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上沟通两京的交通要道，崤函古道承载了深厚历史文化内涵。古道景观与古道意象屡屡出现在历代文人墨客的作品中，与崤函古道有关的诗词歌赋等形成了一道独具特色的文学景观，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学研究关注的课题。就崤函古道上留下的文学佳话、文学与交通之间的联系等话题，记者采访了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德辉。

　　衍生文化与文学价值凸显

　　《中国社会科学报》：崤函古道在古代主要发挥交通功能，应该如何看待它衍生的文化意义？

　　李德辉：历史上著名的崤函古道，本为汉唐两京驿道的一段，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有限。然而，因为崤山和函谷关是这条路上最著名的、具有代表性的古迹景观，故文化史意义上的崤函古道，实乃汉唐两京驿道的代名词，这个意义上的崤函古道，却具有很值得研究的文学意义。五代以后，都城从关中迁出，再未恢复，因此崤函古道的文学意义主要集中体现在汉唐，宋以后仅作为古迹存在。此道在汉唐为两京驿道的咽喉，而两京驿道又是全国道路的总会，因此对这条道路上的交通—文学共生现象的关注，实际上具有全局性意义，超越了道路本身。这一意义的获得，主要是源于都城位置。只要都城建在关中，陪都就一定是中原腹地的洛阳，这时候，处在两京驿道中间的崤函古道，其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性就充分体现出来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很多文学作品与崤函古道有关，形成独特的古道意象。这种文学景观是如何产生的？

　　李德辉：汉唐间的两京行旅都要经过此道，但汉代文学创作发展缓慢，未能于交通建设及都城营建同步，虽有两京道，但在文学上却未得到反映。魏晋南北朝记载两京行旅的，也仅有潘岳《西征赋》一篇，记载了自巩县到长安的山川古迹，诗歌极少见。唐代则不然，交通建设对文学创作起到了促进作用，道路开凿、都城营建与诗歌创作的繁荣，呈现复合共生的状态。不仅两京的行旅极盛，而且文人成为行旅的主要担当者，写作的各种文学作品极多，以诗歌为主，两京驿道宛然一条唐代文学生产和传播之路，其文学意义由此可见。而形成这一交通—文学盛观的关键原因，则在于唐代东西两京的都城制度及唐代诗歌的繁荣局面。唐王朝自高祖朝起，就形成了以关中为本位的政治军事格局，以长安为首都，以洛阳为陪都，通过各种政策，从关中向全国各地发号施令，将分散在各地的人和物聚拢到京城，然后又以不同的名义发散出去，形成一个个交通圈，而文学创作与欣赏，也总是与这些交通活动相伴。尽管有多条交通路线，但总的归宿在长安，这就确保了两京驿道在全国交通—文学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始终不变。事实上，只要是经过中东部，两京驿道就是从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安徽方向入京或离京的必由之路。而自山南、剑南或河西、陇右进入河南、山东、河北，也须经此路。如此，它就变成了天下道路的总汇合，其文学价值就凸显出来了。

　　文学作品折射政治社会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报》：崤函古道在唐代不同时期的诗歌作品中出现，而这些作品折射出当时政治、社会等方面怎样的变迁？

　　李德辉：和平年代，帝王以东西两京为皇家二宅，两京之间，来去不恒。战争和灾荒年代，则可依赖洛阳的区位优势，将科举和铨选等事务放在洛阳进行，以减轻钱粮运输的压力。而文人行旅和诗歌创作的发展，在唐代也基本同步，当两京行旅在唐高宗、武后朝全面展开之际，也正是诗歌创作开始走高的时候。到了唐玄宗、肃宗朝，仍然维持齐头并进的盛况。天宝乱离虽然使得大唐帝国濒临瓦解，但两京的重要性却与日俱增，帝国对于东南八道的依赖性日益增强，多数的钱粮、物资、人员，都得从两京驿道输送到京城。与此同时，科举、铨选、贬谪、遣使、征召等制度也日趋完善，并得以常态化进行。乱世军兴，事务繁杂。为了应付乱局，巩固政权，不仅远行的官员、使者与日俱增，大量社会底层的文职人员及仕途外的其他文士也被调动起来，加入两京行旅之中，各种入京办事和离京远行的人员有增无减。因此，崤函古道在乱世、末世中发挥的作用反而比盛世大。而唐代文学无论诗歌还是小说、散文，都在中晚唐持续深入发展，交通与文学的结合在中晚唐日趋紧密。如果以安史之乱为界编排两京驿道产生的文学作品，从肃宗朝一直排到唐末，会发现2/3以上的作品产生于中晚唐，而非更早，这种差别足以说明问题。

