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南京大学师生和其他成员于2016 年11 月17 日乘飞机前往伊朗，由北京而阿布扎而德黑兰而马什哈德，马不停蹄地折腾了20 几个小时，于当地时间凌晨两点到达目的地希尔凡市。希尔凡市位于伊朗的东北部，阿特拉克河上游（Atrek Valley），北侧为科佩特山（KopetDagh），翻过山就是土库曼斯坦的首都阿什哈巴德， 南侧是阿拉山（AlaDagh）。阿拉山的南侧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部分—“伟大的呼罗珊之路”。它还有个更为著名的名字——青金石之路。著名的希萨尔土丘（TepeHissar） 在青铜时代就是一个重要的矿石中转与加工中心，也是一个金属冶炼和奢侈品贸易中心；距希萨尔遗址不远的桑-依-恰克马克（Sang-e Chakhmaq） 遗址是一处新石器遗址，从这个遗址得到的材料来看，伊朗东北部与大麦、小麦的传播以及小麦的二次驯化有着重要联系。

▲纳德利土丘雪景

我们来到希尔凡市，是为了发掘这里的纳德利土丘（TepeNaderi）。这是一座大型土丘，是伊朗东北部最大的土丘之一，纳德利在波斯语中意为“与国王有关的”。但是有关这座土丘的历史，文献资料非常匮乏，我们并不知道哪位国王在这里生活过。只是在十九世纪，恺加王朝的国王纳赛尔丁来过此地，其随从留下了一些文字描述和照片。根据这些资料，我们知道纳德利土丘的顶部曾经存在一座城堡，周围还有一圈带有四十座瞭望塔的围墙。但是现存的只是一座近20 米高、底径180 米的孤独土丘，上面的城堡已经无影无踪，而围墙也只剩下了残垣断壁。近几年，当地的文物主管部门计划保护这座土丘，修建遗址博物馆，为此移除了土丘上面的电视塔，并邀请我们前往发掘。

虽然现在只有一座土丘，但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上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的都灵大学曾在阿特拉克上游做过调查与发掘工作，纳德利土丘也是调查对象之一。根据调查结果，该土丘目前已知的史前遗存最早为纳马兹加二期（铜石并用时代） 的彩陶，一直延续到铁器时代的亚兹文化（Yaz）。阿特拉克上游在新石器至早期铁器时代，与中亚绿洲的定居文明有着密切联系，哲通（Djeitun）、安诺（Anau）及纳马兹加（Namazga）风格的彩陶、阿姆河文明（Oxus Civilization，即BMAC） 的墓葬在这一区域都有所发现。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定居遗址为亚姆土丘（TepeYam），距今约7000 年。为什么土库曼斯坦西南阿塔克（Atak）低地地区的因素出现在伊朗高原边缘地区，而且如此之早且又如此频繁？在阿契美尼德（Akhmenid）、帕提亚（Parthian）和萨珊王朝，这个区域又有哪些远距离文化交流？这些都是学术界困惑已久的问题。

▲国会议员来访

土丘是广泛存在于中亚、近东、南亚甚至地中海地区的一类聚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近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发掘的明铁佩遗址（Ming Tepe）、斯坦福大学在土耳其发掘的恰塔霍裕克遗址（Çatalhöyük）都是这类聚落。它们不同于国内苏皖浙的土墩墓，一般包含多个时期的建筑，而各个时期的建筑由下至上依次叠压，形成了山包的样子。在伊朗，无论是在干旱少雨的伊朗高原，还是在潮湿闷热的戈尔干平原，这种土丘随处可见。而在我国新疆，地貌和气候条件与伊朗高原相近，没有发现一座土丘。我们不禁好奇：为什么伊朗的古人选择在过去的废墟上修建房屋？要知道，处理废墟是个费时费力的事情；比起废墟，在原始地面上修建村落要容易得多，伊朗地广人稀，为什么不换个地方？

我们的田野工作自然是围绕着土丘展开。我们中方与伊朗文化遗产、手工业和旅游组织北呼罗珊省办公室（相当于我国的省文物局）组成了中伊联合考古队。本来今年我们计划在土丘上开一条台阶形探沟，但是土丘过于陡峭，发掘之后探沟保护非常困难，所以我们选在土丘底部的平坦区域发掘探沟。这条探沟长30米，跨越土丘内外，以便了解土丘的形成过程和土丘以外的淤土和文化层。此外我们钻探和测绘了土丘，了解土丘的边界和深度。由此我们知道，纳德利土丘顶部呈不规则圆形，直径约74米，底部最大直径约185米，现高20 米，深达5米，也就是土丘的最初地面在现存地面5 米以下。

