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圜丘遗址

摘要: 隋唐朝代沿用三百多年的皇帝祭天处,也称隋唐天坛。其象征意义和历史地位非同一般。今天,翻阅《新、旧唐书》及其它一些文献资料时,关于皇帝南郊祭天的相关记载非常之多。由于封建王朝祭祀昊天上帝的行为属于最高规格的礼仪活动,因此天坛在皇家礼制建筑中的地位相应也极其重要。也是北京明清天坛以前中国唯一遗存的天坛。 比北京明清天坛早1000多年,北 ...
隋唐朝代沿用三百多年的皇帝祭天处,也称隋唐天坛。其象征意义和历史地位非同一般。今天,翻阅《新、旧唐书》及其它一些文献资料时,关于皇帝南郊祭天的相关记载非常之多。由于封建王朝祭祀昊天上帝的行为属于最高规格的礼仪活动,因此天坛在皇家礼制建筑中的地位相应也极其重要。也是北京明清天坛以前中国唯一遗存的天坛。 [1] 
比北京明清天坛早1000多年,北京天坛圜丘是清乾隆年间在明和清初圜丘的基础上改建的。中国社科院文物专家安家瑶指出,和北京的天坛相比,西安的唐天坛更具有价值,北京天坛只有5.4米高,西安天坛高8米,北京天坛只在四面有台阶,西安天坛12面都有台阶,更符合周礼礼治。隋唐帝王包括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等等有二十位皇帝登坛祭天,被誉为“天下第一坛”。 

隋唐长安城天坛遗址位于西安市雁塔区陕西师范大学老校区校园内。2014年规划为“天坛遗址公园”,2015年隋唐天坛遗址公园开建,于2018年2月16日正月初一正式向公众开放。

简介
西安天坛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迄今已有1421年了。从隋初到唐末,圜丘沿用了314年。隋朝隋文帝2位皇帝和唐代19位皇帝(除顺宗、哀宗外)均在此处进行过祭天的礼仪。这里曾是国家至高无上的礼仪重地,是古人与天相接的地方,是全国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处早于清代的圜丘遗址,是一个旷世无比的历史遗迹。在我国历史上,祀天礼仪对维护皇权统治,增加民族凝聚力,维系国泰民安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天坛远古叫圜丘,又名圆丘,明清时被称作天坛。天坛的设置格外讲究,古人认为,“南”为乾位,太阳光照的时间较长,属阳,所以祭天必须在帝都的南郊,隋唐的圜丘,便建在长安城郭城的南边,位于唐长安城正门明德门东侧950米处。
西安天坛位于西安南郊天坛路南,初建于隋而废弃于唐末,它是皇帝进行祭天活动的礼仪建筑,也是西安作为古都仅存的较完好的皇家建筑。原为土堆,作为 "唐天坛遗址"保护。唐代21位皇帝除顺宗、哀宗外均在此处进行过祭天的礼仪。
隋唐天坛,是隋唐王朝近三百年里的皇家祭天之处,其象征意义和历史地位非同一般。今天,翻阅《新、旧唐书》及其它一些文献资料时,关于皇帝南郊祭天的相关记载非常之多。由于封建王朝祭祀昊天上帝的行为属于最高规格的礼仪活动,因此天坛在皇家礼制建筑中的地位相应也极其重要。这是货真价实的唐朝货,比北京明清天坛早1000多年,北京天坛圜丘是清乾隆年间在明和清初圜丘的基础上改建的。中国社科院文物专家安家瑶指出,和北京的天坛相比,西安的唐天坛更具有价值,北京天坛只有5.4米高,西安天坛高8米,北京天坛只在四面有台阶,西安天坛12面都有台阶,更符合周礼礼治。  查过资料,现在的记录是:西安天坛遗址位于西安市南郊陕西师范大学校园内。始建于隋代。唐代皇帝祭天之处,也是西安作为古都仅存的较完好的皇家建筑。原为土堆,作为 "唐天坛遗址"保护。1999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家瑶研究员主持发掘出土,整体较为完好。圜丘为四层圆坛白灰抹面。每层圆坛都设有十二陛(即上台的阶道),均匀地分布在圆坛四周,呈十二辰分布。午陛(即南阶)比其余十一陛宽,是皇帝登坛的阶道。隋朝2个皇帝和唐朝19个皇帝(包括武则天在内)都在此祭天。唐以后圜丘废弃,坛体保留至今。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帝祭天礼仪建筑,比北京天坛早1000多年。
