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文献记载的夏代是否存在这一问题，国外汉学界是如何看待的？您自己是怎么看的？　　　　罗泰：夏代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时间概念，从公元前的某年到公元前的某年，这个提法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好像现在有分歧的是夏王朝这个概念到底相当于物质文化的哪一个现象。中国学术界现在已经基本上接受了夏王朝就是相当于二里头这个阶段的说法。这一点我们在西方 ...

　　

对文献记载的夏代是否存在这一问题，国外汉学界是如何看待的？您自己是怎么看的？

　　

　　罗泰：夏代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时间概念，从公元前的某年到公元前的某年，这个提法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好像现在有分歧的是夏王朝这个概念到底相当于物质文化的哪一个现象。中国学术界现在已经基本上接受了夏王朝就是相当于二里头这个阶段的说法。这一点我们在西方也都知道，是不是这样子，从纯粹考古学的立场来说好像是不重要的。西方对这个问题往往兴趣比较弱，而且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时候最有兴趣的是更加抽象的问题，如社会复杂化过程等等。

　　严格地说，夏朝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文献历史学问题，不直接牵涉到考古学。西方汉学界在研究古文献的时候有这么一种习惯，就是首先把文献的成文时间及它的性质弄清楚。比如《孟子》里有关夏王朝的记载，要首先探索这些记载在《孟子》中的上下文，要明白作者在提到夏王朝时候的意图。换一句话来说，我们不把《孟子》作为关于夏朝历史的一种很可靠的信息，而作为战国时代的某一个人有关夏朝的记忆——而且他刚好在这个地方提到这个记忆背后有具体的、跟战国时代的情况有关的需要，是不是他当时真正知道这个比自己早那么多年的一个时代的实际情况，这现在很难说。当然我们可以看考古材料能否有线索让我们判断《孟子》有关夏代说得对不对，但是考古材料往往不适合解决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把《孟子》拿来解释公元前二千年前的考古学材料绝对是不行的。所以如果西方学者谈到夏王朝的话，他往往采取这样的一个提法，就是说夏朝在后来某某一个时代的文献中有所反映，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些事情，那就要等到将来有更可靠的材料再来判断。另一方面，现在也已经不可否认二里头有一个庞大的国家存在，而且跟二里头以前的晚期新石器时代不但不一样，而且达到了一个完全新的发展阶段，应该符合在中国大规模国家的首先出现，就是西方学者称之为社会复杂化的一个突破。这也许就是以前所提到的这个夏朝，是不是这样，好像从考古的立场来说是无所谓的，我们现在从考古的立场可以很自信地说，社会发展史的现象如何如何，但是这个阶段当时叫什么名字，后来人叫什么名字，好像都比较模糊，而且这也不是考古学一定要关心的课题。

　　近些年（中国）国内学术界提出“走出疑古时代”这样一个说法，您认为现在具备“走出疑古时代”的条件了吗？到底能不能“走出疑古时代”，或者需要不需要“走出疑古时代”？

　　

　　

　　罗泰：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提法比较怪，也许我误解了所谓疑古的正确含义。在我的理解当中，所谓疑古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所有的古代文献。

　　假如我们有一个和西周初期有关的文献，就首先采取如语言学等方法，来看它处于中国文言文发展史当中的哪一个阶段，是不是《尚书》里边所说周朝的早期，是不是符合那时候金文材料的语法，是不是已经进行过一种改变，这可以根据科学的方法研究出来，而且文献越多就越可以研究类似的问题。为了能够提出这些问题，首先需要采取怀疑的态度，有了证据怀疑就可以消除了。如果不采取这个态度的话，对文献的态度就相当于一种宗教信仰，我们作为学者这样对待文献是不合适的。清朝考证学家就不是这样的，尽管清朝的很多人认为四书五经，还有十三经都是圣书，一句都不可以怀疑。要强调的是，“疑古”根本不是最近的现象，更不是外国汉学创造出来的，传统经学就有，而且相当发达。放弃“疑古”精神等于放弃文献学的科学基础，是一种巨大的退步，我们研究历史的现代学者绝不应当再采取这样的态度。研究历史，尤其是考古学家研究历史的时候，对历史文献的态度应该跟对考古材料一样，就是说用各种严谨的科学方法来精确、系统地研究它的特点。其实，考古学家往往缺乏充分的文献研究训练，所以考古学家包括一些很伟大的考古学家使用文献的方式常常不是很地道，很容易犯大错误，所以我也不主张过早地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考古学家最有把握的就是谈物质文化，要引用文献最好要先仔细看文献专家的研究结果，然后再用，或者把这个任务让给纯文献历史学家（也可以两者合作研究）。

　　本文来源于《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访谈》，《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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