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化专辑 

史党社教授 西北大学

目录：

一．序言

二．多彩的“边疆”文化

三．源流——农业与游牧文化“夹击”下的边疆

（一）农牧交错带畜牧传统的形成与“戎狄”之域的游牧化

1.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畜牧传统的形成

2.西北地区“戎狄”之域的游牧化

（二）秦对西北之扩张

（三）小结

四．结语

一．序言

2014-2015年，在屡屡发现戎人文化遗存的甘肃省，又有漳县墩坪遗址的发掘，墓地的主人，被认为是“西戎”中的豲戎，年代在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①]。墩坪墓地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年代要早于此前的王洼、马家塬等著名的战国遗存，并且文化面貌与后者一样复杂，具有“西戎”、中原、北方游牧文化等多种因素。这个重要的发现，使我们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秦之“边疆”。

戎人文化是西北土著的文化，它根植于西北，是秦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戎人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曾与中原以及华北、西南等地的文化有所交流，形成了多彩而独特的文化面貌。对秦境内“西戎”文化的认识，比我们对秦文化的认识更晚，时间集中在最近二、三十年而已。从上世纪末发现的清水刘坪、到马家塬、王洼墓地，级别都比较高，与原来庆阳、固原一带的戎人文化遗存形成鲜明对比。后几处的发现级别较低而零散，不足以反映戎人文化的全貌和发展水平，马家塬等地的发现，则由于文物的数量以及精美程度，曾给我们多次震撼。

先秦时期，戎人分布广泛，集中于甘肃中东部、陕西北部、宁夏中南部，以及青海东部一带，有许多不同的支系。秦人西周中晚期兴起于甘肃东部的戎人之中，现在的考古资料可证明，西北戎人是构成“秦人”下层的重要成分，上层中也有戎人的存在。自春秋早期立国之后，秦与戎人不断交流和融合，政治联系紧密，春秋中期秦始霸西戎，这个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一直可下延到战国。战国中期，秦用商鞅变法，在戎地也设县与道，把戎人正式纳入秦之政治版图之中。秦昭王时期（公元前306-251年），秦灭义渠之戎，筑长城并在戎地设置北地、陇西二郡连同此前从魏手中夺来的上郡，自兰州-临洮以东至于陕北连成一片，北地、陇西之“戎”，连同上郡之“狄”，大多成为秦之子民。三郡即秦之边疆，隔长城与匈奴对峙。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派蒙恬将众斥逐匈奴，“略取河南地”、次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②]，秦北部边界北扩至阴山一线，秦昭王长城边线被废弃。伴随这个扩张过程，中原移民的足迹，也到了此处戎狄之域，本地具有特色的文化归于暗淡与消亡。

本文所要论述的，是春秋-秦代前期秦之“边疆”文化的形成、繁荣和消亡过程及其原因。时段从春秋中期延续到秦代前期，从公元前7世纪的前半，一直到公元前3世纪末，时间长达350年以上。地域涉及关中西北的秦之三郡——上郡、北地、陇西，又以三郡的东南部分，即秦昭王长城内（南）侧地带为主，不包括秦始皇时代斥逐匈奴后扩展的部分。在秦之“边疆”生活的人群，除了常说的“西戎”之外，还有偏北的“狄”系人群。

严格说来，在战国中期商鞅变法正式在设置县制之前，秦对上述地带西北戎人的控制，并不象战国中期实行郡县制后那样严密和强烈，秦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阶段性和层次性。秦对“戎狄”的控制，有春秋早期的“初县”，即作为秦之国土，还有春秋中期-战国中期主要为武力压服的而不设行政的“霸”（如墩坪），还有战国中期以后典型的郡县制下的县、道（如马家塬地区）。下文所及地域，无论在以上何种控制方式之下，大约都在秦政治势力的边缘地带，所以都算作秦之“边疆”，而不仅仅是以地理言之，故都是本文论述的对象。

二．多彩的“边疆”文化

近多年关于戎人文化的重要发现，主要发现于甘肃中东部，已经可以按年代排成序列。

甘肃漳县墩坪墓地，春秋晚期-战国早期。

甘肃清水县刘坪墓地，战国中晚期[③]。

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墓地，战国中晚期-秦初。[④]

甘肃秦安县王洼墓地，战国晚期-秦初。[⑤]

墩坪墓地是四处遗存中年代上限较早的一处。这个遗址位于渭水支上游流漳河流域，地属漳县三岔镇三岔村，是漳河北岸一处开阔的山前台地，遗址南侧为齐家、寺洼文化遗存，中、北部主要为东周墓葬区，面积约15万平方米，发现有墓葬150座左右，推测共有大约200座墓。在已发掘的27座墓中，26座属东周时期，1座年代较晚。墓葬形式分竖穴土坑和竖穴土坑偏室两种，有的有生土二层台，葬式均为单人仰身直肢，头向朝东，大多有棺椁，并多为一棺一椁，盛行殉牲习俗，一般在竖穴墓道填土中分层放置，多为牛、马、羊的头骨或蹄骨，以羊头骨最为普遍，牛、马头骨一般出现在较高级别的墓葬中。出土器物有数百件，铜器有车马器和三叉式护手剑、戈、矛等兵器、权杖头等装饰品，还有铁、金、骨、陶器、料珠（质地有玛瑙、绿松石、陶等）、木车构件等，陶器为双耳，数量很少，并且制作粗糙，色彩班驳不匀。除部分车马器、兵器和殉牲放置于墓道之外，随葬品大部分在死者周围。

墩坪墓地的殉牲习俗、陶器较少，以及三叉式护手剑等因素，与固原等地游牧文化特征类似，其中的三叉式护手剑，曾南传到川西北和云南高原。棺椁、二层台等葬俗，具有中原文化色彩。墓葬偏室墓，又与临潭磨沟等寺洼文化相似，属于“西戎”本土文化因素。发掘者认为，此处是北方文化南下与中原文化西渐的桥头堡。[⑥]

近多年关于“西戎”文化最为轰动的考古发现，当属被评为2006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马家塬战国墓地，以及与其属于同一类型的清水刘坪、秦安王洼墓地，王洼墓地也曾入围2011年的同类评比[⑦]。

