，为什么当年这个勇武的民族会选择这里作为他们国王的墓地？这还是一个谜。这里距离匈奴王庭约150公里，而且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山坡，南高北低，有一条宽不足一米的小河流从北侧流过。风从西伯利亚带来了树籽，地表的松树林据说是近300年内才有的。2000年前，这里完全就是一片草地，匈奴贵族们并不是有意要在茫茫草原中隐藏自己的墓地，不然也不会在地表堆砌数米高的石台。教授团队曾对1号墓出土的皮革制品进行了碳十四测年，表明这座墓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也就是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至于这个墓地究竟使用了多少年，葬了多少代国王，目前只发掘了一座墓葬，还难以回答这个问题，这也是中蒙联合考古项目所期望解开的谜。

 

　　在教授的带领下，队员们跨过小河，到墓地北边的小山坡上眺望。晚上8点多，太阳缓缓落下，夕阳余晖洒在松树林和草地上。或许，只有这些阳光才真正见证过那段历史。夜里，人们就在墓地旁边露营。

 

　　这次初访之后，中蒙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考虑到气候原因，当地能够开展田野工作的只有7、8、9三个月，中方人员立刻回国，紧锣密鼓地准备下一趟的正式发掘之旅。

齐心协力
 

 

 

　　7月19日，中方先期4名队员从郑州经北京飞至乌兰巴托，这是一支年轻而精悍的考古小队，成员都是80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周立刚担任队长，已经去过一趟蒙古的他，除了全面负责与蒙方的沟通协调，也承担做记录和部分绘图工作；蓝万里本职是植物考古，兼职翻译和绘图，聂凡、任潇担起摄影和测量的担子，包括航拍。几天后，动物考古学者王娟也赶到了蒙古。

 

　　在乌兰巴托机场出口，德·额尔登巴特尔教授已经等在那里。教授很开心，因为细心的中国考古队员给他们带来了急需的礼物，10个标准手铲，记录本和标准罗盘若干，还有10套印有中蒙联合考古Logo的冲锋衣。一套手工制作的不锈钢比例尺用精致的木盒装着，这是特意给老教授的。他说自己“一直想要这些规范化的东西，跟以前合作的几个国家说过让他们带，但一直没有带过来”。

 

　　经过两天准备，7月22日早晨7点，中方队员和蒙方两名老师乘两辆汽车再次出发。天空突然飘起了小雨，教授十分高兴，说远征之前或者项目启动之时如果下雨，就预示着好运。车在雨中一路向西，这次车队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多数时间是在公路上行驶，下午6点半左右就到达了高勒毛都2号墓地。

 

　　虽然过了一个多月，草原并没有太多明显变化。不过到了国王河附近时，碧绿的草地像毯子一样，出现了成群的牛羊，还有几只鹰。到达遗址时，周立刚用对讲机对另一辆车里的伙伴们说：“欢迎大家来到高勒毛都2号墓地，匈奴国王最后的归宿地。”

 

　　遗址附近已经有了八九个蒙古包和袅袅炊烟。德·额尔登巴特尔教授派出两名年轻老师带着几十个学生提前赶到这里搭建营地。此刻营地忙忙碌碌，几乎都是年轻人，其中包括20多位俄罗斯大学生和30多位蒙古大学生。营地边上已经竖起了篮球架和排球网，地上还有几个足球。果然，下午的工作完成后，年轻人开始了各自喜欢的体育项目，这跟中国的考古工地是完全不同的氛围。

 

　　草原上蔬菜是稀缺的，尤其在这种距离城镇近百公里的牧区。第一顿晚餐，大盆的手抓羊肉和灌肠，刀切手抓，配有一些腌黄瓜和番茄，厨师为中方队员准备了羊肉大米粥，不过仍然需要时间去适应。晚饭后，所有人集中起来安排第二天的工作，令人期待的发掘即将开始。
 

绘图
 

 

　　蒙古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具有很多不同，这在第二天发掘一开始便展现出来。上午8点，中方队员还没有用无人机对墓葬区进行低空摄影，进行RTK测绘并且架设延时摄影机位，却发现蒙方老师已经带着学生布设探方，准备清理主墓葬东侧的十多个陪葬墓的地表。这样就无法留下墓葬区最初的原貌资料，及时沟通后，双方互相配合完成了这些工作。

