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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明管窥（二）：夏代末年的岷山地震与大禹治水的传说
在传世文献中，《尚书》、《墨子》、《国语》、《山海经》等广泛记载了大禹时期的洪水事件。这次洪水究竟是怎么引发的？过去，限于《史记》的年代体系，我们往往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考古文化中去寻求证据，结果总是难如人意。当我们意识到真实的夏代历史分为三段，而虞夏为其中一段的时候，那么结合文献的记载就会发现，所谓的尧舜时期的洪水事件其实就是相传的夏末时期因地震而引发的洪水事件。过去，学者们论及夏末时期的历史时，同样因囿于《史记》年代体系而总将目光聚焦于成汤伐夏事件，而鲜有人对这一重要的洪水事件进行研究。
一、文献记载：夏末的地震、洪水事件
公元前780年（幽王二年），关中平原发生地震。伯阳父发出周室将亡的谶语，说：
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
伯阳父的话表明，“伊洛竭”的原因是由于地震引起了山崩，阻断了河流的上游来水。夏末的这次地震事件，在古书中多有记载。《太平御览》卷880引《竹书纪年》说：“夏桀末年，社坼裂。”原文末有“其年为汤所放”六字，疑为注文衍入。“社坼裂”之状，即因地震所致。《太平御览》卷82引《尸子》的一段文字，为夏末地震的极佳描绘：
昔夏桀之时，至德灭而不扬，帝道掩而不兴，容台振而掩覆，犬群而入泉，彘衔薮而席隩，美人婢首墨面而不容，曼声吞炭内闭而不歌，飞鸟铩翼，走兽决蹄，山无峻干，泽无佳水。
与《尸子》相比，《淮南子·览冥训》的记载则更加铺陈恣肆，兹不具引。在《国语》中，提到夏末地震事件的标志性地理名词有“伊雒”，另有一些文献则提到了“瞿山”，如《太平御览》卷880、董斯张《广博物志》卷5并引《古今五行记》说：
夏桀末年，瞿山地陷，一夕为大泽，深九丈。其年为汤所放。
《古今五行记》为唐初的窦维鋈在隋代萧吉《五行记》基础上扩充写成的兆应之书，其材料多采自古书。《艺文类聚》卷3所引《太公金匮》说：
夏桀之时，以十月发民，凿山穿陵，通于河。民谏曰：“孟冬凿山穿陵，是泄天气，发地之藏。天子失道，后必有败。”桀杀之。期年，岑山崩，为大泽。
类似的文字亦见《太平御览》卷82《皇王部》引《六韬》，说：
桀时有瞿山之地，桀十月凿山陵，通之于河。民有谏者曰：“冬凿地穿山，是发天之阴，泄山之气，天子后必败。”桀以妖言杀之。
此条材料不见于《六韬》传本，而与敦煌写本《六韬》残卷（伯3454）颇合，其文作：
桀之时【人】，瞿山之地水起，桀当十月凿穿山陵，通之于河。民有谏者死：“冬凿地穿山，通之于河，是发天之阴，泄地之气，天子失道，后必有败。”桀以为妖言而煞之。岑山之民相谓：“是自其命也。”后三年，瞿山崩，及为大泽，水深九尺。
《说文·山部》云：“岑，山小而高。”《六韬》残卷和《太公金匮》所称的岑山应即山陵崩陷后形成的堰塞体，所称之“瞿山水起”应即堰塞体崩决后形成的洪水。
从以上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夏末洪水事件的脉络：当时，因地震形成堰塞体后，导致了伊雒河水断流。随后，夏桀准备派人开凿堰塞体，却遭到阴阳家的谏阻。结果，夏桀杀掉了劝谏的人，强行掘开堰塞体，随之引发了大洪水。从地理空间来看，三星堆地区发生以上灾害事件的可能性要比二里头一带要大得多。那么，这种可能性在三星堆考古上能否得到证据呢？
二、考古发现：三星堆文明晚期的地震事件
我们知道，位于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东缘的龙门山断裂带是中国著名的强烈地震带之一。在历史上，发生在该断裂带上的地震多次导致山陵崩塌，岷江水竭。如《汉书》卷10《成帝纪》记载：“（元延）三年（前10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雍江三日，江水竭。”又如《华阳国志·李寿志》记载，咸康二年（336年）冬，“岷山崩，江水竭。”再如《新唐书·五行志》载：“光启三年（887年）四月，维州山崩，累日不止，尘坌亘天。壅，江水逆流。”冯广宏先生曾作《古代四川强震记载编年》一文，详细记录了古代四川地区发生的八十余次地震，可以参阅。