马家塬墓地位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县城西北约17公里的木河乡桃园村，所在为一马鞍型山梁，坐北面南。2006年以来，已经发现墓葬66座，发掘32座，祭祀坑2座。墓葬均东西向，以最大的M6为中心分布，形制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带斜坡墓道两边为九级阶梯的甲字形竖穴木椁墓，目前仅1座M6，墓向朝西，斜坡墓道内残存车3辆、狗一只、马4匹及部分马骨。第二类数量最多，为阶梯式墓道竖穴偏洞室墓，偏洞室一般位于竖穴北壁东部，此外还有竖穴洞室墓1座（M62）、竖穴墓2座。墓主葬式多为头向北的单人仰身直肢葬，少数侧身，个别头向东，在墓主身体和周围普遍发现有料珠、绿松石珠、肉红石髓珠、金珠、银珠、炭精珠、金管、金牌饰等组成的装饰品。其它随葬品计有剑、刀、戈、猫、镞、啄等铜兵器；车饰件；车器；生活用具鼎、壶、甗、茧形壶、蛇纹鬲等多种铜容器；较少的陶器等。随葬品种类繁多，特别是人体装饰品与车饰件，华丽异常。墓道中多有车、马陪葬，祭祀坑中则有马、牛、羊头骨及蹄骨。墓葬随级别的不同，阶梯数、大小、陪葬品等级也有差异。

刘坪墓地位于清水县西北25公里处白驼乡南侧的刘坪村，1960-70年代，此处曾有刀、戈、戟、匕、爵、杯更铜器出土，后来屡遭破坏，2000年时清水县博物馆曾经发掘了一座被盗之余的大墓，周围还有小型墓10余座，皆为土坑墓，南北向，无葬具。历年征集和收缴的本墓地文物达600多件，笔者曾目验了其中的大多数，包括工具（鹤嘴镐、锛、刀、削等）、兵器（镦、剑、刀等）、车马器（包括牌饰等多种）、带钩、动物形金饰片等多种，年代在战国晚期。

王洼墓地位于秦安县五营乡王家洼村北一面南的台地上，共有墓葬30座，其中26座被盗，抢救性发掘3座，出土有铜器以及车马器等文物，大多数为车马器。王洼墓地的墓葬形制、葬俗、文物特征，都与马家塬墓地相似，年代也与后者相若，都在战国晚期至秦初。

这几处墓地的族属，发掘者推测，墩坪墓地的主人可能是文献中的戎一支。《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戎”，狄即后来的狄道之戎，在今甘肃临洮一带。戎，旧说多认为在偏东的陇西一带，以其与狄戎都在“渭首”，再结合墩坪的发现，则认为其势力向西涉及漳县一带，也是可以的。

马家塬位于葫芦河支流清水河之北，葫芦河又是渭河支流，王洼墓地与之距离不远，都位于清水河流域；刘坪墓地位于渭河支流牛头河流域，稍偏东南。实际上，这三个地点连同下文将要提到的秦安上袁家墓地，都位于陇山西侧一个三角地带，互相之间直线距离不超过30公里，有的学者推测应为同一支戎人——绵诸戎的遗存[⑧]，实际更可能是一支不具名的戎人，后来在此有戎邑道。

除了这四个地点，在陇山两侧的秦安[⑨]、庄浪[⑩]、静宁[11]、固原[12]等地，早年也有所谓的“北方系”青铜器的零星出土，年代集中在东周时期，这些发现都与“西戎”有关，文化风格与马家塬等地的类似。其中秦安早年零星的出土物，已经显示了本地区的重要性，是后来王洼墓地发现的先声。固原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地区，近年也有彭阳王大户那样的重要发现[13]。庆阳北方系青铜器的出土之外，还有葬马坑，与下文将要提及的黄陵寨头河墓地相似，值得注意，年代大致在战国早期-秦代[14]。

从春秋时代开始，在与秦相接的“西戎”地域内，我们明显能感受到当地文化的丰富与多元，即在“西戎”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又有中原秦文化因素，还有更北的游牧文化因素甚至更远的欧亚草原中西部的文化因素[15]。在战国后期的马家塬时代，这个特征达到了顶峰。在上述诸墓地之中，马家塬墓地的出土物，以种类多、级别高、文化因素复杂，最为光彩夺目。在秦之政治势力或版图之内，拥有这个文化特征的，主要是位处西北的“西戎”区域，属于“狄”之陕北黄陵的寨头河[16]、史家河墓地[17]，前者与魏有关而与秦无涉，后者则有秦文化因素，但并不如上述四个地点文物级别为高，所以本文所谓“多彩的边疆”，主要以上述甘肃一带“西戎”的考古发现为标本。还须明白的是，这些地点并不是分布在秦“边疆”的所有区域；并且有些戎人所处区域，也非秦之“边疆”，而应属核心区域，与墩坪、马家塬等地不尽相同，例如甘谷毛家坪一带，春秋早期秦就“初县”于此，已属秦之核心区域，文化面貌与后二者也有很大差异，东周时期虽有所谓“B组遗存”的出现，但文化归属基本上还是属于中原周秦文化系统。

三.源流——农业与游牧文化“夹击”下的边疆

（一）农牧交错带畜牧传统的形成与“戎狄”之域的游牧化

1.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畜牧传统的形成

本节要交代的是秦“边疆”文化形成的地域背景。

中国北方的长城地带，即从现在的甘肃中东部起，向东穿过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中南部、河北北部，一直到内蒙古东南部，被认为是历史上的“戎狄”区域，商周以来有鬼方、西戎、白狄、代（属白狄）、山戎、林胡、楼烦、匈奴等众多族群在此活动，与秦牵涉的地域或人群，主要是其中靠西的部分。从经济类型来说，大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此处经历了从以农业为主，到畜牧业的成分逐渐加大并变得重要的历史过程，成为农牧交错地带。这种经济形态，是不排除一定成分的渔猎活动的。

许多学者把西北、华北这个农牧交错带的形成，归结为气候的原因，即气候的干冷化。大约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5000-4000）开始的气候干冷化，导致了这些地带遗址减少和农业衰落，畜牧经济成分增加。例如，在后来的“西戎”地域，李非等人对葫芦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春秋战国的气候和环境变迁进行了分析。从仰韶到齐家，本地文化遗址的数量的面积呈现增加趋势，而齐家文化之后，则呈现大幅度的下降趋势。与此相应，仰韶-常山下-齐家文化时代，这里有大片的原始森林，植被呈森林草原类型；齐家文化之后，这里植被则发生了很大变化，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呈草地加灌木丛和小片森林的景观。这里的经济生活，也大致以齐家文化为界限，此前以农业为主，此后则畜牧经济成分由南向北逐渐增强。其中原因，他们认为与距今4200年齐家文化后半段开始的气温和降水的下降有关。[18]莫多闻[19]、安成邦[20]等人的研究，也支持这个看法。