圜丘为四层圆坛白灰抹面。每层圆坛都设有十二陛(即上台的阶道),呈十二辰均匀地分布在圆坛四周,分别朝12个方向辐射,大约体现了唐人心目中的天上十二辰,均匀分布于圆坛四周,为子陛、丑陛、寅陛、卯陛、辰陛、巳陛、午陛、未陛、申陛、酉陛、戌陛、亥陛,子、午、卯、酉陛又称北、南、东、西陛。其面南的午陛则宽于其他十一陛,午陛(即南阶)比其余十一陛宽,是皇帝登坛的阶道。 
天下第一坛编辑
一千多年前,大唐的天子们在这里一步一步登上坛顶,虔诚地把祭品献到“昊天上帝”的牌位前,他们自称是天的儿子,对上天无比尊敬和崇拜,在他们的都城南面,有一处供天子们与上天沟通的地方——天坛,它曾是国家至高无上的礼仪重地,皇帝们在这里为国家的康泰繁荣祭天祈福。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这座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坛”,默默地安坐在西安南郊一隅,诉说着千年沧桑的历史。
西安天坛是北京天坛之祖
1999年3月到5月,在陕西师范大学南侧的荒土坡上辛勤发掘了整整两个半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唐城工作队的专家们终于将现存年代最久远、级别最高的唐代天坛遗址,从厚厚的黄土中剥了出来。当时参加发掘工作的贺岁利先生介绍:“西安天坛遗址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文物普查中被确认,然而一直没有进行过发掘,直到1999年
才被列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城工作队的发掘计划中。”此事在当时的影响不小,甚至很多外地媒体都做了报道,然而,事隔十年后的今天,提起这座“天下第一坛”,很多西安人都会瞪大双眼:“西安也有天坛?”
西安不仅有天坛,而且还被专家称为“天下第一坛”。这个“第一”的名号,并不是西安人往自己脸上贴金,而是名副其实、响当当的。其实,西安天坛的真正名字叫“圜(huan)丘”,一千多年前的史书中都这么叫它,而把祭祀上天的多层圆台形建筑称作“天坛”,则是明清的事了。虽然名字不同,但西安圜丘却是北京天坛的老祖宗。西安圜丘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比建于明代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的北京天坛早了近一千年,从隋初到唐末,圜丘沿用了314年,隋文帝以及唐代的21位皇帝都曾在此进行过隆重的祭天礼仪。西安圜丘共有四层,而北京天坛则只有三层,所以,“无论从规格级别,还是历史年代来看,西安天坛都无愧于‘天下第一坛’称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何岁利说。 [2] 
它的雄伟超乎想象
第二次探访天坛,当然轻车熟路,正值开学第一天,校园中一派生机。刚升大二的许璐雯是生命科学院的理科生,她说:“天坛啊,会不会就是南边操场的那个圆土堆。去年军训在老操场看到过,好像年代挺久远的。”然而和她同行的其他几位女生都满脸疑惑:“我怎么没看见啊!”有一位男生下了这样的结论:“师大有天坛的说法可能是传言,从进校到现在,我只偶尔听说,但从来没见过。”他旁边的同伴则摇着头说:“不知道。”在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史红帅老师眼里,西安天坛的名气不小:“大家都知道那是唐代天坛。”不过史老师的这个“大家”仅限于“业内人士”,“虽然陕师大的宣传资料里都会提到唐代天坛,但是除了历史学科的学生外,知道唐代天坛的(学生)很少。”史老师如是说。