　　形成独特文学景观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以唐代诗歌中崤函古道为例，说明古代文学与交通的关系。

　　李德辉：据严耕望、王文楚先生考证，唐代两京驿道，沿途置驿30多所，每隔30余里有一驿，每驿侧近另有官办客馆及私营旅店接待行客。因为是出入京师的第一要道，驿站设置最为密集。韩愈的《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驿途中见寄》中“府西三百里，候馆同鱼鳞”，即可证实此点。据严耕望先生考证，单长安至陕州东南的崤山之间，即置驿23所，驿名不可考者仅三四座。陕州东至洛阳，置馆驿十座，驿名失考者仅一座，典籍对馆驿名称、事迹的记载清晰，印证了这条路上交通与文学的重要性。为了加强道路管理，开元二十八年（740）正月，令两京驿道并种果树。大历八年（773）七月，敕诸道官路不得耕种及斫伐树木，树木死损则及时填补。因为沿途置驿，唐代称两京驿路。从京城长安东出，自西向东，驿程分为长安至陕州的西段及陕州至洛阳的东段。从陕州东南行，途经崤山。崤山分为东西二崤，地势险绝，历经汉唐开凿，形成南北二道。南道道路迂曲，较平坦，利于行旅，故唐代多取此道。北道经崤山北路，东入渑池、新安，亦至洛阳，道路较直，但多山险，行旅不畅。魏晋至唐武德间，以北路为主，乃汉晋旧道。杜甫的《石壕吏》《新安吏》记载的就是新安、渑池路。贞观十四年（640）以后，以南路为主，北路处于半废弃状态，只有民间私行较多，官员及使臣一般走南路。因为地理位置重要，故朝廷常择能臣充职，任职者多当朝文官，擅长作诗。刘禹锡的诗句“两京大道多游客，每遇词人战一场”就反映了这一情况。据记载，该诗系刘禹锡送王建自太常丞授陕州司马，出京之际所写，所述当为唐文宗大和元年（827）的交通与文学实况。从中可见，官吏、使臣和非官吏出身的文士出入京师，多数要经过此地，并有可能与当地官员聚会道别，伴有宴会、游玩、赏景等活动，因此两京驿道沿途，是文士聚会、谈艺作诗最为频繁的场所。岑参在唐肃宗乾元年间（758—760）出任虢州长史，三年任期之内，作诗数十首，今《全唐诗》中仍然存诗十四首，内容都是与僚友的送别宴游、席上聚谈。可见，此路交通与文学关联密切。

　　两京驿道在唐代，不仅有文学生产的功能，还有文学传播的作用。以文官为主的政府官员及朝廷使者，则是文学传播的主要担当者。出入京师，往来州郡之际，在行旅当中，将自己与他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以不同名义和方式传播出去。文学家的声名在这作品的往来传播中得到宣扬与扩大。就此意义而言，两京间三十多座驿站，不仅是文人聚会宴谈、举酒话别的重要场所，也是作诗、吟诗、赏诗的重要场地。文学家经过此地，会留下诗稿。部分作品还会题写上壁，供人欣赏。往来行客吟咏讽诵，口耳相传，既保存、传播了作品，也扩大了作者与诗的名气。因此，只从文学传播角度来看，两京驿道的文学价值是不容小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