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议程
学术动态 | 巍巍皇台 城彼北方 石峁遗址皇城台考古新发现暨口簧国际研讨会综述
▲皇城台发掘场景
2019年9月21日至22日，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共神木市委、神木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神木市委宣传部、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承办的“石峁皇城台考古新发现暨口簧国际研讨会”在陕西省神木市召开，来自中国、美国、匈牙利、日本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皇城台考古新发现和口簧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会议由主题演讲、遗址考察、分组讨论等部分组成。孙周勇、邵晶、吴小红、方建军4位学者先后分别作了题为《早期口簧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皇城台——石峁考古新发现》《石峁遗址的碳十四年代研究》《石峁口簧的音乐历史意义》的主题演讲。分组学术研讨围绕以下主题展开：
1.
关于皇城台出土石雕的讨论
石雕是2019年石峁考古工作最重要的考古新发现，与会专家将视线聚焦于石雕，总结和分析了石雕的性质、分类、艺术风格等问题。
戴向明认为石雕与商周青铜器纹饰有一定联系。石雕早于商周青铜器，内容以神人兽面为主，也有动物形象，为青铜器上类似的纹饰找到了源头；由中心向两侧展开的圆雕技术可能跟良渚、后石家河文化有关。所以“神人兽面”这种纹样的发展线索应该是从良渚、后石家河扩散，到北方石峁，再到中原商周青铜器。建议对石雕的保护除了防盗、防腐蚀外，也可做复制品放回原位，原件存入博物馆。石雕在石墙上的位置似乎缺乏规律性或显著性，可能是“二次利用”的结果。联系口簧这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物品，皇城台台顶原本应有一个宗教设施，如神殿，石雕极有可能来自于此。由于石墙是土芯，可能因雨水冲刷而塌毁，因此在设施毁弃后，另一批来此居住的人群使用石雕修补石墙。
王青从文化面貌上将石雕分为两个系统三大类。一是写实类，有人面、动物，其源头应该是北方草原；二是抽象类，有兽面、神面、抽象的动物，应该属于中原传统，最早的源头可以确定在东部沿海地区，比如良渚文化；三是中原与北方文化传统的结合，如两虎中间有一个写实的人面，与农牧混合经济形态有一定关系。
在赞同石雕是“二次利用”的基础上，孙金松考虑到石雕的较大体量，提出石雕和石墙应该是同时建的，不太可能出现像文物保护一样的替补或挖补。皇城台如果存在对原有石墙进行二次扩建和加固的情况，可能会产生石雕的倒置。另外，在内蒙古东南部常见，原有的夯土台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用石材进行外包。如果石台晚于原来的皇城台本体，那么石雕包在城墙外出现倒置或错乱的现象从建筑学的建筑序列来讲，应该是可以讲清楚的。
方辉从石雕在皇城台的集中出土情况分析，皇城台可能是一些仪式的发生地，因此石雕可能与祭祀有关。一些仪式将动物当作媒介，石雕恰恰可以填补此类空白。石雕大部分放置得比较靠下、接近基础，可能不是供人观赏，而是有意安排。早期艺术品上很多动物，包括一些神化的动物，都有负重的含义，石峁石雕中的这些神灵或许也有承重的能力。个别倒置现象也可能予以解释，如凶神恶神，倒置以镇压，有些石雕像可能是戴面具的巫师。
还有学者认为，与石城的“域外”倾向不同，石雕的题材显现出中国化的特点。虽然石雕材料特殊、体量超过预期，但兽面、人面、动物都似曾相识。其中虎、蛇、马等形象，与晚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关注点——马、虎、蛇、鹰——基本一致。曹建恩认为这些形象虽有草原的特征，但艺术风格与蒙古高原、特别是内蒙古中东部地区的文化风格不太一样，所以源头应该不在欧亚草原。朱存世指出，长方形的人面可能与北方草原关系密切。
与此相反，王辉联系切木尔切克文化的石雕，认为石峁的高浮雕与之十分相像。在新疆阿尔泰地区有一大批类似发现，主要是墓葬中的立石，而且确实是欧亚草原的产品。所以，石峁会不会和西边有关系？当然，“西来说”需要慎重考虑，因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和自身的文化认同等体系的建构肯定与西方不同，核心的文化价值观也不同。
2.