葫芦河流域位于陇山之西的黄土丘陵、塬区与山岳地带，是后来“西戎”的核心区域。在陇山东侧即后来所谓的“狄”之区域，关于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过程，可举朱开沟的例证。

韩茂莉认为，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并有畜牧区的存在，是农牧交错带形成的标志。朱开沟文化阶段（距今约4000-3400年），中国北方的气候由暖湿转向干冷，从朱开沟遗址本身的来看，植被类型、猪与牛羊的比例，以及工具都发生了变化，说明了人们的经济生活从农耕、狩猎、采集转向半农半牧乃至畜牧业占有重要地位的渐进过程。[21]

王明珂也通过对朱开沟等鄂尔多斯临近地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的考古遗存的分析，认为在距今大约6000-5000年的阿善一、二期文化之时（相当于中原的仰韶时代），本地的人群以农业为生，并兼营狩猎采集，人们过着相当定居的生活，与关中一带仰韶文化的农人非常接近。但是，在本地还发现有丰富的以刮削器为主的细石器，则与后者不同，这表明畜牧或狩猎成分的存在，比起关中的农业居民，他们更倚赖动物。王明珂把这种经济类型，称作“混合农业生活”。

在后接的龙山时代，即距今5000-4000年之间，人们还是过着相当定居的生活，但遗址中细石器与骨器增加，人们更加依赖动物资源。在龙山时代后期，内蒙古中南部，还出现了石筑城墙或城堡，显示出当时可能有资源竞争行为的存在。王明珂把本地更加依赖畜牧、竞争加剧、武装化的原因，也归结为气候干旱化。到了距今大约3500年时，即朱开沟文化的晚期，这里的大部分人群已经放弃在此居留，而南移到陕北那样的山岳地带，向南方人群争夺畜牧之地，比如李家崖文化的居民。因此，从朱开沟文化晚期到商代中期，这里出现了一个文化的空白期。[22]

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本地的朱开沟文化大约在商代前期消亡，但本地人群与文化传统的延续，并没有完全中绝，近些年发现的西岔文化[23]，从时间看，从殷墟四期延续到西周早期，文化面貌也与朱开沟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不过，韩茂莉、王明珂所推测的气候原因，以及一些人群因此的南迁，应是合理的。比如北方人群的南移，在文化上也有表现，文献所记商周时期的鬼方，就曾从陕北、晋中西北向南方移动，考古遗存中的甘泉阎家沟[24]、淳化黑豆嘴[25]，有学者推测可能与鬼方有关[26]。后来，西周晚期的猃狁、以及寇周的诸多支西北戎人，都可说明西北、华北农牧交错带的人群向南方及东方农业地区的移动行为。除了这两方向，这些人群在农牧交错带内部的移动，也是大量的，例如羌系人群向东北方向的移动，还有陕北、晋中北的白狄向东的移动。

大约在公元前2000-1000年间，在气候与人文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北方甘青地区至于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的农牧交错特征，已经渐次形成[27]，生活在其中的人群，就是后世的“戎狄”。与南面的农业人群相比，这里的人们有较强的移动性，即所谓“荐居”[28]。由于对资源的竞争，人们经常武装化而形成尚武习俗。商周以后，此处的考古发现中，车马器与兵器往往是大宗，就是这两个特征的表现。除了考古证据，文献中所记载的戎人，也不一定就是人们印象中纯粹的牧人，犹如现在的藏族，有的也是操持农业的。考古发现中的“狄”系遗址，如李家崖[29]、张坪[30]、虫坪塬[31]等，文化面貌都表现出农牧混合的特色。农牧交错带文化面貌特殊，与北方纯粹的草原游牧区与南方农业地带都有差别，后来秦之“边疆”，就处于这个地带之中。

2.西北地区“戎狄”之域的游牧化

大约从春秋晚期开始，北方的农牧交错带又经历了游牧化的过程，至于公元前4世纪末期赵等国家向北拓土直接与匈奴接触的时候，这个过程已经完成[32]。如果把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因为气候变化而经历的从农业向农牧混合经济的转向称作畜牧化过程，则这个过程就是游牧化过程。游牧化过程虽与前面的畜牧化有联系，但却有着本质的不同。战国后期，与秦相关的“戎狄”之域，即农牧交错带中部——内蒙古中南部、宁夏一带，也成了游牧经济的分布地,并一直辐射到了更南的甘肃中东部、陕北一带。由于不同方向人群与文化的交流，春秋战国时期在北方长城一带形成了文化面貌共同特征明显的所谓“北方文化带”[33]。林沄从考古学上总结了“北方文化带”的文化特征，除了具有所谓的北方系青铜器外（有的已是铁器），还有三个特点：一是墓中有殉牲，基本以头蹄为代表；二是墓中经常有骨弓弭和铜镞、骨镞；三是在不随葬车器的情况下随葬铜质或骨质的马衔或马镳，说明骑马术的存在。这些特点，实际指的是游牧经济的考古特征，可以作为判断本地带内游牧因素的标准。

在“戎狄”的不同地区，游牧化的程度不同，例如鄂尔多斯、陇山一带，这里的人群可能包括乌氏、楼烦那样的“戎狄”，其游牧化程度较高。其它地区的游牧化，则指拥有一定的游牧文化因素、部分地具有了游牧文化特征而已，并不是说他们完全放弃了原来的农牧经济方式。

下面举例略作论证。

李家崖83坟M1。在李家崖古城周围，分布有三个墓地——草场坪、峰家塔、星星原，发掘墓葬共43座，年代在春秋中期偏晚-秦亡，其主人应属“狄”系人群。这座墓与其它三处墓地的墓葬不同，独立位于一座小山丘上，为一南北向的土坑墓，无陶器，出土有铜鍑、带扣，以及铜泡、削刀、镞、环，以及骨镞、骨饰、石饰等，还有狗骨、砾石，年代大概在战国初期。如作者所指出，83坟M1所出的铜削、带扣、马衔和骨镞等器物，与内蒙古凉城县小双古城、和林格尔新店子春秋晚期-战国早期墓地所出同类器物相似[34]。83坟M1从所出器物来看，明显与这些三处墓地具有中原文化色彩的墓葬不同，不见陶器，而以兵器、马具、装饰品等为主，畜牧色彩浓厚，发掘者直接指出其主人就是匈奴，可能有一定道理。从这座墓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北方游牧化过程的辐射作用。