▲伊朗队员学会了钻探

为了勘探纳德利土丘，我们带来了洛阳铲。这种工具让伊朗考古研究中心（ICAR） 很感兴趣，特意派了一名学生和一位研究人员来学习洛阳铲的使用。此次我们在土丘坡脚共钻了37个点位以确定出土丘原始范围；在土丘以外共钻了30个点位以了解地层情况。根据钻孔土样分析，遗址原始边缘南北约148米，东西约185米，3~5米以下出现生土；土丘外围西南部、西部地层较深，文化层分别厚约20~140厘米和20~350厘米，堆积丰富，常见炭屑、砖块、土坯、陶片；北部、东南部、东部地层较浅，文化堆积单薄。勘探结果表明，现在所能见到的土丘底径要小于原始土丘；土丘以外区域仍有文化堆积和生活遗迹。

在发掘方面，我们与伊朗同仁的工作方法有着较大差异。以往伊朗大多采用小探方试掘，即发掘两米见方的小探方，向下发掘至生土。这一方面是由于经费有限，另一方面则是发掘目的使然。多数的发掘并不涉及后续的保护与展示，伊朗方面通常希望在短时间内了解到一处土丘遗址的文化序列。而我们这次在土丘南侧开了一条2 米宽，30米长的探沟，目的是了解土丘内外的文化堆积。前面的钻探表明土丘外围的生土层大多在3~5 米以下，而在我们发掘的这条探沟中，8 米以下仍存在青铜时代的生活遗存。我们将探沟内的堆积共分了11 层，历史时期除了一段土坯墙，未见清晰的建筑遗存；有意思的是，我们在伊斯兰时期的地层中发现了数量不少的青花瓷残片，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波斯的仿烧品。青花瓷在我国元代创烧，后来产品和烧造技术都传播到了波斯，在15 世纪以后仿烧青花瓷在波斯盛极一时。史前的彩陶以纳马兹加三期、四期居多，而最早的陶片属于纳马兹加二期，与先前意大利考古队的调查结果一致。同时土丘南部由于雨水冲刷，形成了一个天然断崖。为了了解土丘的建筑形态和人类活动，我们在断面做了清理工作，发现了三大层建筑。此外，我们还在断崖上布探沟，逐层发掘，目前发现了两个地层和两个疑似馕坑的遗迹。由同出陶片来看，其年代可能为帕提亚时期和亚兹三期。

▲红茶和馕

由于我们是第一次在伊朗发掘遗址，碰到的困难并不少。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天气。在我们到来之前，伊方领队阿里·瓦赫达提（Ali Vahdati）就已经告诉我们，希尔凡的冬天雨雪很多，并不适合发掘。果不其然，发掘开始后第四天就下起了大雪。相较于雨水，雪花不算什么；但是真正考验我们的是零下十度的气温。每过一夜，土都冻得坚如磐石，一铲下去都能听到金属的撞击声。我们每天七点上工，下午四点收工，能感受到太阳暖意的只有中午的两个小时。久而久之，大家都形成了“人体生物钟”，一感到冷就知道下午两点已过。其次是语言。我们这支国际考古队共有14名成员，中方6人，伊方7人，还有1位塞尔维亚来的女学生。于是最常见的景象就是中方队员聚在一起说汉语，伊方队员聚在一起说波斯语，而塞尔维亚姑娘一脸茫然地窝在角落里。偶尔听到自己的名字，但是又不知道大家说她什么。伊方领队阿里的英语相当好，几乎成为我们交换意见的唯一途径；而他不在的时候，连拷贝测绘数据都能折腾一上午。同当地的民工交流，我们只能连比划带猜，有时一激动，汉语、英语和刚学的几个波斯语单词一股脑儿全出去了。

短短的20 几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虽然两条探沟都没有挖完，但是绘图、洗陶片和挑选样品这些工作一样不能少，所以每天都非常忙碌，自然没有闲暇体验海亚姆的“一箪疏食一壶浆，一卷诗书树下凉” 的惬意。但是我们白天在天寒地冻的工地上发掘，晚上坐在温暖的房子里喝茶吃馕，倒是感受了另外一种诗意：“一杯红茶一个馕，一把手铲方中忙”。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

文章来源：《中国文物报》2017年2月24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