关于皇城台的年代及文化性质
根据北京大学吴小红教授对皇城台样本的最新测年结果，其建造和使用的主体年代大约在2200BC-1800BC之间。皇城台是一个多时期使用的“混合体”，最新资料表明，皇城台主体建筑完全毁弃后，仍有少量“蛇纹鬲遗存”的人群在此区域活动。讨论的焦点在于，皇城台使用过程应该分为几个阶段。
戴向明和张宏彦认为，大台基和顶部大建筑可能是神殿之类的宗教设施，其建造和使用的年代应该就是测年结果，是石峁城址的兴盛期；城毁弃后，另有一批人在此居住，拆掉大建筑上的石雕来修补石墙。孟华平将使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神像阶段，以石雕为核心，比较早；石墙、门址阶段，对祭祀行为基本漠视，时间较长；蛇纹鬲阶段，城址似乎废弃了。之后的工作中应多加注意，石峁城址是否有被冲击后再次重建的现象。对测年结果中出现的上层采样样品反而早的情况，张宏彦认为，可能与皇城台东护墙上部台阶的堆积特点有关。东护墙每个台阶的宽度都在1米左右，最上面的台阶堆满后形成斜坡，才能到下一个台阶，直到最底部。所以台阶底部的堆积不一定是最早的，顶部的堆积也不一定是最晚的，不过这需要发掘证实和年代测定。
如何将石峁遗址与文献记载有机结合是讨论的重点之一。王占奎根据《古本竹书纪年》，结合历史地理和测年结果，将其对应为“西河”。石峁文化已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是构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大家庭的要素之一，源头是仰韶文化。但它究竟起源于何地、内涵如何仍值得深入讨论，在此发现的蛇纹鬲也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之一。
韩建业指出，石峁文化属于大中原文化范畴，但展现出了复杂的内涵，它的核心价值是中国式的，不排除有些元素是从西方发展来的，并总结其为“源于中原，面向欧亚”，是黄河流域的超级中心聚落。王晓毅引用苏秉琦先生的“三岔口”理论，认为石峁人是中原人，石峁文化起源于庙底沟二期文化。一部分石雕有新疆阿尔泰地区的风格，牛、羊、马等动物骨骼的大量发现也显示出石峁与草原的密切关系。赵志军为研究石峁的复杂内涵提供了一个线索——它恰好位于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的衔接处，是农耕与畜牧的衔接点，生业形态为两者并重。赵辉提出，石峁文化可能是因为羊从北方草原的输入而发达起来的。
石峁与中原的不同点同样引起学者们的重视。王占奎将石峁“石”城与陶寺“土”城对比，认为石峁文化圈里的统治者，可能是五千年文明中不那么“华夏”的人，如历史时期的赫连勃勃等。孙波认为，皇城台展现出的“政教合一”特点中，“教”的比重可能更高一点，也许同中原公共性祭祖的功效不一样。石峁遗址发现的铜器，并未用来制造礼器，玉器的用法也与中原礼制不同，基于上述认识，方辉认为石峁对早期国家要素的表达程度不一定比中原高。
曹建恩指出内蒙古中南部一带，以蛇纹鬲为代表的朱开沟文化分布非常密集。与蛇纹鬲共存的东西中，属于石峁文化的是一类饰有连续三角纹的敛口瓮，这显示出朱开沟文化和石峁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石峁文化是否被朱开沟文化所取代，需要后期研究。王辉认为，在中国版图之内最早发现蛇纹器的地方是甘肃马厂，所以石峁与“大齐家”可能有一定的关系——齐家文化有一个向北、向东、向西扩张的过程，石峁在扩张过程中可能受到了影响。
3.