又如庆阳地区。

庆阳是著名的义渠戎的根据地，这里处泾河上游的山塬地带，泾河支流马莲河从其中穿过，核心地带董志塬，地形宽阔，水深土厚，自然条件除了水分与温度条件略差之外，与关中农业区无异，陕甘人今犹谓“八百里秦川，顶不上半个董志塬边”。

商周时代此处是寺洼文化的分布区，例如著名的九站寺洼文化墓地[35]，其主人可能是历史上有名的猃狁。这里也是周人的发祥地，当地学者认为，所谓的豳，就与庆阳有关。庆阳一带发现有许多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墓，还有其它的周式器物。从人种特征来说，九站的人骨特征也与周人近似。[36]

寺洼文化遗存很少发现居址。近年在西汉水上游所作的调查，有很大的寺洼遗址，其中可能有居址，但详细资料还是缺乏的[37]。九站是少有的比较明确地既有墓葬，又有聚址的寺洼文化遗址。从九站的资料看，此处的戎人在商周时代的经济生活，与许多农牧交错带的人群一样，虽是亦农亦牧的，但农业还当是主业。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庆阳地区的文化面貌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北方草原文化色彩的青铜器的大量出现。现在已经公布的此类遗物，年代大约在战国时期，晚点的年代已经跨越了秦灭义渠之年，到了战国晚期，包括工具、兵器、装饰品、车马器等，很多文物具有北方特征，例如对鸟纹短剑、有銎式三翼镞、动物纹带饰、圆雕的跪鹿等等。很显然，北方的游牧文化，也对本地发生了影响。本地文化拥有的畜牧或游牧特征，与下文将要叙述的秦一样，可能与义渠对马匹等畜牧产品的需要有关。

陕北的李家崖和甘肃东部的庆阳，位置都在陇山以东，陇山以西最能代表游牧文化向南扩展的例证，还是马家塬墓地，秦“边疆”文化的多元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

马家塬与王洼、刘坪墓地，发掘者推测年代区间在战国中期到秦初，以笔者之见，其理论上的年代上线大约不超过秦献、孝公之时；下限则当在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派蒙恬将众斥逐匈奴、“略取河南地”及昭王长城遭废弃的那一年。从位置看，这三处墓地，都位于甘肃东部的丘陵塬区，东依陇山，是“西戎”的核心地带。从交通史的角度看，三个地点也大致都处在交通要道上，是秦人翻越陇山之后，向西交通的重要关口，其西、北可远通黄河榆中那样的渡口，向南可到达西汉水流域以及更南汉中、蜀。今天从陕西陇县翻越陇山，经过张家川，沿清水河西行，经龙山、陇城、莲花向西南方向前行，仍是到达天水、兰州的重要道路[38]。三处墓地与西北方向的昭王长城的直线距离，也不过百公里之遥。

马家塬墓地的文化因素，其中具有“西戎”本土文化色彩的竖穴偏洞室墓、铲足鬲等自不待言；棺椁，铜器中的戈、壶、鼎、茧形壶等中原因素，可归入秦文化的影响。最为光彩夺目的，是北方草原文化因素，例如车舆、高大的车轮、轮上具有剪纸效果的动物纹装饰、大量装饰人身的带饰等金饰品、殉牲，以及铜器中的管銎式三翼镞、有銎式三翼镞、剑、刀、铃、钮柄式铜镜、蛇纹、杆头饰等，还有釉陶杯那样具有西方文化风格的器物[39]，都说明马家塬所处的“西戎”地域（包括刘坪、王洼墓地），是一个文化辐辏、极度繁荣之地。

马家塬地区“西戎”文化的繁荣，连同陕北“狄”系人群的例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北方游牧文化的兴起并南进。这种文化的渗透力，是如此之强，已经进入到了昭王长城的内（南）侧。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所谓游牧文化向南的扩张，并不是说把这些地区都变成了游牧区域，本文所指只是文化因素的南播。

游牧文化向南扩张，甚至可以跨越长城这样的界限，背后的动力或原因，可能与长城外侧的草原地带“胡”之南下，并形成了较大的社会组织有关。这种组织，是游牧文化形成与扩散的有效支撑。

按照“戎狄非胡”论者的观点，包括匈奴的“胡”，与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戎狄”，是有差异的人群，二者的人种、文化以及本来生活的地域，都是不同的。胡为北亚蒙古人种，春秋时代开始有规模地南下北方长城地带。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了秦、赵、燕与“胡”系人群即匈奴、东胡等族群的直接接触过程：

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鴈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

在秦灭义渠，即公元前271年前更早时期的“胡”之情况，司马迁虽没有详细记载，但我们仍可推测“胡”之分布。西边，从秦之陇西郡往东，一直到赵之代郡之北，大约都是匈奴的分布地，其中当包括林胡以及归顺了匈奴的楼烦（当属华北土著）。再越过燕之上谷、渔阳，一直到东边的辽东郡，其北边先为东胡、后为匈奴的分布地。可以想象战国晚期以前“胡”分布之广：从黄河上游的洮河流域，即今甘肃中部，经过甘肃东部、宁夏、内蒙古中南部、山西和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直到辽河流域。

胡人的南下，除了本文所述的文化方面的证据，还有人种学的资料。从西向东，在北方农牧交错带内，有永昌沙井[40]、固原彭堡于家庄[41]、清水河县阳畔[42]、林格尔县新店子[43]等多处地点的人骨资料，都具有北亚蒙古人种的特征，从东到西，大致构成了北亚蒙古人种分布的南部边缘。最新的河南洛阳伊川徐阳春秋中-战国早期墓地人骨资料说明，“胡”之南下的脚步更为遥远，已经可达中原的核心地区[44]，也给我们认识“西戎”人种的复杂性提供了证据。在战国晚期之前，胡人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南下过程，这是曾经被忽略了的历史真相。

早年田广金、郭素新先生研究“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已经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现象，那就是所谓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春秋晚期进入到了繁荣阶段[45]。当胡人南下的时候，他们已经是游牧人群，由于年代上的重合，因此我们不能不说他们的南下，与农牧交错带的游牧化与文化的繁荣有关。南下的游牧人，也当有不同支系，有的可能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组织，并非完全无政治组织，不像有的学者所推测的，他们的南下，完全是个自然的过程（岱海地区或可除外）。例如《墨子》的《非攻中》和《兼爱中》两篇中，都“燕、代、胡貉”并称，其中燕自是中原族群，代生活于河北、山西北部，为白狄一部。这两篇的原型，是东方鲁、宋、卫一带“东墨”的作品，来源当是春秋晚期墨徒所记录的墨子演讲原文[46]。人们此时对北方人群分得还比较清楚，像战国晚期那种笼统的“北狄”概念，此时还没有出现[47]。推测此时的“胡”，可能是林胡之类，与代、燕并列，可见他们是有一定实力的政治实体，社会组织已经发展到一定的层级。