68岁的李振远老人管着天坛大门的钥匙,平时天坛遗址的铁门总是锁着,想进去参观必须要请老人来开门。进得门去,站在天坛脚下,才发现它远比照片上看到的高大雄伟,四层高台层层叠上去,对面的第一层台体有两米多高,一道宽阔的阶梯直通上顶,仿佛一条天梯,这便是“陛”,西安天坛共有12陛,将整个坛体分为12个扇形,唐代文献中称12陛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等,暗指天上的十二个方位,其中正南方向的“午陛”最宽最长,是皇帝登坛的阶道。踩着天子们曾踏过的台阶步步登坛,也能体验一把当年皇帝的感觉,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女皇武则天、玄宗李隆基这些有名的皇帝,都曾走过这条台阶呢。 [2] 
天坛与天子的那些事儿
站在圜丘之顶,视野开阔,仰望苍穹如盖。一千多年的唐代,以天坛为中心,方圆150米左右以内都不允许有任何建筑存在。皇帝站在坛顶,长安城和关中沃野就在眼底,而他站在这里,为国家的康泰祭天祈福,他面前是“昊天上帝”的牌位,手中捧着为上天献纳的玉璧,此刻,天坛的每一阶上都站着礼部的官员,祭祀与他们位置相对应的28星宿,“天坛以外应该有三道环形的矮墙,将天坛层层围住,祭天时,除了皇帝和一些重要的大臣外,其他人等都是不能进入最里面一道墙,礼乐队、外国使节等都在内墙的外面。”何岁利先生说。

作为“天子”的皇帝,当然极为重视祭天,所以每年都要来天坛,祭天的日子要选好,“冬至”是白天时间最短的一日,又是“三阳开泰”——白天时间逐渐加长的开始。每年的冬至就是国家盛大的祭天日,皇帝必须亲自完成这一艰苦而神圣的任务。祭前七日,皇帝与参加祭祀的官员便要开始沐浴斋戒,洁身静心,同时,司礼官还要安排好一系列繁琐的准备工作,等到冬至日那天,皇帝天不亮就要起床,从远在长安城北的寝宫往南郊的天坛赶。皇帝出行排场很大,颇为壮观,一行人马浩浩荡荡,沿着朱雀大街往南出明德门,再向东拐,就来到了天坛,这一路实在算不得短,皇帝的车马大概要走两个小时才能到达。等到鼓乐、大臣,以及所有相关人员都各就各位了,祭天仪式便正式开始。于是,皇帝按照司礼大臣的指引登坛、献礼、退坛、再登坛……如此经过一个复杂的祭天过程。期间,献给昊天的牺牲、玉帛等祭品要在天坛东南方向的燎坛内焚烧,烟火升腾达上天,使天帝及诸神闻到气味,享用祭品。唐代,除了冬至祭天外,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都在圜丘举行。 
如今,我们已不可能感受到一千多年前祭天的那种隆重和庄严,曾经高大雄伟的天坛现在被淹没在一片高楼中,坛下北边的一块地方被开辟成了菜地,西边的陛阶也被削掉了一截,坛上长了些荒草和苔藓。天坛的东边,是瓦胡同村的西边缘,村民王小琴从小就知道那个“荒坡子”是天坛,十年前发掘时考古队员们还在她家住过,“(天坛)现在比以前好看多了。”她说。如今,西安天坛已被列入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中,西安市文物局和雁塔区正在联手酝酿对天坛周围的环境进行整治,不久的将来,希望天坛会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向游人开放。 [2] 
帝王祭天
隋文帝;(开皇四年,辛未,有事于南郊。开皇十二年,有事于南郊)
隋炀帝;(大业十年,有事于南郊)
高祖在位九年,亲祀南郊一(武德四年十一月一日)。
  太宗在位二十三年,亲祀南郊四(贞观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十七年八月四日,一阙年月)。
高宗在位三十四年,亲祀南郊二(永徽二年十一月二日,总章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武则天在位十四年,亲祀南郊二(万岁天册元年,长安二年)。
  中宗在位五年,亲祀南郊一(景云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睿宗在位四年,亲郊二(景云三年正月十一日,拜南郊。太极元年二月一日,拜北郊)。