而最近一次发生在川西的大地震，那就要算我们大家至今仍记忆犹新的2008年“5·12”汶川地震了。这次地震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和环境破坏。汶川地震的震中心——映秀镇东距三星堆遗址仅68公里。那么，距今3200多年前消失的三星堆文明，其崩溃是否可能与地震有关呢？嵇少臣先生指出，在龙门山地区，有较多的古地震证据。根据龙门山断裂带的平均年垂直滑移速率可以推测，这一地区发生类似“5·12”汶川地震的复发周期是3000年（参阅宋胜武主编《汶川大地震工程震害调查与分析》，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这就说明，三星堆文明晚期确实存在发生大地震的可能。
考古工作者把三星堆遗址第三发掘区的文化堆积层分为16层，在遗迹十分丰富的商末层（第8层）上面为间隙层（第７层），是青灰色黏土，堆积呈水平状，且不随地形起伏而变化，厚约20-50厘米，属于淤泥，几乎无任何包含物。这种情况说明，三星堆遗迹曾被洪水淹没过。
综上，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在三星堆青铜文明晚期，岷山地区发生过强烈地震，并引发了因堰塞体崩决后出现的洪水，致使三星堆遗址部分地区受灾。
三、文献记载：大禹治水事件
大禹治水事件是否是真实的？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曾被胡适、顾颉刚等学者质疑。1924年，地质学家丁文江应顾颉刚之询指出，《禹贡》系晚出的战国之书，所谓凿龙门、治长江、治黄河都非人力所能为（《古史辨》第1册）。由此，学术界对大禹治水事件的真伪性产生了长期的争议，并延续至今。
从传世文献来看，涉及大禹治水事件的记录是非常多的，比如《诗经》、《尚书》、《山海经》、《左传》等，这都是大家所熟悉的。2002年下半年，保利艺术博物馆自香港购藏了著名的遂公盨（见图）。该器失盖，为西周中期偏晚之物。器铭共10行98字，因记载了大禹治水事迹而震惊了中国学术界（见图）。该铭文译作白话文的意思是：
受上天之命，大禹布治土地，开掘塞堰，疏通河道。然后，禹又治理四方，划定标准，发动百姓，监督重建进程。同时，禹又将自己作为百姓的配享，以民为父母，为民操劳。……经常举行适宜的祭祀，就无凶患；保持美好的道德，婚姻也会协合。遂公说：“你们唯有坚持这些德行，才是正确的。”
遂公盨铭文的记载与传世文献非常吻合。这就表明，至少在西周中期，大禹治水的事迹已为人们熟悉，并可说明这种传说的实际发生时间还应更早。但是，正如丁文江所言，凿龙门、治长江、治黄河都非人力所能为，这又当如何解释？显然，无论是站在《禹贡》的空间角度，还是站在《史记》年代体系的时间角度，要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都相当困难。然而，随着我们将夏的历史体系进行重整，把大禹放在三星堆青铜文明末期，大禹治水事件的出现就显得非常合理了。
四、大禹与杜宇之间的关系
公元前771年，西戎在骊山下击杀周幽王，西周亡国。从此，周召联盟宣告解体，戎人退出了中原的权力争霸（见《金沙文明解码》）。随之而来的是，中原诸族与作为戎狄之长的蜀人分歧日益加深，两边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记录开始产生分化。中原学者自然地站了中原本位的角度来书写大禹事迹，并极其夸张地描绘其治水能力，以致达到荒诞的地步。而蜀地流传下来的治水事迹则显得更加近于真实。所不同的是，对于这同一治水人物，中原文献采用了“大禹”之名；而蜀地文献则采用了“杜宇”之号。但是，随着秦汉大一统的完成，蜀地的记录者如扬雄、来敏、常璩等并没有意识到杜宇与大禹本为一人。
