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1年，大同御东恒安街一座坐北朝南向的北魏时期的偏室土洞墓出土墓铭砖、石灯、陶壶、陶罐、铁镜、项饰、金耳饰、云母片和水滴形铜饰片等器物。墓铭砖上阴刻“崔令珎妻韩法容”七字。 石灯白色砂岩质，底座上圆下方，圆形部分雕饰莲花瓣。 该墓出土的大喇叭口陶壶，宽圆肩，壶身饰弦纹夹忍冬纹及水波纹，颈部施竖向暗纹。陶罐口沿外和颈下部 ...

2011年，大同御东恒安街一座坐北朝南向的北魏时期的偏室土洞墓出土墓铭砖、石灯、陶壶、陶罐、铁镜、项饰、金耳饰、云母片和水滴形铜饰片等器物。墓铭砖上阴刻“崔令珎妻韩法容”七字。

石灯白色砂岩质，底座上圆下方，圆形部分雕饰莲花瓣。

该墓出土的大喇叭口陶壶，宽圆肩，壶身饰弦纹夹忍冬纹及水波纹，颈部施竖向暗纹。陶罐口沿外和颈下部均施三周凸弦纹，罐身饰凹弦纹夹水波纹，腹部施折线暗纹。北魏平城期第四段忍冬纹大量出现且制作精美，多条细线并列划出水波纹带、横弦纹带，以及由几种纹饰共同组成的复合纹带大量盛行。

据此，这座墓葬时代可以定为北魏太和以后。另外此墓还出土由金珠、扁金饰、白水晶、珍珠、玻璃珠组成的项饰（璎珞），由大小金珠10颗，联珠花瓣金饰9颗，水晶2颗，珍珠42颗，黑色绿色小玻璃珠4800余颗组成。

最为特别的是这座墓出土的一对精美的金质镶嵌宝石耳饰，金耳饰由环身、侧饰、坠饰、链饰四部分组成。

耳饰带链通高14.6-17厘米，链环身主体呈圆形，以一中间粗、两端细的小金棒捶打、圈制而成，整体錾刻“一人擒二龙（一人二兽）”图案，精美绝伦。下部捶堞成扁宽状，中间捶堞錾刻一人物像。环身至上部逐渐变得圆细，正中装一向内的舌扣。人物正面深目、高鼻、卷发，颈佩联珠纹饰，身着覆莲花瓣纹衣，背面发式为中分样式，颈下垂三股发髻。中心人物双臂外伸至两侧錾刻的龙嘴内。环身两侧錾刻的二龙面貌一致，张口，圆眼，小耳，弯曲长角，牙、毛发、鳞片皆清晰可见。单只龙角上各焊金珠10颗。环身下方焊两小环，两小环内分别扣接一小环连接坠饰。下方小环正面各焊接一掐丝而成的水滴状装饰，内焊金托，金托内嵌宝石，宝石大都脱落，周边焊金珠两周。两小环其一下焊接小金棒，金棒自上而下依次穿有：联珠花瓣金饰、珍珠、绿松石珠、花草纹镂空金饰和玛瑙珠，另一环下焊接花草纹镂空金饰，下坠水滴状紫水晶，两小环相铆合。

坠饰高5厘米。侧饰由三个相互独立的部分组成，分别焊接于环身一侧的上部、中部、下部，三者均系掐丝法制成，内焊金托，金托内嵌各色宝石，周边焊金珠，从上至下图案依次为花卉、人面和凤鸟。侧饰通长6.3厘米。链饰焊接于环身两侧斜上方，下垂，残。长5-12厘米。

近年来大同地区北魏墓葬出土金耳饰数量相对较多，大部分形制较为简单，大同南郊北魏墓群180号墓出土的环形金耳饰中间粗，两边细，截面呈圆形或多边形，中间有穿，这类耳饰北魏墓葬出土居多。101号墓出土的金耳饰下面焊有三个小圆环，小圆环原应挂有垂饰(图8)。

恒安街13号北魏墓出土的金耳饰构成环、舌扣、链、侧饰和坠饰等，工艺应用了锤揲、錾刻、掐丝、镶嵌、焊珠等环身由一人二龙装饰，人物在中间，两边是对称的二兽（龙），表现出中间人物征服了二（兽）龙并与之和平相处的内容。