推想这个层级的发展，应该是逐步的。到了战国中期偏晚的时候，《史记·赵世家》记载，战国中晚期之交的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年），赵始“胡服骑射”，次年（前306年）“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战国策·赵策二》的记载更加具体，说赵武灵王“率骑入胡，出于遗遗之门，踰九限之固，绝五陉之险，至榆中，辟地千里”。榆中，地望就在鄂尔多斯一带，林胡已经称“王”，我们单从这样一个孤证并不能判断此处“王”的层级，即社会组织发育的程度，这或许是东周秦汉中原人士对林胡首领的常用语而已，并不能说明林胡社会的发育已经到了国家的阶段，但与上《墨子》的材料联系起来看，已经足以说明林胡社会组织的存在。想来此处之“王”，应与戎人的“酋豪”相似。胡人若无组织而分散，则不能对诸侯构成真正的威胁，也不待北边三国（秦、赵、燕）修筑长城、或赵“胡服骑射”而应之，所以，战国中期以前的胡人有组织、有实力，应该是无疑的。稍后即秦昭王长城建立后的战国晚期，在鄂尔多斯等地发现有很多高级别的“胡”系文物，还有王冠之类，无疑说明此时已经有高级别的社会组织存在。秦汉之际，这个情况又发生了大的改变，匈奴本体兼并诸族，形成了更大的政治集团即匈奴帝国。此后的林胡、楼烦，已经是更加广义的“匈奴”一部了。

不同人群的互动、贸易、生业类型的变化等等，都可形成发育程度较好的社会组织，例如贸易可以促进财富的再分配机制的变化，形成、改变社会组织。发达的社会组织，可对社会构成比较有效的控制，促进社会有效运转，从而导致文化的繁荣，形成时尚与潮流。一个繁荣文的化的魅力，是挡不住的，它可带来不同族群的文化认同，因此是文化扩张的重要动力。从马家塬墓地看，其与与固原、鄂尔多斯的联系比较明显，而这些地区正是社会组织发育较好、游牧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马家塬与西方的文化联系，也当是以昭王长城北侧的游牧社会为“中介”的。

（二）秦对西北之扩张

春秋以后，特别是战国后期秦西北地区文化的繁荣，除了北方游牧化这个背景外，还有秦之扩张这个原因，一定程度上是游牧与秦两种势力南北“夹击”的结果。

秦对西北少数族群的控制过程，是分阶段的。春秋初年秦立国，至于德公时代（公元前677-676年）逐渐在关中站稳脚跟，有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版图，此后才稍可言及“边疆”。德公后秦之政治重心从甘肃东部移到关中，此时秦对西北的控制，主要还是几个据点而已。陇山以西，有邽、冀两县，以及西犬丘那样的地方，周围还是戎人的天下。陇山以东的甘肃、宁夏一带，秦之势力十分有限，从考古发现来说，仅限于关中平原的北部边缘的陕西陇县、甘肃灵台、白水洛河下游一带，如陇县的边家庄墓地[48]、灵台的景家庄墓地[49]，还有白水西章墓地[50]，这些地点都显示了秦欲扼守与北、东两个方向的交通要道的意味。更东的陕北直至更北的内蒙古中南部，此时还无秦人的势力，而是“狄”之分布范围，我们从这里能看到的，是晋文化的影响（见下文），秦之势力深入至此，已经到了战国晚期魏纳上郡之后了。秦此时主要精力在讨伐关中之戎，并一心东向，与这些地区的“戎狄”，倒也相安无事。此时秦之西北“边疆”，应指陇南礼县-天水邽、冀，向东翻越陇山到陇县-灵台一线，然后沿关中平原北部边缘到达洛河下游的渭南一带。

春秋中期，这个情况发生了改变，《秦本纪》记载，“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缪（穆）公以金鼓”，所谓“霸”西戎，就是“威服”，即用武力作为后盾使其臣服，当然也不排除赏赐、婚姻等柔性措施的存在。穆公所“霸”之戎，最西即本文所说的狄、之戎，最北为朐衍之戎，最东为关中东部的大荔戎，基本把秦之本土环抱其内。狄戎位于甘肃临洮，戎传统说法在今陇西县一带，按照敦坪墓地的发现，向西的漳河流域也可以是戎的区域，朐衍之戎在今宁夏东南盐池一带，大荔之戎在今洛河下游陕西大荔县一带，诸戎分布的区域，以渭河、泾河、洛河三条黄河支流为主，陕北、晋中北的白狄区域，秦之势力仍不能到达。三河流域，既然为秦政治势力所及，就是秦之“边疆”。这些区域的考古发现，西有毛家坪墓地[51]，南有礼县大堡子山[52]、圆顶山[53]等处的考古发现，北则有灵台洞山东周墓地[54]、铜川王家河[55]年代区间在春秋晚期-战国早期的秦墓[56]、平凉市区发现的春秋中晚期的鼎和簋等秦式礼器[57]。在更西的墩坪、靠北的庆阳那样的戎人地域内部，也出现了秦文化因素。墩坪的例证前已叙述，庆阳义渠地域内，则有红岩、后庄所出的中原式戈等文物为证[58]。从秦文化的分布范围看，秦之政治版图明显扩大了，因此秦“霸”之下戎人地域，就是秦之“边疆”了。如上文所言，“霸”以武力为后盾，只是仅限于政治控制，并不设乡里等基层行政组织，与秦对“初县”的邽、冀等地的控制方式并不等同，后者是秦之本土，“霸”则在“初县”之外的“西戎”区域。因此，秦“霸”“西戎”以后的邽、冀等地，已经不是秦之“边疆”了。