  玄宗在位四十五年,亲祀南郊五(开元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天宝元年二月二十日,六载正月十二日,十载正月十日,十三载二月八日)。
  肃宗在位七年,亲祀南郊二(乾元元年四月十四日,上元二年建子月十七日)。
  代宗在位十七年,亲祀南郊一(广德二年二月五日)。
  德宗在位二十六年,亲祀南郊四(建中元年正月五日,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六年十一月八日,九年十一月十日)。
  宪宗在位十四年,亲祀南郊一(元和二年正月)。
  穆宗在位四年,亲祀南郊一(长庆元年正月)。
  敬宗在位二年,亲祀南郊一(宝历元年正月)。
  文宗在位十四年,亲祀南郊一(太和三年十一月)。
  武宗在位六年,亲祀南郊二(会昌元年正月一日,五年正月一日)。
  宣宗在位十三年,亲祀南郊一(大中七年正月十七日)。
  懿宗在位十四年,亲祀南郊二(咸通元年十一月,四年正月)。
  僖宗在位十七年,亲祀南郊一(乾符二年十一月)。
昭宗在位十六年,亲祀南郊一(龙纪元年十一月)。 [3] 
规划
《天坛遗址公园概念规划》将建规划占地约35亩的天坛遗址公园。西安天坛初建于隋,唐代作为皇帝祭天活动的礼仪建筑,沿用了近300年。天坛遗址占地约19.7亩,共四层,全部为土质结构,高约8米,由下向上逐层递减,最底层直径约54米,各层高1.5米至2.3米不等。
  根据规划,遗址园内将新建两层天坛博物馆及少量配套设施,天坛遗址按原貌展示,遗址周边新增绿化景观及园区道路,遗址公园南侧规划长200米、宽30米的绿化廊道,形成以天坛为核心,南北通透的视觉通廊,最终达到文物保护利用与城市绿地建设相结合的目标。

   天坛遗址 : 天坛遗址地处今西安市雁塔区吴家坟陕西 师范大学南区体育场以东。南邻该校体育系中专 部学生宿舍,北依该校自考中心女生宿舍,东以 砖墙与瓦胡同村相隔,西南距陕西广播电视发射 塔650米。天坛,唐称圜丘,又名圆丘,元代以 后称天坛,是我国古代天子进行祭天活动的礼仪 建筑。唐长安城圜丘遗址位于唐长安城明德门遗 址东南约950米。
1999年3月1日至7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对唐长安城圜丘遗 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受现代建筑的制约,这次发 掘主要揭露了圜丘的主体部分,而对圜丘外围的 附属建筑只是作了点探索。
发掘结果表明,圜丘主体部分是以黄土夯 筑而成的圆形高台式坛体建筑。平面呈四重同心 圆形,四层圆形夯土台基浑然叠置而起,圆台面 径自下往上逐层均匀递减,第一层为52.45~ 53.15米,第二层为40.04~40.89米,第三层为 28.35~28.48米,第四层为19.74~20.59米。各 层台高也大致相近,第一层为1.85~2.1米,第 二层约1.7~1.85米,第三层为1.45~1.75米, 第四层为1.75~2.25米。以第一层台下散水外 唐代地面为准,据第四层解剖所见早期台面的残 存状况,大致可推知,圜丘较早时总高7.12米, 后来一度增至7.42米。另从其余三层台的增高 幅度看,圜丘高度最大时可达8.12米。环绕各 层圆台,以30度夹角均匀设置十二个陛阶,陛 阶宽1.8~4米,残长0~9.7米不等。四层共置 四十八个。据《大唐郊祀录》等文献记载,自北 始按顺时针方向依次命名各台的陛阶为子陛、丑 陛、寅陛、卯陛、辰陛、巳陛、午陛、未陛、申 陛、酉陛、戌陛和亥陛。其中子陛、卯陛、午陛 和酉陛因所处方位又可称之为北陛、东陛、南陛 和西陛。四层圆台间代表同一时辰的陛阶上下对 应,方向一致,外观严整,其中以第一层台的午 陛 (南陛) 最长最宽。


天坛遗址


依据保存较好的子午陛中轴线,并参照其 他时辰陛阶中轴线校正,测得圜丘的方向约为 359° 。