 

　　紧接着，关于探方如何挖两边又有了分歧。蒙方的探方分布是根据地表暴露的墓顶积石情况随机布设，而中方考古人员习惯的是对发掘区全部布方，陪葬墓和主墓葬整体发掘。后来中国队员了解到，蒙方之所以没有对发掘区全部布方，跟当地的一项政策有关，在蒙古国，任何砍伐树木的行为都要先上报政府，政府部门根据情况收费。

 

　　差别最大的是对墓坑的处理，中方的习惯是根据地层表面的颜色差异，先画出探方内墓坑的轮廓，然后用刷子和手铲沿墓坑边缘向下清理，最终墓坑会被完整地呈现出来，而蒙方的习惯并不考虑墓坑的轮廓，探方整个平面向下推进，这让中方很不理解。对于分歧，乌兰巴托大学的师生们并没有坚持自己的做法，而是表示可以按照中方队员的办法试一试。结果，往下清理了不到半米就发现，这里的软沙非常脆弱，很容易塌方，最终采用了蒙古的传统做法。

 

　　中国的大学生在工地实习，学的是如何布方、如何管理工人、如何控制发掘进度并做好记录。简单而言，实习是学习的考古管理技能和基本技术，而主要的体力劳动是由工人完成的。但在这里，俄罗斯和蒙古的学生们完全从事体力工作。

 

　　尽管中方在技术和设备上比蒙方好，但双方之间更多的是相互适应。经过接触，中方队员也发现，蒙古考古人的国际视野非常好。蒙古几乎所有的考古都是国际合作，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合作对象包括俄罗斯、日韩、美国和欧洲国家。

 

　　高勒毛都2号墓地也是一个国际性的考古工地，除了蒙语，各方之间主要靠英语交流。在两个月的发掘期间，俄罗斯多个高校的师生来此参观学习，当地乌兰巴托国际中学的高中生也兴致勃勃地来此参观。60公里之外附近还有一个俄罗斯与蒙古的联合考古工地，那是一个早期青铜时代的遗址，负责人是莫斯科考古研究所的科瓦列夫。科瓦列夫是个中国通，能用中文写文章，主要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考古。看到中国同行来了，科瓦列夫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讲起很多遗址以外的事情。科瓦列夫对中国的了解让中方队员们有些惊讶，也更加确认考古走出去有多么重要。

中方队员
 

 

　　在蒙古国同行眼中，中国考古人技术先进，非常专业，也非常敬业，很期待双方的长期合作。德·额尔登巴特尔教授坦言，十几年前，他和一些蒙古国人一样曾对中国人有过误解，但经过与中国的考古同行接触，不断地到中国参访，改变了看法。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是很开放、很友好的。

 

　　教授安排了十几个当地人在工地上干活，通过几个星期的相处，这些当地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很好，因为中国队员们也明白，自己的一举一动代表的就是国家，听起来有些夸张，但事实确实如此。

 

　　第一天晚上收工之后，营地曾专门为中方队员收拾了一个蒙古包作为吃饭和工作区域。队员们找到教授，提出大家应该一起吃。队员们和大家一样排队打饭，拿出自带的酱与大家分享。中国人的友善还表现在拍照上。除了工作照，中国的摄影师们几乎每天都会帮助工友们拍摄生活照。当地没有洗印条件，队员们前往乌兰巴托，把照片打包传回郑州，洗了几百张大尺寸版，让第二批队员来的时候带到工地。分发照片那一天，所有人都激动无比。

 

　　当地人逐渐了解到，中国人跟他们之前想象中和听说的并不一样，他们会向亲戚朋友传播他们对中国人的新认识。教授说，明年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当地人来工地打工。中国队员们走的时候，一位当地工友给每位队员送了一枚他自己亲手冶铸打磨的手工箭头，代表了这个年轻人最质朴的敬意。

 

　　两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天气越来越冷，草开始变黄。属于这里的考古季节就要结束，中蒙双方也完成了对189号大墓的所有12座陪葬墓的发掘清理，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发现。经过第一年的磨合也让他们相信，来年的发掘会更顺利，那座巨大的主墓中，更大的发现在等待着他们。（记者 游晓鹏 通讯员 周立刚 文 通讯员 任潇聂凡 摄影）

（原文刊于：《大河报》2017年10月21日第AⅠ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