从秦穆霸西戎之后，秦之西北边疆相安无事，大概延续了150年，到了战国初年，秦之西北“边疆”变得骚动起来。例如《史记·六国年表》记载厉共公六年（公元前471年）“绵诸乞援”，此后有秦与义渠、绵诸、大荔诸戎的战争，这与秦因君主替换所造成的内乱有关。一直到战国中期孝公时期，秦才对诸戎恢复优势，重新拥有了一定的控制能力，《后汉书·西羌传》说“孝公雄强，威服羌戎”，指的就是这个情况。到了公元前271年，秦灭义渠，此时秦在西北边疆有三郡——上郡、北地、陇西，其下有县、道等行政组织，这与此前的“霸”以及“初县”等手段不同，秦对西北边疆，有了绝对的控制力，这是秦再无“戎祸”的根本原因。

除了设置郡县，秦在西北边疆，还修筑长城，与匈奴、赵隔墙对峙。长城具有边界与预警系统等多重性质，长城脚下，相对比较安宁平静，和平应是主流，史籍中没有秦与匈奴大规模战争的记载。笔者认为，如果把秦之“边疆”外侧游牧文化的形成和扩散，作为秦边地文化繁荣的外因，那么秦对本地的政治扩张，以及对马匹等项的需求，就是本地文化发达的内因。

战国晚期秦对边疆的扩张，首先通过移民等行为，把中原秦文化因素带到了这里。例如李家崖东周墓地[59]、广衍秦墓[60]、铜川枣庙[61]、黄陵史家河墓地[62]、平凉庙庄秦墓[63]、秦安上袁家秦墓[64]，包括马家塬地区的墓葬，都是证明。毕竟作为主流文化，秦文化还是可以凭借政治强力，拥有强大的穿透力。以关中为中心的秦文化，是农业文化的代表，它的北进，是西周以来农业族群与畜牧族群对农牧交错带争夺的胜利。从一个更长、更大的视角来看，秦文化的北进，属于东周时期中原诸侯一个更加广阔的辟土与文化扩张行为的一部分（秦、晋在文化上的扩张可能更早），秦、晋及后来的魏、赵，都有对“戎狄”之域的此类行为，这是马家塬等墓地出现的一个大的基本背景。

另一方面，秦之扩张、长城的建立，表明上看似乎终止了游牧文化南下的脚步，压缩了“戎狄”的生存空间，其实并没有隔绝秦与北方草原地带贸易、文化以及人员往来；农业文化因素的扩展，既没有消除本地的畜牧色彩，也没有阻止北方畜牧技术的传入，例如上提到的李家崖、广衍、史家河、上袁家等墓地中，畜牧文化因素还是存在的。因此，秦之扩张，并没有造成本地畜牧文化的消亡，而是延续甚至繁荣，这种地域文化特征，至今我们还可在西北、华北的一些地区看到。其中原因，既是传统的自然延续，也是现实的需要。

上文已论，“戎狄”之域适合畜牧，有畜牧的传统，与游牧有着天然的联系，当秦有现实的需要，并且从北方传来的游牧技术能给当地畜牧业带来更大的效益之时，畜牧业的发展也就是自然的。例如黄陵寨头河墓地，此处位于洛河河谷地带，是子午岭东侧的山陵地带，森林、水草等植被较好，与陇山相似，适合畜牧，发展畜牧业有先天的优势。根据西北大学郭辉的研究，寨头河墓地男性股骨有所谓的“骑马人小平面”，并且股骨较强壮而肱骨、胫骨发育较弱，推测此处的男性可能经常骑马放牧[65]。寨头河墓地并非秦地，从文化因素看，其与义渠和魏的联系似更加紧密，但其中蕴涵的道理是一致的。马家塬地区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长城内侧的戎人君长，也可以借助交通、地理位置优势，以及自身的政治影响，从两边的畜牧生产、贸易（粮食、马匹、奢侈品、生活用品等）中受益，从而促进经济的发达与文化的繁荣。也就是说，这种局面，一定是秦边疆地区独特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下的产物。

东周以后，秦对马匹的使用，无非有三，一是驾车，二是骑兵，三为祭祀。用良马驾车，是贵族身份的象征，东周时代诸侯国君经常拥有大量良马以实其厩[66]。车乘除了出行、游乐，当然也包括战车。战国以后骑兵兴起，而且成为最大的战马需求项[67]。祭祀所用马匹之数量，恐怕不能与军事与王公贵族的使用量相比。由于秦马的来源质量有保证，又有严格的马政管理制度，使秦马闻名于天下，《战国策·韩策》曾记载张仪说韩王说，“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者，不可称数也”，大概是真实的。

推测秦马来源应有两个：一主要是西北境内，另一即境外，但也不可能距离边境太过遥远，有学者推测从更加遥远的中亚草原用丝绸等大量换取马匹，应是不合理的，起码大规模的推测是不对的，如有存在，也应是小规模的[68]。长距离贸易运输从成本来说，应主要是玉石、金银等贵金属及其制品、丝绸那样的奢侈品，而不是粮食那样的普通物资，拉铁摩尔早已指出此点[69]。所以，战国以后秦所使用的马匹，还是应主要来自西北境内以及临近的境外地区，是可以推而知之的。

秦之西北边境地区产良马，于史有征。《史记·货殖列传》说：“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此汉之四郡，也可说明秦之情况，大致即本文所指的边疆“戎狄”之地，就是甘肃中东部和东南部、宁夏中南部、陕北直到内蒙古鄂尔多斯东南部。这也可大致反映秦时的情况。

本地既与关中“同俗”即重稼穑农耕，又有“畜牧”之利。后者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是可利用临近的羌与“戎狄之畜”，二是本身就适合“畜牧”，故可称“畜牧为天下饶”。

目前可以确知设立马政机构的有上郡和北地两郡（此外还有更东的代郡，秦当灭燕而有代），出土秦封泥有“上家马丞”及“泾下家马”（还有“代马丞印”），《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家马是专门管理国君私用马匹的职官[70]。“上”即上郡，治在今陕西榆林市南，也是著名的农牧区。“泾”为泾阳县，地在今甘肃平凉西北，秦时属北地郡，汉在此设有呼池苑[71]，当是因秦而来，二者之间有源流关系，这里的畜牧生产，依托的是陇山山地以及东侧的河谷塬区，今天依然如此。

至于秦昭王长城之外的“河南地”等广大地区，东周以来已经是繁盛的畜牧区。本地也与秦存在着贸易关系，在战国时代的赵的地域内，有西沟畔所谓匈奴墓（很可能即林胡或楼烦的墓葬），其中出土的两件虎豕咬斗纹金饰牌，背部边缘处均刻划有“一斤五两四朱少半”（M2：26）、“一斤二两二朱少半”、“故寺豕虎三”（M2：27）等文字，风格接近秦小篆，衡制也与秦相似，上面所标记的重量，如果不是为了的贸易，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此物当是秦与已归顺于赵的游牧族群的贸易之物[72]。总之，秦与北方族群贸易关系的证据，已经不待详举，无论从文献[73]、考古发现[74]，还是云梦秦简《关市律》来看，都是如此。

