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考古课程第九讲

伊朗东部的青铜时代：吉罗夫特文明(3,000-1,200BC)

○

讲座纪要

2019年5月7日晚，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德黑兰大学考古学系法兹里教授（Hassan Fazeli Nashli）主讲的“伊朗考古：从旧石器时代到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课程第九讲在红五楼5211举行，本讲主题为“伊朗东部的青铜时代：吉罗夫特文明(3,000-1,200BC)”（East Iran Bronze Age ：Jiroft Civilization)。

 背景介绍

正如之前的课程提到过的，伊朗高原的历史可以被划分为两个大的城市化过程，前者大致从公元前7千纪延续到公元前2千纪，后者则从公元前2千纪延续至今。第一个城市化过程的开始以定居、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为标志，大致在公元前3千纪发展到顶峰，这是人类历史上消逝的黄金时代，长距离的贸易、大型城市、书写系统和艺术，乃至最早的国家都出现于这一时期。本讲的主题吉罗夫特文明（Jiroft civilization，又称哈利勒路德文明Halil Rud civilization）便是这一时期伊朗科曼省（Kerman province）的主要考古学文化，也是这一时期当地文明成就的集中体现。

吉罗夫特地区（即哈利勒路德谷地）位于伊朗东南部，整个谷地为西北-东南走向，北起现在的吉罗夫特市以北的扎格罗斯山脉 (Zagros Mountain)，南至贾兹穆里安盆地 (Jazmurian Basin)，长约四百公里，平均海拔约550米，东、西、北三面高山环绕，最高海拔达4420米。当地气候炎热干燥，夏季最高温度可达47摄氏度，冬季最低温度为2摄氏度，年平均降水约为251毫米。这种特殊的地形和气候条件，导致当地冬季常常洪水频发，虽然每次洪水的持续时间大多不会超过一小时，但由于水量较大，仍会造成灾害性破坏。不过，当地居民大多住在相对较高的台地之上，一般洪水造成的破坏相对较轻。从另一个角度讲，洪水会带来较为肥沃的泥沙，并降低土壤的盐碱度，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当地人类生存的一个有利因素。这一地区自然条件的另一大优势是较高的地下水位，在很多位置甚至形成了天然的自流井，可以用于灌溉土地。这里也因此成为整个科曼省最适合进行农业生产的区域，有“小美索不达米亚”之称。

吉罗夫特地区所在位置及其地貌鸟瞰图

不过，某种程度上受到洪水沉积的影响，当地的很多遗址长期未被发现，我们对这一地区的早期文化知之甚少。斯坦因（Aurel Stein）于1932年在巴基斯坦、伊朗和伊拉克等地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曾涉及这一地区，当时获得的考古资料为我们了解这一地区的早期文明提供了零星的线索。其后近三十年间，当地几乎没有任何考古工作。直到1960年代，Beatrice de Cardi对Bampur遗址进行了短期发掘，Joseph Caldwell和他的团队对Tal-I Iblis进行了长期的调查和发掘工作。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C.C. Lamberg-Karlovsky 对Tepe Yahya遗址进行了6次发掘，并发现了滑石和绿泥石器物的生产证据，从而将这里的发现与之前市场上出现的盗掘品联系起来。其后，一些零星的考古工作也在Shahbad等遗址展开，M. Sajjadi还在1984年对这一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然而，关于当地早期文明认识的突破性发现却是源自2001年哈利勒河（Halil Rud，Rud在波斯语中意为河流）的一次大洪水。这次洪水破坏了多处墓地，使得很多长埋地下的精美文物重建天日，却也导致了2001-2003年对当地遗址更为疯狂的盗掘。在此背景下，2003到2009年Youssef Madjidzadeh主持了对Konar Sandal和Mahtoutabad两处遗址的抢救性发掘，同时还在2004-2010年及2015年对哈利勒河谷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此外，对盗掘文物的追缴工作自2004年一直持续至今。我们对当地早期文明的认识主要是基于近十余年的上述发现和研究。