到了近代，随着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始有学者意识到蜀地传说与中原传说存在着联系，但囿于传统观念而怀疑蜀地传说源自中原。如童书业在《古史辨》第七册上《自序二》中说：古蜀的洪水故事是“杂采中原神话编造而成的。所谓‘杜宇’，我以为就是禹。……至于鳖灵，我以为便是鲧。”丁山《禹平水土本事考》也持有与童氏类似的观点，并把古蜀传说与中原传说进行了更广泛的比较，他说：
所谓开明者，名同于启；所谓杜主者，即社主之字别，而杜宇之宇，音复同于禹。余谓禹生石纽神话，即由“望帝以汶山为牲畜”故事演成，开明“决玉垒以除水害”亦演自止雨神话。故开明，《海内南经》又谓之夏后启。……杜宇教民务农，而《论语》亦称禹尝躬稼；禹凿龙门，而《水经注》亦传杜宇凿巫峡（《江水》）；杜宇禅位开明而《史》传禹传位子启。杜宇与禹，开明与启，名义既同，事迹所传，又复一致，是则杜宇历史不得谓非禹所分化，巴蜀遗民亦不得谓非夏后子孙。
受强大的传统观念影响，童书业和丁山作出这样的判断并不奇怪。与二人相比，程憬的看法则更为客观谨慎。1943年，他在《说文月刊》发表《古蜀的洪水神话与中原的洪水神话》一文，说：
这两个神话之何以相同，我们只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是这两个神话确有关系，是从这一个分衍而成为那一个的。依时间说，古蜀的可能传自中原；但依空间说，中原的也可能传自古蜀。一是这两个神话乃是各自独立发生的，至汉后，古蜀的神话始载于纪录，而扬雄等便发现它和中原的古说很是相同。
今天，在重订夏史年代框架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断言，中原文献的“大禹”确为蜀地文献的“杜宇”。并且，还可以进一步确认，大禹（杜宇）治水之地即在今都江堰以东的成都平原一带，而《禹贡》一文中与“治水”有关的记载，可信者唯“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等廖廖数句而已。《水经注》卷33《江水》引来敏《本蜀论》说：
荆人鄨令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令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望帝立以为相。时巫山峡而蜀水不流，帝使令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
巫山，《太平御览》卷888引《蜀王本纪》作“玉山”，《华阳国志·蜀志》作“玉垒山”，“巫”、“玉”形近致讹，当以“玉”为正字。郭璞《江赋》所谓“玉垒作东别之标“，玉垒山正是杜宇治水之起点。《禹贡》又言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水经注》则说：“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二文相验，再证大禹即杜宇。沱，支流之义。东别为沱，就是说从玉垒山出来的岷江向东流经成都平原时被分出了若干支流，此正应疏导之义，而今日成都平原水系的基本框架也就由此而形成了（如图）。
五、民族遗篇：彝祖笃慕的传说
三星堆文明毁灭后，后杼复国，《蜀王本纪》称之为开明氏蜀国。秦灭蜀后，西南地区出现了昆明族（《史记·西南夷列传》）。昆明，即开明，二词音近。据《贵州通志·前事志二》附《安顺志·普里本末》叙水西彝族起源云，彝人为昆明之后。彝人有六大支系，均称其祖先为阿普笃慕。阿普，意为祖先。笃慕，意为君长。说者谓笃慕即杜宇（见易谋远《彝族史要》），其说正与《左传》后杼尊大禹为祖先之事相合。
在行文结束前，我们还需要对文中提到的”伊雒“和”瞿山“二个地理名词略为说明，以释以“伊雒”在河南者之疑。如《神鸟崇拜与邛人崇拜》一文所言，三星堆王城被蜀地的邛人称为”瞿上“，则”瞿山“之名的出现当与邛人有关。至于”伊雒“二字，据彝语读之，则为雒水之义（见《藏缅语语音和词汇》）。蜀地之雒水，《山海经·中次九经》已有记载；今三星堆遗址所在地广汉，更久被“雒城”之名。以此观之，则“瞿山”、“伊雒”二词置于三星堆文明全然无碍。据此，则大禹治水和杜宇治水本即一事，亦当可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