（三）小结

秦地的西北“边疆”，是“戎狄”系列人群生活的区域，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在农业之外，逐渐形成了畜牧传统，使本地成为文化独特的农牧交错地带。从春秋时代开始的北方地区游牧化过程，又向南影响到了农牧交错带的“戎狄”区域，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文化面貌。同时，秦人的势力也分波次北进，最后随着昭王长城的建立，秦与北方的匈奴形成了政治上对立共存的格局。这种格局，反倒凸显、形成了“戎狄”区域在秦交通、产业、贸易等等方面的优势，促进了边疆文化的繁荣。随着秦始皇时代驱逐匈奴，秦边境大大向北扩展，昭王长城遭废弃，本地的许多地方失去了“边疆”属性，曾经闪耀一时的多元文化也趋暗淡。

考察战国时代秦之西北边地文化繁荣多元的原因，北方地区的游牧化以及向南辐射、秦人政治军事势力的北进，是容易观察到的两个重要方面。秦文化所代表的，是中原的农业文化，但它的北进以及固定疆界——长城的建立，并没有完全阻止北方游牧文化的渗透，也没有导致本地畜牧文化的消亡，反倒在南北两种政治实体以及文化的“夹击”之下，成就了以马家塬为代表的边地文化。不同的文化在此地共存、碰撞、融合，并在某些地区形成一度的繁荣局面，这是随着近年的考古发现可看到的秦文化史中令人注目的现象。

四．结语

中国北方“戎狄”所居的农牧交错带，是中原的边缘，近些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对象。这不仅是由于学者视角的转移，也与本地不断涌现的重要考古发现有关。本文就是基于墩坪、马家塬等地考古新发现的思考，结语可简述如下。

秦之西北“边疆”地带，是“戎狄”的生活地，春秋以降，不同文化因素在此交汇融合，文化面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征，在战国晚期-秦代初年达到顶峰。本地具有悠久的畜牧传统，这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他们与北方的游牧文化有天然的联系，当春秋以降游牧文化向南发展之时，本地也开始受其影响。战国晚期，随着秦之壮大与向北推进，以及昭王长城的建立，农业文化的分布也随之北移，南北“夹击”形成的对立共存的政治军事格局，以及对马匹那样的战略物资的需要，在秦之西北“边疆”的特定地带，呈现出不同文化聚会并高度繁荣的局面。秦之西北“边疆”，性质、地域是随历史时代有所变化的。本地的畜牧传统，加上独特的政治、区位地理优势，应是本地某些地区文化多彩繁荣的主要原因。随着秦斥逐匈奴于阴山以北，秦之边境线北移，这种优势也随之失去，这些地点文化繁荣的局面也归于暗淡，但本地独特的文化传统仍不绝如缕，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不同的文化类型在秦边地的聚会，并呈现出繁荣，属于农业文化向北扩散、并与草原游牧文化相接触的总进程中的阶段性与地域性现象，后世中原王朝的西北、华北边境虽有所伸缩，但中国历史上长城或边境地带文化、人文地理的基本特征，却由此开始形成，东周时期秦“边疆”文化的历史意义，也于此可见。

注释：

[①]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月光、毛瑞林：《甘肃漳县墩坪遗址发现春秋战国戎人墓地》，《中国文物报》2015年6月19日第8版。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李晓青、南宝生：《甘肃请水县刘坪近年发现的北方系青铜器及金饰片》，《文物》2003年第7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水县博物馆：《早期秦文化系列考古报告之二：清水刘坪》，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

[④]马家塬墓地相关资料主要有以下一些：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2006年度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战国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9期；《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2007-2008年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0期；《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2008～2009年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10期；《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2010-2011年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8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戎遗珍——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

[⑤]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秦安王洼战国墓地2009年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8期。

[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月光、毛瑞林：《甘肃漳县墩坪遗址发现春秋战国戎人墓地》，《中国文物报》2015年6月19日第8版。

[⑦]《秦安王家洼战国墓入围“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候选项目》，《丝绸之路》，2011年第4期，第84页。

[⑧]赵吴成：《甘肃马家塬战国墓马车的复原——兼谈族属问题》，《文物》2010年第6期。

[⑨]秦安县文化馆：《秦安县历年出土的北方系青铜器》，《文物》1986年第2期。

[⑩]李晓斌：《甘肃庄浪县出土北方系青铜器》，《考古》2005年第5期，图版伍、捌。

[11]平凉博物馆展品。

[12]罗丰：《固原青铜文化刍论》，《考古》1990年第8期。除罗丰的总数之外，固原的发现还有相关简报，此不备举。

[13]尚陵彬、宋克强：《彭阳王大户古墓探秘》，《宁夏日报》2007年9月14日第三版。

[14]刘得祯、许俊臣：《甘肃庆阳春秋战国墓葬的清理》，《考古》1988年第5期；庆阳地区博物馆、庆阳县博物馆：《甘肃庆阳城北发现战国时期葬马坑》，《考古》1988年第9期。

[15]王辉：《张家川马家塬墓地相关问题初探》；黄维、吴小红、陈建立、王辉：《张家川马家塬墓地出土金管饰研究》，同见《文物》2009年第10期。

[16]孙周勇等：《陕西黄陵寨头河战国戎人墓地发掘简报》；孙周勇、孙战伟、邵晶：《黄陵寨头河墓地相关问题探讨》，同自《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6期。

[1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黄陵县旅游文物局：《陕西黄陵县史家河墓地发掘简报》；孙周勇、孙战伟、邵晶：《黄陵史家河战国墓地相关问题探讨》，同自《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3期。

[18]李非、李水城、水涛：《葫芦河流域的古文化与古环境》，《考古》1993年第9期。

[19]莫多闻、李非、李水城、孔昭宸：《甘肃葫芦河流域中全新世环境演化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地理学报》1996年第1期。

[20]安成邦、冯兆东、唐领余、陈发虎：《甘肃中部4000年前环境变化与古文化变迁》，《地理学报》2003年第5期。

[21]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与气候变迁》，《考古》2005年第10期。

[22]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3-93页。

[23]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清水河县文物管理所：《清水河县西岔遗址发掘报告》；曹建恩：《清水河县碓臼沟遗址发掘简报》，两文俱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考古报告集》，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1年，第60-787、81-87页，图版叁-伍；曹建恩：《内蒙古中南部商周考古研究的新进展》，《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2期；马明志：《“西岔文化”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