 吉罗夫特地区的考古学年代序列

吉罗夫特地区所在的科曼省，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以Tepe Gav Koshi为代表的遗址发现了公元前6千纪的房屋、陶筹、陶塑动物和陶器等。这里出土的陶器与法尔斯地区十分相似，使用植物茎秆作为掺合料，表面磨光并常见彩绘。对于此后的公元前6至4千纪之间近两千年的吉罗夫特地区早期历史，目前所知甚少。

科曼省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彩陶、陶筹与陶塑

当地约公元前4000年以来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主要是基于近十余年的发现与研究，特别是Konar Sandal和Mahtoutabad遗址的发掘建立的，其中Konar Sandal遗址实际上包括相距数公里的南北两个墩台。根据当前的认识，吉罗夫特地区这一时期的文化序列依次为Mahtoutabad遗址I、II、III期——Konar Sandal南墩台第1、2期）——Mahtoutabad遗址IV期—Konar Sandal北墩台下层。这一时段，大致从公元前4100年延续到公元前1700年，期间可能存在几个短暂的年代缺环，之后经过大约近800年的空白期，才出现了以Konar Sandal北墩台上层和Ghale Koutchek为代表的更晚阶段遗存。

吉罗夫特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及各时期代表性遗址分布图

公元前四千纪的吉罗夫特地区

对于该地区公元前四千纪考古学文化面貌的认识主要基于Mahtoutabad遗址I、II、III期遗存的发现, 其中I期遗存主要集中发现于遗址探沟I和IV的最下部，距现代地表约4米以上，年代大约为公元前4000-3600年。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发现为一处疑似椭圆形的房址（oval hut），南北长约9.5米，东西宽约8米，房址地面垫土呈绿色，其上发现有火塘和大量陶器、石器和动物骨骼等。这一时期的陶器主要包括盆、筒形罐（cylindrical jar）、鼓腹罐、彩陶斜腹杯等。Mahtoutabad第I期的彩陶比例高达35%以上，制作工艺也比之后各阶段更为复杂。以彩陶斜腹杯为例，其表面纹饰分为数层，需经过多次绘制和烧制才能完成。此类陶器之前在本地的其它遗址如Tepe Yahya等也有发现，甚至可能与巴基斯坦梅赫尔格尔（Mehrgarh）第IV期的同类器物有所联系。

Mahtoutabad第I期出土的彩陶斜腹杯

Mahtoutabad第II期的主要堆积为厚约1.1米的地层，性质不明，发掘区域内未发现这一时期的房址等生活遗迹，主要遗物为各类陶片，大多破碎度较高，器形包括斜腹杯、碗、小筒形罐等，与1967年Caldwell发表的Aliabad式陶器较为相似。相比于第I期，本期彩陶的比例明显减少，仅占所有陶片的15%左右。此外，这一时期还发现有少量的石器和动物骨骼残块。整体来看，Mahtoutabad第II期是第I期的延续，但相较于I期而言，制陶技术明显更为简单，具体年代范围尚不清楚。

Mahtoutabad第III期遗存主要见于遗址东部临近哈利勒河的发掘区内，即探沟V中。这一时期也未发现房址等生活遗迹，文化遗物主要发现于河流相的二次堆积之中。从堆积形态来看，这一时段可能是一个较为干旱的时期，2-3次突发的洪水侵袭了Mahtoutabad，并形成了这一层堆积。出土的器物大多为完整器或基本完整，因此，当时人们可能生活在离这一自然堆积不远的区域。从出土遗物看，这一时期与遗址II期之间缺乏明显的联系，却表现出乌鲁克文化的强烈影响。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BRB陶器（伊朗西部地区乌鲁克扩张期的典型器，参见第7讲纪要）、粗陶浅盘、尖底瓶、单耳鼓腹罐等。此外，该遗址还出土了三块陶镰残块，与欧贝德-乌鲁克传统的同类器十分相似，表明当地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也存在着某种联系。由于缺乏测年材料，Mahtoutabad遗址这一时期的年代也不清楚，但通过与周边地区年代序列的比对，可将其大体推定在公元前3200-3000年。

Mahtoutabad第III期主要陶器

分类: 中文 资讯 会议议程
关键词：青铜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