唐圜丘所用建筑和装饰材料极其简单,整 个坛体全部是以纯净黄土夯筑而成。包括散水、 各层台面、台壁和陛阶,各部位皆以拌有麦秸的 白灰抹饰,白灰皮厚0.3~1.1厘米。因此,圜 丘外观神圣庄严,洁白典雅,质朴大方。从现存 遗迹较好部位的白灰面观察,自内往外,各层台 面略呈不太明显的坡状,自外而内,各层台壁则 微微内收。
发掘及局部解剖显示,在总体形制保持未 变的情况下,由于建筑和装饰材料的脆弱性,在 隋唐300余年间,因遭自然力的侵蚀破坏,圜丘 曾进行过多次维修,各部位遗迹都或多或少显示 有移位现象。主要表现为各层台上白灰面的上下 数层叠压;各层台壁根部残存白灰面的内收与外 移。另以登坛者的角度,面向坛顶,多数陛阶两 侧都有或左或右的移位现象。有的部位移位次数 相当频繁,如第二层台的申陛左侧壁,壁面左移 过一次,第一层台面随之升高7厘米。而统计该 处所见第一层台面所饰白灰面,上下总计竟有 17层之多。由此足见维修活动何其频繁。虽然如 此,这种移位现象前后出入往往不是很大,一般 在1~20厘米之间,于基本形制没有太大影响。
局部解剖还表明,在修缮过程中,有时将那 些铲削或清扫而来的白灰皮屑填垫或夯打进坑凹 不平、需要修补的部位或需增高加宽的部位。在 受损或需抬升的陛阶之下,为加固起见,则填旧 砖或垫砌成排的砖坯。
圜丘主体部分遗迹保存状况极差,只在各 层台壁根部、陛阶两侧及其与台壁相接处、散水 和各层台局部台面残存一些白灰面或夯土面,据 此方可看出各部位的轮廓和走向。
散水:指环绕于第一层台壁之下的部分。由 内往外,宽约3米,呈缓坡状。表面抹饰白灰, 白灰面之下为夯土,夯土厚约0.7米。
台面: 外表抹饰白灰面,白灰面之下即为 台基夯土。自内往外,呈不太明显的坡状。以 白灰面保存状况而言,第四层台面保存最好,面 积较大。其他各台在靠近上一层台壁部位保存 尚可,而愈往外,保存愈差。靠近台壁的部位, 台面已荡然无存。假如台壁收分忽略不计,据 相邻两层台壁残存的根部遗迹,大致可推知各 台面的直径和宽度。但因屡次维修活动影响,各 部分台面的直径和宽度皆略有出入。第一层台 面直径为52.45~53.15米、宽5.5~6.9米; 第 二层台面直径为40.04~40.89米、宽5.1~6.4米; 第三层台面直径为28.35~28.48米,宽3.8~ 6.2米;第四层台面直径为19.74~20.59米。局 部解剖表明,该层台面大致可分三期:早期台顶 白灰面之下即为纯净的原始夯土;中期台面较早 期升高约0.15米,增高的夯土中夹杂大量的白 灰渣屑,土质较硬,台上白灰面基本保存完好; 晚期台顶白灰面已荡然无存,但增高的夯土台基 尚残存0.2米高,包含大量的白灰皮屑。推测这 期台面可能升高了0.4~0.7米。
台壁: 外表抹饰白灰,白灰面之内即为台 基夯土。上部多已被毁,惟根底部保存状况较 好。据壁根底残存和台上白灰面可测知台壁的 高度。受维修活动影响,台面或抬升或削低,台 壁的高度随之也屡有变动。另据壁根部圆弧走 势可测知台壁的长度。局部保存较高的白灰面 显示,台壁略有收分。第一层台壁解剖显示最 早时高约1.85米,其后又有数次增高,最高时 达2.1米。第二层台壁最早时高约1.7米,偏晚 时最高达1.85米。第三层台壁最早时高约1.45 米,其后数度增高,偏晚时最高达1.75米。第 四层台壁最早时高约1.75米,后一度增高至 2.05米,推测偏晚时最高可达2.35米左右。
陛阶每层均匀设置12个,共48个。皆修有 小蹬台(台阶)。遗址中出土了许多带有棱角、三 面抹光、茬口粘附草拌泥的白灰碎块,显然是小 蹬台两侧角端的遗存。各陛阶皆残,长度不详, 一般宽1.8~2.6米不等,其中以第一层台午陛 保存最长最宽。该陛可分早晚两期,早期残长 9.3米、宽3.1米; 晚期残长9.7米,宽4米。
圜丘遗址出土了不少遗物,有石制品、陶瓷 器、砖瓦类和铜器。大多出土于各层台坍塌后形 成的堆积中,个别出土于解剖的台基垫补夯土 中。其中有一件石印、一件陶印、一件汉白玉石 器残片和3块有灼痕的青灰色滑石器,这几件器 物制作规整,可能与祭天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众所周知,唐长安城是在沿用隋大兴城的 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成的,唐圜丘也可能是在沿 用了隋大兴城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成的,唐圜 丘也可能是沿用了隋大兴城的圜丘。据《大唐郊 祀录》卷四记载: “至隋文帝令辛彦之为圜丘于 国之南太阳门外道东二里,其丘四成,各高八尺 一寸,下成广达二十丈,再成广十五丈,三成广 十丈,四成广五丈。唐受命而不改也。” 太阳门 即明德门隋时的别称。