[24]王永刚、崔风光、李延丽：《陕西甘泉县出土晚商青铜器》，《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3期。

[25]姚生民：《陕西淳化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

[26]曹玮：《陕晋高原商代铜器的属国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论文集之九》，2009年，第303-327页。

[27]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与气候变迁》。

[28]《左传》襄公四年。

[2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北工作队：《陕西清涧李家崖东周、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3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李家崖》，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319-320、336-337页。

[30]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商周实习组、陕西省考古所商周研究室：《陕西米脂张坪墓地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期。

[31]杨永林、张哲浩：《陕北高原首现周代车马坑——陕西宜川虫坪塬墓地2014年度考古有新发现》，《光明日报》2015年1月21日第9版。本墓地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宜川县博物馆发掘，资料未正式公布。

[32]林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的形成过程》，林著：《林沄学术文集》（二），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9-76页。下引林说同。

[33]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3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李家崖》，第243-247、333-334页，彩版二九：3，图版六四-六六。

[35]王占奎、水涛：《甘肃合水九站遗址发掘报告》，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三），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00-477页。

[36]朱泓：《合水九站青铜时代颅骨的人种学分析》，《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2期。

[37]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4页。

[38]近代张家川回民群落的形成，就与本地交通条件有很大关系。

[39]王辉：《张家川马家塬墓地相关问题初探》，《文物》2009年第10期。

[40]韩康信：《甘肃永昌沙井文化人骨种属研究》，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5-265页；洪猛：《双湾墓葬及沙井文化相关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41]韩康信：《宁夏彭堡于家庄墓地人骨种系特点之研究》，《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

[42]张全超：《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墓地人骨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第80页。

[43]张全超：《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墓地人骨研究》。

[44]近年发现的河南伊川徐阳墓地，为秦、晋西北的陆浑戎而迁于此，其原来居地当在今陕北、陇东一带。

[45]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85-186、197-199页。

[46]史党社：《墨子城守诸篇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9-117页。

[47]直至战国中期偏晚的赵武灵王时代，人们对“胡”之认识，还是与北方本来之“狄”有别。例如《战国策·赵策》以及《赵世家》所记赵臣肥对武灵王之语中，“胡”、“狄”（翟）是并列的。

[48]尹盛平、张天恩：《陕西陇县边家庄一号秦墓》，《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站、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陇县边家庄五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1期；张天恩：《边家庄春秋墓地与千邑地望》，《文博》，1990年第5期。

[49]刘得祯、朱建唐：《甘肃灵台景家庄春秋墓》，《考古》1981年第4期。

[50] 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了白水县史官乡西章村东周墓地，按照器物看，年代上限或可早到春秋中期。按《秦本纪》等文献记载，春秋早期武公元年“武公元年，伐彭戏氏”，张守节《正义》认为其地即彭衙，地在今白水县洛河北侧，彭衙是秦北通白狄、东连晋的要道，此后一直处于秦、晋拉锯的前沿。秦桓公时公子鍼（字伯车，景公同母弟）封于此，西章墓地或与之有关。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肖健一先生相邀观摩相关文物，谨此致谢。

[51]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梁云、侯红伟执笔）：《早期秦文化研究的又一突破：2014年甘肃毛家坪遗址发掘丰富了周代秦文化内涵》，《中国文物报》2014年11月14日第一版。

[52]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5期；早秦文化考古联合课题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早期秦文化遗址》，《考古》2007年第7期；王刚、杨哲峰、方志军、刘小红、游富祥：《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早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祭祀遗址发掘简报》、《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东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

[5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礼县博物馆：《礼县圆顶山春秋秦墓》，《文物》2002年第2期。

[54]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灵台县文化馆：《甘肃灵台县两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

[5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铜川市王家河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2期。

[56]王家河秦墓的年代，简报定在春秋晚期-战国早期，滕铭予同。前者见上引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铜川市王家河墓地发掘简报》，后者见滕铭予：《关中秦墓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地3期。

[57]平凉博物馆展品。

[58]刘得祯、许俊臣：《甘肃庆阳春秋战国墓葬的清理》。

[5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北工作队：《陕西清涧李家崖东周、秦墓发掘简报》。本文把墓葬年代分为七段，其中秦文化因素出现在最后一段，即秦统一后-秦亡时期。

[60]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崔璿：《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文物》1977年第5期。

[6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枣庙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按枣庙秦墓的年代，简报断为春秋中期-战国中期，此从滕铭予说，认为在战国中期偏晚-秦统一。见上引简报及滕铭予：《关中秦墓研究》。

[6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黄陵县旅游文物局：《陕西黄陵县史家河墓地发掘简报》；孙周勇、孙战伟、邵晶：《黄陵史家河战国墓地相关问题探讨》，同自《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3期。

[63]甘肃省博物馆魏怀珩：《甘肃平凉庙庄的两座战国墓》，《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

[6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秦安上袁家秦汉墓葬发掘》，《考古学报》1997年第1期。

[65]郭辉：《黄陵寨头河战国时期戎人墓地出土人骨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第37-40、44-46页。

[66]《战国策》、《史记》等文献多处有载。

[67] [美]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古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60-167页。

[68]罗新、郑斯亮：《狄宇宙谈内亚史研究》，《东方早报》（上海）2015年4月12日第2版。

[69]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页。

[70]《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太仆，秦官，掌舆马，有两丞。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颜师古注：“家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戎事军国所须，故谓之家马也。”

[71]《汉书》卷十二《平帝纪》记载平帝二年“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汉泾阳为安定郡（治高平，即今宁夏固原）辖县。“呼池”即文献中的“呼沱”、“亚驼”等，可以指泾水。参裘锡圭：《诅楚文“亚驼”考》，《文物》1998年第4期；李零：《滹沱考》，陕西师范大学、宝鸡青铜器博物馆：《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香港：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345-348页。

[72]田广金、郭素新：《西沟畔匈奴墓反映的诸问题》，《文物》1980年第7期。

[73]例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记乌氏倮的故事。

[74]罗丰：《中原制造——关于北方动物纹金属牌饰》，《文物》2010年第3期。

删节稿载：台北故宫博物院编：《秦业流风：秦文化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6年。本文为原文。

秦文化专辑组稿：史党社

本文编辑：熊佳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