一人二兽题材最早见于公元前3400年古埃及的耶拉孔波利斯壁画中。在西亚两河流域的建筑浮雕上，也有此类题材的图案。在古希腊米诺斯时期公元前1800年的古城遗址中出土有金质的女神双手操蛇像。在欧亚草原地区，此类的题材也很流行，在代表斯基泰文化的库班克来门茨墓（公元前7世纪）中一面铜镜背面铸有一位生有双翅双手各执一飞鸟的女神。1978年在阿富汗北靠近苏联边境的席巴尔甘地区大夏至贵霜时代的墓葬中2号墓出土的双龙（马）守护国王耳坠是两边两匹似龙似马神兽守护中间人物(图10)。

说明这种一人二兽题材在中亚和西亚地区时代很早时便已出现。在现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腰林毛都出土的东汉时期的人物双狮纹金牌饰表现的是中间一人物征服两边跃起两狮的内容(图11)。公元5世纪时属北魏辖地的今宁夏固原地区出土的北魏漆画棺木上，3件透雕铜饰，均由双龙组成，椭圆形，龙头相对，龙尾相接，中间有一人物双手叉腰分腿站立(图12)。另外2件透雕铜铺首，整体近方形，在铺首上雕有两个大眼圆睁的兽面，上部为中央一人擒二龙的内容（图13）。

山西大同北魏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金属牌饰上类似这种题材也很多见，1986年8月发掘的大同湖东北魏一号墓的鎏金铜牌饰，对称双龙由龙舌相结与下面一叶形成咬忍冬纹叶使二龙头固定相对，龙尾与中间人物头发结在一起形成圆环，龙首之上，端坐一化生人物(图14)。1999年11月发掘的大同下深井北魏墓的鎏金铜牌饰由双龙首尾相接组成椭圆形，中间站立一人物（图15）。

除了以上所述大同北魏墓葬中出土的一人二龙牌饰外。在同时期开凿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也可见到此类一人二龙风格雕刻内容，如第6窟北壁盝形格内雕刻二龙首尾相对组成椭圆形环，环内装饰一飞天（人物）（图16）。第9窟窟门边二龙束颈组成的椭圆环形内装饰人物（图17）。以上情况说明一人二龙题材在大同北魏时期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了。

早期的一人二兽题材中的兽不限于一种动物，发展到山西大同北魏时期且经科学发掘出土的金属牌饰及云冈石窟雕刻的一人二兽题材内容基本固定成一种模式，即一人二龙。所以恒安街13号墓出现这件一人二龙主题的金耳饰也就不足为奇了。金耳饰上锤揲錾刻的龙的形象在云冈石窟的雕刻内容、大同北魏时期墓葬壁画和出土器物上经常出现。如云冈石窟第1窟窟门顶部的龙，第5窟西壁楣尾二龙返顾的龙，6窟南壁龛楣的返顾龙，10窟二龙缠绕须弥山之龙形，13窟窟顶二龙缠绕之龙等龙的形象。435年的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甬道顶部的龙。大同陈庄北魏墓后墓室甬道口拱形门框上的龙 。477年宋绍祖墓石雕柱础上的蟠龙 。474－484年司马金龙墓石棺床上雕刻的龙和石雕柱础上的蟠龙 及湖东一号墓 和阳高下深井的铜牌饰上的龙 ，上述龙都是张口、圆眼、小耳、弯曲长角，这些都是北魏龙的基本特征，因此金耳饰上的龙是典型的北魏时期成熟的龙的形象。金耳饰中间人物衣饰上的莲瓣纹及脖颈上的联珠纹项饰在大同北魏时期的墓葬出土器物中和云冈石窟的雕刻中多处出现，司马金龙墓石棺床上雕刻束莲柱 ，陈庄北魏墓后室甬道口圆拱形门框两边绘束莲柱 ，迎宾大道16号墓甬道两侧人物脚踩莲台 ，云冈石窟9、10窟窟顶的平棊藻井装饰莲瓣纹，其他窟的佛像或菩萨的莲形坐台等。

