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安碑林第二室里立着一通名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著名石碑，它象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中外游人，人们在它面前留连忘返、摄影留念，人们称颂它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贵资料，是缀在丝绸之路这条五彩丝带上的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于唐建中二年（781年）2月4日由由波斯传教士伊斯（Yazdhozid）建立于大秦寺的院中。碑文由波斯传教士景净撰刻，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参军吕秀岩书并题额。碑身高197厘 ...

西安碑林第二室里立着一通名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著名石碑，它象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中外游人，人们在它面前留连忘返、摄影留念，人们称颂它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贵资料，是缀在丝绸之路这条五彩丝带上的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于唐建中二年（781年）2月4日由由波斯传教士伊斯（Yazdhozid）建立于大秦寺的院中。碑文由波斯传教士景净撰刻，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参军吕秀岩[1]书并题额。碑身高197厘米，下有龟座，全高279厘米，碑身上宽92.5厘米,下宽102厘米，正面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上有楷书三十二行，行书六十二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

此碑在明天启三年（1623年）出土，当时，西方各国有不少的传教士，深入到中国各地强行传教、盗窃文物，对中国进行侵略。一些传教土看到这块古碑，如获至宝，他们争相拓片，并把碑文拓片译成拉丁文寄往欧洲本国。私塾老先生和村民们见一批批“洋和尚”整天围着这通古碑转悠、拓片、嘀咕，心里起了疑问：“看样子这些洋和尚怕是想盗宝!听说洛阳白马寺齐云塔上的金蛤蟆就是被一个‘洋和尚’盗走了的呢!”老先生与村民们商议，要把古碑妥善地保管起来。他们趁天黑，动员了村里几个精壮小伙子把古碑抬到附近的金胜寺内，竖起来交寺僧保管，并封锁消息，还让人放出“古碑被‘洋和尚’偷走了!”的流言，迷惑贪心的‘洋和尚’们。第二天，那些‘洋和尚’在大秦寺遗址没找到古碑，又听古碑已被人盗走，还以为是他们之中的那一个“伙伴”“捷足先登”了呢。

到了清朝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在西方列强的侵略面前屈膝投降，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各国的传教土更加蜂涌而至，充当各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帮凶。这些传教士来到西安，偷偷地访出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所在。他们蜂涌来到金胜寺，围着古碑胡说；这古碑记的是我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在中国传教的经过，属于我西方所有，应该把它运往欧洲!

正在这时，一位名叫荷尔姆遂熊熊的丹麦人来到西安，鬼点子多得出奇。他到金胜寺看到这通古碑后，没有说什么，只是雇人按古碑的样式重刻了一通新碑，然后悄悄地对主持僧说； “我想用新碑换走古碑——你们中国没人能辨出新旧真假!至于银子，我是不会亏待你和尚的，喏，这是三千两白银的银票，请查收。”说着从西服衣袋里掏出一张银票。

主持僧大吃一惊，连连摇头说，“贫僧虽穷，却颇晓大义，不能出卖祖宗遗物，被国人唾骂！阿弥陀佛!”

荷尔姆遂熊熊还是一味地纠缠不休。

“岂有此理!”富有爱国心的主持僧火了，”你如不善罢甘休，我要报告官府了！”

荷尔姆遂熊熊仗着有列强撑腰，有洋枪洋炮作后盾，自忖官府也是怕洋人的，也变了脸色：“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好，去面官!---我三千两白花花的银子还可以省下来哩！”

两人一吵，不但惊动了正在庙中上香的众乡亲，还惊动了一位前来旅游考察的日本人桑原腾藏，他们一齐簇拥着主持僧去西安府告状。沿途的市民百姓听说此事，也一个个义愤填膺地跟随而去。这样，到达府前时，跟随的农人、市民、读书人等已达四、五百人。

府官是个明晓大义的人，再加上看到此事已引起了公愤，便判决道：“此碑系我国宝，应移至碑林内妥为保管。金胜寺僧人多年来护碑有功，应予嘉奖，荷尔姆遂熊熊等诸位西人，愿拓片、模刻者，当给以方便，但不得觊觎此碑，　无理取闹、滋事生非!”

荷尔姆遂熊熊强辞夺理地搬出强盗“理论”说：“此碑记我基督教传教事宜，当是我西方之碑，我们西方之碑回西方是理所当然!”

这时，只见一位青年书生从阶下的人群中挺身而出，义正辞严地说：“此古碑是我中国人用中国文字撰刻的，立在我中国的国土上，自然是我中国之碑!还有，此碑系西原乡亲于三百年前从唐长安城义宁坊大秦寺遗址挖出，我祖上曾辩认此碑，并同乡亲们一起把它移立于金胜寺内，有祖上的遗墨可以为证!”说着，从贴胸处掏出一卷白麻纸来呈给府官。

府官接过一看，原来是那位私塾老先生写的发现和搬移古碑的字据。因年深月久，白麻纸已经发黄，但白纸黑字，却十分分明！它不但详细记叙了三百多年前发现和搬移古碑的经过，还说明了移碑的原委：“……为保护古碑，不被西方洋和尚盗走起见，我等共移古碑于金胜寺内……”下边是老先生和十几位乡民的签名和移碑的年月日，同时还有当时金胜寺老主持僧的签名。

这时，主持僧也从僧袍内掏出一卷白麻纸呈于府官：“小僧处也有师祖留下的字据，可证此碑是我中华故物！”

府官一看，不由得心内大喜，伸出大姆指赞道：“壮哉，僧民!智哉，书生!”他又把两份“铁证”高声宣读了一遍，公堂内外顿时群情激昂，洋溢着不可冒犯的浩然正气。

荷尔姆遂熊能做贼心虚，低下了脑袋，一言不发了。

府官反问道：“你可有古老的证据，也可拿出来一读?！”

“没，没有。”荷尔姆遂熊熊认输”了。

府官大喜，命仆从抬出一坛窖藏已久、为公子办喜事准备的西凤名酒来，与众人共饮。陕西巡抚派陕西学堂教务长王献君与荷尔姆协商，最后何尔谟同意废除购买合同，但何尔谟获准复制一个大小相同的碑模带回伦敦。复制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模版，十分逼真，几可乱真。

随后，在鼓乐，仪仗的前导下，众人抬着这通历尽风风雨雨的古碑，送往城内的碑林安置。沿途，百姓夹道欢送，有焚香蜡纸表的，—有放鞭炮的，还有为抬碑人送汤献茶的，很多人跟在碑后，人数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长。

碑额上部，由吉祥云环绕的十字架下部的典型的佛教莲花瓣朵，显示出景教开的是中土佛教之“花”，结的是基督教之“果”。

这块石碑上说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个从古波斯来的传教士叫阿罗本，历经跋涉进入中国，沿着于阗等西域古国、经河西走廊来到京师长安。他拜谒了唐天子太宗，要求在中国传播波斯教。此后唐太宗降旨准许他们传教，景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起来，也有景教经典《尊经》翻成中文的记载。碑文还引用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人类的堕落、弥赛亚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等。碑文虽系波斯传教士撰写，但他的中文功底极其深厚。

这块石碑向人们讲述了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的一段历史，是研究大唐盛世中西交流珍贵而难得的实物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