关于石峁口簧的讨论
2016年至2019年，石峁遗址皇城台护墙堆积内出土了骨质口簧20余件，是世界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本次研讨会上，来自匈牙利、日本及我国蒙古族、回族、彝族等口簧演奏家分别介绍了不同地域和民族的口簧，演奏家们还饶有兴致地进行了表演。
孙周勇认为石峁发现的口簧为框舌一体的自体簧，框首圆孔外缘保留了绳子拉振时形成的痕迹，表明该乐器是通过绳子拉振实现簧舌振动发声，即所谓“绳振簧”。挪威民族音乐学家、音乐考古学者Gjermund Kolltveit博士说，之前在欧洲发掘出土的口簧多处于中世纪。与之前口簧发现不同，此次石峁出土的口簧时间最早，且有证据表明石峁口簧的拥有或使用者在当时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这是世界音乐考古中的一大重要突破。著名音乐史学者范子烨、方建军、直川礼绪等分别就石峁口簧的音乐学意义、演奏方式、传播路径等发表了演讲。
此次考古发现证明，石峁口簧是目前已知世界范围内时代最早，数量最大的一次口簧发现。石峁遗址所在的中国北方是世界口簧的祖源地，口簧也成了中国北方文化因素沿欧亚草原向西、向北产生影响的重要实证以及同欧亚草原东部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4.
关于未来工作的建议及遗址保护利用
皇城台作为极其重要的发现，需要进行持续的工作，同时也应及时公布资料。对研究方向的讨论集中在城墙和城址的结构与分期、遗址的定性等问题上。
郭伟民从聚落形态研究的角度提出，应将所有的遗迹都落在同一张线图上，弄清楚各种堆积单位的关系，才能把石峁城的发生发展过程全部了解清楚，做更多的研究。现在认为良渚已经是一个早期王国，对下面的聚落有再分配的能力，即形成了一层统合功能。那么石峁与当时的河套地区或长城地带的同类型遗址是否也有同样的关系？戴向明指出清理露出的墙上（大台基南护墙）有些小型石雕，希望能进一步弄清墙里的结构和与外部的关系。如能找出两者的活动面，有外侧叠压或打破内侧地面的现象，即是前后两次建造；如果地面重合，即为一次性建造。台顶一号院落利用了早期的石墙，应该不是真正的主体宫殿基址，之后可以在房前的空地广场或北侧未发掘区域做工作，或许能有所发现。孙波认为现有的陶器分期略显粗梳，建议再进行细致的划分。皇城台的阶段变化会不会在陶器上有所反映？这几个大阶段会不会代表不同的人群？另外，皇城台的堆积如果是使用时期塌下来的，且不被清理，那么应该有踩踏面。
栾丰实认为，从整个石峁遗址的角度来看，皇城台、内城、外城之间的年代关系也还不是特别清楚。石峁的三重城垣是否同时存在，应是今后工作中的一个着力点，还要关注内城里建筑的时代、内外城间居址的时代是否和城墙吻合。这也是解决石峁是王国、邦国，还是古国的线索之一。除此之外，也要明白石峁掌控的范围有多大、制度层次是否有上下区分。如果范围可达大青山，南边超过芦山峁，西边到甘肃和宁夏的东部，且是通过周边的政治实体进行下一层管理，就是王国；如果“一竿子插到底”，就是古国。建议下一步工作可以放宽视野，对周边地区做调查。孟华平结合自己对皇城台所分的三个阶段，建议对早期遗存做一些细致的工作，也许能将石峁“圣城”的线索更多地揭露出来。
刘庆柱先生对皇城台类似“夹城”的设施进行了分析。夹城是都城所具有的要素，唐长安城的东城墙，从兴庆宫到曲江池有夹城，专供最高统治者通过，体现高级政治生活的隐秘性。如果皇城台的这一设施的确是夹城，就可将夹城的出现提前到距今4000年左右。接下来的工作应该更进一步证明石峁是都邑遗址。在遗址考察之后，刘庆柱先生题写了“中华文明根与魂的物化载体——石峁遗址有感”，评价石峁遗址在对传统历史的认识方面尤其重要，特别是对“五千年文明”的解读。李伯谦先生在考察过石峁遗址后，欣然题写了“中华圣城，万人敬仰”。并提出要将石峁放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长过程中看待，要结合古代文献、哪怕是传说的记载，将研究不断深入推进下去。
日前，石峁遗址已被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也进入了国家遗址公园的名单。如何保护并充分展示，是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专家们一致认为，目前采用的三合土垫土可以说是土遗址保护中较成功的一个范例，因地制宜，符合遗址的风貌；充气大棚可移动、可随时拆卸替换，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东门址的保护建筑与遗址风格不符，有些影响景观，希望今后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作者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编辑：韩旭川
审核：王龙霄
本文刊登于2020年3月20日《中国文物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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