19窟坐佛袒右肩中衣饰中之僧衹支的边饰(图26)和11窟西壁盝形龛菩萨花冠均饰联珠纹，9窟前室北壁的门楣和门柱上最外侧边沿雕刻直线联珠纹(图27)，7、8双窟后室北壁上层两个大型盝形龛龛楣的格与格间隔处均雕刻了联珠纹作装饰，此外，被铺路石淹没而使参观者无法直接看到的第9、10窟列柱间甬道上雕刻的龟背纹之边饰，亦运用了联珠纹和莲瓣纹的组合形式。湖东北魏1号墓棺板白色联珠组成的两两相切的圈纹及圈纹内外所绘伎乐童子颈部绘白彩联珠形项饰 。

这些莲花纹、联珠纹和龙纹一样具有强烈的装饰意义和宗教意义，北魏正平二年（452年），文成帝拓跋睿恢复佛法，随着佛教的复兴，佛教艺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在北魏国土上生成壮大，于是就有了公元五世纪中叶的云冈石窟开凿。云冈石窟的雕刻中大量出现的莲花纹、联珠纹和龙纹就自然地被采用到这件金耳饰上。再说说这对金耳饰的制作工艺，M13耳饰与大同南郊北魏墓群180号墓另外一对耳饰上所用金丝绞链完全一样 ，应是本土当时已掌握的并经常使用的加工金链的工艺。

M13耳饰环饰与下面坠饰连接同大同南郊北魏墓群101号墓中金耳饰下面焊接的小圆环一样 。坠饰上的联珠花瓣金饰同大同七里村12号墓耳饰下面装饰的五联花瓣小金珠一样。掐丝制托，托内镶嵌宝石外焊金珠制法与迎宾大道19号墓金头饰上的掐丝制托，托内镶嵌宝石、边缘焊小金珠制法一样，说明这种工艺在当时北魏时期的大同地区已经较为流行。追宗朔源，此耳饰工艺与阿富汗席巴尔甘地区发掘2号墓双龙（马）守护国王耳坠（帽子上垂下的牌饰）的多种制作工艺非常相似 ，13号墓耳饰侧饰和坠饰都是掐丝法制成，用一道金丝勾出水滴形和圆形轮廓，内镶嵌各色宝石侧饰制成花卉、人面和凤鸟和水滴形装饰，外围焊一圈金珠（图32）。大月氏2号墓牌饰双马背上鬃毛、马翼和下面附饰也应用了掐丝法，金丝做成水滴形、圆形和心形的金托，金托内镶嵌宝石，二龙和二马头上长角形状一致，弯曲，末端卷曲。这种掐丝制托并镶嵌的工艺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茂旗西河子出土的西晋两套共四件的马面和牛面金步摇上也出现，金步摇底座眼耳角及支叉上的装饰都用的掐丝法制成金托，内嵌料珠，边缘也焊金珠 ，一起出土的五兵佩上的两端龙首上及7件挂饰也是掐丝制成金托内嵌料珠，外焊金珠，组成各种形状。五兵佩龙也是长角，具备北魏时期龙的特征。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美岱村墓出土的北魏时期的嵌宝石立羊形金戒指和嵌宝石卧羊形金戒指，戒面为盘角羊的造型，戒圈两侧作兽面形，羊兽上采用镶嵌和焊珠的技法 。

从地图上看，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往西南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茂旗西河子再到大同，从大同往北到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茂旗往西北到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美岱村，再往西南到宁夏固原地区是北魏时期的一条天然的连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有四条通道，其中一条是北方草原地带的“草原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东端中心地在内蒙古地区。这从东往西的地区出土的腰林毛都东汉时期的人物双狮纹金牌饰，达茂旗西河子两套共4件的马面和牛面金步摇和龙扣五兵佩，大同的一人二龙金耳饰及一人二龙鎏金铜牌饰，土默特右旗美岱村嵌宝石立羊形金戒指和嵌宝石卧羊形金戒指及宁夏固原3件一人二龙透雕铜牌饰和2件方形中央立人擒二龙铜铺首就是两晋北魏时期草原丝绸之路中原文化、草原文化和西方文化互相交往并互相吸收的实例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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