关于唐长安城圜丘的尺寸,《旧唐书》有着 明确记载: “坛制四城,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广 二十丈,再成广十五丈,三成广十丈,四成广五 丈。”《新唐书》不仅记载了具体尺寸,还提到了 十二陛: “依古四成,而成高八尺一寸,下成广 二十丈,而五减之,至于五丈,而十有二陛者, 圆丘也。”考古发掘揭露出来的遗址与文献记载 大体接近,但是在具体尺寸上有一些出入,特别 是顶层面径明显大于五丈,这显然与多次修复有 关。
据文献记载,从隋初到唐末,自隋文帝起, 除隋恭帝、唐顺宗和唐哀帝外,共有21位皇帝 先后在此圜丘举行过祀天大典。龙纪元年(889 年)十一月己酉,昭宗 “有事于南郊”,这是该圜 丘遗址最后一次使用的文献记载。天祐元年 (904年)唐哀帝曾有过祭天的打算,但一心想变 天代唐的朱温认为此举含有延宕唐祚的意味,便 愤而止之。哀帝无奈只能到南郊占卜一番,测测 吉凶而已。同年,朱温强迫哀帝迁都洛阳,并有 计划地废毁了长安城,所以该圜丘的废弃年代很 可能就是天祐元年。至此,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圜 丘在历史上沿用了约有三百余年。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国之大事,在 祀与戎”,自西周以来,天子祀天的制度一直是 历代王朝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唐长安城圜丘遗 址的发掘,为研究唐代的祀天礼仪制度提供了实 物证据,也为综合研究我国古代礼仪制度的演变 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到目前为止,唐长安城圜丘是除北京天坛 公园中清代乾隆年间所建圜丘外惟一一处幸存下 来的圜丘遗址。从时间上看,它比北京天坛圜丘 要早一千余年,而且建筑形制和风格与北京天坛 圜丘明显有别,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人文价值。 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该遗址被确认以来,便受 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和保护。1957年5月31日, 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该遗址为第二批省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4月20日陕西省人民政 府公布保护范围。其重点保护区为天坛基址,一 般保护区与建设控制地带为陕西师范大学操场四 界。
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 唐城工作队发掘了这一遗址,为科学认识和复原 唐圜丘提供了科学依据。2004年,西安市文物局 据发掘结果,对该遗址实施了复原性保护工作。 如今,修复一新的唐圜丘遗址已经对外开放,吸 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国内外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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